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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心做一个试验：整整一个月里，一句话也不讲。

　　头一天进行得很顺利。上班的时候，无论在大门口、走廊上、办公室和餐厅里，我都做到了不吭声，虽然有人同我讲了几句简单的话，但我只用点头、摇头、微笑、板脸，也就打发了他们。回到家里，妈妈照例在饭桌上叨唠，我只是低头扒饭，根本不去听。爸爸和弟弟本来就很少跟我说话。吃完饭，洗洗漱漱，我就倚在床上看书，然后睡觉。做了几个梦，梦里我也没开口。

　　第二天我就开始遇到困难。困难并不来自客观，而来自我本人。下午在办公室里，我渐渐变得烦躁起来。本来似乎是应该同事们感到惊讶：我怎么两天没开口说话了？可到头来是我对他们感到惊讶：他们怎么连我两天没开口说话都毫无察觉？

　　刚刚五点半，各办公室的人就散得差不多了，我们屋的老詹、彭大姐和我还没走。

　　我忽然觉得，我不能只以消极的形式进行这项试验，我应当采取一些积极的手段，引诱别人来同我对话，而我坚决以不吭声的方式对待。如果在这种考验中我能不破戒，那我可就服了我自己了。

　　于是，我立起身，把一摞报表送到老詹面前。

　　老詹是我们的副处长。他当了八年副处长了。处长已经换了三个，他却仍是副的。他没希望升为正处长，而且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确立那样一种希望。他的头形总使我联想到古董店里的阔口红釉双耳瓶。

　　老詹望了我一眼，似乎有点吃惊。从来都是他催我时我才会交上报表，这回……我以为他会开口问我句什么，但他却很快收回了眼光，坐在那里，双手握住那摞报表两端，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反复地将其垛齐。老詹的办公桌永远井井有条，所有可以垛齐的东西他总是悠然地垛呀垛呀，然后齐齐整整地搁在一旁。

　　我那报表并没有填完。老詹却只顾垛齐、放好，并不检查。末了他说：“好，明儿早上交上去。”说时眼睛并不看我。可见并非要同我说话。我只好走开。

　　我故意走到彭大姐办公桌对面，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彭大姐只顾收拾东西。她有一根毛线针找不到了，正运动着全身在找，活像个上足了发条的铁皮关节人。她终于从座椅底下找到了，舒出一口气来。这时候她注意到了我，便认认真真地对我说：“这么好的棒针咱们这儿可买不着。”这话是用不着回答的。要考验自己得另想办法。于是我便把一张当天的报纸推到她面前，用手指弹了弹头版上的某条消息。那是一条关于某个省里精简机构的消息。

　　彭大姐仿佛是突然看见了一条毛毛虫，身子微微朝后一躲。头几天我在这办公室大声地议论过：“咱们这个机关，整个儿就该精简！”彭大姐当时也是这么个反应。那回她收回厌恶的表情后，还同我略微争论了一会儿，她的逻辑是：“谁精简谁呀？精简了不也得照发工资吗？既然照发工资，那就不如还让来办公室上班；既然还来办公室上班，那就不如再分点工作做；既然分点工作做，那就不如还把原来做惯了的分来做；既然这样，也就无所谓精简。我见多了，精简一次恢复一次，恢复一次扩大一次，扩大一次精简一次，精简一次再恢复一次，恢复一次再扩大一次……”说到最后她望定我，我明白，那意思是我就是因为精简后恢复，恢复而扩大，才进到这个办公室来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儿。

　　彭大姐躲开那条消息以后，轻轻叹了口气，微微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就立起身来，准备打道回府。我从她表情上看出来，她对我只是指指报纸而没开口朝她议论，由衷地感激。

　　我紧闭着嘴唇回到家里。妈妈看见我，脸上挂着我看腻了的那么一种希望加失望被二除的表情。我又按时回家了，这说明我还没交朋友。我恨死“大龄女青年”这个莫名其妙的概念了。谁兴出来的？

