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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中国和美国：两极化的科技世界

　　2015年9月一个凉爽的夜晚，大批政商名流现身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参加一场盛大晚宴。大宴会厅的晚宴结束后，当晚从全美各地赶来的750位嘉宾安静下来，静候那位身着得体的黑色西装，搭配深红色领带的贵宾登上演讲台。大厅里的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演讲者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缅怀美国历史，引述西方流行文化。他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对海明威、马克·吐温以及亨利·戴维·梭罗作品毕生的热爱。他甚至告诉观众，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已经读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幸亏有《汉密尔顿》这部一个月前刚刚在百老汇首演的打破传统的音乐剧，让这些文章总算又恢复了一点知名度。

　　轻松的开场白之后，演讲者提到了他要为自己的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生活的雄心壮志，他称之为“梦”。不过，这位演讲者不是我们熟悉的美国政治家。他根本就不是美国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他所说的梦，是“中国梦”。

　　习近平站在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现任商务部长佩妮·普利茨克身边，给我们做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餐后演讲。讲述完他自己朴实无华的故事之后，他直击我们期待已久的要点，“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当天早些时候，习主席的专机降落在佩恩机场。这个机场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它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北部22英里处的埃弗雷特，毗邻世界最大的工厂——波音公司的制造厂。这是习近平出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在对美国的这次访问中，西雅图这个“美国通往亚洲的门户”是他访问的第一站，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足足酝酿策划了数月之久。

　　第二天，我和其他微软高管站在红地毯上，在微软贵宾接待中心的入口处恭候中国客人。我们整装肃容，仔细检查了我们每个人在迎候队伍中的位置，然后从玻璃门向外张望，翘首盼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到来。公司园区参观的每一处细节都已经过仔细协商和安排。

　　在正式访问前的两个月里，中国政府先后派出4支先遣队，为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每次到访的中方策划人员，人数似乎都比上一次翻了一番。我只参加了第一次会议，接下来的三场会议都没有在场。到访问前一周，我正好在最后一次计划会议结束时从办公室走下大厅。当我停下来与每个来访者握手时，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要欢迎致意的足有40多人。

　　尽管后勤工作很重要，但与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它们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每个人都知道，科技问题几乎占据了议程的最首要位置。包括微软在内，美国公司关注的一部分焦点，是如何扩大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2015年春末，我们前往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商讨如何达成我们心中所认为的更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准入，使美国供应商和中国客户共同受益。慢慢地，我们开始看到一扇门开了。长久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希望。

　　到8月底，白宫团队已经快要促成两国政府展开谈判，签署一项新的网络安全协议，不过形势仍然不太明朗。随着访问计划的逐步推进，习近平主席从华盛顿特区之外的某个地方开始访问，显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样做可以在他到达白宫之前营造一些积极的势头。华盛顿州显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次访问9年前，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也是以西雅图作为第一站的。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在他们位于华盛顿湖的家里举行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晚宴，两国政府似乎都对安排的效果感到满意。我们上一次就当过东道主，所以提出可以再这样来一次，并建议代表团访问微软。我们认为，这样安排可以发挥某种激励作用，促成网络安全协议的签署。即便签不成，也能在外交上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

　　那天下午，在迎候庞大的专车车队抵达微软的时候，我们严格按照精心安排好的站位恭候贵宾。首先欢迎习主席的是萨提亚，其次是比尔·盖茨和董事会主席约翰·汤普森。随后，习主席将接见我和负责搜索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陆奇，后者生长于中国。萨提亚成功地陪同习主席参观并发表了欢迎致辞，而沈向洋则展示了我们的HoloLens技术。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迎来了被记者们称为本次国事访问“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不仅仅是对微软或西雅图而言，同样也是针对这次横穿整个美国的6天访问。来自中美两国的28家科技公司的领导者会聚一堂，合影留念。站在习主席两侧的有蒂姆·库克、杰夫·贝佐斯、罗睿兰以及马克·扎克伯格，还有几乎每一家美国家喻户晓的科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张照片拍摄的前一晚，习主席刚刚在晚宴上发表了关于网络安全的政策宣示，这张照片也令这次访问中拍摄的其他任何一张照片黯然失色。除了美国以外，只有一个国家的主席能够召集来这样一批科技业精英。显然，习主席——以及中国——不仅占据了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而且也成为世界科技舞台上的主角。

