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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姐之令人诟病，首先是“弄权铁槛寺”。其实凤姐这个首罪，很值得冷静分析。

　　说是“弄权铁槛寺”，不如说是“弄权馒头庵”，凤姐应住铁槛寺而不爱住铁槛寺，“因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静虚说了，腾出几间房来预备”，住进了馒头蒸得呱呱叫的馒头庵。事情在凤姐方面，有偶发性。静虚主动求她办的事情是：“……有个镇主姓张，是大财主。他的女孩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长安太府的小舅子李少爷。那李少爷一眼看见金哥就爱上了，立刻打发人来求亲……”据这头一段叙述，颇令人联想起《西厢记》中的莺莺和张生，金哥和李少爷倘能结合，很可能比父母包办的婚姻美妙，但，老尼接着说：“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公子的聘定。张家欲待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了。谁知李少爷一定要娶，张家正在没法，两处为难；不料守备家听见此信，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来吵闹，说：‘一个女孩儿你许几家子人家儿？’偏不许退定礼，就打起官司来。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官找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和府上相好，怎么求太太和老爷说，写一封书子，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张家哪怕倾家孝顺，也是情愿的。”据此可知：这是一桩民事讼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张金哥与守备公子从未谋面，本是父母包办，其结合之幸福率极低，李少爷毕竟是见过张金哥并对之一见钟情的，又托了媒人来明媒拟正娶，张金哥的父母审情度理，对李少爷的求婚颇为动心，是无足怪的，守备家先上门厮闹继之告到官府，并无令人同情之处。老尼所代为求助于凤姐的，无非是通过“后门”“开条子”促成一项本不足惜的婚约的解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也还在“开条子”，而相当于云老爷的官员们，不也还有收“条子”并按“条子”所嘱办事的吗？当然，在这桩事情上，凤姐有索贿受贿的问题，但她那“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的宣言，却也无妨看作是一种对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教规范的公然蔑视与挑战。曹雪芹当然是谴责凤姐的，在下一回中他交代道：“那凤姐却已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知张家，那守备无奈何，忍气吞声受了前聘之物。”如果事情到此结束，倒也算不得什么，但，“谁知爱势贪财的父母，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退了前夫，另许李门，她便一条汗巾悄悄的寻了自尽。那守备之子谁知也是个情种，闻知金哥自缢，遂投河而死。好怜张李二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安享了三千两。王夫人一点消息也不知。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这是所谓“史笔”吧。但我们读《红楼梦》，倒也不必全被曹公牵着鼻子走。从现代法律角度衡量，张金哥和守备公子这两条人命，还不能算作风姐的“血债”，金哥的自杀，是出于“一女不许二门”的观念过于固置，而守备之子只根据一个消息，便也投河自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真叫莫名其妙，他们本是完全可以不死的。凤姐就是有责任，也只是间接而又间接的责任。倘若更冷静地审视，则张金哥和守备之子是满脑袋封建道德的人物，个体的独特价值几无显现，而凤姐却是生气勃勃冲破封建道德约束的敢作敢为者，她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她只不过是蔑视封建婚约的神圣性，看透封建官场表面秩序的虚伪性，坦率地利用“开条子”和“走后门”办了一桩“替他出这口气”的小事而已。作为一个个体，她却具有超出那个社会群体规定性的相当独特的价值。

