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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圣贝纳迪诺困境突围——为用户隐私而战

　　尊重隐私是库克的价值观中重要的一部分，自从他接任苹果CEO后，苹果在这方面更是重视有加。从2013年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到圣贝纳迪诺困境，再到如今苹果所做的一切，无一不体现出库克对用户隐私保护问题的重视。

　　库克承认自己喜欢私密和低调的生活，他认为用户隐私保护是苹果产品设计的重中之重。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极大地提高了用户通过手中的设备加强隐私保护的能力。在库克的任期内，随着软件的每一次更新，苹果的产品隐私保护功能都在不断地加强，以确保用户最重要的敏感信息不会错误地落入他人手中，包括广告商。苹果的产品对于隐私保护的加强始于2012年推出的iOS 6，这是第一版几乎完全在库克的领导下开发的iPhone和iPad的系统更新。

　　iOS 6在“设置”中引入了专门的“隐私”菜单，使用户能非常简单地控制应用程序可访问的内容和数据。该菜单最初提供了6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含便于管理应用程序权限的切换键。其中有一个位置服务，允许用户阻止某些系统服务跟踪自己的定位，如蜂窝网络搜索、Genius应用程序和iAds广告。iOS 6为用户提供了限制广告跟踪的功能，这使得开发人员难以根据用户的兴趣和浏览痕迹来定向投放广告。随着iPhone和iPad推出这种保护，其他平台也开始效仿这种方式。

　　在2013年6月的苹果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的iOS 7在隐私保护和安全方面也有重大改进。这次更新的最大亮点依然是乔纳森·艾夫极具争议的颠覆性设计，斯科特·福斯托在2012年10月离职后，艾夫接手负责监督软件设计的工作。隐私保护和安全虽然不是最大的亮点，但却是同等重要的。苹果增加了对Touch ID的支持，Touch ID是随着iPhone 5S的发布而推出的全新指纹识别系统，被认为是苹果在安全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解锁手机不再需要每次重新输入密码，这样的便利性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开始对手机设置保护。

　　iOS 7还新增了激活锁功能——手机在丢失或被盗的情况下，没有手机机主的iCloud密码，就无法被清除或是重新激活。激活锁降低了偷盗者对iPhone和iPad潜在的偷盗动机，因为偷盗者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款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手机只能物归其主，他们无法用不正当的手段将其卖给他人。2014年发布的警方数据显示，自2013年9月激活锁功能推出以来，旧金山的iPhone盗窃案已经减少了38%，伦敦和纽约的盗窃案分别减少了24%和19%。

　　2013年11月，苹果公布了第一份透明度报告，里面详细地披露了政府机构从苹果那里获取用户数据的请求。“我们相信，我们的用户有权了解其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处理的，而且我们把为用户提供最好的隐私保护视为己任。”报告写道，“基于各国政府向苹果索要用户个人信息或设备信息的请求，苹果准备了这份报告，以提升苹果对全球用户的透明度。”

　　苹果透明度报告披露了与用户账户相关，以及与特定苹果设备相关的请求的统计数据。苹果在其第一份报告中承诺，将继续支持提高信息透明度，并随后每6个月发布一份新的透明度报告。“我们在设计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之初，就已将隐私保护的理念融入其中，”苹果在报告中写道，“我们为能提供世界上最安全的硬件和软件而努力。”苹果表示，其业务“不是靠收集个人数据”，这是苹果与脸书、谷歌等其他硅谷巨头的不同之处。“我们无意收集苹果用户的个人信息。”

　　2014年9月，库克在给苹果用户的公开信中，旁敲侧击地说出了某些公司是如何从用户信息中盈利的。“我们的商业模式非常直接：销售非常棒的产品。”他写道，“我们不会根据你的电子邮件内容或网络浏览习惯构建个人档案，向广告主销售。我们不会将你存储在iPhone或iCloud中的信息‘变现’，我们不会为了向你推销而去读取你的电子邮件或短信。”

　　苹果当时在经营自己的广告业务iAds，但它仍然没有为了让广告变得更精准，就去挖掘敏感数据。库克承诺，iAds“坚持适用于苹果全部产品的隐私政策”，“它不会从HealthKit、HomeKit、地图、Siri、iMessage、通话记录或任何iCloud服务（如联系人或邮件）中获取数据，你随时可以选择退出”。