　　两极化的科技世界

　　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的崛起，表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科技世界。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国，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地区两个最大的信息技术供应国。通过对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检索，我们不难发现，在全球十大最有价值公司中，有七家是科技企业。其中五家是美国公司，另外两家是中国公司。而从现在起10年之后，在这份榜单排名前列的公司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

　　但是中美两国的科技关系不同于任何地方的任何其他关系，无论现在还是以前。虽然这个世界以前曾经目睹过国际性的IT竞争——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型机时代争夺领导地位，但这次的形势完全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准入的门槛，像谷歌、脸书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

　　虽然也有其他许多美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的开拓，但只有苹果公司的iPhone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而且这一成功与苹果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地位是相称的。近年来，苹果创造的收入已经是美国第二大科技公司英特尔的三倍多。

　　说到利润，情况可能更棘手。苹果一家公司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可能比其他美国科技企业在华的利润总和还要多。中国对苹果全球赢利能力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这既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同时也是苹果公司需要面对的挑战。以微软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Windows和office等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我们发现，只要你有一大块收入或者盈利依赖某个特定渠道，那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你都不敢掉以轻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苹果的高管去北京的次数那么频繁。

　　更重要的是，苹果一枝独秀的非凡成功强烈反衬出其他所有企业在这方面的短板。为什么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如此难以获得成功，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难？十多年来，这一直是科技行业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华盛顿特区，两党的政治家也在越来越多地思考，他们是否真的希望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因为这可能还要牵扯技术转让的问题。

　　中美两国的科技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而且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关系。

　　信息技术消费需求的差异

　　随着竞争的加剧，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就变得至关重要。但是国际关系的历史往往充斥着很多其他国家的局外人观点，这些观点并非基于对局势真正的洞察，而是添加了太多夸张描述的演义。造成美国公司在中国遇到比在其他地方更大困难的原因有很多，重要的是把这些原因放在一起综合分析。

　　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中国消费者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需求和利益，有时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并不一致。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通常将最初为美国用户设计的产品带到中国市场。这些产品有时能满足中国用户的需求，也能迎合他们的口味。iPhone和微软的平板电脑Microsoft Surface等硬件，以及Microsoft office一类的办公软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在其他时候，中国用户会被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吸引。

　　比尔·盖茨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在20多年前就认识到，中国不仅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客户市场，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科技人才国家。1998年11月，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式成立。现在，研究院在北京的办公空间占据了两栋写字楼，就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大领先学术机构附近。在最初的20年里，研究院的开创性研究不仅集中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领域，还广泛涉足许多方面，包括自然语言和自然用户界面、数据密集型计算和搜索技术。研究人员已经发表了1500多篇学术论文，其研究领域对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科技人才基础的象征。

　　研究院偶尔也会超越基础研究，开发和试验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新产品。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有时出乎意料。一个例子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交聊天机器人，少女“小冰”，其聊天的对象主要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和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这款聊天机器人似乎填补了中国的社交需求空白，用户一般都愿意花15到20分钟与小冰聊聊他们的生活、问题、希望和梦想。也许，小冰满足了一个独生子女社会的某种需求。如今，这款社交聊天机器人服务的用户已经超过6亿，而且小冰的能力还在增长，添加了许多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例如作诗和作曲。小冰的名气越来越大，现在甚至可以客串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还会定期主持电视和广播节目。

　　2016年春，我们把小冰带到美国，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个世界在科技问题上的品位和诉求会有多么大的差异。我们把小冰改名为“泰伊”推向美国市场。结果，这个新名字仅仅是小冰在美国首次亮相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开始。

　　当时我正在度假，并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在吃晚饭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来自贝弗利山的某位律师刚刚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自报家门告诉我：“我们谨代表泰勒·斯威夫特，并以其名义致函阁下。”这样的开头立刻显示，这封邮件与我收件箱里的其他邮件有所不同。他接着声称：“‘泰伊’这个名字，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和我们的客户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我真不知道，但这封邮件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位律师继续辩称，使用“泰伊”这个名字，让我们的聊天机器人与这位流行歌手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假和误导性的联系，这就违反了联邦和州法律。当然我们的商标律师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不想挑起与泰勒·斯威夫特的争斗，更不想冒犯她。有太多别的名字可供我们选择，我们很快就商量另外再起一个名字。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我们开始操心更大的问题。和小冰一样，“泰伊”也可以接受训练，根据谈话对象的反馈与人互动。一小撮喜欢恶作剧的美国人组织了一场有效的运动，利用推特训练“泰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我们不得不在推出“泰伊”一天多后就将其从市场上撤了下来，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教训不仅让我们在跨文化行为规范上更加谨慎，也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保护。