　　本世纪以来的文学评论，越来越热烈地颂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反封建言行。其实，贾宝玉、林黛玉对封建主子们直接蔑视和反抗的言行几等于零，对贾母，宝玉和黛玉由衷地爱戴，并将自身幸福的企盼寄托于这位封建老祖宗；对邢夫人他们可能没有任何感情，却也始终尊重；对王夫人他们有时爱怨交加（如宝玉），有时冷眼旁观（如黛玉），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相处和谐的。王熙凤则不然。对贾母，她奉承讨好，百般蒙骗，结果获得了一种不仅在贾府而且在整个社会上去看也相当令人咋舌的特权。林黛玉一进府就发现，在贾母面前，“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所谓“放诞无礼”，就是公然超越封建宗法秩序，达到个性的高度张扬。凤姐个人争取到的这种个性自由，是远远超过只会躲到花园角落里暗泣残红的林黛玉，更远远超过路过父亲书房便战战兢兢的贾宝玉的。对邢夫人，这位封建婆婆，凤姐的蔑视与对抗是很明显的，难得的是，对王夫人这位她的实际靠山（亲姑妈和委托她管家的贾府正经主妇），她也绝无贾宝玉式的敬爱和林黛玉式的温情。第三十六回中写道，凤姐从王夫人屋里“转身出来，刚至廊檐下，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见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说了这半天？可别热着罢。’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龇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堂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诉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我以为，凤姐那“把袖子挽了几挽，龇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的肖像，是整部《红楼梦》中最为出色的人物肖像，要说反封建，这做派本身便是百分之一百的反封建。试问，贾宝玉、林黛玉被那么多人以“反封建”捧上了天，他们又有哪一幅肖像，有王熙凤这个龇门槛子的肖像更活灵活现地体现出了她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精神呢？当然，贾宝玉、林黛玉虽然没有对贾母、王夫人公然地不以为然乃至彻底蔑视，他们的许多思想言论确实是饱含反封建因素的，可我们也不能忘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却恰恰不是他们也不是晴雯司棋之流喊出来时，而是王熙凤在大庭广众中喊出来的，不管她喊出这句“俗话”的动机究竟如何，如以二十世纪中期的“文革”标准衡量，她犯下的“恶攻罪”，是远比宝玉和黛玉严重的。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实在是应该把王熙凤同贾宝玉、林黛玉一起并列于反封建谱系的。“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常被论者视为封建势力对花朵般烂漫开放的青春生命的一次大摧残，而这次大摧残，王熙凤不仅不是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一开头还率先成为被怀疑被追查的对象，不得不“又急又愧，登时紫胀了面皮，便挨着炕沿双膝跪下”，费了老大的劲儿才算洗清了自己，否则，恐怕免不了要被“停职检查”乃至“撤职查办”的。当王夫人听王善保家的谗言，“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后来要问是谁，偏又忘了。今日对了槛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长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轻薄些。方才太太说的倒很象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混说。”’凤姐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这样回答，算是对晴雯起了力所能及的保护作用了，比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某些有一定发言权的人物，对一些被谗言打击的人士所表现出的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乃至“王八一缩脖，死活由你去”的态度，那可是强得远了。或者竟可以说有着质的区别。

　　凤姐被卷进抄检大观园的行动中，被动之中也有她的主动，当晴雯以“嚆啷”一声掀倒箱子并反唇相讥来对抗时，她“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虽“喝住晴雯”，实际上是包庇怡红院众丫头过关；到了黛玉处，她一方面安抚黛玉，一方面公开为紫鹃等解脱；在探春处，王善保家的挨了探春一巴掌，凤姐不消说是心中称快的；到了惜春那里，查出了入画的“赃物”，倒是惜春把入画往火坑里推，凤姐表面申斥实际上在宽赦。在迎春那里搜出司棋“犯罪”的“铁证”后，尽管因为司棋偏偏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凤姐不无幸灾乐祸的痛快感，但她“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凡此种种，都说明王熙凤在大观园封建势力与被摧残的弱者的对抗中，不仅没有站在封建势力一边，而且也并不是严守中立，她的同情，是明显倾向于受害者一边的。

　　我这里不想袭用所谓“二分法”来分析凤姐，实际上，倘把凤姐放到历史潮流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她的若干重大的作为，都无需“二分”便可判定为是一种自觉的个性本位的蔑视既存礼法的性质，起着瓦解封建秩序的效果，至少在客观上有着进步的作用。或问：难道她害死尤二姐，也是进步的吗？她迫害尤二姐的程度和速度，或许过分了一些，但她对理想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的追求，她对贾琏偷娶外室的反抗，她对个人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中的尊严的维护（这包括她对贾瑞的“毒设相思局”），她的自我价值肯定和对自我命运的主动把握，都带有逸出封建规范的反叛色彩，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初始阶段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那种滴着血的耀眼光芒。凤姐爱钱，敛钱，并且还努力使“钱生钱”，这在商品经济受到沉重压抑的中国，不仅不应视为一种罪恶，而且大可从正面加以探究。凤姐克扣月钱，拖放月例，把钱拿去生钱，放高利贷，究竟是怎么个放法，书中没有明写，但想必是以借贷方式用去作为了商业资本的流动资金，其中有没有可能被借贷者拿去兴办实业呢？我以为是可能的。第十六回中，赵嬷嬷回忆起当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王熙凤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就说明王熙凤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早接触外部世界的买办家庭的产物，她具有某些资本主义拜金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做派，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曹雪芹借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的册子概括王熙凤一生的命运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她的生不逢时，其实是一种超前性。“一从二令三人木”这个谜语使无数红学家“尽折腰”，对这个谜底大家始终不能形成共识，依我看来，那种认为王熙凤到头来只得由“第一步贾琏对之言听计从到第二步转而听命于贾琏到第三步终不免被休”的推测，是最没有道理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应是同后面“红楼梦十二支曲”的《聪明景》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相对应的。王熙凤的悲剧，并不一定凝聚在“忽喇喇似大厦倾”、“家亡人散各奔腾”上，而在她主体所意识到的与客观所不能容纳与提供的尖锐矛盾上，更明快地说，便是个人生存与历史进展之间所形成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所以要“叹人世，终难定”！

　　1989年3月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