　　2014年9月，苹果发布了为用户带来更强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的iOS 8，以及一项新的隐私政策。该政策承诺，哪怕有授权令，苹果也不会为执法机构解锁iOS设备。为实现这一承诺，苹果巧妙地改变了iOS设备上的数据加密方式，这种方式类似于美国政府用于保护军事机密的系统：iOS密码与一系列设备独有的密码组合起来，生成密钥。这可以防止包括苹果在内的任何他人或组织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解密用户的数据。即使法官强行要求，任何他人和组织也无法为政府机构解锁设备或打开受保护的资料备份。

　　到2015年9月iOS 9发布的时候，该加密方式便可以完全保护用户在其设备上安装的所有内容，同时提供了内容拦截器的支持，使用户可以更好地控制iOS默认的网页浏览器，以及Safari中的广告、Cookie和数据收集工具。3个月之前，库克因其企业领导力被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授予荣誉称号，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商业领袖。库克在EPIC“自由领袖”晚宴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苹果将隐私视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重申了苹果对隐私保护的承诺。

　　“与诸位一样，苹果非常排斥以安全为名强迫用户牺牲其隐私的做法，”库克讲道，“我们可以且必须实现用户隐私与安全的兼顾。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基本权利。美国人民要求如此，《宪法》要求如此，道德也要求如此。”库克再次暗讽脸书和谷歌靠数据驱动的方式。“我与诸位相聚在硅谷，这里有世界上最优秀、最成功的公司，他们诱导用户发布个人信息，并将商业收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库克继续讲道，“他们正在疯狂地攫取你的一切信息，并试图从中赚钱。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苹果绝不希望成为这样的公司。”

　　苹果“无意获得任何你的数据”，库克提醒参会者和苹果粉丝们。“我们不认为你应该付出代价去获取那些以为是免费，但实际成本非常高昂的服务。”他解释道，苹果竭力保护用户的数据，这一点在当今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现在所有人的重要数据，包括财务，甚至是健康信息，都存储在智能手机里。“我们认为，用户应该掌握自己的个人信息。你或许会非常喜欢这些所谓的‘免费互联网服务’，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类服务值得你开设邮箱、保存搜索记录或存储你家人的照片，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会用这些信息去做什么。我们坚信，用户迟早有一天会看到这样做的代价。”

　　库克还捍卫了加密做法，详述了为什么苹果反对政府机构在iOS设备设置“后门”的要求。“如果像美国政府希望的那样，我们从产品中完全删除加密工具，那就会伤害那些依赖我们保护数据的守法公民。”他强调说，“我们非常尊重执法行为，但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削弱或去除加密，会伤害那些因正当理由使用它的人。最终，我认为它会消减《第一修正案》里规定的权利，并破坏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他警告说：“如果你为警察在门口的垫子下放置了一把钥匙的话，盗贼也同样有可能找到这把钥匙。犯罪分子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努力侵入用户的账户。如果他们知道设备有密钥，没有找到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罢休。”

　　库克在2015年12月接受查理·罗斯的采访时承认，尽管苹果在保护用户隐私问题上有坚定的立场，但如果政府发出要求提供具体信息的授权令，苹果还是要遵守。“因为我们必须遵守法律。”但是得益于内嵌在苹果软件和设备中的保护，苹果没有太多可以提供的东西。“在信息加密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库克解释道。他也希望苹果的用户能够明白，尽管苹果必须要在法律范围内运营，但还是会坚定地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

　　隐私保护

　　但是多年来，还是有一些令苹果用户们感到紧张的隐私丑闻。关于苹果对隐私采取的立场，第一次引发的公开讨论是在2013年12月。当时，一份机密文件被泄露，爆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的一个名为“放弃吉普”（DROP-OUTJEEP）的项目，他们可以使用软件入侵并窃听几乎所有iPhone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公众一片哗然，苹果被指控与国安局合作，设立“后门”访问iOS以支持政府的窥探行为。但是苹果发表了一份声明，明确地表示：“苹果公司从未与国安局合作，以在产品中留有‘后门’，包括iPhone在内。此外，我们对这项据称是针对我们产品的国安局计划毫不知情。”该声明解释道：“此功能包括从设备推送/提取文件的能力、短信检索、联系人列表检索、语音邮件、地理定位、激活话筒、摄像头捕捉、手机信号塔位置等。”国安局声称，这一软件在苹果设备的成功率达到了100%，但苹果承诺“将继续利用各种资源比恶意黑客更加强大，无论谁身居幕后，苹果都将保护用户免遭安全攻击”。

