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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人力资本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下的工作和就业变革

　　赵勇

　　要点透视

　　➢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双降，企业用工需求收缩，二季度后就业压力开始凸显，城镇失业再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就业难度加大，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相较于非制造业更为明显。

　　➢2020年，受经济趋势性下行和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全年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预计将呈加速下降趋势，同时人口质量红利将进一步凸显。到2029年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将分别下降到8.61亿、7.73亿、7.45亿，就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比将超过四分之一。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对工作性质和就业产生显著影响，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实现。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平台经济下非标准工作岗位的涌现，成为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实现收入倍增的重要途径。

　　从理论上说，生产要素供给量和配置水平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及就业是否充分，是衡量经济潜在增长率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短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下降、就业市场承压的趋势将延续。从中长期看，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将持续减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将改变工作性质和就业形态，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实现。

　　2019年劳动力供给继续收缩，就业进一步承压

　　我国劳动力供给及就业人口数量延续了下降的态势，但受经济趋势性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就业市场承受了较大的压力。

　　就业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企业用工景气降低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继续双双下降。2019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超过14亿人，同比增长0.33%，较2018年的增速下降了0.05个百分点。受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下降。2019年末，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8.96亿人，较2018年末减少8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0.28个百分点至64.0%，自2012年以来连续八年下降，相比2011年峰值的9.25亿人，八年间共减少2 860万人（图12.1）。2019年，经济活动人口预计为8.05亿人，较2018年末减少约56万人，自2016年达到峰值后，连续三年下降（图12.2）。

　　图12.1 2013—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比

　　资料来源：Wind。

　　图12.2 2013—2019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及占比

　　注：2019年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Wind。

　　第二，就业人员数量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下降。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7.75亿人，较2018年末减少115万人，连续两年下降，且减少人数较2018年有所扩大（图12.3）。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由2018年的1 361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1 352万人，同比下降0.66%（图12.4）。但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人群数量继续增加，但增速逐渐放缓。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含研究生）达到834万人，较2018年增加了约20万人，增速为2.49%，增速较2018年略有放缓（图12.5）。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2019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亿人，新增241万人，同比增长0.8%，增幅高于上年0.2个百分点（图12.6）。

　　图12.3 2010—2019年我国就业人员数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图12.4 2015—2019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Wind。

　　图12.5 2010—2019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2018年以前数据来源于Wind,2019年数据来源于教育部。

　　图12.6 2008—201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

　　第三，企业用工需求收缩明显。从企业用工景气指数看，除2019年四季度略高于2018年外，2019年其他三个季度均低于2018年同期水平（图12.7）。分地域看，四大板块基本呈现与全国相似的时间走势，但东北地区的用工景气水平在各时间段都显著低于全国和其他地区，四季度用工景气指数下降到了92.2（图12.8）。分行业看，重点行业中，工业和制造业前两个季度企业用工景气指数迅速下降，三季度开始略有回升；其他行业的用工景气指数同样呈现下降态势，建筑业用工景气指数到四季度已经下降到90.3（图12.9）。

　　图12.7 2017年三季度以来我国用工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图12.8 2017年三季度以来我国分地区用工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受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劳动需求放缓，企业用工景气度下降，全社会就业压力加大。

　　图12.9 2017年三季度以来我国主要行业用工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Wind。

　　第一，失业率逐渐攀升。2019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4.93%，比2018年高出约0.22个百分点；四个季度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较2018年同期上升约0.17、0.20、0.23、0.27个百分点，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图12.10）。2019年，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5.08%，较2018年提高了0.29个百分点；月度同比和环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图12.11）。

　　图12.10 2018—2019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

　　图12.11 2018—2019年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

　　第二，就业压力二季度后开始显现，到四季度更加突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二季度开始就业压力明显显现，此后压力进一步加大。2019年，25~59岁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前两个季度出现下降，但是在三季度后开始快速攀升，由三季度的4.57%上升到4.63%（图12.12）。即使一直波动幅度不大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在2019年前三季度呈现逐渐回落态势之后，四季度开始小幅上升（图12.13）。

　　图12.12 2019年全国25~59岁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

　　图12.13 2019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

　　第三，城镇失业再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就业难度加大。虽然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创业人数连年实现双增长，年底总体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但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持续增加。2019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为546万人，同比下降了0.91%，月度增速均为负，特别是1—5月同比大幅减少9.1%（图12.14）。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为179万人，同比下降1.10%，从2月开始月度增速转负并一直持续到年底（图12.15）。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019年达到918万人，同比增加2.57%，分月度来看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图12.16）。