　　“泰伊”只是太平洋两岸不同文化习俗冲突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开发的服务达不到预期效果，因为中国用户更喜欢在本国开发和为本国开发，使用不同方法的不同产品。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商在科技领域凯歌高奏，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战胜了亚马逊，腾讯的微信在即时通信领域战胜了美国的服务商，百度在搜索领域战胜了谷歌。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企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进行了创新，以满足中国人的品位，而它们的美国同行却没有这样做。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科技业发展的一个特质正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国。聪明人到处都有，而中国公司锐意创新，努力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所依托的，正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拥护自由企业制度的人长期珍视的对创新的承诺以及强烈的职业道德精神。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公司在创造各种各样的科技工具，而且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类机构和实体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和消化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进步成果。中国的科技引擎已然为世人所瞩目，而科技成果在市场应用和普及上的快速发展则为其增添了新的燃料。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令中国科技产业迸发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未曾遭遇过的强大的本土竞争力。

　　挑战性因素：市场准入与更复杂的方式规范差异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因素也在阻碍我们成功。首先是中国的市场准入存在一定难度，现在，在美国，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

　　在构建科技市场准入壁垒的竞争中，各国的表现都不一样。但只有摒弃这一策略，以此为代价，才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贸易代表持续而坚定的关注下，美国通过多边和双边谈判的组合拳为本国科技行业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市场。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但很多产品要想在中国上市，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办理许可证。即使获得许可，美国科技公司也经常发现，只有通过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供货，大客户才会购买和使用某项技术。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科技领域的合资企业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信息技术变化迅速，往往涉及大量的复杂工程，同时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营销、销售和支持等方面进行不断变革。在一个连大型收购都经常失败的行业，合资企业的做法效果更差。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跨国家、跨文化、跨语言工作的复杂性。

　　哪怕服从约定俗成的惯例，通过合资企业进入市场，也会让企业看起来像是一个必须背着装满重物的背包参加比赛的越野跑步运动员。一个人要能赢得这样的比赛，无异于三生有幸，更何况你的对手是优秀的本土公司，因而让这场竞争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而言之，通过合资企业为中国提供服务的规定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而且通常行之有效的市场准入壁垒。

　　不过，中美之间的科技麻烦远远不止市场准入的问题。鉴于信息技术在广泛交流、自由表达和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以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方式规范其使用。对于任何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来说，进入中国市场都需要经过从国家到地方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的一系列监管程序。中国关注公共秩序，而西方更强调对人权的承诺，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由此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解决，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还要更深，可以一直追溯到双方截然相反的哲学和世界观上。因此，理解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非常重要。

　　2003年，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尼斯贝特教授出版了《思维版图》一书。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这些问题体现了已经延续2000多年的不同而深刻的哲学传统。一般来说，美国人的思想部分源于古希腊发展出的哲学，而中国人的思想则建立在孔子及其追随者的教诲之上。2000多年来，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影响力，同时也大相径庭的两种思维方式。

　　几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很多会议，但只有北京，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政府的讨论有时会明确地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历史经验。如果说得具体一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的时代。

　　亨利·基辛格指出，中国将其千年文明延续至今归功于“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基辛格研究中国花的时间可能比20世纪任何其他美国官员都要多。正如他所观察到的，儒家思想依然影响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而孔子在秦朝建立之前两个多世纪就已去世。他的教诲包括施仁政、好学，追求和谐大同，其基础则是对社会行为进行等级制度的规范，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

　　另外，正如尼斯贝特所述，希腊哲学仍然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虽然与儒家好学思想一样，它也主张对外界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但却建立在一种不同的个人意识的基础上：一种人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的意识。而根据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进一步阐释，古希腊人对幸福的定义就“包括在追求生活的极致中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才智”。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也使得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人们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变得更加重要。虽然说回避问题很容易——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但这样做并不会消除差异。

　　2018年夏，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在北京对这些差异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当时我们在亚洲出差一周，并且比计划早到了一些，在一个酷热的周日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这项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已经传承数千年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立和统一。

　　那天早上，我和微软团队先去了龙泉寺。龙泉寺是一个由多层木石结构的小楼组成的建筑群，寺庙的屋顶连绵成片，蔚为壮观。这座寺庙始建于辽代，地处北京西郊的凤凰山自然公园，园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被当地人称为“城市之肺”。此处清幽宁静，周围山溪环绕，蝉鸣一片。我们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花园，一路上意兴盎然。不过，更让我们开心的，还是主人向我们展示的他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项目。