　　那晚上在家里倒很顺利地坚持住了不开口。因为我确实不想开口。

　　直到第五天才有人发现新大陆似的问我：“你怎么不活跃啦？”

　　问我的是我们的正处长。他风华正茂，官运亨通。盛传他即将提为副局长。他的升官之道既不在才干出众，也不在巴结钻营，而在于异常平庸，平庸到单位里对立的几派在互相攻讦的同时，都来承认他无害，乃至都说他正派。在提名或推荐新的副局长人选时，鉴于必须排斥对立面的人选，以及实在抵挡不住对立面对自己这方面的人选的抵制，到头来双方可以达成协议的人选便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敝处正处长。

　　我很感动。而且他这句问话令我对他刮目相看。整整五天里别人都没针对我的缄默发过问，倒是他给了我这么一句温暖的话。他也许并不如我估计的那么平庸。

　　以往我觉得就连他的相貌也平庸得拎不出一个特点来形容，此刻我忽然发现他鼻翼一侧有颗小小的黑痣，一下子点活了他整个面孔，看去同以往不大一样。

　　我差点儿开口说出话来。

　　我们站在走廊里。有几个同事从我们身边绕过去，似乎对我和正处长面对面站在那里有点吃惊。

　　我想，如果正处长请我进他的办公室去，那我肯定破戒。但是正处长并没能那样做，尽管我们遇上的那个位置离我们办公室还稍远而离他的办公室倒很近。

　　我在迟疑中听他这样对我说：“……你们老家的鱼丸真不赖，在那儿天天吃我也没吃腻。听说最好吃的东西是‘佛跳墙’，可惜没吃上……”

　　正处长一周前从厦门出差回来。他肠胃里的鱼丸残渣也早该排泄完了，可他见了我只找出这样的话来说。

　　也许他底下会说些别的？

　　他似乎把话已经说完。他掏出一方折得方方正正的蔚蓝色手帕，揩了一下鼻子和嘴巴，于是我发现他鼻翼一侧并没有什么小黑痣，那大概是他吃早点时沾上的一粒焦芝麻。他的整个面孔又变得没有任何特点。

　　他进他的办公室了。我仍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怎么不活跃了？他希望我活跃吗？那份我满腔热忱写出来的改革方案，在他出差前十多天就交给他了，他始终没有看吗？最大的悲剧恐怕在于他看了，却决定并不跟我就那个方案进行对话。他知道我把那方案复印了好多份，几位局领导都送了。他一定仍然把我给他的那份不表态地转给了局领导们。

　　他是一个耐心等着人家把“佛跳墙”端给他吃的人。他是绝对不跳墙的。

　　真该一辈子不跟这种人讲话。

　　我进了我们那个办公室。我听见半句紧急煞住的话：“……犯不上跟我们过不去呀！”

　　煞住话的是我的同龄人。性别跟我不同。在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会环境里，他其实远比我更容易生存和发展。可是近来他防我如防贼。无非是前些日子我宣扬我那个改革方案时，非常坦率地当着众人跟他说过：“其实，咱俩的工作完全可以并起来一个人做！”

　　他整个人总使我联想起某种可以散发出水汽和某种香味的落地摇头电风扇。在炎热的时候他令你心旷神怡，在寒冷的时候则令你望而生畏。记得去年前局长住院时，他自费买了一束昂贵的美国石竹花去看望，那时候盛传我们58岁的局长将擢升为副部长。可是今年当我得知迈进59岁并提出离休且永远不再擢升的前局长又发病住院，约他一起去看望时，他却满面春风地说：“哟，真是的，真该去，可我实在是有事去不了，你见了他一定代我问候！”

　　我一进屋，都不出声了。我真想跟同龄人说，我提出我们两人工作并成一个人做，绝不是想自己留下来而排挤走他的意思；我是早就想走的，世界很大，机会很多，特别是在南方；我暂时没走，是因为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仍会有另一个人来填补我的位置，那完全没有必要由两个人来做的事，就更得由两个人为做而做地做下去。

