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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准则

　　朋友 际遇 人生

　　生命之旅是漫长的，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这一偶然的善举往往会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回报你，因为每个人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艰难时刻扶危济困的朋友。

　　需求 创新 市场

　　如果有人要求你提供新产品，那么这个人是地球上对这一产品唯一感兴趣的人的概率是零。如果有人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这背后可能代表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潜力 人才 智力资本

　　新业务线也要经过黑石惯有的三个测试：必须具有为投资人带来巨大回报的潜力，必须可以增强黑石的智力资本，必须由一个10分人才做负责人。

　　愿景 氛围 必然成功

　　任何企业家领导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围绕自己的愿景进行造势动员，营造一种必然成功的浓厚氛围。

　　23 做市场的朋友

　　在黑石完成上市的时候，市场已经开始躁动不安。2007年2月，房地美宣布不再购买次级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是为信誉较差的借款人提供的抵押贷款，正是这些借款人支撑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当时，专门提供次级抵押贷款的机构日益陷入困境，他们的问题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信贷市场。

　　几周后，我接到了贝尔斯登银行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的电话，他说自己需要帮助。他的两只对冲基金陷入困境，他需要外部人士提供参考意见。我派了几个人去研究基金现状，他们带回来的消息令人担心。

　　第一只基金全部投资在以次级抵押贷款作为抵押品的证券中。这些证券没有公开交易，所以其价值很难确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开始拖欠抵押贷款，我们基本可以预料，这些证券的价格会出现暴跌，也不会再有买家。然而根据基金条款，投资人可以每月赎回一次投资。

　　情况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千真万确：这只基金投资极不透明，正在快速贬值，却依然承诺给投资人确保每月的流动性。贝尔斯登第二只基金的情况与第一只基本相同，但是加了杠杆。这意味着，如果第一只基金崩盘，那么第二只基金也会令人惊讶地崩盘。

　　我打电话给吉米，告诉他这两只基金将会彻底崩盘，投资人的钱会一分不剩。我建议他把损失自行承担，把钱还给投资人。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让步并不是必需的，但这两只设计不周的基金会对贝尔斯登的声誉造成严重打击，相比之下，还是自负损失的代价更小。

　　“我爱你，史蒂夫，”吉米说，“但你到底在说什么呢？我才不会开支票。投资本来就是成年人玩的游戏，我们已经提供了认购说明书，投资有输有赢，风险要自己承担，赢得起也要输得起。”

　　我告诉他，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像贝尔斯登这样的大公司，因为很多事利害相关，他需要考虑公司整体的声誉。在贝尔斯登总裁的监督下，公司最好的经纪人推荐了这款基金。如果基金崩盘，公司的销售能力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如果投资人觉得遭受了不公正对待，他就必须补偿他们的损失，否则整个公司和数千名员工的生计将会受到威胁。

　　“我不用给任何人开支票。”他说，“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

　　“我不了解市场，”我说，“但有时你就是需要承担责任，开出支票。你必须告诉客户失误在你，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你。”在埃德科姆交易失败后，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困境的痛苦，因为我必须确保黑石把贷款还给银行。如果当时我们没有以完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在以后的交易中，我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才能赢回信任。

　　在黑石，自EOP交易和上市之后，大家依然处于肾上腺素激增的兴奋状态。股票价格继续上涨，大多数投资者持续锁定仓位，抱着侥幸心理和赌徒的心态，对信贷市场的负面数据视而不见，拒绝接受变化，拒绝因势而动。而我们看到，预期中的市场错位已经越来越近了，于是黑石做好了充分准备。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市场崩溃的时刻是风险最高的时刻，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在金融危机前夕，黑石从IPO中获得了40亿美元的现金，另外获得了15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可以在急需时调用。在我和托尼的坚持下，黑石的净债务始终为零，这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宗旨，也部分体现了我们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我们有超过200亿美元的承诺资金，锁定期为10年，所以一旦出现变故，我们可以顺利渡过难关，不必担心客户挤兑资金。赖于我们强大的资本实力，我们能够照常营业，同时，赖于公司严谨的投资流程，我们也避开了一个最终将成为金融灾难的重大交易。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们观察到两股力量正在改变美国能源行业，于是加强了对这一行业的关注。第一个因素是监管逐渐放宽，越来越多的能源产业被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掌控。第二个因素是安然公司的倒闭，导致许多公司迫于金融压力以低价出售资产，包括钻探权、炼油厂、管道等。

