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前言 何为叙事经济学？

　　半个世纪前，19岁的我在密歇根大学就读本科，我的历史学教授肖·利弗莫尔（Shaw Livermore）指定我们阅读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著作《仅仅是昨日：从大繁荣到大萧条》。这本书讲述了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的情形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起始。该书在1931年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因为它不仅描述了“喧嚣的20年代”的生机勃勃和一派繁荣，也阐明了大萧条这一全球最大经济危机的起因。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那一时期快速传播的叙事也对时代精神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艾伦记录了他在股市到达顶峰之前亲眼目睹的贯穿整个1929年的叙事传播：

　　人们坐在餐桌边听着各种突发横财的故事：一位年轻的银行家将自己微薄财产中的每一美元都投进了一家公司（Niles-Bement-Pond公司），现在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一位寡妇凭着她在肯尼柯特（Kennecott）公司的收益购买了一幢乡间大别墅。成千上万的人盲目投机，而且还赚了钱，他们对自己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有些购买海滨航线（Seaboard Air Line）的人还以为它是航空股票。（海滨航线是一条铁路，得名于19世纪，在那个时候，“航线”意味着两点之间可以想象到的最短路径。 注释标题 Allen（1964[1931]），第261页。 ）

　　这些叙事听起来有点不真实，但它们被反复提起，因此让人很难置之不理。发财致富不可能会这般轻而易举，20世纪20年代的明智之士想必应该明白这一点。那些反驳性叙事原本应该指出一夜暴富的愚蠢荒唐之处，但是它们的传播力显然不是很强。

　　看完艾伦的书之后，我的个人感觉是股市和经济的变化轨迹以及大萧条的发生肯定都与这一时期的报道、错误认知和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重视过艾伦的著作，叙事传播的概念也从未被纳入他们的经济学模型。这种传播正是叙事经济学的核心所在。

　　用现在的话说，投资者虽然不是金融专家却大获成功的故事“像病毒般传播”。就像流行病一样，它们借助电话、收音机、报纸和书籍等方式，通过口口相传，在晚宴和其他聚会上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我们可以在ProQuest News&Newspapers（proquest.com，以下简称ProQuest）上在线搜索早至18世纪初的报纸文章和广告，搜索结果显示，“像病毒般传播”（go viral，其变体有going viral、went viral和gone viral）这个短语直到2009年左右才第一次在报纸上流行开来，而且通常都出现在与互联网相关的报道之中。而“病毒式营销”这个与之相关的术语也仅能向前追溯至1991年，当时它是印度那格浦尔一家小公司的名字。ProQuest的搜索结果显示，“像病毒般传播”这个短语本身如今已经也像病毒般传播。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Google Ngrams（books.google.com/ngrams）允许用户搜索早至16世纪初的书籍中的单词和短语，它对“像病毒般传播”这一短语的搜索结果也显示出类似的轨迹。自2009年以来，“当下趋势”这个“像病毒般传播”的同义词也已经像病毒般传播。各个网站显著地展示关于浏览量和点赞量的统计数据也对这些用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病毒般传播”和“当下趋势”都处于感染曲线的上升阶段，即流行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人们对遗忘过程，即感染曲线的后期下降阶段，并没有投以同等的关注，不过对于经济叙事来说，这一部分同样也可能是经济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艾伦这本书的着眼点就是像病毒般传播的故事，只是他没有使用这个说法而已。他写到自己“重点关注公众心态的变化状态以及公众关注的那些有时可谓微不足道的事情”, 注释标题 Allen（1964[1931]），第viii页。 不过他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叙事传播理论。

　　我们需要将叙事传播纳入经济学理论。否则，我们就是在对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经济变化机制和一个关键的经济预测因素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明白大众叙事的流行是怎么回事，就无法完全弄懂经济和经济行为的变化。我们在疾病流行预测领域有着丰富的医学文献。这类文献表明，比起纯粹的统计方法，弄明白流行病的性质及其与传染因素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预测。

　　叙事经济学：流行短语有何特别之处？

　　“叙事经济学”这个短语以前就曾被人使用过，不过并不多见。《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1894）简单提及了叙事经济学， 注释标题 “描述经济学（descriptive economics）还要分为形式和叙事分支；前者对人们解析这门学科广泛应用时所需的概念进行分析和分类，后者从历史上对比调查了不同社区和不同时期表现出的各种经济生活形式”（位于“经济学方法”条目下）,Palgrave（1894），第741页。 但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用自己的叙述介绍历史事件的研究方法。我关注的不是提出新的叙事，而是研究其他人对重大经济事件的讲述，即像病毒般传播的流行叙事。在使用“叙事经济学”这个术语时，我的侧重点有两个：（1）以故事为载体的观点被人口口相传；（2）人们努力生成新的可传播故事或是让故事更具传播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想研究一下叙事传播如何影响经济事件。