　　正如贤信法师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寺院致力于佛教教义和传统与现代世界的融合。他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没错，这是一位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佛教僧侣。他向我们展示了龙泉寺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正在数字化数千册古代佛教典籍，并介绍说，僧侣们使用机译技术，用16种语言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些教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北京市中心，会见了一位名叫何怀宏的教授，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之一。何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伦理变革的书。即便是粗粗一阅，这本书也让人感到，“当代中国无思辨之活力”一说至少在某些领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讨论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道德和哲学问题，以及世界各地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令人吃惊的是，何教授甫发高论，便与尼斯贝特在15年前那本著作开篇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他说：“在西方，人们更多地相信进步是一条直线，科技不断向前发展，对持续改进持乐观态度。”

　　正如尼斯贝特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目标上，并且相信如果你能全身心地投入去推进它，就能改变周围的世界。这是企业家进取精神的一部分，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使硅谷从一个地名化身为推动创新的一种态度。

　　何教授说：“在中国，我们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周期性的。我们相信，如同黄道十二宫一样，生命也是一种轮回，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一切都会回到它的原点。”它让中国人在瞻前的同时也要顾后，更加关注整体而不是某个单独的部分。

　　正如尼斯贝特所解释的那样，太平洋有多大，太平洋两岸的人对同一幅影像的看法差距就有多大。如果拍一张丛林中老虎的照片，美国人更倾向于关注老虎，关注它能干什么，中国人则更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丛林上，以及它对老虎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说有错，而且将两者相结合恐怕才是最有价值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诸多差异，也导致中美两国社会对新技术的看法和监管大为不同。美国人本能地要与政府保持距离，只有这样，一只年轻的“科技老虎”才能成长、改变、变得更强，积极乐观地实现它所能实现的成就。中国人则更快地应对“科技老虎”所居住的“社会丛林”，包括织就一张政府监管的大网，来管理“科技老虎”的活动。

　　这是一个额外的维度，有助于解释中国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语言障碍。科技公司与全球人权组织并肩合作，鼓励有关隐私保护和言论自由的国际准则得到遵守。但在某些时候，国际社会对这些准则的支持程度还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那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均对此普遍支持。有时这里面会牵扯非常复杂的讨论，骨子里感觉就像是某种讨价还价，不仅是围绕政治路径，而且也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两种世界观的选择。

　　如果只是哲学观点的分歧，那么问题还不算太复杂，关键是过去10年的网络安全问题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可以想见，美国政府自然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强烈反应，不仅包括对黑客攻击的担心，对中国硬件制造商华为的担心。而当斯诺登披露了一张美方人员篡改思科路由器的照片之后，形势又出现了反转。自那以后，两家公司都在努力恢复自己在对方市场上的声誉，但收效甚微。

　　审视技术贸易问题

　　在华盛顿，两党越来越关切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尽管特朗普总统向中国极力施压，想迫使对方增加对几乎所有美国产品的购买，但有一类产品得到的支持却更加有所保留，即信息技术。美国决策者相信，这项技术将日益成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他们对于向中国持续不断转让技术的前景越来越担忧。

　　当然，这些问题显而易见都很重要，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太平洋两岸都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风险，两国其实都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

　　首先，从国家安全或军事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些信息技术是敏感的，但还有许多技术不是。有些技术可以军民两用，这样的观点很早就有，远非新鲜事物。这种“两用”产品已经存在几十年，而且已经制定一套完善的出口管制制度来管理它们。可是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审视正在崛起的中国时，仍然越来越倾向于不愿意考虑信息技术与其他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

　　其次，虽然有些信息技术属于机密，但也有很多不是。与许多军事技术不同，计算机和数据科学的进步通常发生在基础研究层面，最初都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的，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它们。再说软件，软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都由以开源形式发布的源代码组成，这意味着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它，而且可以将它整合到自己的产品中。虽然说要重视对商业机密的保护，而且在有些计算机领域，这项工作也确实很重要，做得很到位，但在某些软件领域，商业机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再次，有些技术应用明显会引发对人权问题的关切，有些则不会。人脸识别服务以及云存储的公民和消费者数据这两项技术就属于前者。另外，我们的文字处理软件Microsoft Word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外销售，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它，别人不会知道他们在写什么。虽然现在Word Online在云中运行，但人们仍然可以选择想要使用哪种版本，怎么用。即使放到人权的背景下考量，同一款软件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