　　这期间，我们以小笔投资为起点，花费数年时间积累我们的知识、经验和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周期的多次变向中把握时机，最大限度地提高收益、降低风险。

　　2004年，黑石和另外三家私募股权公司赫尔曼·弗雷德曼（HF）、KKR以及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PG）合作，收购了得克萨斯发电公司，该公司拥有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组发电厂。一年后，我们4个投资方将得克萨斯发电公司出售，分享了约50亿美元的股权收益。这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私募股权投资之一。当时，监管机构已经把电价与天然气价格挂钩，而我们的利润来源是电价上涨。得克萨斯发电公司基本用煤炭和核能发电，成本比天然气发电要低得多，因此随着天然气价格的上涨，电价上涨，公司的利润率也随之大大增加。KKR和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在2007年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交易，但规模要大得多。他们准备斥资440亿美元收购得克萨斯州另一家TXU能源公司。我问黑石能源基金负责人戴维·福利，为什么我们要错过这个机会？

　　戴维刚从商学院毕业时，我就把他招到了黑石。在我们推出首只基金时，他还完全没有能源行业的背景和经验，但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行业研究中。他向投资委员会详细介绍了TXU交易的数据和模型，解释这一交易为什么荒诞不经。能源与房地产一样，都属于周期性行业。投资人必须要清楚，周期的低谷可能会很深很长，当市场达到顶峰时，也不能忘乎所以。TXU的买家耗资440亿美元，其中借款占比超过90%，因此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是笃信天然气价格以及受监管的电价将多年居高不下，电厂可以一直向消费者收取高昂的电费，同时电厂只需支付较低的燃煤发电成本，进而从中赚取高额利润。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天然气价格下跌，消费者的电价也会随之下降，TXU所有者售电的利润将会降低，到那时，他们的债务就难以偿还。戴维一再强调我们不应该参与投标。

　　形势的发展需要一段时间。到2014年，随着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崩溃，主营煤电的TXU惨遭破产。投资人在一个周期的顶部买入，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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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黑石因势而谋，扬弃了市场上的大部分交易时，希尔顿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博伦巴赫给我们打来电话。几个月前，我们考察了他的公司，想进行收购，并提出报价，但遭到了史蒂夫的拒绝。而现在他已经做好出售的准备了。他想退休，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出售公司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顶点。或许他像萨姆·泽尔一样，知道如果自己现在犹豫不决，可能就需要再等待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市场反弹。

　　自1993年以来，黑石一直在进行酒店收购和出售的交易，包括美国的拉昆塔、长住等连锁酒店、伦敦的萨伏伊集团等。我们知道购买的时机和运营的门道，也了解劳资关系——这是成为酒店所有者的关键一环。希尔顿在美国和全球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业务。多年来，希尔顿的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是分开运营的。两个业务线最近重新合并，梳理和整合仍需时日。希尔顿国内业务总部位于比弗利山庄，国内的酒店年久失修，老化严重。4个不同的部门职能交叉、成本重复、效率低下，这些因素导致希尔顿的利润率低于竞争对手。公司的经理似乎不知所措，公司的办公室周五中午就关门休息。最重要的是，他们保留了昂贵的公务机。我们看到了很多管理漏洞，想到了很多增加公司价值的方法。

　　希尔顿国际业务的总部位于伦敦，这个业务更加让人困惑。我们感觉希尔顿国际酒店像酒店行业的瑞普·凡·温克尔，在世界蓬勃发展的时候酣然大睡。希尔顿在20年内没有增加任何新房产，也几乎没有进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快速崛起的市场。任何人都能看出，随着新兴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国际差旅和出游将出现大幅增长。希尔顿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之一，与可口可乐齐名。如果公司采取正确的发展策略，就一定会前途无量。希尔顿旗下拥有全球最好的一系列酒店：华尔道夫、纽约希尔顿酒店、伦敦柏宁希尔顿酒店、圣保罗莫伦比希尔顿酒店，等等。每个酒店单独的价值加在一起，会远远超过整个公司的市值。然而，希尔顿合并国内和国际业务的举措并没有唤醒两条业务线。希尔顿错过了成长的机会，股价出现下跌。