　　第四，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相较于非制造业更为明显。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就业压力分化明显。2019年，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50且呈现趋势性下滑的态势，到12月分别降到47.3和48.3，但是制造业下滑幅度更大（图12.17）。与此同时，非制造业中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建筑业保持在50以上且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而服务业则处于48上下且呈现继续下降态势（图12.18）。中国人民大学和智联招聘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中，细分行业就业景气指数也呈现明显的行业分化特征。中介服务、保险、教育/ 培训/ 院校、互联网/ 电子商务和外包服务等服务业整体就业形势仍较好，但办公用品及设备、能源/ 矿产/ 采掘/ 冶炼、印刷/ 包装/ 造纸等行业的就业形势则相对较差。

　　图12.14 2018—2019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图12.15 2018—2019年全国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图12.16 2017—2019年全国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图12.17 2018—2019年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图12.18 2019年我国建筑业和服务业PMI从业人员指数

　　资料来源：Wind。

　　2020年新冠疫情加大“稳就业”难度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数量将继续延续2019年以来的双降态势。受经济趋势性下行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全年就业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数量将进一步降低

　　受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延续下降态势。根据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按照历史经验简单外推，预计2020年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将分别减少到8.04亿人和7.74亿人左右。其中，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预计将达到874万人，较2019年增加约40万人；农民工数量增速预计将放缓，新增数量约175万人，农民工总人数预计将达到2.92亿人左右。

　　稳就业难度加大

　　总的来看，2020年就业将呈现存量就业不稳定、新增就业岗位减少且延迟出现、就业供求匹配效率下降等特征，就业市场景气度将显著下降。

　　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使就业继续承压。按照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实现了6.1%的经济增速。根据近年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总需求变动趋势，2020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将继续延续下行态势。在不考虑疫情冲击的情形下，经济增速也将有极大概率下降到6%以下。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将会进一步减少劳动需求，就业市场供求矛盾加大，就业面临更大的压力。

　　新冠疫情会对2020年上半年存量就业岗位稳定和新增就业岗位产生明显冲击。新冠疫情的迅速蔓延，对餐饮住宿、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娱乐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造成极大冲击。在当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居民家庭服务业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发展阶段，加之春节期间部分服务消费需求在事后不可补偿的特点，疫情将显著拉低2020年一季度以及全年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作为就业吸纳主体的小微企业，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部分企业会因经营困难而倒闭，存量就业的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全国层面延长假期、企业开工不足或推迟复工、新成长经营主体减少等，导致新增就业岗位明显减少。智联招聘平台大数据和调研情况发现，2020年春节复工后第一周（2月3日到7日）求职市场降温明显，第二周（2月10日到14日）仍有三成企业采取员工轮休、轮岗。此外，受疫情和复工推迟的影响，本应在一季度出现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将会推迟出现。根据近年来的经验，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占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24%左右。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推迟出现，相应地会减少前两个季度的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速，进而影响后两个季度就业岗位的创造。

　　新冠疫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产生非对称性影响。疫情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则会在下半年突显。一方面，从2019年四季度开始，服务业就业景气度就开始下降，而制造业就业则基本保持稳定。服务业就业景气指数由11月的49.00下降到12月的48.30，而10—12月制造业就业景气指数均保持在了47.3（图12.17）。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从2020年1月底开始就对服务业就业造成了显著的冲击，特别是餐饮住宿、线下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而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还不明显。同时，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制造业复工进度快于服务业。总体来看，疫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较服务业相比程度较轻。从未来发展走向看，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预计5月左右服务业就业将快速恢复甚至反弹，制造业因需求缩减导致的产业传导时滞效应，就业压力将会在下半年突显。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国际航空运输往来暂时中断，将会冲击国际贸易和出口，会对出口导向为主的制造业开工率及就业带来更大压力。

　　稳就业等相关政策有利于稳定存量就业，但对新增就业的作用不会太大。2019年三季度以来，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中央已将稳就业政策放在六稳的首位。国务院升格成立了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全国人大开展了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2020年中央经济会议要求，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此后，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从多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先后公布了2020年“稳就业”的新举措。特别是2020年2月新冠疫情负面效应显现后，国家层面和各地纷纷出台包括财政、税收、货币、就业在内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预计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实和生效，将会对稳定存量就业起到一定作用，但对新增就业的作用将不会很大。原因在于，受经济下行、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下降趋势，短期政策效应无法改变。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难度加大。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预计将达到874万人，较2019年增加约40万人。疫情发生后，教育部出台扩大2020年硕士研究生和专升本招生规模的政策，扩大招生数量总计约51.1万人，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化2020年新增40万毕业生带来的就业压力，但全年实现90%以上就业率的难度加大。同时，就业市场不景气和农民工数量增加，2020年农民工总人数预计将达到2.92亿人左右，将会对农民工就业产生冲击。此外，城镇失业再就业人员、城镇就业困难再就业人数2019年以来同比增速持续为负，在就业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其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就业质量也将进一步降低。