　　2013年10月，一家名为QuarksLab的安全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如果苹果愿意或“政府命令苹果这样做”，那么苹果就能够查看iMessage会话的内容。但苹果很快就站出来否认，并发表声明，说：“iMessage的设计是不允许苹果阅读用户的消息的。”苹果表示，这一研究“讨论了iMessage系统理论上存在的漏洞，但具体实施起来需要苹果重新搭建iMessage系统才能利用这个漏洞，但苹果压根儿没这个打算和兴趣”。苹果还附上了一份报告，列出了从政府那里收到的用户个人数据请求，其中写道：

　　我们相信，我们的用户有权了解他们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对待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最好的隐私保护。苹果已根据从政府那里收到的要求提供个人用户信息的请求做出本报告，以求符合全球用户的利益……我们已经报告了法律允许分享的所有信息，苹果将继续提高我们收到的请求的透明度。 注释标题 Alex Heath, “Apple Exposes Governments’ Re quests for Customer Data, Pushes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New Report,” Cult of Mac, November 5, 2013,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18, www.cultofmac.com/253020/apple-exposes-governments requests-for-customer-data-in-new-report/.

　　但隐私问题依然存在。库克在2015年10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海滩举行的《华尔街日报》的技术会议上，在回答有关苹果“后门”的提问时，说“必须没有‘后门’”。如果国安局和其他当局能访问iOS的“后门”，攻击者也有可能访问这样的“后门”。“后门”极有可能被恶意攻击者发现并利用，把数以亿计的iOS用户置于风险之中。毕竟，对苹果软件漏洞的寻找，曾吸引了一大群人加入研发“越狱”的行列，“越狱”可以在iOS设备上安装未经授权的应用程序。“只要这些数据被一些人获取，它们就会受到严重的滥用。”库克补充道，“强加密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

　　就在苹果正在为整个行业而努力的时候，库克和苹果却在2014年9月因为没有认真对待iCloud的安全问题而受到指责。超过100位名人的私密照片和视频被泄露到网上。多位知名人士被卷入这场名为“明星艳照门”的泄露事件，包括奥斯卡影后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美国人气歌手蕾哈娜（Rihanna）、超模卡拉·迪瓦伊（Cara Delevingne）等。但苹果坚称其iCloud系统并未遭到破坏。“在我们调查过的案例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是由于包括iCloud在内的苹果系统被入侵而引起的。”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讲道，“我们正在继续配合执法部门，帮助识别涉及的犯罪分子。”苹果表示，这些账户受到了“对用户名、密码和安全问题的针对性攻击”。

　　iCloud“没有受到攻击”，库克在接受查理·罗斯的采访时重申。“人们对于iCloud受攻击的含义有一些误解。iCloud如果受到攻击，这就意味着有人可以进入iCloud系统，并且能够获取用户的账户信息。”库克坚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攻击者使用了一种被他称作“网络钓鱼探险”的方式。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瑞恩·柯林斯（Ryan Collins）并没有侵入iCloud的服务器，而是发送钓鱼电子邮件，伪装成苹果官方邮件，欺骗用户提供他们的登录信息。然后，他就能够登录他们的账户，访问恢复iPhone和iPad设备的iCloud备份，从而获得了数百张名人的照片和视频，并且在贴图讨论版网站4chan上发布。这些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这是很多坏人的惯用做法。”库克告诉罗斯。

　　虽然苹果起初并不认为这是iCloud的问题，但是来自媒体和粉丝们的强烈抵制促使库克考虑苹果还可以做得更多。他承诺做出改变，防止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当我把自己从这件可怕的事情中抽离出来，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时，我想到的是意识层面。”他对《华尔街日报》说道，“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改善这一切。虽然这跟工程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想尽一切努力保护我们的用户。我们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算不比用户更生气，至少也是一样愤怒的。”

　　库克承诺，每当有人试图更改账户密码，将iCloud数据恢复到新设备或首次在新设备上登录iCloud账户时，苹果都会给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并推送通知。“如果确实发生这类情况，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通知用户，”他在接受查理·罗斯的采访时补充道，“我们非常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发生了，用户就要第一时间知道。”在这次泄密事件之前，苹果虽然在账户密码更改时会发送电子邮件通知iCloud用户，但在数据恢复的时候不会通知。一周后，苹果开始推行库克所说的系统，并且此后一直运行正常。