　　根据我们的分析，希尔顿的收购价在260亿~270亿美元之间，而我们刚刚在EOP交易中投入超过100亿美元（扣除所有销售收入之后）。但我们认为，希尔顿每年损失的利润有17亿美元。如果能够改善酒店，找到内在的发展动力，出售非核心资产，我们就可以把年均利润提高到27亿美元，这样我们可以提供比竞争对手更高的报价，并依然可以提高赢利水平。EOP的交易好像矫健的兔子——我们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达成协议，在白热化的市场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而希尔顿的交易就像慢腾腾的乌龟，需要付出多年的心血和努力。

　　我们的第一步是招募克里斯·纳塞塔。他是乔恩·格雷的老朋友，当时是东道主酒店的首席执行官，东道主酒店旗下拥有万豪等连锁酒店。克里斯是酒店业的大师。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改善希尔顿，这个人就是他。他承诺，如果黑石能赢得这笔交易，他就愿意担任首席执行官。这一承诺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当然，这笔交易还存在一个假设性风险：如果再次出现类似“9·11”恐怖袭击的重大事件，或像SARS一样的国际病毒，旅游行业就会冻结。但如果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停止出行，那么我们会面临更大的麻烦。

　　我们刚结束EOP交易就开始准备收购希尔顿，感觉好像刚完成一场奥运会决赛，就马上报名参加另一个项目一样。但黑石无法选择交易的时机，只能做足准备。

　　在希尔顿股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32%的溢价，博伦巴赫接受了这个报价，而此时黑石刚刚上市不足两周时间。我们从黑石基金和共同投资人那里募资65亿美元，又从20多家银行借入了210亿美元，剩下的就是翘首以待交易达成。

　　希尔顿交易银行财团的牵头人是贝尔斯登银行。就在我们等待交易达成的期间，我和吉米·凯恩讨论过的对冲基金崩溃了。贝尔斯登银行为这两只基金提供了16亿美元的借款，用以维持基金运营，但到了7月底，基金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能被迫崩盘。

　　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停止了旗下三只基金的赎回，这些基金大量投资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他们表示市场上已经没有流动性。就在同一天，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提供方全国金融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季度报告，报告称“目前市场形势的严峻程度前所未见”。几天之内，全国金融公司动用了所有的信贷额度，两周后又接受了美国银行20亿美元的投资，以此维系运转。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吉米·李的电话。他让我保密，告诉我摩根大通已经三天无法对商业票据进行展期了。商业票据是美国企业赖以生存的贷款，是用于业务经营的最具流动性的债务，也是最接近现金的债务。出问题的不仅仅是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也无法展期。吉米告诉我，这几个银行想了办法，向为他们提供借款的其他银行和机构提供额外保护措施，以此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连美国最大的银行都必须争分夺秒地拿到短期贷款才能支付账单，那么问题已经超出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范围。

　　我们在10月24日完成了希尔顿酒店的收购交易，这一天与黑色星期一前夕关闭第一个黑石基金时隔近20年，我们再次果断出手、及时竣事。同一天，美林宣布季度亏损23亿美元。花旗后来表示正在减记17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到了11月的第一周，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美林的斯坦·奥尼尔和花旗的查克·普林斯双双宣布辞职。整个金融系统进入心脏骤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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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位于自由街，我从2007年底开始参加银行的系列午餐会，这是一个关于金融危机基本原理的不同寻常的速成课程。午餐会由纽约联储主席蒂姆·盖特纳主持，参与人员往往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财政部部长汉克·保尔森、纽约各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还有我。

　　尽管我在金融圈摸爬滚打了多年，但从午餐会上得到的信息依然让我震惊。两家美国政府赞助的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了美国一半的住房抵押贷款，并将其证券化，价值约为5万亿美元，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知道这两家公司目前濒临破产。参会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在劫难逃，可是我听了之后确实还是感到惊诧不已。

　　美国金融系统存在两个长期问题。第一个长期问题是次级抵押贷款。多年来，证券化提高了抵押贷款市场的流动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有像拉里·芬克这样的人的努力，抵押贷款已经像股票、债券等证券一样，可以打包，可以买卖。历届政府一直在向银行施加压力，让银行为以前无力购买房屋的人提供更多贷款。许多政客认为房屋所有权是实现美国梦的第一步。

