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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皇帝平常穿湖绉制的裤子，有一回他裤腿上穿破了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拿去补上破处。这在他来说，当然是一种崇尚节俭的示范性行为。后来裤子补好送回来了，做工精细，看上去天衣无缝，道光皇帝甚为欣悦，顺便问到费银几何，答曰：三千两白银。道光皇帝听了大怒，严责穷究。怒是可以理解的，就算湖绉御裤非同一般，每条新裤的成本泼撒算去，值三十两银子吧，那这补裤费却相当于一百条新裤所费。但内务府官员却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皇上所穿裤腿，系属有花湖绉，剪过几百匹，鲜有花头恰合者，是以如是其贵。”道光皇帝听了也无可奈何。

　　这既不是正史上所载的内容，也非全凭想象的戏说，是清末民初一位叫何德刚的在他的《春明梦录》里记载的。中国的传统写作里，有一种体裁是笔记，从南北朝南朝刘宋时的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到晚清民初，笔记著作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构成我们后世了解历史真相的重要参考系列。

　　皇帝要通过补裤提倡节俭，也未见得就是虚伪作秀。内务府费银三千两补裤，也未必是故意浪费起哄。双方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里头。即使明知皇帝补裤可能要比缝制新裤还要靡费，但皇帝的意志是不容抗辩的，何况补裤这一行为里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是那么正宗堂皇，除了立即付诸实行，不能有别的选择。而费银三千两补好裤子后，一旦奏明原因，皇帝也只能息怒罢休。下属又没有把那三千两银子扛回家去，从几百匹花湖绉里精心择剪出符合需要的原料，取得天衣无缝的补缀效果，正说明他们的犬马忠心，这对于皇帝来说，实在远比显示节俭重要。倘若没有了奴才的犬马尽忠，失却了政权，就是全身穿上百衲衣，那节俭还有丝毫意义么？

　　何德刚没赶上道光皇帝在世的年头，上面的补裤掌故有道听途说之嫌。但他光绪三年考中进士，曾累任吏部司务厅掌印，后升侍郎，经常出入宫禁，数次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在京任职十九年，亲见亲闻的宫廷琐事极丰，而且他写《春明梦录》时，已是民国时期，一方面他没有了触犯朝廷的顾忌，敢于照实直录，另一方面他对亡清充满怀念之情，所以也没有什么“破鼓万人捶”的哗众笔墨，所以，他笔记中关于慈禧、光绪的掌故，可信度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像我这一辈的人，倘不是专门治史的，对晚清历史，特别是对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认知，一是来自笼而统之的粗线条正史灌输，一是来自类似《清宫秘史》那样的戏说式野史。

　　慈禧太后在民国以后，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里，大体都被派为反面教员。何德刚在京任职十九年后，被外放为苏州知府，在宫中得到慈禧和光绪召见，慈禧问话滔滔数百言，其中包括“福建民教情形”，“矿务能否发达”，并“追问当日拳乱，地方如何被扰，后来如何结束”，他一一奏对后，慈禧旋叹息曰：“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竟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了。时事艰难极矣，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无过不及，才能挽此危局……”这个现场实录，我觉得比以往任何一种历史书上的概括评价，以及任何一部话剧戏曲电影和电视肥皂剧里的台词，都更能使我接近到一个活生生的慈禧。

　　光绪在“文革”前，无论正史还是稗史里，都是一个基本正面的人物，他锐意图新，感情丰富，却被慈禧压抑挟持，结果革新梦碎，情爱沉井，以悲剧性的遭际令人扼腕叹息。但“文革”中因一部香港电影《清宫秘史》，光绪也和慈禧一样被指斥为“卖国主义”人物，又据说刘少奇曾在中南海观看这部影片后，说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光绪是爱国的，结果大错，是他“狼子野心”的大暴露，成为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重要罪状之一。不过“文革”一过，对光绪的评价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在戏剧电影中出现的光绪，延续着舒适在《清宫秘史》里的那种造型与格调，一律属于“正派小生”。