　　同龄人从耷拉下的眼皮里透出光来检视我。老詹又在轻轻地、持久地垛齐一摞什么报表。彭大姐停止修改手头的一份简报，把压在她茶杯口上的一个福橘毫无必要地旋转了一下。我忽然意识到，正处长那句“你怎么……”的话，正来源于同龄人的某种虽经精心策划却出之以漫不经心的“小报告”。我为他深深地叹息。我要是他那么个男人，我或者一跺脚走人，或者一举臂在这里招呼一番。总之，干一桩真正的事业。现在他捧的这个饭碗就值当那么视若珍宝吗？

　　我的沉默试验坚持到了第六天。中午在餐厅就餐，桑桑风风火火地跑过来跟我凑在一起吃。

　　桑桑从我认识她起就梳着个克利奥佩特拉头，即埃及女王头。这发型曾引出局里各类人等的各种议论。桑桑和我不在一个处。我们的交往常常是在餐厅里。

　　桑桑一坐到我旁边我就预感到我的沉默试验遇到了最严峻的考验。以往我们两个人讲话时总是不断地互相截话茬儿，而且调门越来越高，常惹得周围人侧目。在整个局里她算是最和我谈得来的人。不过桑桑是个接近文艺界的人，这一点我跟她全然不同，我的三亲四友同窗邻舍没有一个是搞文艺的。

　　桑桑刚落座就跟我讲起“文艺界的苦闷”，其实那地地道道是她的苦闷——因为她新交的男朋友是个刚登上文坛的新星，而且，据她说：“……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那可是太难了。搞绘画的，搞作曲的，搞电影的，使用的都是人类通用的符号系统，可是文学，得用方块字一个个地拼接起来，外国人里头又有多少个认识方块字的呢？就说翻译吧，两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太大了，难死人！像‘土改那阵’、‘反右那年’咱们小说里挺平常的叙述性句子，人家翻译起来就犯愁，非加个长长的注释不可，一注释，谁还有兴致读小说呀？再说像‘大跃进的时候’，有个外国人就问：什么是使劲一蹦的时候啊？……”

　　我一边小口小口地吃饭，一边微笑着听着。我很同情桑桑，尤其同情她那男朋友，他们向往走向世界，向往永恒，向往不朽。合情合理，令人钦佩，可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障碍竟是那么巨大……

　　我很奇怪桑桑为什么不惊讶于我的一言不发。她似乎没觉得我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她滔滔不绝地倾诉下去，她那碗里连菜带饭都凉了。

　　“……我建议他写写咱们这儿，灰色的办公楼，灰色的日子，灰色的表情，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我给他出主意，把这一切都象征化，意象化，寓言化，肯定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因为全世界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都是同样的，‘帕金森综合征’嘛，可是他不揽这个瓷器活儿，他说人家才懒得看这个呢，他最近追求的是蔚蓝色，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色……”

　　我真差点打断她的话茬，因为我记得在一份什么文学杂志上看见过一篇什么文章，里面好像说有个什么日本作家老早就写过一篇《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色》，还得过一个什么文学奖。

　　“……我在咱们这儿可真待腻了，他也在给我找合适的地方……可说到底，在这个社会里，咱们这儿的优点也真不可忽视。正经的正局级单位。外国人可以不感兴趣，他们弄不懂，咱们可不能糊里糊涂的。县团级等于室处级，地市级等于司局级，省级等于部级……是什么级就有什么待遇，处级等于三室一厅，局级等于四室一厅，副部级等于五室一厅，部级等于四合院儿……处级可以报销硬卧，局级可以报销软卧还可以报销机票……在外出差处级等于8块钱的床位，局级等于15块钱的床位，我说得不准吗？还有，得病住院处级等于一室八个人，副局级等于一室四人，局级等于一室二人，副部级等于一室一人，部级等于一室套一室一人……还有坐车子的待遇，安电话的待遇，出国换外汇的待遇……唉，连他都跟我说，去干个体户拼命奋斗，挣出十几万块钱买一套三室一厅，跟在这样的机关里勾心斗角，当上个副处长分它个一套三室一厅，走后一条路子还容易点儿，就是住进了那三室一厅，也不用掏修理费……苦闷啊，真苦闷！可这就是咱们的日常生活……”