　　在金融创新和政治压力的联合推动下，新型抵押贷款诞生了，首付很低，甚至为零，最初几年的利率也极低。监管不力导致不法贷款人利用借款人获利——贷款人提供贷款，但不要求借款人提交相关材料，如收入证明或资产证明等。买家数量的增加推高了房屋价格，导致市场过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次级抵押贷款只占美国抵押贷款总额的2%，而截至2007年，其比例增至16%。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如果经济陷入衰退或房价因任何其他原因而下跌，次级贷款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崩溃。

　　第二个长期问题是由监管机构造成的。从技术层面讲，问题出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FAS 157）。这一准则旨在确保所谓的公允价值计量。但问题在于，这种监管规定既不公允，也没有带来科学准确的价值核算。2001年安然公司倒闭以及2002年电信巨头世通公司倒闭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公司可能会混淆资产和债务。他们可以使用会计技巧来提高资产价值、隐藏负债。一群有影响力的学者表示，解决方案就是提高透明度。如果所有相关方始终能掌握全部信息，就不会出现像安然公司这样的丑闻。于是，逐日盯市——也就是以当天的市场价计算公司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就成了应对公司欺诈行为的灵丹妙药。

　　然而，这一方法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操作。以股票为例，人们买入股票，是为了确保退休后的收入来源。假设现在距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你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购入10股。股价有时上涨至120美元，然后回落至80美元。但你并不在意，因为你想的是20年以后的事，你认为这只股票是一项良好的长期投资。股价的波动只是季度报表中的数字变化而已。

　　但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每次股价上扬，你都会收到支票，获得差价；每次下跌，你也都得开出支票，弥补差价。此外，你还要通知自己的每个债权人，从抵押贷款提供方到车贷公司，让他们根据新的股票价值重新评估你的信誉。你在乎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但他们会根据每天最新的市场变化评估你的价值。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不胜其烦？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美国政府禁止使用盯市会计方法。他们发现，在任何正常的年份，几乎所有资产类别，包括股票和债券，都将上涨或下跌10%~15%。而如果这一年恰逢经济繁荣或经济危机，波动幅度会更大。如果公司像《四眼天鸡》的主角一样，不断根据当天的市场变动重新平衡其资产或负债，而不是保持长期视野、冷静沉着地管理公司，将非常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20世纪下半叶，银行的负债一般是所有者权益的25倍，他们借钱向客户提供贷款。如果银行能以高于其借入利率的利率放贷，则可以获利。成功的银行往往擅长贷款，会选择有还款能力的客户，因此，监管机构并不要求银行持有大量紧急现金。但是，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监管机构也不会要求他们火速甩卖所有资产，以此来筹集现金。

　　1972年，我进入金融圈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在1975年，我曾见证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如何应对房地产和航运贷款的双重危机。他们没有强迫不良贷款的所有者以当时的市价计算资产价值。相反，他们给了所有者几年的时间，或等待贷款价值恢复，或按季度冲销贷款。这就是现实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惊慌失措，急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是呼吁各方保持冷静，给大家一点时间，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的要求恰恰相反。这一规定打着“增强透明度”的旗号，却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显得极不稳定。金融机构打造了准备长期持有的资产组合，而就在资产价格崩溃的时候，却必须盯市计价；在现金稀缺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却要求金融机构增持现金。不负责任的次级贷款和第157号规定导致市场混乱、银行破产。

　　2008年初，我与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共进晚餐。他愁云满面，茶饭无心——摩根士丹利刚刚公布季度亏损70亿美元。我问他，怎么会赔这么多钱呢？他说这其实不是实际出现的损失，而是账面上的损失。摩根士丹利持有4年前发行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组合。2004年所发行证券的相关抵押贷款违约率约为4%，2005—2006年的违约率为6%，2007年约为8%。虽然违约率都在10%以下，但这些证券的市场已经消失了——没有了买家。其实，每10个美国人中，无力偿还这些证券相关抵押贷款的人还不到1个，市场却对这些证券避之不及。在安然和世通的会计丑闻爆出后，美国于2002年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旨在保护投资者。根据这一法案，金融机构不能承担虚假陈述任何资产价值的风险。所以约翰请贝莱德集团来为其投资组合估值。贝莱德集团估算后认为，损失在50亿~90亿美元之间，约翰取了中间数，而实际上，报告中的损失远大于实际违约的证券价值。这样一来，突然之间摩根士丹利的健康状况让每个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在我的老东家雷曼兄弟，问题更是堆积如山。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起加入雷曼兄弟，我们两个人都在1978年成了合伙人。大学期间，迪克的成绩勉强及格，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滑雪和参加派对。他之后获得了纽约大学的MBA学位。迪克经常开玩笑说，雷曼兄弟在1994年任命他为首席执行官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他聪明人都跳槽了，只有他坚持了下来。我们私交并不十分亲密，但会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遇到，每年带着各自的妻子一起吃一次饭。

