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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对“宜”的追求

　　617年起兵时，李渊和他的支持者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虽然极富挑战性，但并不是完全陌生、不可驾驭的。他们需要面对两项挑战，一个是如何应对来自北方其他叛军领袖的激烈竞争，另一个是如何化解来自当时草原霸主东突厥可能的威胁。他们巧妙地解决了这些棘手问题，成功地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但是，在唐朝建立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李渊的继任者们面对的是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唐的四邻，特别是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以及突厥、吐蕃和后来的南诏国，逐渐从组织松散、不稳定的部落演变为强大的政治实体。一些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另一些则由畜牧业转为定居农业或半农半牧经济。较之过去，它们的政治更稳定，军事更强大。自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灭亡时为止，唐所处的外部环境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复杂，更具竞争性。历代皇帝为确保唐王朝能够在这样风云变幻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不求助于中国丰富、渊博的传统。不过，他们也发展出了一套指导外交活动的准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合宜、效用、便宜行事和相互的一己利益。这些准则的实质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信、义、忠等儒家道德的桎梏。

　　李渊决定接受突厥头衔，名义上向突厥称臣。他告诫自己的使节，只能接受少量象征性的突厥军事援助。这些举措表明，审慎、合宜是李渊思维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宜”意味着准确评估自己和竞争对手以及敌人的相对实力，仔细计算未来行动的时机，认真考量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唐一代，一项行动是否合宜经常是朝廷政策讨论的中心议题。

　　最早提到合宜问题的例子，可能是619年当时已经称帝的李渊发布的一份诏书：“朕祇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边外远人，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祖这道诏书是在强调唐应打消外部势力的敌意，以便集中精力巩固内部统治，而不应被理解为他要做天下之主，使唐成为四邻的宗主，与它们保有实质性的君臣关系。从618到619年年初，唐逐步完成统一大业。唐军陆续向西南和东部前进，将唐的版图扩展至西北的甘肃和青海、南部的四川，以及湖北全境和河南大部分地区。但此时的高祖仍然只控制着中国的一小部分。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征服仍然控制着中国其他重要地区的割据政权和建立内部秩序上。

　　此时，唐的实力仍然不及东突厥，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十多年。其他游牧部落也没有臣服于高祖，他远非天下之主。例如，吐谷浑没有向唐称臣纳贡，高祖反倒需要请吐谷浑提供军事援助。他曾遣使要求与吐谷浑结盟，共同对付反唐势力首领李轨。实际上，高祖在位时，边境冲突是双边关系的常态。吐谷浑曾在622、623、624和626年出兵攻唐。仅仅是624一年，唐朝边境就五次遭到袭扰。高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边境安全，这样他才能集中精力消灭内部割据势力。他为此改善了同新罗、百济、高句丽的关系，其中高句丽是前朝隋朝几次发兵试图征服的对象。确保边境安全将成为唐代所有皇帝最关切的问题。高祖和他的继承人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是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他们既要维持开放的国际体系，同时又要有效控制边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廷必须制定出一套合宜的对外政策，既要避免开支过分庞大，又不致闭关自守。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