　　她苦闷到这个程度才意识到我一直没说话，她停止苦闷咏叹，扬起眉毛问我：“你今天不舒服？”

　　我笑着摇头。她也就算了。她吃了口饭，嚷声“太凉”，就端起碗走了。

　　轮到我苦闷了。我这才意识到，以往我们俩谈话，看起来很热烈，其实她不过是要宣泄她的，并不一定要听我的；我呢？我很后悔我总是认认真真甚至心急火燎地把我的反应告诉她。

　　那一天下班我才意识到是个星期六。每个车站都淤满了等车的人。我决定走回家去。这样可以晚一点到家，让爸爸妈妈觉得我毕竟有过一个什么约会，以满足他们那其实完全不必有的与我有关的自尊心或干脆说是虚荣心。

　　人行道上行人如过江之鲫。有时甚至不得不偏着身与人交错而过。我突然很怕有个人突然向我问路，那我是绝不能保持沉默的。在那么个情况下中断我的沉默试验可太不值得了。没有。没有人向我问路。甚至没有人看我一眼。在匆匆流动的人群中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被逼出来的，就人的本性而言，人是宁愿独处的。瞎子、聋子、哑巴三者中，最少痛苦的是哑巴。

　　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该买一块香皂。我以前买这类日用品的时候经常是并不说话，我指一指柜台里摆的香皂，递过钱去，售货员自然会递给我香皂，找给我钱。

　　我走进百货商场。卖香皂牙膏的柜台那儿没什么顾客。我走过去，倚在柜台上，静静地等售货员走过来。两个售货员正在离我两米处的地方聊天。我等着。她俩看见我了，可是依旧在那里唧唧喳喳。我想，她们有来招呼我的义务。可她们也许在想，我有央求她们的义务。既然我们双方都不想尽义务，那就算了吧。我转身走了，这时我听见她们当中有一个从牙缝里挤出来这样的声音：“神经病！”

　　搁在平时我一定生气。可是这天我心平气和。我的沉默试验也许的的确确应当归入神经病之列。

　　我又绕了一个弯儿才回到家。爸爸妈妈在过厅里看电视。我一进屋妈妈就迎上来问：“你吃过啦？”

　　她眼神里饱含着期待。

　　我饿，可我点头。

　　妈妈的表情松弛下来。她接着问，故意用一种仿佛不经心的口气：“一个人吃的？”

　　我摇头。于是妈妈迅速地同坐在沙发上注视我的爸爸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我看见弟弟在他的房间里，背对着门，坐在书桌前，双手捂住耳朵，在那里背书。台灯光把他的前剪影勾勒得活像一只大蜘蛛。他已经上到高三，过几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尽管已经传来消息，今后大学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但这丝毫不减弟弟发誓考上大学的气概，更丝毫不减爸爸妈妈供弟弟上大学的决心。弟弟对我这样议论过：“其实，如今又有哪个大学毕业生不是在托关系走门子给自己找好窝儿呢？连找到爸爸这儿来的还有哩。谁稀罕国家统一分配？分配你去中学教书，真去？怕都怕死了！”还干脆不怕刺痛我地这样说：“前两年你上电大补文凭时的那副惨相儿！我还是把文凭捏在手里头自在！”我忽然又想起午餐时桑桑开列的那些等式，其实还可以凑上：中专文凭加年头等于科级等于讲师等于两室一厅，大专文凭加年头等于处级等于副教授等于三室一厅……如今人们交往不久半生不熟时，就可能互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哪儿毕业的？”“你们单位是哪一级的？”“你那职称相当于副处、处级还是副局级、局级？”“你住的几室一厅？”围绕着官本位人们可以问得很粗鲁也很细致，却很少有人问你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大胆的抉择。