　　遗憾的是，雷曼兄弟内部的人很难看到他温暖谦逊的一面。迪克是一位专制的领导者，大家对他的恐惧多过爱戴。2008年，迪克导致雷曼兄弟陷入困境。那年春天，黑石的房地产团队看到雷曼兄弟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出现严重问题。雷曼兄弟持有大量不良抵押贷款以及一些优质住宅资产，例如公寓楼主要投资机构阿奇斯通公司。雷曼兄弟在金融危机之前购入了大量商业地产，但未能赶在危机前及时出手。现在这些商业地产的债务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在健康的市场中，雷曼兄弟投资组合的总价值可能是300亿美元。但由于买家已经逃离了市场，所以价值无法估计。我们提出出资100亿美元，收购雷曼兄弟的这些房产。我们有实力、有耐心待价而沽。但迪克拒绝了我们，他宁愿继续挣扎，也不想权益受损。

　　不久之后，3月16日，受美国政府指令，摩根大通同意收购贝尔斯登。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雷曼兄弟身上，想知道它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倒闭的银行。迪克正在寻找买家，而抵押贷款危机的加剧让这一任务更为艰巨。尽管他开玩笑说自己在雷曼兄弟的升迁都是侥幸，但其实他对公司怀有极深的感情。目前的价格太低了，他难以接受。8月初，迪克告诉我，在公司6 750亿美元的资产中，有250亿美元与房地产不良贷款挂钩。剩下的6 500亿美元的资产毫无问题，为公司赚了很多钱。我建议迪克把两者分开，把价值6 500亿美元的资产变成“老雷曼”，继续经营，不受房地产业务的影响；成立新的雷曼房地产公司，把250亿美元的资产池转移到这家新公司，并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撑过当前的周期。也许5年时间，也许更长，但房地产的繁荣总有一天会再次出现，因为这是行业规律。股东仍然拥有两家公司100%的资产，只是把风险和回报脱钩，以应对目前的房地产行业现状。如果公司分立能降低雷曼兄弟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政府就可能不会反对。

　　迪克赞同这个想法。只是他想知道，如果雷曼兄弟分立，黑石是否可以出资几十亿美元购买老雷曼的部分权益。我说可以，但必须进行尽职调查。但在这之后，我们讨论的进展缓慢，忧虑已经让迪克六神无主。雷曼兄弟的财季将于9月30日结束，届时，雷曼兄弟必须把公司房地产资产的价值减记至当前的市价。最后，由于迪克的痛苦和焦虑，我们也没时间完成尽职调查、提交委托书，也未能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接受公司分立方案。我替他感到非常难过，他一直在努力为雷曼兄弟寻找买家，不停地讨价还价，但在这个时间节点，价格根本不是核心问题。雷曼兄弟股价深受空头冲击，如果迪克能够创造两个独立的证券公司，一个经营房地产证券，一个接管雷曼兄弟其他业务，就可以挽救雷曼兄弟。金融危机将持续下去，而剥离了不良资产的雷曼兄弟会被隔离起来。但迪克没有做到，这导致雷曼兄弟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他本人则成为自毁长城的标志性人物。

　　雷曼兄弟于9月15日星期一破产。第二天，货币市场基金出现近年来的首次下跌，投资于此类基金的1美元价值跌至97美分（此类基金通常被视为风险极低的投资，几乎相当于现金）。9月17日星期三，美国国债收益率跌入负值区间。尽管如此，在市场一片恐慌的情况下，人们明知会亏本，却依然选择买入美国政府证券，这是因为这时国债的安全性似乎高于其他任何资产。

　　由于危机前的上市和积极筹款，黑石的财务状况非常强劲。但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一周，我还是调用了全部的银行信贷额度——核冬天即将来临，在我蜷卧过冬之前，我想要把所有的现金都握在手里。很多陷入困境的公司会抛售资产，届时黑石一定要做好收购的准备。

　　9月17日星期三下午3点半，克里斯汀打来电话。

　　“亲爱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像往常一样问道，“晚饭想吃什么？”