　　在何德刚的笔记里，有若干条涉及光绪与经济问题的记载。有一回在书房，光绪同他的老师翁文恭闲聊，顺便问起：“早起进内吃何点心？”翁对曰：“每早吃三个果子。”果子即荷包蛋。光绪马上做出判断：“师傅每早点心，要用九两银子了！”那时一两银子足能买下一大篓鸡蛋，可是御膳房报账，一个鸡蛋例报一两银子，光绪从未怀疑过。虽说慈禧早年生于寒门，“民间琐事，无不周知”，但自从进宫后，永无亲自去市场买东西的行为，也就跟从来都是娇生惯养的光绪一样，失却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真切了解，内府外官一气瞒蔽，积重难返，他们却信以为真，以那样的报价为依据，旰食宵衣地勤政操劳，想想实在可笑。何德刚还记下这样一件事：内务府郎中庆宽伺候慈宫，颇见信用。有一日，光绪因慈寿要送礼，让庆宽出主意，庆宽说最好给老佛爷打造个金手镯，光绪首肯后，庆宽拿了四个金镯式样呈进慈禧，慈禧见了说：“我四个都要。”庆宽回报光绪，光绪问：“四个手镯得花多少钱？”回曰：“值四万。”光绪本能地惊呼：“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的私蓄正好四万，存在后门钱铺生息呢。如果把这条非常可信的掌故搬上戏曲舞台，慈禧与光绪都可以鼻梁上抹白丑扮。但光绪给慈禧送寿礼，也得自己掏腰包，而并不能“公费报销”；并且他也要把私房钱搁到民间钱庄里去吃利息，以扩大私人财富——这都颇值得玩味。

　　一种流行的论点，是中国的事情长期搞不好，是因为没有，或疏于法制。且不说像《十五贯》那样的戏曲故事曾经被周恩来总理带头引为新中国的法制借镜，就是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终得平反一事，也说明法制是有的，真的实行起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何尝混沌模糊。何德刚在《春明梦录》里说：“余曾读（吏部）处分则例，及《大清律》，初读第一条，便掩卷思之曰：‘这样情节，如此处置，若犯那样情节，又当如何处置？’旋读第二条，而那样情节，便有处置之法。紧接而来，丝丝入扣，毫发不爽。可见当日字斟句酌，煞费删定，非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又讲到他奉旨到吉林查办事件，他的提携者谆谆嘱咐：“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需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折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可见法制伦理也存在，并有一些信守者。

　　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根据他的“大历史观”，则认为中国的事情长期搞不好，是始终没能进入“数字化管理”。何德刚曾奉旨随查京城十库，其中三个是银库，根据他的记载，弊情虽多，但管理上还是相当“量化”的。他又曾几次负责大型工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坛祈年殿，就是因遭回禄而由他监工重修的，若无“数字化管理”，怎么建造得出那样精致美丽的殿堂？

　　要说市场经济，清末起码在卖官鬻爵上，是相当地发达，而且往往明码实价，十分“数字化”的。跟光绪如影相随的珍妃，在电影《清宫秘史》里由著名影星周璇给定了型，不仅正面，而且其悲惨命运十分夺人的同情之泪。但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二辑里，有一篇商衍瀛的《珍妃其人》，虽非正史，亦无戏说，也属于严肃的笔记文章，他提供的材料，在光绪专宠珍妃这一点上，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并无二致，但珍妃何以后来被打入冷宫呢？兹引有关文字如下：

　　清制内廷经费……皇后每年例银一千两，递减至妃每年三百两……珍妃用度不足，而又不能节省，亏空日多，遂不能不想生财的门路，以应付常年的不足，此所以有联合太监，向外卖官的举动。……珍妃由其胞兄志铸主谋，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纤，将月华门南的奏事处作为机关。奏事处是太监与内外官员的传达处……珍妃住景仁宫，景仁宫首领太监亦在其列。所得的钱，以一部分供珍妃，余由各人分肥。珍妃蒙混请求光绪帝，私卖官爵，日渐彰闻。甚至卖到上海道鲁伯阳，更为舆论所指摘。又卖至四川盐法道玉铭，于召见奏对时，光绪问以在那衙门当差，对以在木厂；光绪骇然，命将履历写出，久久不能成字。此事在光绪二十年甲午四月间……太后据所闻，切责光绪……将珍妃交皇后严加管束，幽禁于宫内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首领看管，从此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据此，珍妃于甲午十月幽闭，距戊戌尚有四年，外闻传说因赞助新政而被罪的话，证诸史实，毫无其事，不辩自明。

　　商先生的文章很扫我的兴，可是凝神细想，恐怕他说的确是真情实况。历史的真面目往往毫无浪漫气息，琐屑乏味，而且丑陋，乃至狰狞。

　　正史、戏说、笔记掌故，三者中，我最喜欢读的，是文史笔记。从《世说新语》到《春明梦录》到如今的《文史资料选辑》，从中我可以窥见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他们的真性情，以及那些超出抽象归纳的，活生生的生存状态，尤其能引发出我对人性的深度追问。

　　2000年4月11日温榆斋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