　　真想为我弟弟一哭。他才18岁。可我知道，他根本不想同我对话。他学了一大堆应考挣分的杂碎，可还是个不懂得灵魂交流的“心盲”。

　　第二天，星期日。一早我就起来开动洗衣机，为全家洗衣服。洗衣机工作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听音乐。我爱听弗兰克的管风琴曲。管风琴的声音使我有一种腾飘到太空中的感觉，渐渐地我就觉得大地、人群和我自己都是那么渺小，于是我就产生了一种寻找依靠乃至拥抱什么坚实东西的欲望……听到一组最浑厚渺远的旋律，我忽然产生了一种犯罪感。我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沉默实验？为什么在至亲骨肉之间，我也不能敞开心扉，同他们做促膝谈？

　　音乐陡然中止了，我仿佛从空中猛地跌到地下。我看见弟弟按下停止键的那根手指还撅着，满脸凶狠地站在我面前，厉声地说：“烦死了！别妨碍我背单词！”

　　我本能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气得发抖。可是弟弟转瞬已消失了。

　　我朝洗衣机走去，这时我听见妈妈同爸爸在进行惯常的“耐心争吵”。他们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寻找一个最无聊的题目没完没了地抬杠，双方并不真正动气，但也绝难主动收场，而是非常韧性地把那杠一直抬下去。这回他们是为了刚打开的一听沙丁鱼罐头。爸爸认为味道不如上回买的那一听好。妈妈则认为味道完全一样。罐头厂每批的产品质量并不整齐。人家有质量检查制度岂能马虎。怎么味道就是差多了，简直糟糕。恐怕是你味觉出了毛病，不辨好赖。如此等等。

　　我把洗好的衣服晾到阳台上。妈妈催我吃饭。我们星期日照例吃两顿。爸爸和弟弟各自雄踞饭桌一边，都宣称不吃沙丁鱼。妈妈坐下以前把碗橱上的三封信递给我。信是她下楼取报纸时带上来的。她是故意要当着全家把信递给我。

　　我逐一把信拆开，摊在桌上，慢悠悠地看。我听见碗筷响和咀嚼声。我知道起码有四只眼睛不时往我脸上和我面前的信纸瞟。

　　我的爸爸妈妈啊，如果你们主动地、亲切地问我，并愿同我娓娓地谈心，我是完全可以打破沉默的……

　　我听到一个僵硬的声音：“你下午在家吃饭吗？”

　　我摇头，并从容地把信收好，装进衣兜里。

　　下午我去逛了书店，傍晚我在一家快餐店吃了饭。

　　第一周过去以后，保持沉默对我来说不但绝非难事，甚至给我带来了某些乐趣。唯有在较持久的沉默中，人才能认清世界和他人。

　　第十六天，老詹把我两周前交给他并由他垛得绝对整齐的报表退给了我：“还差五行没填完。”

　　既没有对我玩忽职守的批评，也没有对他缺乏检查的自我批评，也没有让彭大姐或我那同龄人引以为戒的意思。总之，没填完，绕了一圈，历时两周，拿回来，请我填完再交。

　　到第二十天，我受到一个绝大的冲击。我们那个系统出了很大的一个事故，造成了很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我是在刚走进单位大门时就听到这个消息的。正好碰上桑桑，她很激动。她对我说她的男朋友已经立即决定抓住这个题材不放。据说眼下最时兴的文学样式倒是纪实性的东西。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色要继续搞，这种灾变纪实文学也要抓。