　　“今天过得一点儿都不好。”我说。

　　“我很遗憾……怎么了？”

　　“这么说吧，大厦将倾，危在旦夕。美国国债收益率为负。共同基金已经破产。各类公司都在调用银行信贷额度。整个金融体系即将崩溃。”

　　“太糟糕了。”她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怎么办？我也在调用银行额度。”

　　“不，我的意思是你打算怎么救大厦于将倾？”

　　“亲爱的，我没有这个能力。”

　　“你认为汉克知道这一切吗？”

　　“是的，我确定他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知道这一切？”

　　“因为如果我都知道，那么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他是财政部部长。”

　　“但如果他其实不知道，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什么都不做，整个系统就崩溃了，那该怎么办？”

　　“他不可能不知道。”我说。

　　“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呢？你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警示他一下？我觉得你得给汉克打个电话。”

　　“亲爱的，我觉得汉克一定在开会。美国正在发生危机。我打电话找不到他的。”

　　“你试试呢？打个电话又没什么害处。”

　　“但这样做太荒谬了。”

　　“但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聊到这时，我意识到，除非我同意打电话给汉克，否则她是不会挂断电话的。

　　“好的。”我说，“我会打电话给他。”

　　“顺便说一句，”克里斯汀补充道，“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应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来帮助他。对了，晚饭是你最喜欢的咖喱！”

　　我给汉克打了电话。

　　————

　　“我很抱歉，施瓦茨曼先生，”汉克的助手说，“保尔森部长正在开会。”果然不出所料。

　　“这是我的号码。”我说，“请告诉他我打过电话。”

　　一小时后，他回了电话，这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当汉克担任高盛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时，黑石集团一直是高盛的主要客户，有时也是其竞争对手。汉克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聪明坚定、逻辑缜密、果敢坚毅、诚恳公正，对金融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位善于倾听的人，销售能力出色。最重要的是，他具有极高的道德标准，值得信赖。

　　“汉克，”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他说，“你有什么事？”

　　在整个危机期间，汉克及其团队一直与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像我一样的高管保持沟通，以便实时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因为黑石的业务，我们比他更接近市场。我知道他会感谢我提供诚实直接的观察和建议。

　　我告诉他，各公司都正在动用它们的银行额度，而且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银行将会破产。周一早上它们很有可能就无法营业。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他问道。

　　“因为恐慌情绪已经四处蔓延，很快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你需要阻止市场恐慌。”我说。我把目前的形势描述成一部老派的西部片：牛仔的漫长之旅刚刚结束，他们进城，喝了个烂醉，在街上开枪。治安官是唯一能阻止他们的人。汉克就是治安官。他必须戴上帽子，拿起霰弹枪，走到街上，直接朝天空开枪。我告诉他：“这就是你阻止市场恐慌的方法。你要让他们留在原处，不要再轻举妄动。”

　　“那我怎么让他们留在原地呢？”汉克说。

　　“首先，你要让市场参与者失去做空金融股的能力。”我说。大家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将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市场游戏规则不再可靠。每一个试图通过压低银行股票来赚钱的对冲基金和卖空者都会担心美国财政部下一步要做什么。

　　“好的，”汉克说，“我赞同这个提议。还有什么？”

　　“信用违约掉期。”我说。人们预期银行会出现债务违约或破产问题，因此购买相关保险，进而给金融机构造成压力。汉克应该让这些信用违约掉期不可执行。

　　“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但不在我的法律能力范围内。还有什么？”

　　我了解到，自本周早些时候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以来，投资人正在疯狂地把经纪账户转移至唯一一家他们认为可以安然无恙的银行：摩根大通。这些投资人正在关闭公司在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账户，这些举措加速了这些机构的倒闭，而摩根大通正在努力处理所有要求。我建议汉克禁止投资机构转移账户。

　　但他再次表示没有权力采取这一做法。“还有吗？”他问。

　　我告诉他，最重要的是市场需要得到“金融系统不会崩溃”的保证。阻止恐慌的唯一方法就是有机构火速提供海量资金，让各方目瞪口呆，继而归于冷静。而这个机构必须是美国政府。政府注资可以叫停一切疯狂行为。汉克需要在明天就采取这一做法。