　　“叙事”这个词很多时候与“故事”是同义词。但是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表达的是《牛津英语词典》中一个特定的现代定义：“解释性或说明性地描述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故事或表现。”具体到这一定义，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故事并不仅限于简单的人类事件年表。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一则笑话、一个理论、一条注解或一项计划，它们能够激起情感共鸣，而且可以很轻松地在日常谈话中得到传播。我们可以将历史视为一连串相继发生的罕见重大事件，在每起事件中都有一个故事像病毒般传播，这种传播通常（但并非总是如此）都会借助某个名人效应（有时只是一个略有名气的人物或虚构的固定人物形象），这个名人会让叙事更有人情味。

　　举例来说，20世纪下半叶的叙事声称自由市场“足够有效率”，不会因为政府干预而进一步改善。这些叙事随之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监管的反对之声。当然，有些针对当时监管措施的批评是合理的，但这些批评通常都不具备强大的病毒式传播力。能像病毒一样传播的叙事需要一些个性和一些故事。其中一则叙事与电影明星罗纳德·里根有关，里根于1953年至1962年在美国超火爆电视秀《通用电气剧场》（General Electric Theater）中担任诙谐而迷人的解说员，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1962年后，他进入政界并支持自由市场。里根于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在1984年竞选连任时，他赢得了竞选对手的家乡州之外所有州的支持。里根利用他的名人效应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自由市场革命，这场革命造成的影响好坏参半，且至今余波犹存。

　　当人们感觉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固定人物形象还是真正的名人——存在关联时，故事的传播力会达到最强水平。比如，特朗普在2016年出人意料地当选为美国总统，而将特朗普描述成强硬聪明的交易商和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叙事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经济叙事的核心所在。名人有时会杜撰自己的叙事，就像特朗普那样，但在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将名人的名字加入之前传播力较弱的某则叙事中，从而加强其传播力，就像无数个白手起家的故事一样，每次出场的都是一个不同的名人。（我在本书中介绍了很多有关名人的叙事。）

　　叙事经济学向我们展示了流行故事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而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这其中不仅包括衰退和萧条，还包括其他重要的经济现象。房价只会上涨的观点与电视上看到的炒房致富的故事大有关联。黄金投资最安全的观点又与战争和萧条叙事大有关联。即便这些叙事与某个名人之间的关联微不足道，它们依然具有传播力。

　　归根结底，叙事是文化、时代思潮和经济行为发生快速变化的主要载体。 注释标题 在新社会运动文献中，社会学家已经对叙事在推动社会运动方面的作用表现出兴趣，参见Davis（2002）。 有时，叙事会与一时的风尚和短暂的狂热融合在一起。精明的营销员和推销员会对这些叙事加以发挥，以图获利。

　　除了流行叙事外，还有学者圈共享的专业叙事，这些叙事包含复杂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其中有一则专业叙事就是投机价格的随机游走理论，该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这就意味着，任何想要战胜市场的尝试都是徒劳。这一叙事有一定的可信之处（专业叙事通常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有专业文献发现该理论没有预测到的信息不完全。

　　这些专业叙事偶尔会转变为流行叙事，但大众常常会歪曲这些叙事。比如，一则扭曲失真的叙事声称，在国内股票市场买入并持有是最好的投资决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买入并持有的策略来自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大众的叙事与专业准则是冲突的。就像大众对随机游走理论的解释那样，一些扭曲失真的叙事对几代人都产生了经济影响。

　　就像所有的历史重构一样，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并使用录音机捕捉那些创建和传播叙事的对话，因此我们只能依赖间接来源。但是，现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Google Ngrams等其他工具捕捉当代叙事的轨迹。

　　对未来重大事件做出更好的预测

　　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流行叙事“并非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果进一步追问，他们可能会建议你去询问大学里的其他科系，如新闻系和社会学系。但是这些领域的学者通常会发现想要踏足经济学理论的领域颇有难度，因此，在叙事研究和叙事的经济影响之间出现了空白。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生之前，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对这次萧条的全球传播做出了可信的预测，也只有极少数人预测到了2005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顶峰或2007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和“世界金融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繁荣将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新的高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会出现另一个极端：失业率将永远保持高位，因为劳动节约型机器将永久取代人的岗位。但似乎没有哪项公共经济预测预见了真实的情况：失业率在极高位上持续了十年之后又恢复了常态。

