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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贿赂颉利而上演的一出外交大戏

　　626年阴历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不久之后，高祖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成为太宗。唐廷内部不和给了突厥可乘之机，颉利和突利立即挥师南下，其骑兵据说有二十万之众。他们在阴历八月初九攻下泾州（今甘肃境内），随后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到达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突厥骑兵迅速推进，令唐廷大为震惊，宣布京师戒严。同月二十八日，突厥军队出现在长安以北仅数公里之外的渭水北岸。突厥的精锐骑兵一天数次在城墙外纵马驰骋，挑衅唐军出城应战。唐都危在旦夕。

　　据大多数史料记载，太宗面对危机表现得英勇、睿智和雄辩。他仅带六名扈从到渭水与颉利见面，并成功地化险为夷。然而，这些记载大都是传统文人对太宗的歌功颂德之词。真相远没有那么富有传奇色彩。李世民在渭水岸边与可汗见面之前，已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突厥人执失思力那里得知，颉利入侵的真实意图是攫取财宝，而不是占领长安。因此，李世民和颉利的会面其实只不过是做戏而已。

　　执失家族的成员（执失淹、执失武、执失思力）曾于617年阴历八月作为突厥援军随刘文静南下协助李渊攻打隋都。他们因对李氏家族有功，在唐朝建立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例如，执失武获封上大将军（这是唐廷为表彰军功卓著者而授予的最高军事荣誉头衔中的第三等）、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和安国公。朝廷还命人在新城（今河北境内）为执失家族竖立功德碑。但与此同时，执失武还是突厥的中级官员，担任颉利发之职。因此执失家族有双重身份，他们同时臣服于唐朝皇帝和突厥可汗。

　　当执失武和其子执失思力随颉利进逼长安时，突厥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太宗事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正是突厥的内部分歧和执失家族的双重身份，促使执失武派儿子执失思力与太宗接触。太宗在大帐内与执失思力密谈，仅留一名贴身侍卫在侧。史料中没有留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细记载，只略记为“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可以推断，思力向太宗透露了颉利此役的真实目的，并建议贿赂可汗以化解这场看似严重的危机。

　　二人结束密谈后，在唐臣面前上演了一出双簧戏。执失思力故意虚张声势地说：“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太宗则愤然谴责道：“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佯装惊恐万状，乞求效忠太宗，以免死罪。大臣们不知道二人在做戏，力劝太宗依礼遣返思力。太宗回答：“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他下令将思力囚禁在门下省。此举实际上是在保护思力，太宗对他一直宠信有加。后来，到了七世纪三十年代，思力还曾数次以中间人的身份帮忙处理唐和突厥之间的棘手问题。太宗为了嘉奖思力的功劳，特赐其铁券，准其享受特权，还赐婚九江公主，并加授驸马都尉、辅国大将军和安国公。

　　太宗在得知自身及长安都没有真正危险后，才决定会见颉利。他和六名随从骑上马正待从玄武门出发之时，谏臣萧瑀突然跪在太宗马前，以危险为由劝说太宗放弃此行。太宗答道：“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太宗这番言辞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显示局势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故意没有告诉萧瑀，自己打算贿赂突厥，而不是与之交战。而这一方案的制定，主要是基于执失思力提供的重要情报，还有名将李靖深谋远虑的建议，后者力劝太宗“倾府库赂以求和”。

　　太宗带着随从来到渭水南岸，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唐为展示实力命大部队随后赶到。颉利见自己的使者去而不归，太宗无所畏惧，身先士卒，唐军又耀武扬威，担心这一切都是圈套。此时，太宗示意唐军从岸边后撤列阵，独自上前与颉利对话。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后续发展表明，二人约定互不相犯，定期互市。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太宗和颉利在长安城西的便桥杀白马祭天，宣誓结盟。突厥军队随即退回草原。

　　回顾渭水事件，长安虽然受到突厥威胁，却从未面临真正的危险。颉利的主要目标是从唐廷获取财物，而不是攻占长安。唐都有重兵防卫，可以长期固守，而来犯的颉利士兵大都是轻骑兵，善于快速推进（泾州距离武功一百五十公里，突厥士兵只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便从泾州抵达武功），速战速决，但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缺乏准备。一般来说，在一次准备充足的长途奔袭中，如果士兵全副披挂，并让战马有足够时间吃草，部队每日的平均行军速度只有约二十二公里。如果部队还携带着攻城器具和充足的给养，行军速度会更慢。颉利只为他的骑兵配备了额外的坐骑，而没有为他们提供足以攻打长安的充足的后勤保障和器械装备。颉利显然从未打算占领唐朝都城。

　　许多唐朝官员对渭水事件和平落幕惊讶不已。当初曾反对太宗与颉利见面的萧瑀问太宗：“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直到此时，太宗才在回答中首次承认他的策略是贿和：“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萧瑀再拜答道：“非所及也。”

　　太宗对渭水事件的处理，是巧妙利用敌方情报从而转危为安的绝佳事例。然而，四年之后的630年，在唐打败突厥，活捉颉利之后，太宗却开始以“渭水之盟”为“耻”。他希望臣子们忘记自己在与突厥议和的过程中曾发挥过主要作用。太宗对他们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命负责为自己编撰实录的史官掩盖他在事件中的作用，把向突厥称臣完全归咎于父亲一人。尽管如此，太宗无法否认，对突厥称臣和贿和曾是唐廷外交的两大基石。考虑到630年以前唐与突厥的实力对比，二者是唐在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时唯一合理可行的方式。太宗正是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主角。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