　　“如果你明天不宣布，那就太晚了。银行系统将会崩溃，周一无法开门营业。”我说。当时是星期三下午4点半左右。

　　“我已经对美国的金融系统失去信任了。”我说，“过去几天，我目睹了雷曼兄弟的倒闭，看到美国银行在最后一刻通过合并拯救了美林证券。如果没有你的干预，那么AIG会在昨天破产，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必须在8月获得救助。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置疑的。大家的信心都被击垮了，美国的金融系统无法承受这种不信任。你需要提供极大的资金池，才能让市场相信系统不会崩溃。现在的事态急转直下，每等一个小时，所需要的救市资金就会增加许多。你必须明天宣布，越早越好。”

　　“你一两个小时内还在吗？”

　　“当然。世界末日都要来了。我还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吗？”

　　后来我了解到，汉克已经在努力说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令暂停卖空。而至于其他措施，财政部需要国会批准，才能以所需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干预。在危机加深的几个月里，汉克曾考虑过申请国会批准，但他担心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会拒绝向共和党控制的行政部门提供这么大的权力。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晚上，汉克及其团队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决定申请国会的批准，采取必要措施提振市场。

　　周五，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宣布，财政部部长已要求国会划拨7 0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来遏制危机。这一措施被称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我希望计划的资金规模再大一些，但7 000亿美元已经相当可观了，应该足以叫停市场的疯狂。同一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宣布禁止卖空操作。

　　我想，这应该会引起市场的关注了。空头和其他浑水摸鱼的人现在需要自问，他们想要参加与政府抗衡的游戏吗？在这场游戏中，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整个系统。一旦国会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我们就会走上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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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后，即9月29日，我在瑞士苏黎世。我刚在酒店办好入住，打开电视，就看到美国众议院在就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立法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228票反对，205票赞同。投票支持法案的民主党人数不足，而共和党人否决了这一法案。我原本以为这个计划可以拯救美国，但现在，恐慌卷土重来。

　　我坐在酒店房间里，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在国会的要求下，汉克的团队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宣布后不久就准备了一份三页纸长的大纲，希望能在后期充分完善其中的细节。然而，他们的批评者认为这说明美国财政部准备不足、自以为是，想以此获得7 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作为救市支出。正如汉克在他的回忆录《峭壁边缘》（On the Brink）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因为这个提案而被人冷嘲热讽——尤其是因为其篇幅过短，在批评者看来，提案是草率出台的。事实上，我们是有意而为之，目的是给国会留出足够的运作空间。”

　　最终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长达100多页，法案准备完成之际，美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充满了挑战。当时距离总统和国会选举仅有5周时间。政客们都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各自为政。反对票反映的是意识形态，而非国家利益。

　　我极为担心，于是给黑石的政府关系顾问韦恩·伯曼打了个电话。他是内部人士中的内部人士，所以我希望他可能会对如何挽救局势发表自己的想法。

　　“韦恩，我们必须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我说，“这是美国金融系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我们不能让可怕的政治混乱阻碍这个法案的通过。”我建议我们召集所有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在电视上发表全国讲话，敦促国会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立法。韦恩说他会继续努力。当晚睡觉的时候，我想到，财政部和美联储每个参与应对危机的人一定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一定需要帮助。他们脑子里要考虑100万件事情：短期和长期的财政及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后果和影响以及政治姿态、政治自尊、竞选带来的各种紧急情况，等等。但我只有一个目标：防止美国金融系统重返恐慌状态。

　　第二天，我和韦恩继续关注总统在媒体上表达的想法。总统传达的信息具有权威性和庄严性，我认为这可能是说服整个国家的唯一信息。了解了总统的意见后，韦恩向我保证，我们可以站稳脚跟了。“他们会解决问题，”他说，“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会通过的。”

　　汉克及其团队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并与国会密切合作，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最终于10月3日通过。计划首次被否决后，美股大跌，这一走势也有助于各方关注问题重点。事实上，这是近期历史上国会最后一次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通过一项利害攸关、颇具争议的立法。

　　但是，当我阅读重新起草的立法时，我发现其中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次克里斯汀没有催我，我主动给汉克打了电话。

　　“恭喜你最终推动了计划的通过，”我说，“现在只剩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问。

　　“你永远无法买到不良证券。”

　　“什么意思？”