　　最后，中国本身是美国科技产品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某一层面，例如计算机硬件的组装制造，大家对这个观点还可以理解，但中国的作用其实远远不止于此。中国迅速膨胀的工程师大军已经加入全球研发流程。绝大多数科技公司都会将中国工程师的研究成果与美国、英国、印度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工程师的成果结合在一起。政策制定者也许可以考虑在太平洋中央拉起一张新的铁幕，将科技的发展分割到相互独立的大陆上，但科技发展的全球化本质使得这一点难以实施。即使建立了这样一道屏障，奉行这种策略的国家是会从中受益，还是会导致本国的科技发展放慢脚步，恐怕一时间也难有定论。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美两国都面临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难题——如何看待技术贸易。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长期维度来审视。

　　第一，从进口的角度来说，现在没有人敢讲中国或者美国的科技公司能够自由进入彼此的市场。与此相反，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是，每个国家的IT龙头都会享受一些主场优势。结果就是，中美两国企业在本国国内越来越成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有一点值得牢记，对于牵扯其中的公司而言，来自国内市场的保护是“福”也是“祸”。即便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相对于在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的80%以上的消费者也不占优势。因此，作为一家科技领军企业，在全球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全球受到尊重。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都有必要在寻求向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同时，赢得境外客户的信任。如果中美两国政府都声称源自对方国家的技术不可信，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就有可能认为它们的观点都对，并进而转向其他供应商。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5G产品等网络组件都是国家基础设施赖以运转的基础，显然极具敏感性。民族国家进行的网络破坏和黑客攻击，既有其可能性，也不乏过往记录。考虑到这一点，对这一领域予以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在这一领域，国家政策也必须以客观事实和逻辑分析为基础。在考虑通过刑事诉讼或针对特定公司或个人采取严重法律行动这一类战术来达到目的的时候，政府应该更加谨慎和小心。

　　不仅仅是5G，在许多其他领域拉上一长串技术服务封禁清单的做法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即便真需要监管，那也有很多其他方法可用，完全可以通过更加可靠和不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方式对大多数科技服务进行监管。如果说有什么不同，让全球两个科技领先大国的大部分技术市场向其他人开放，从而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样做更符合中美两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第二，人们越来越关注贸易平衡的出口方面，特别是在华盛顿特区。这就增加了美国官员寻求阻止越来越多的重要技术产品出口的可能性，不管这些产品是出口到中国，还是出口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

　　这里的风险在于，美国官员无法意识到，科技往往需要在全球范围取得成功，才算是真正成功。信息技术的经济性，取决于能否将研发和基础设施成本分摊到尽可能多的用户身上。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价格的下降以及形成网络规模效应，进而让新的应用程序晋升为市场领导者。正如领英共同创始人（也是微软董事会成员）里德·霍夫曼所展示的那样，快速地通过“闪电式扩张”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是技术成功的基础。但如果产品不能离开美国，追求全球领导地位也就无从谈起。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美国可能出台的新一轮出口管制措施比过去更具挑战性，因为既要谨慎行事，又要顾及新的出口方式。在过去，出口管制官员可以照着产品清单行事，有时完全禁止出口那些产品。而现在，对于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的许多新兴技术来说，允许某些技术在附加针对某些用途和用户的使用限制之后出口可能更为合理一些。虽然这会让政府和企业的出口管理变得更加复杂，但这很可能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

　　第三，还有很多更加广泛的维度需要考虑，不仅是为中美两国，也是为整个世界。说到世界人民的科技使用问题，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正在把互联网一分为二。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太平洋两岸关系，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21世纪结束时的状况会比开始时更好。简单一句话，世界需要中美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包括在科技问题上。

　　这需要继续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教育和文化基础，以便把中国和美国联系起来。两国的科技问题不仅需要在科学和工程上，而且需要在语言、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上达成共识。但是今天，两个国家对对方的了解往往都达不到本来应该达到的程度。

　　在大多数方面，美国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得最为严重。举例来说，习主席就读过从汉密尔顿到海明威等美国作家的著作，但有多少美国政治家读过中国的类似著作？中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所以问题不在于典籍不够，而在于美国人兴趣不足。历史反复证明，如果美国想要应对全球挑战，就需要一批了解世界的领导人。

　　最终，中国和美国需要一种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瞪大眼睛，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么做当然没错，但是，当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政府碰在一起时，它们不仅要考虑本国和对方的利益，也要时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怎样的意义和影响。这是它们的责任，世界其他地区——几乎占全球人口的80%——正越来越依赖于此，决定于此。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