　　多年来，库克一直在苹果幕后处理这些隐私问题。但在2016年圣贝纳迪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苹果对待隐私保护问题的立场被推到了全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次对峙几乎把苹果的前程毁于一旦，它成了库克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大的挑战。

　　艰难的对抗

　　2016年，蒂姆·库克与执法者对抗，他胜利了。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下午的晚些时候，库克和几名高管聚集在苹果旧总部无限环路1号的董事会办公室里。苹果刚刚收到美国一位地方法官签发的传令，该传令要求苹果开发一个特殊软件，以协助FBI解锁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使用过的iPhone。赛义德·法鲁克是2015年12月造成14人死亡的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iPhone被4位数的密码锁定，FBI无法将其破解。他们希望苹果创建一个特殊的iOS版本，能允许人在找到正确密码之前，不限制次数地输入密码。同时，这款新的iOS可以外挂到iPhone上，确保里面的数据完好无损。

　　但苹果拒绝了。库克及其团队确信新的iOS解锁版本极其危险。该版本有可能被滥用、泄露或被盗，一旦付诸实施，就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数亿的苹果用户将因此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

　　在董事会办公室，库克及其团队逐字逐句地察看了传令。他们需要决定苹果在合法前提下应当做出何种姿态，并考虑需要多长时间做出回应。这是一次时间紧、风险高的会议。尽管几周以来，从库克到苹果首席律师布鲁斯·塞维尔，以及苹果的其他相关负责人，一直都在跟执法部门积极地沟通此次案件，但是，苹果收到传令仍旧事发突然，没有收到任何提前的警告。

　　这一传令“并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援助请求”，塞维尔解释道。“这是一份长达42页的政府请求，从对圣贝纳迪诺枪击案恐怖场景冗长的描述开始。然后是这份……带有偏见的冗长的陈述，苹果对那些被描述为非常合理的请求说了‘不’。这种做法在法律上被称为‘口头申诉’。这份文件意味着，苹果从最开始就被放在了一个跟公众对立的位置上。”

　　该团队得出结论，这次的法庭命令是一场公关行动——利用公众的压力迫使苹果遵守FBI的要求，而且这会让苹果身陷麻烦之中。苹果是“有极大影响力的消费者品牌，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品牌居然要和FBI对抗，并强硬地拒绝提供处理这次恐怖袭击所需要的东西。”塞维尔说。

　　苹果知道必须立即做出回应。传令将会主导第二天的新闻，所以苹果必须有所回应。“蒂姆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塞维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关乎公司前途的决定”。库克和团队整夜工作，连续工作16个小时来起草回应。库克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苹果会拒绝，但他必须对一切了如指掌：苹果的法律立场是什么？苹果的法定义务是什么？正确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听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读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正确的口气是什么样的？

　　库克非常关注公众的反应，并知道他的行动后果之一可能是苹果会被指控为支持恐怖分子。哪有公司不帮助FBI进行恐怖主义调查的？从公关的角度来看，苹果一直是隐私倡导者和自由主义推动者。但谁也料想不到，这一回，苹果竟因此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边。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库克必须要知道如何才能处理好。他必须向世界证明，他是在保护用户隐私而不是支持恐怖主义。

　　早上4:30正好是东海岸的早间新闻时间，库克发布了一封致苹果用户的公开信，解释为什么苹果要反对这一“危害用户安全”的裁定。他提到了政府如果拥有过多权力会产生的危险。“政府的这一要求会造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后患，”他写道，“如果政府能使用传令轻易地解锁你的iPhone，它就有能力进入任何人的设备来获取他们的数据。”

　　“苹果一直积极地配合FBI解锁这部iPhone，并提供相应的数据，也让工程师就位。”库克解释说。“但现在美国政府向我们要求的东西是我们根本没有的，并且我们认为去开发iPhone的‘后门’未免过于危险。”他继续说道，“如果未来落入坏人手中，这款现在还不存在的软件将有可能解锁任何人的iPhone。”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会让用户无力阻止任何讨厌的隐私侵犯。“FBI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工具，但请不要误解：构建一个能够绕过安全保护的iOS版本无疑就是创建一个‘后门’。虽然政府可能会争辩说它仅限于这种情况使用，但事实上，这样的控制是根本无法保证的。”