　　“每个投资机构都持有次级抵押贷款的打包组合，其中包含的都是房贷。以前我们会知道某条街上一栋房屋的价值，因为有类似蓝皮书的统一标准。但如果同一条街上有5栋待售房屋时，就没有人知道房子的价值了，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对这些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进行估价。你真的需要去考察每一条街有多少房屋待售。一栋房屋可能曾经卖20万美元，但如果同一条街道上有5栋待售房屋，售价就会降低，可能降到14万美元，甚至更低。但如果你连有多少待售房屋都不清楚的话，就没办法计算房屋价值和售价。卖家也不会知道。所以市场就不具备交易的前提条件，银行也不会放贷。因此，如果没有人能够给这些证券估值，那么证券永远无法获得流动性，你也就永远不能购买不良证券。”

　　“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汉克说。

　　“把这7 000亿美元作为银行的股权或有认购证的优先股。这样可以确保银行的稳定性。”有了稳定性，银行就可以吸引存款，而新增存款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财政部提供的资金。银行可以利用存款放贷，这样既可赚取利润，又可重振经济。而在政府资金成为银行股权后，政府可以从这样的投资中赚取收益，银行也能获取资金，来应对危机、开展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一般是12倍，这就意味着银行会有8万亿~ 9万亿美元的股本，这是火力巨大的弹药库。

　　其实，汉克、本·伯南克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蒂姆·盖特纳已经比我领先几步了。他们已经讨论了购买银行股权的想法，甚至向布什总统提出了这一想法，但他们担心这会给银行国有化带来计划之外的压力。他们后来推出的解决方案独具创意，最终也赚取了回报，那就是对美国700家美国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包括健康银行和问题银行。汉克与我这样的市场人士沟通，以此获得思考此类复杂问题的角度。

　　“还有一件事，”我说，“如果大家把计划称为‘救市’，那么这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汉克和财政部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救市”一词被政治家和媒体广泛使用。“你不是在拯救任何机构。你借给他们钱，他们将来也会还钱。这只是一笔过桥贷款，纳税人将可以收回所有资金，连本带利，并且还可能在银行复苏时获得巨额利润。如果被称为‘救市’，那么这将带来一场公关噩梦，因为会导致各方完全误解政府的这一操作。”

　　汉克对此表示同意，但很明显，其他事项更需要他的关注。他处于风暴之眼的位置，要应对来自国会、美联储、监管机构、媒体甚至其他国家的种种要求，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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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还在欧洲。我到了法国土伦，刚下飞机坐到车上，电话就响了。是汉克的办公厅主任吉姆·威尔金森打来的。

　　“汉克让我打电话向你致谢。大多数人跟我们沟通，都是为了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而每次你跟我们交流，都是关心对整个系统有益的事情。你给我们的建议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建议。”

　　“谢谢你，吉姆，”我说，“我很荣幸。”我合上翻盖手机，轻松惬意地坐在汽车座椅上。时间是晚上8点，外面一片漆黑。我只和司机在一起。我想，真是太神奇了。我提供了帮助，感觉特别棒。整个美国即将陷入比大萧条更糟糕的境况，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感谢克里斯汀的坚持，我主动参与了解决方案的制订。汉克也拿出时间听取我的意见。后来他告诉我，是我的“使命感、紧迫感和坚定的信念，以及其他备受尊敬的市场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帮助我们确认了自己的判断和即将采取的行动”。能够帮助美国，我感到非常自豪，时至今日，我心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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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危机基本烟消雾散，我的直觉告诉我，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但要恢复美国经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答应我的朋友，时任安联首席财务官的保罗·阿克莱特纳在慕尼黑技术大学发表演讲，他的妻子安–克里斯汀在那里担任教授。我于10月15日抵达慕尼黑的一个礼堂。礼堂里挤满了学生和媒体人员，有人甚至坐在台阶上。对于站在他们面前的美国金融家——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能挺过这场危机吗？

　　“金融危机结束了，”我说，“你们都认为危机还在肆虐，但旨在终结危机的决策已经做出了。”其他国家正准备效仿美国的样子，对本国银行进行资本重组。金融系统是安全的。“我意识到，在雷曼兄弟倒闭刚刚5周后就做出这样的预测非常大胆，”我承认道，“市场环境目前的确非常糟糕，但你们不应该担心。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的优势在于了解现状和实情。所以你们也都应该感到非常安全。”当我离开礼堂时，掌声雷鸣，数百个人向我致谢。但当乘车去机场的时候，我又感到惴惴不安，我的预测是否过于乐观？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只希望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