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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祖籍四川，一个是自八岁后定居再未离开的北京。我落生于成都，在重庆度过了童年。这样我自然是既会说四川话，也会说北京话。普通话虽然以北京话为基础，却不能画等号，一些从南方来北京工作的人能说普通话，却并不会说北京话，甚至听不懂某些北京土话；就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有的也已经听不大顺老一辈的北京土话，比如“老鹰（爷）儿偏歇（西）啦”是“太阳快落山啦”的意思，三十多年前我在中学当老师时，跟传达室的葛大爷对话时常常挂在嘴上，现在我儿子若不跟他解释，他就闹不清那是在表达个什么。

　　但是，四川话跟北京话属于同一个语系，二者的亲缘关系，可以找到许多的例证。比如七言四句的竹枝词，至少一千年前就诞生于四川了，却又在一二百年前盛行于北京。唐代诗人刘禹锡就写过不少竹枝词，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有人考出，竹枝词这名称的由来，是当年民间的吟唱者要在每句之间加进垫音，那垫音便是“竹枝、竹枝……”刘禹锡则说：“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我小时就学会唱四川民歌：“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郎罗），挑起扁担（郎郎扯，光扯）上山冈（欧）……”下面两句去掉垫音是：“手里拿把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后面还有两段。我觉得，这样的现代民歌，很显然是跟古代竹枝词一脉相承的。

　　明、清两代，竹枝词不仅在北京俗众中盛行，也有不少文人墨客对其感兴趣，甚至热衷于写作竹枝词。这风气在民国初期仍未消退。大量的竹枝词记录了身历者对当时京城市民生活的印象，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清代北京市民“宣武门前看象房，慈云寺外坐冰床，逛来二闸无多日，丫髻山头又进香”，很会忙中找乐。繁华之地大栅栏“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但一般俗众平日逛不起那类地方，他们的生态是“零星货物满天街，黑市才收小市开；茶馆门前收古董，又邀隆福寺中来”。那时造福民众的市政建设十分简陋，“马蹄过处黑灰吹，鼻孔填平闭眼皮；堆子日斜争泼水，红尘也有暂停时。”同是女人，“名门少妇貌如花，独坐香车爱亮纱；双袖阔来过一尺，非旗非汉是谁家？”而“贫家妇女满胡同，蓝布衫名‘一剪穷’；斜截凉簪歪挽髻，清晨太半发蓬蓬。”清代像著有《桃花扇》那样大部头传奇的孔尚任，也写过《燕九竹枝词》，其中一首是：“金桥玉洞隔凡尘，藏得乞儿疥癞身；绝粒三旬无处诉，被人指作丘长春。”这就展示出了社会最令人揪心的一面。

　　许多竹枝词还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京的民俗土产、娱乐方式，有的以竹枝词形式记录时事、针砭时弊、讥讽贪官、抨击颓风。竹枝词的写法，比打油诗注重“画面”和“色彩”，但比起典雅的格律诗来，当然较为鄙俗随意，但它朗朗上口，令人感到亲切、自然，在当时常常转化为数来宝、子弟书、莲花落、什不闲等曲艺演出的唱词，故而流布广泛，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意识、情感深处，是不应对之忽略、歧视的一种通俗文艺门类。

　　我以为，竹枝词这种形式，即使在进入到微电子时代的今天，也未必就没有它偏存一隅的空间。正是：世纪更迭新潮炽，人人争诉创新志，新枝原从老根发，期待新翻竹枝词。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