　　中长期劳动力供给收缩加快、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升

　　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总体格局、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矛盾将发生重大转变，特别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一轮技术变革和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调整升级持续进行、劳动者对更高质量就业的追求等因素，将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持续推动人力资本供给和配置变革。

　　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加速下降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的预测结果，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9.18亿人，2025年下降到8.95亿人，2029年将进一步下降到8.61亿人，未来十年将共计减少0.57亿人（图12.19）。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特征看，未来十五年将呈现先加速下降后趋缓的特征。2020—2029年将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每年减少的数量将由2020年的251万人扩大到2029年的89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592万人；在2029年下降规模达到峰值以后，每年减少的数量将开始缩小，加速下降趋势将减弱并趋于平缓（图12.20）。

　　图12.19 2019—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

　　图12.20 2019—203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数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

　　从国际经验看，普遍趋势是劳动参与率随经济发展阶段上升而不断下降。从我国发展历程看，劳动参与率呈现阶梯式下行的特点（图12.21）。按国际经验及我国过去的历史经验简单外推，预计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将由2020年的8.17亿人下降到2029年的7.73亿人，就业人口将由2020年的7.93亿人下降到2029年的7.45亿人（图12.22）。

　　图12.21 2010—2019年我国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Wind。

　　图12.22 2025年和2029年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数量预测

　　资料来源：Wind。

　　未来十年农民工数量将减少约6 000万人

　　我国农民工规模从2010年的2.42亿人增至2019年的2.91亿人，增速从5.40%放缓至0.80%。从农民工年龄结构看，2018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达到6 459万人，占比达到22.40%，未来十年这部分人群将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16~20岁的农民工已由2010年的1 574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692万人，占比仅为2.40%,2010年以来呈现占比逐年下降的趋势，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新增农民工数量将不断下降。考虑农民工户籍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工数量有可能由2018年的2.88亿人下降到2029年的2.25亿人，累计减少约6 000万人。

　　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超过四分之一

　　1998—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包含研究生）累计达到10 574.37万人。2019年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人群比重达到11.99%。

　　2020—2029年，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包含研究生）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1983—1992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累计约482万人，新增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包含研究生）人数累计约8 920万人（按近几年招生数推算），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群总存量，将会净增加8 500万人以上。到2029年，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91亿人。

　　根据我们对2029年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数的预测值8.61亿人、7.73亿人、7.45亿人，可以计算得出2029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三类群体中相应的占比分别是22.18%、24.71%、25.64%。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下的工作和就业变革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有赖于两方面条件：一是创造更加充分、更高质量、更加灵活多样的就业，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持续稳定提高；二是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系，使全社会收入分配更加普惠。从本质上讲，上述条件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会对工作性质和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亟须加快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的变革。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将拓展就业和收入

　　从历次技术变革的历程看，技术变革通常会带来人类认知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形态、就业岗位、就业领域和就业形式的变革。以“算法+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被公认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因素，将会改变工作就业的性质和形式。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对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的“替代效应”日益显现，那些“可被编码”的重复性任务及工作岗位被替代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岗位，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也在不断发挥作用。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将会超过“替代效应”。基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基础上的就业“创造效应”，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多样化灵活性的就业机会。特别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劳动者形成的协同作用，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稳步提高其收入水平。当然，这一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劳动者及时更新劳动技能，快速调整劳动技能结构。

　　平台经济下非标准工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多样化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途径

　　平台组织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尤其是零售批发、餐饮住宿、旅游出行等服务业。与此相适应，相关就业逐渐由以往的科层式企业组织向平台型组织转移。平台组织除了创造出许多类型的正式工作岗位外，同时还提供了诸如外卖员、滴滴司机、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一系列非标准化的灵活工作岗位，为低收入群体或有特殊才能的个体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模糊了就业的定义和边界，将会提高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其增加收入提供了新的途径。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在线工作平台逐渐消除了与特定工作任务相关的地理空间障碍，将会推动新的工作方式兴起，也为经济活动人口参与劳动和获取收入拓展了空间和可能。