　　一般来说，研究数据的经济学家在创建抽象理论模型和分析短期经济数据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们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几个季度的宏观经济变化，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他们的年度预测总体上是毫无价值的。在评估美国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未来一年为负数的可能性时，他们的预测与实际的后续负增长率毫不吻合。 注释标题 Fair and Shiller（1989）给出证据表明，预测模型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Lahiriand Wang（2013）根据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专业预测人员调查，指出在预测美国季度GDP未来一年下降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时不需要“较高技能”。专业群体在这一预测范围内给出的GDP下降的可能性是毫无价值的。 根据法腾咨询公司（Fathom Consulting）的一项调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1988年以来在其一年两次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了194个国家的469次经济衰退（衰退的定义是指一国的GDP连续下滑一年以上）。其中只有17次是提前一年预测到的经济衰退。他们预测的经济衰退中有47次并没有发生。 注释标题 Andrew Brigden,“The Economist Who Cried Wolf.”Fathom Consulting,February 1,2019,https://www.fathom-consulting.com/the-economist-who-cried-wolf/#_ftn2.发现在长时期内对衰退预测鲜少成功的其他文献有Zarnowitz and Braun（1992）,Abreu（2011）,An et al.（2018）。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预测结果相对于天气预报而言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天气预测只能提前几天。但在经济决策中，人们通常要考虑到数年之后。他们计划将孩子送到高中或去大学待上四年，并申请了30年的房屋抵押贷款。因此，我们自然希望自己有时能知道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走强还是变弱。

　　也许经济预测人员已经竭尽所能。但是，经济事件一次又一次在没有明显起因的情况下发生，看起来我们应该思考能否对经济理论做出一些根本的改进。

　　我们很少看到专业经济学家在解读过去或预测未来时引用商人或报纸撰稿人对现状的看法，出租车司机的看法就更不必提了。但是，要想弄明白复杂的经济，我们必须将诸多与经济决策相关但相互对立的流行叙事和观点纳入考量，无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对传统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批判并不是近来才出现的。经济学家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在1947年撰写了著名的《无理论的测量》（Measurement without Theory）一文，他在文中批评了当时的标准做法，即专门研究时间序列数据——如国民生产总值或利率——的统计特性，以寻找有助于做出预测的先行指标。他希望能有一些理论基于对深层次人类行为的实际观察：

　　不同于时间序列数据体现出来的观察结果，这些经济理论基于对消费者的动机与习惯，以及对企业盈利目标的了解，这种了解部分基于内省法，部分基于访谈或根据观察到的个人行动得出的推论，简而言之，就是对人类行为及其动机或多或少系统化的认识。 注释标题 Koopmans（1947），第166页。

　　简而言之，正如库普曼斯指出的那样，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没能考虑到公共信念，即叙事在重大经济事件中的作用。如果经济学家将他们对流行叙事的理解纳入对经济事件的解释，那么他们在预测未来时就能够更为敏锐地察觉流行叙事的影响。采取这种方法之后，他们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工具来预测和处理这些事态发展。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经济学家可以发展叙事经济学这门“艺术”并将之融入他们的“学科”，从而最有效地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接下来的章节将奠定一个基础，让学科和艺术融合，从而形成更加强大的经济学。

　　预测经济事件是一种道德责任

　　归根究底，预测的目的是在当下进行干预，以改变未来的结果，从而造福社会。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另一位在密歇根大学对我影响颇深的老师）在1969年发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时表示，经济学应该被视为一门“道德”科学，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思想和理想。他抨击了下面这种说法：

　　一种被称为无差异曲线的正统学说认为偏好是给定的，我们无法探究它们形成的过程。这一学说可以说是“针对鸟类的”，因为它们的口味主要由其基因结构决定，因此口味可被视为鸟类社会动态变化中的常量。 注释标题 Boulding（1969），第2页。2018年1月，在费城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以博尔丁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特别的纪念会议，名为“肯尼思·博尔丁与社会科学的未来方向”。

　　博尔丁说，经济学“创造了这个它正在研究的世界”。 注释标题 Boulding（1969），第3页。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想预测，而是想提前预警。我们从不是想要预测灾难，我们是想采取行动来防止灾难的发生。

　　报纸上关于央行例行提高或降低利率等举措的报道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举措的确切数量和时机，而非那些与之相随的文字和故事。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1977年的著作中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典型经济学家的观点，对旨在评估商业信心的民意调查不屑一顾：

　　这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商业信心具体体现为投资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意愿，它并非心理现象，而是经济现象。重要的是卡特先生和伯恩斯先生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可能曾经相信，显然他的一些门徒至今仍然相信，投资倾向受到商人中普遍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对商人的智商一直评价不高，他们认为这些商人是喜怒无常的孩子，需要得到家长式的“管理”……决定商业信心的是投资的盈利前景。仅此而已，别无其他。总统说了什么、高管说了什么、其他任何人说了什么都不重要。 注释标题 Irving Kristol,“The Myth of Business Confidence,”Wall Street Journal,1977年11月14日，第22版。