　　我们办公室里自然也少不了这个话题，但充盈着祥和的气氛。彭大姐说这使她回想起二十几年前的那桩事故，其中很有一些神秘色彩，三个人紧挨在一起，左边一位当场死亡，右边一位终身残废，而当中一位安然无恙，灾难对他偏秋毫无犯。同龄人说这可能与天外的某种电波有关，而且与艾滋病显然同出一源。老詹把他新带来的一种安徽六安瓜片分给大家沏茶，同时蔼然可亲地嘱咐大家：“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听说有的兄弟单位认为我们单位也有一份责任，昨晚已被局领导们驳回。为避免传出去引出误会，大家就暂不议论此事吧。”

　　当我突然摔门而出时，他们一定目瞪口呆。不。也许他们反倒相视一笑或一叹。

　　我去敲正处长的门，没人应，也推不开。我直奔局长办公室。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现有法律角度或刻板的行政责任角度，我们单位与这次事故可能确实无大关系，但如果把我们与几个平行单位视为一个功能系统，把我们单位视为网络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的网结，我们能这么心安理得吗？要么，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么，我们这个单位根本就可以取消！……而且，甚至我就是头一个应当被追究罪责的，因为，我交了一份未填完整的报表，如果这报表非准时完成不可，那我是严重渎职，如果这报表可有可无，那早就该把我的岗位撤销……局长应当很容易听懂我的逻辑，我那早就递上去的方案他至少浏览过一遍……

　　我扭动门把手直接冲进局长办公室，局长正坐在很厚重的一张办公桌后批阅一个什么文件，我站在门口，他抬起头来，我俩面面相觑。

　　“你走错屋子了吧？”

　　表情和语调都毫无恶意。

　　我却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我恢复了沉默意识。

　　“啊啊啊啊……”局长站了起来，并绕过办公桌，站到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他脸上显露出了抱歉的神情，语调亲热起来：“你看你看，我这记性！你不是……处的……吗？活跃分子嘛！对了对了……听说你最近不怎么活跃了，还是要活跃一点嘛……啊啊啊啊，你那个方案，我看过了，看过了，你很有改革的热情嘛！是呀是呀，现在我们都在一个改革大潮当中，中央决心很大，很大，像你们，下面的同志，尤其年轻人，劲头也很大，很大……关键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搞不好要‘中层梗阻’咧……”

　　听到这儿我心软了一下。倘若局长请我坐下，或者我们可以认真地谈一谈，但他仍旧保持着一个自己不坐也不请我坐的姿势，而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套比利时沙发，还有一个相当漂亮的镀铬支架玻璃几。

　　“……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嘛……大家都来提方案，我们都来动脑筋……不过每个人的位置毕竟不同啊，我们要看看左邻右舍，要考虑得周到一点，你们也应当理解嘛……”

　　电话铃响了。他立即去抓电话。

　　我扭身出了屋。

　　我极其冷静地度过了中午和下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沉默中我只想到我自己。

　　下班后我步行离去。我带了个单放机。我用耳机听弗兰克的管风琴曲。我的灵魂又腾飘到了太空中。大地旋转着，渐渐变成模糊的色块组合，变成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远的水的球体，幽深的墨蓝中闪烁着无数的亮点，于是我又生出对于我们这个星球、我们这些血肉之躯构成的群体、群体中那个渺小而痛苦而惶惑而充满缺憾与弱点的自我的大悲悯，我产生出比以往更强烈的拥抱住一个坚实的东西的欲望。

　　妈妈那个星期日递给我的三封信，两封后来我撕掉了。有一封我一直保留着。他让我去。他说这回要好好跟我谈一谈。他是唯一对我有吸引力的男人。或者我真能和他进行我所期望的那种谈话。我以前试过。似乎难以如愿。不过也许主要是我这方面有心理障碍。他快达成可毕竟尚未最后达成离婚协议。

