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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老友马君来我乡村书房温榆斋，一落座就高谈阔论。马君是个民俗研究者，他有一个观点我颇赞同，就是不能把所有民俗都博物馆化，有些民俗，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保持下去，比如踩岁。他认为以往的内涵就十分丰富，现在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意义，推陈出新，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那是机关宿舍，虽然分住了很多家，却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除夕夜，院里的孩子们从大人那里得到压岁钱以后，都纷纷跑到胡同里乃至胡同外的街市上，买到自己喜欢的耍货零食。记得我买的是可以在地上拖着走的兔儿灯和什锦冰糖葫芦。有的小伙伴买的是木制关公刀和糖瓜儿，或者是手提猴戏傀儡和体积十分夸张的棉花糖……年饭后已经放过几阵炮仗、礼花，子时将临又掀起一番放炮放花的高潮。但真到零点来临，则大人们纷纷嘱咐孩子们暂停放炮，全院的人们都集中到院落前边，从院子的二道门——一座精致的垂花门——到斜对着它的大门口，地上满铺着芝麻秸，大人小孩一齐踩岁。那芝麻秸被踩碎的破裂声尽管远不如炮仗响亮，但噼噼剥剥的十分有趣，而且与大人们“岁岁平安”的笑语和孩子们跳跃拍掌的欢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浓酽的过年喜气。

　　压岁完了踩岁，踩岁完了跟大人一起在家里守岁。那时候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并不普及，但听大人讲各种掌故，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胜过看电影、翻小人书。屋顶挂下萧何不停地追韩信的走马灯，地板上停着被蜡焰照得雪白透亮的兔儿灯，记得母亲就坐在灯之间，告诉我踩岁其实应该写成“踩祟”，就是把坏东西踩掉轰走。她说，你们那么喜欢过年，知道“年”是什么吗？原来“年”就是个“祟”，是个没头没脸的大怪物，每过十二个月它就要跑来一次，必须把它撵跑，放炮仗的目的在于此；踩麻秸的目的也在于此；把它撵跑了，也就“过年”了。听了这样的解说，小小的心里，全然没有对“年”的恐惧，反而呆想：这“年”可别跑远了啊，它常来多好啊，我们随时可以“过年”，也不用再上学了，压岁钱领了可以再领。原来攒一套梁山好汉的“洋画儿”（即夹在香烟盒里的烟画）得费一整年的时间，每月过年那就很快能攒齐了！但是父亲偏乐呵呵地走过来纠正母亲，说把“年”当成怪物对待，那说法至少在明清以后就不时兴了；为什么要踩麻秸？一来芝麻开花节节高。花果熟裂抖出芝麻以后，那些“小铃铛”又让人联想起小元宝，而且芝麻秸不是圆形而是带棱的，风干后踩起来声音特别脆响，所以有“岁岁平安”的含义。二来麻秸挺直，一般总有一米多长，象征“长命百岁”。人们一边踩岁，也就一边祈祝自己一年更比一年好，能够长远地丰衣足食，“脆脆生生”地过好日子。

　　马君听了我的回忆，拊掌喟叹，说那是建国之初吧？他的父母当时也为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啊。记得那时候看国产电影，片头是工农兵的雕像在明快的乐曲中缓缓旋转，他哼出那乐曲的头几个音节，我随着延续。那乐曲就叫《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贺绿汀谱曲。在那样的氛围里踩岁，人们心中都怀着无限的憧憬啊。我们聊得正欢，村友三儿从厨房出来——他来给我送自家树上的柿子，刚把那些大柿子摆放在我厨房窗台上——听见话茬就问：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啊？我和马君就齐声让他去读毛泽东的宏文《新民主主义论》。三儿一脸不解，马君就说，其实，那意思就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差不多。马君叹息：可惜后来走了弯路，还“大破四旧”，连踩岁的好民俗也给破没了。三儿四十郎当岁，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少年郎，他说一九八〇年春节的时候，他爷爷还活着，他家踩过岁，他还有印象，那时候他家房子还没翻盖，睡炕，踩完的麻秸正好放进灶眼里，燃起来又是一片“岁岁平安”的吉祥之音。

　　我说真想踩岁，只是如今哪儿找芝麻秸去呢？三儿说他们村原来没少种芝麻秸，他爷爷说早年还用大车把芝麻秸和松柏枝、野蒿子运到城里当年货卖。我当年参与的踩岁活动的那些芝麻秸，应该就是院里大人们合伙从三儿爷爷那样的农民手里买来的。马君就问三儿还能不能从村里找到芝麻秸？三儿挠耳朵说，今天开发明天开发，咱们村还剩多少地？花椒树砍光了，没人种芝麻了。也许远处的村里还有人种芝麻。

　　但是春节前我来到温榆斋，忽见门侧整整齐齐码着一摞芝麻秸。不消猜，一定是三儿想方设法给我找来的。今年除夕我可以约马君来一起踩岁了！望着那摞麻秸，我想，踩岁的意义，起码于我，是提醒自己什么事都急不得，大步跨进什么、跑步进入什么，结果欲速则不达，任何方面的“大跃进”都不可取。不追求夸张虚饰的“大满贯”，拭心灵，除戾气，实打实地稳步朝前推进，尽可能把失误减少到最低，在平安、平和乃至平常、平淡中享受生活，也许，便自己有福，并能融汇进大家共同的福祉之中吧！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