　　克里斯托尔并没有指出故事中那些独立发挥作用并促成经济危机的经济力量。然而，他认为经济学家描述那种称不上最佳选择的商业行为，是在侮辱商人的智商，这时他暗指的是经济学的政治化。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知道，奉承商人是能带来回报的，商人的支持对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很有帮助。如果声称经济仅受抽象经济力量的推动，就表明经济是在道德真空中运行的，这样领导层就无须受到批评了。

　　凯恩斯：叙事经济学家

　　虽然克里斯托尔对民意调查不屑一顾，但全球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经济预测似乎基本上都源自对叙事的观察以及对叙事给人类带来后果的担忧。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预言，《凡尔赛和约》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但它约定的沉重赔偿将让德国不堪重负。凯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战后做出这一预测的人；比如，和平主义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就发起过一场运动，声援战败的德国人。 注释标题 亚当斯于1919年在苏黎世牵头举行了一次国际妇女会议，此次会议发表了一份声明，预言《凡尔赛和约》将制造敌意，从而引发未来战争。她在193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凯恩斯为自己的观点给出了经济现实方面的证据。德国确实无力支付赔偿，他也正确地判断了迫使德国支付赔偿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凯恩斯预测了德国人将如何解读这些赔偿以及和约中声称德国犯有战争罪的相关条款。凯恩斯的这种洞见正是叙事经济学的范例，因为它的侧重点是人们如何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解读《凡尔赛和约》。这同时也是一次预测，因为在外交政策于1919年上演“低俗情景剧”的时候，他警告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如果我们刻意想要榨干欧洲中部的财力，那我敢预测，复仇之心将不会消散。过不了多久，反动力量和绝望的革命骚动终将引爆欧洲内战，什么都无法阻止，在这场战争面前，上一场德国战争带来的恐惧阴云将逐渐消散无踪；无论谁是胜利者，这场战争都将毁灭文明和我们这一代人取得的进步。 注释标题 Keynes（1920[1919]），第268页。

　　凯恩斯是对的，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挥之不去的怒火之中爆发并夺去6 200万人的生命。他的警告基于经济学，也来自他对经济的把握能力。但凯恩斯谈论的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纯粹经济学。他使用的“复仇”和“绝望的革命骚动”等词让人想到充满了道德基础的叙事，触及了我们各种活动的深层含义。

　　从非理性繁荣到叙事经济学

　　本书是我大半生心路历程的结晶。我在书中借鉴了我和各位同事，尤其是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数十年来研究工作的成果， 注释标题 我的系列出版物源于1972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这篇论文是在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的指导下撰写的，他对我的影响使我开始尝试为经济学理论寻找现实基础。这篇论文并不完全认同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观点：所有人都会理性并持之以恒地追求利益最大化。此后不久，我创作了“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Dynamic Structure of Macroeconomic Models:A Critical Review”（1978）。接下来我又创作了“Stock Prices and Social Dynamics”（1984）、《非理性繁荣》（第一版，2000）；还与乔治·阿克洛夫合著了两本书：《动物精神：人类心理活动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市场》（2009）和《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2015）。 这些成果汇集成我于2017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叙事经济学”和2018年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本书尝试着综合所有这些作品中的观点，将这些观点与流行病学（与疾病传播相关的学科分支）关联起来，并提出这样一种理念：“观点病毒”要为我们在经济活动中观察到的很多变化负起责任。讲述我们所处时代和个人生活的“故事”在不断变化，从而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本书提出的叙事经济学见解与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最新进展是吻合的，因为它们是故事在几毫秒内像病毒般传遍全球的渠道，这些渠道对经济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本书也研究了一段时间跨度颇久的历史，这一时期通信速度较慢，故事是通过电话、电报以及由卡车或火车递送的报纸得到转述的。

　　本书共四篇。第一篇介绍了引自医学和历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并列举了读者耳熟能详的两个叙事实例：（1）2009年开始风行的比特币叙事；（2）主要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拉弗曲线叙事。第二篇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帮助指导我们对经济叙事的思考，并防止我们在思考过程中犯下错误。比如，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长期叙事可能会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会将一度极具传播力的故事改头换面，并让它们再次恢复活力。第三篇回顾了9个长期叙事，如涉及他人信心、节俭或职业不安全感的叙事，事实证明它们能够影响重要的经济决策。第四篇展望未来，并对叙事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上会带领我们走向何方、未来什么样的研究可以提高我们对叙事的认识等提出了一些看法。第四篇之后的附录将叙事分析与流行病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