　　他是借了个地方暂住。敲开门以后我吃了一惊。他仿佛自发信后一直守在门里边等待着我。门刚在我身后合上他就粗鲁地紧紧搂住了我。我本能地挣脱着。他对我说：“谁也没有。就我和你。谁也不会来。就我和你。”

　　他简直是把我抱着挪进了屋。这是个很严谨的单元。家具很少但足够使用。

　　他给我脱下外套，脱下毛衣，刚脱完他又紧紧地搂着我。他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坚实的东西。我也紧紧地拥抱住他。他是我内心情欲最向往的那种男人。他脂肪很少而筋腱很多，棱角很多而圆弧很少，须发浓密而不细加修剪，毛孔粗大而血管凸起，他身上绝无香皂发蜡润肤膏樟脑丸一类气息而洋溢着自然体臭。他肩膀很宽而腰肢颇细，胸肌厚实而颈肌灵动，他的亲吻粗鲁而真诚，抚摩凝重而热切。

　　我用眼睛同他说话。我提醒他许诺了我什么。

　　“本来约你来谈一谈。商量一下最后该怎么办。现在不用谈了。离成了。上午彻底离成了。我自由了。我是你的了。你尽情地享受我吧。我也要尽情地享受你。”

　　他开始解我的衣扣。我忍不住抚摩他的脖子、锁骨……我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衣扣，但我把手指停止在了那里，我用另一只手拨开了他的手。他有点惊异地望着我。

　　我用两眼望着他。我想他应该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可他不问。他的手又开始动，我又把他拨开了。

　　“你不愿意吗？”

　　这不是我期待的话。

　　我用眼睛告诉他，我期待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他为什么不问我一下，要不要喝杯水？要不要洗个脸？饿不饿？……既然这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既然已无障碍，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我们可以慢慢享受，而且难道我们相互享受，仅仅限于这一方面吗？

　　他竟不能懂得。他又一次搂住我，并解我的衣扣，我用力把他推开了。

　　他愣愣地看着我。

　　我灵魂里起了一阵风暴。这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的企望其实很低很低。只要他说：“让我们坐下来谈谈……”

　　“你不爱我？”

　　我并没有点头。

　　“你不愿意？”

　　我点头。

　　他显出几分狼狈。像他那么一个男子汉真不该有哪怕是几分的狼狈相。

　　我仍旧期待着他说出那句最普通的话来：“我们好好地谈一谈……”

　　可是他把双臂抱在一起。他用真正男子汉的气派和语调说：“我是绝不会勉强谁的。”

　　我把解开的扣子扣上，把毛衣穿上。

　　“你非得看我那离婚协议书吗？”

　　我的心碎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他刚注意到我沉默的分量。

　　我把外套穿上。

　　他猛地扑上来，掐住我的臂膊，脸对脸地同我相持。

　　“你说话！你开口！”

　　他嘴里的热气喷在我脸上。

　　我张开了嘴，我确实想出声。

　　“天哪！你的牙真白！”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带颤音的赞叹。

　　在那一秒钟里，我期待着他紧紧地亲吻我的白牙，或者迸出“咱们好好谈一谈吧”的呼喊，只要他那样，我立刻属于他……

　　他却突然把我一放一推，同时我听见一句万万想不到的话：“算我没福！”

　　……我在街上走着。人来人往。我强烈地希望能和一个有相应愿望的人好好地、好好地谈一谈。可这个人在哪儿呢？街上没有哪个人注意到我。我在一家商店橱窗外停了下来。商店已经关门，橱窗里的灯还亮着。橱窗里布置成黑丝绒的背景，站立着几个穿裘皮大衣的模特儿。我的身影映在橱窗玻璃上。仿佛是面大镜子。我咧开嘴巴。我头一次发现我的牙齿是那么整齐，那么洁白。我的嘴唇血色也很好。我的双眼很明亮。明眸皓齿。红嘴白牙。我从来没有像这时候那么怜惜自己。