　　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亟待变革

　　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衍生出来的非标准化就业，与传统的固定劳动雇用关系完全不同，工作性质和劳动关系将发生显著变化。在平台型非标准就业中，不再有传统雇用模式下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更多的是向合作关系、协同关系转变。与此同时，俾斯麦式的传统社会保险模式，将随着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变革而逐渐演变。只有正式标准化就业才能享有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关系、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将逐渐向普惠式的社会保险方向转变，为所有经济活动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收入保障，以及最低标准的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成为趋势。

　　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日益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但是数据要素的占有和使用较其他生产要素更加集中，特别是数据与算法结合后导致的生产力差异，会显著扩大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在此背景下，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系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建立包括基本收入、要素收入、转移收入等在内的多层次收入分配体系。

　　政策建议

　　在短期就业承压、中期就业结构变化、远期就业质量有待提高的背景下，应长短结合、综合施策、协同推进，稳定就业总量、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和人力资本供给质量。

　　第一，短期以稳就业为主，确保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外部冲击导致的周期性失业是短期内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应积极化解外部冲击的影响，确保稳定就业和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正面引导各方预期，坚定经济长期趋势向好的信心。二是统筹落实财税、金融以及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等支持性政策，指导企业和职工通过协商，采取调整薪酬、缩短工时、轮岗轮休等方式，稳定就业岗位。三是在做好综合预案的前提下，率先推动流通运输等基础性、连接上下游产业链的行业，积极推动企业全面复工，尽量缩短新增就业岗位供给延后出现的时间。四是双管齐下稳定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升学率。做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延期录用方案，确保相关意向协议延续实施，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调各方，积极开展校、企在线招聘活动，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完善扩大硕士研究生和专升本招生规模方案，确保招生、录取、培养工作有序衔接，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确保教育质量不下降。四是综合施策稳定农民工就业。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服务对接，积极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将储备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建设，特别是带动就业强的项目，以新上项目带动农民工就业。挖潜重大工程项目、政府公益性岗位，吸纳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就业。

　　第二，中期以创造良好的就业市场环境确保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中期来看，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改善就业环境是关键所在。一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服务业在稳就业、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从低效率地区向高效率地区的顺畅转移。二是加快现代化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管制，建立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大力促进人力资本服务平台和网络发展，完善人力资本服务体系和标准，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本服务机构拓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三是完善政府部门与人力资本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基于大数据建立实时在线就业监测平台和监测统计体系，形成更加完善、更加智能化的失业预警体系。四是完善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灵活用工市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完善有关劳动协议、劳动关系、劳动纠纷等相关法律和条例条款，合理界定网约工劳动派遣、承揽合同、居间合同、双重劳动关系类型及其法律性质。科学合理界定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在司法经验基础上，根据灵活用工的特点，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法。在充分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将非标准就业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第三，长期以创新教育培训体系确保人力资本质量升级。人口老龄化和新一轮技术变革带来的岗位结构与劳动技能需求、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匹配，是劳动就业和人力资本面临的核心问题，培育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高质量人力资本是应对的关键所在。一是实施面向2035年的国家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素质教育工程。适应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时代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市场参与能力和适应能力。建议将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素质教育写入党的更高层级文件当中。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实施面向2035年的国家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素质教育重大工程，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和科普体系的建立。二是提高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进一步放开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准入，鼓励和支持平台网络型人力资本服务机构创办企业大学和培训机构，开展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培训和职业教育。三是逐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建立劳动力市场特区和高端人才对外开放试验区，推行更加便利的居住证、技术移民和永久居留申请制度。按照外籍华人、外国留学生、华裔和在华外国留学生等类型，分类推进技术移民工作，不断完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与积分制相关政策，加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形成稳定的国际人才移民机制。四是适应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探索开征数据税、机器人税等作为新的社保筹资来源，并采取全民基本收入方式进行分配，形成新的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张车伟，《面向更高质量的就业：“十四五”时期中国就业形势分析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Acemoglu,Daron,and Pascual Restrepo.2017.Robots and Jobs: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 23285.

　　Acemoglu,D,and Pascual Restrepo.2019.Automation and New Tasks: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ask Content of Technology for Labor Demand.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3（2）:3-30.

　　Agrawal etal（eds）,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R],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19.

　　United Nation.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Labour Market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2017_Aug_Frontier-Issues-1.pdf.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