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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林义哲进一步指出，哪怕是在古代，当人们认识到海洋可以成为用兵之地的时候，海上争夺就开始了。在西方，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坦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15世纪末航海大发现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17世纪，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日本的振兴是因为明治天皇从美国海军准将柏利仅带四条军舰就叩开国门的屈辱中领悟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必须“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能够兼顾的解决办法。

　　而林义哲则在奏折中提出的“大兴海军”、“经略海洋”的战略，则是切实可靠的解决办法！

　　林义哲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如两宋时代，因为海上商业贸易发达，国家富强，是以虽然周边强敌环伺，却依然能够存国祚三百余年。而明代因为海禁，国家财源流失，海上贸易的需求却一直存在，致使走私盛行，海道为海寇把持，更有倭寇为了贪图财富而入侵中国，致使明朝倭祸不断，终于财尽民穷，流民四起，至于亡国。

　　林义哲进一步指出，“现今世界各国莫不以发展商业为先”，海上商业贸易的兴盛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给国家增加收入，“商业兴则国家兴”，“商战胜于兵战”，而“各国海军之设，首要为护商”，海上商业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自然可以“海防”“塞防”同时兼顾！

　　可能是预见到了国内的顽固保守势力会拿“商”字说事，林义哲还在奏折里直接批驳了清流士子们歧视商业的种种论据。

　　林义哲首先指出了清流士子们一惯爱说的“士农工商”的“阶级理论”的错误。

　　林义哲说，“士农工商”最早见于《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以及《淮南子?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在这两个出处中，都没有提到“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乃是后人别有用心的附会，而《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这一句话清楚的表明，“士农工商”四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国家的柱石！

　　为了说得形象，林义哲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士农工商四民，犹如桌椅之四腿，如以桌椅喻为国家，则四民为国家之腿，岂有腿之长短不一，而桌椅能不仆之者？”

　　林义哲由此进一步指出，发展商业，提高商人地位，是必行之策，而商人地位提高，得到国家保护，便可全力为国家经商牟利，增加财富，而国家财富的增加，则又可以有足够的财力来发展军备，“护商为富民之本，而富民为强国之本”。

　　为了增加自己的“桌腿理论”的说服力，林义哲还指出，他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孔圣人当年也有同样的提法。

　　林义哲先搬出了儒家经典《论语》，指出：

　　《论语?子路》有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些圣人之言，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先富民，然后再教化。而孔圣人还尖锐的指出，如果不教老百姓知道军事，那就等于抛弃了老百姓一样。而发展海军，同样不也是遵守圣人的“教民以战”的古训吗？

　　而在看完了林义哲的奏折之后，慈禧太后知道，哪怕是倭仁这样的饱学鸿儒在世，面对这样的理论，也是无法辩驳的！

　　林义哲的这个“桌腿理论”和圣人“教民战”的古训，比起那篇《西国圣道考》来，份量要大得多！

　　“将此折交由枢臣会议，看那班书生如何与他理论！”慈禧太后想到这个折子发给枢臣会议之后，可能会上演的“好戏”，不由得轻笑出声。

　　“先给六爷和文相看看吧！”慈安太后笑了笑，说道，“先听听他们两个的意思，再做区处。”

　　“姐姐说的是，就依姐姐。”慈禧太后点头答应，“李莲英？”她唤了一声。

　　“奴才在。”

　　“把这个折子给军机处送过去，让大伙儿看看吧。”慈禧太后取过朱笔，在折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将折子交给了李莲英。

　　“嗻——”李莲英接过折子，便急急忙忙的出了大殿。 龙兴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