　　一个几乎没有下巴的金鱼眼男人凑到我身边，小声问我：“你有兑换券吗？”同时打着某种代表比价的手势。

　　他的牙很脏。我感到恶心。

　　“那……你要兑换券吗？”他䀹着眼，改变着手势。

　　我扭身走掉。

　　长街上路灯黯淡。远处孤零零地有几处霓虹灯寂寞地亮着。

　　我不想再步行了。我朝车站走去。

　　迎面来了个小姑娘，一眼看出是从外地农村来的。她系着此地早已过时的花格头巾，提着个旅行包。我要让过她，她却截住我。

　　“大姐姐，你帮帮我哟。”

　　我以为她是向我讨钱。

　　不是。她把旅行包搁到地上，递我一张纸条。她是问路。我接过纸条，就着路灯光看。那上头写着的地址大体上在这一带，但具体该往哪个方向去找，我也不知道。

　　我把纸条还给她，摇头。

　　“你要帮帮我哟。我找得好恼火哟。你莫跟他们一样耍我哟。”

　　她从四川来。比我矮半头。她仰起脸望着我。并不望着我的眼，而是望着我的嘴。没有心计的人才这样望着别人。

　　“我是来帮人的。”她又递给我一封信。我不想接可还是接了。我草草地瞄了一遍。有的人信不过“安徽帮”，也信不过“劳动服务公司”，就给老家亲戚写信，让老家的姑娘来当保姆。这的确是最稳妥的路子。我忽然发现那信上的落款日期，距离这天已有半年多之久。我望了她一眼。

　　她把信收回去，从容地对我说：“我晓得，你要问我为啥子不早点来，为啥子不先写个信来，为啥子不叫他们接我……才刚还有个娘娘，说是别个怕早就有了保姆了，用不到我了，劝我转回去算了……你们哪个晓得，我来得好不容易哟！我们那个地方，好远哟，好穷哟，好闭塞哟……进步倒是在进步，好慢哟。哪像你们这里，好多电灯哟，好亮哟。你莫嫌我哟，我心里头有话要讲给你哟，你哪个晓得哟，我有个堂伯爹哟，我堂伯爹是在中学里头教物理课的。他的物理是他老师教他的。那个老先生是在成都上过师范的。我堂伯爹教过好多年的电学，讲电灯电话电路电机，你哪个晓得，他一辈子都是照到课本上写的画的，他老师讲给他的，教给学生，他自己一辈子也没见到过电灯……你莫不信啊，哪个骗你哟，1978年电线才扯到我们乡里，他病倒在床上，就盼到电灯亮起来，他屋里头也扯了线，也装了灯泡儿，他就是张起眼睛，嘿，总望到那电灯泡儿。哪晓得通电头一天，他就死了！真的死了！我就是从那么个乡里来的，我上过初中，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七，我在课本上晓得有火车飞机大高楼，我还没见到过，所以我要跑出来……他们要是有了保姆了，我就另外找事情做，我要见见世面，闯一闯。大姐姐，你要帮帮我哟！”

　　我开始细细地打量她。她长得不好看。眼睛太长太细。她一双手粗大得跟她整个身躯不相称。但她的牙齿很白。如同一处地方的厕所状况是衡量那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最准确的标志，一个人的牙的洁净程度便是那个人内心对文明追求的努力程度的显现。

　　我感到梗在胸中的一大块冰冷的东西在开始融化。

　　“大姐姐，你听不到我说话吗？”她开始熟练地打起哑语来，同时嘴里还在情不自禁地说，“我哥哥嫂嫂都是聋哑人。我们一起种责任田，啥子意思都讲得明哟。”

　　我用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

　　她咧开了嘴巴。这对她来说是个意外。也许从她落生以来从未有人与她以这种姿势相处。

　　我那20天没有振动过的声带开始振动，我听见一个滞涩然而清晰的声音从我灵魂里冒出来——

　　“你的牙真白呀！”

　　……

　　1988年 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