　　随后，库克指控政府试图强迫苹果“非法入侵苹果的用户，并且破坏苹果几十年来在保护用户安全方面取得的进步，无论是抵御复杂的黑客还是网络犯罪分子”。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政府接下来可能会要求苹果开发监控软件，来拦截消息、访问健康记录或财务数据，以及跟踪用户位置。库克必须把握好底线。他相信FBI的动机是好的，但他有责任保护苹果用户的安全。“我们找不到一个先例，没有哪一家美国公司会在被逼无奈之下让用户面临更大的风险。”他写道。尽管拒绝美国政府的命令很难，而且他知道自己会面临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他必须有自己的立场。

　　旷日持久的争论

　　地方法官的传令一下子把苹果摊到了聚光灯下，苹果与美国当局就加密问题进行了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自2014年年底，苹果首次推出其加密系统iOS 8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与苹果对此一直意见不合。

　　iOS 8增加了比以往的智能手机都强大的加密功能，它用用户密码加密了所有用户的数据：通话记录、短信、照片、联系人等。其加密功能强大到连苹果也无法破解。早期设备的安全性要弱得多，有各种可以侵入的方法。但现在，即使执法部门有有效的授权令，苹果也无法访问运行iOS 8的锁定设备。“我们与竞争对手不同，苹果无法绕过你的密码，因此无法访问这些数据。”苹果在其网站上写道，“因此让我们响应政府，从运行iOS 8的设备中提取数据的要求，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这一更新接二连三地阻碍了执法者的调查工作。就在库克就“圣贝纳迪诺事件”发表公开信的两天后，当局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他们调查的案件中，有175部iPhone被锁定，阻碍了他们做进一步的调查。一年多以来，美国最高级别的执法部门一直在向苹果施加压力，期望得到解决方案。“当FBI在圣贝纳迪诺提起诉讼时，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只是个开端。”塞维尔说，“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果。在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决定落实到诉状上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大量的行动。”

　　塞维尔解释说，他自己、库克和苹果法律团队的其他成员一直与美国FBI、法务部及华盛顿和库比蒂诺的司法部部长保持定期会面。库克、塞维尔和苹果的其他成员不仅与詹姆斯·科米会面，还与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FBI局长鲍伯·米勒（Bob Mueller，科米的前任）和司法部副部长萨利·耶茨（Sally Yates）会面。

　　2014年年底，库克和塞维尔会见了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吉姆·科尔（Jim Cole），副部长和FBI探员说，他们对于“能够大规模地接入人们的手机”非常感兴趣。这是发生在“圣贝纳迪诺袭击案”很久之前的事情，苹果从最开始就明确表态，决不授权FBI侵入苹果用户的手机。库克和塞维尔告诉霍尔德和科尔，他们“认为向一家首要关注保护用户安全的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恰当”。库克和塞维尔与林奇和耶茨也进行过类似的谈话。

　　塞维尔说，很显然，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些执法官员不太关注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有些人虽然在理智上同情苹果的立场，但作为法律官员，他们为了继续处理案件，坚持要求能侵入手机以获得信息。塞维尔说，库克坚守住了立场，即安全和保护隐私是基石。库克十分坚定地认为，任何绕过安全保护的尝试都是极度危险的。一旦创建了“后门”，用户信息就会很容易被泄露、盗用或滥用。

　　但是，当“圣贝纳迪诺事件”出现时，执法部门将此视作一个迫使苹果就范的机会。“FBI认为苹果这次是四面楚歌。”塞维尔如此说，“我们目睹了这一悲惨的枪击案，我们手里有这部iPhone，罪犯已经死了，这个时候需要苹果采取行动。美国FBI就在此刻决定发起诉讼（要求苹果创建‘后门’的传令）。”

　　火焰风暴

　　果不其然，正如库克及其团队预测的那样，法官的传令在媒体上引发了一场火焰风暴。这一事件成了整周内最重要的新闻，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一直是头条新闻。苹果的回应引起了执法部门、政治家和权威人士的强烈谴责，比如加州民主党参议员、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负责人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她呼吁苹果应在打击“家乡的恐怖袭击”中提供帮助，并威胁要通过立法将加密行为判定为犯罪。

　　在曼哈顿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拉顿也批评了苹果的政策。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两名警官被枪杀，调查中同样涉及一部手机。威廉·布拉顿拿着这部手机，对到场的记者说：“尽管法院下达了命令，我们还是无法使用这部iPhone。我的两名警官被枪击，阻碍案件被继续调查的是我们无法获取这部设备里的信息。”

　　几天后，时任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波利斯岛（Pawleys Island）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呼吁抵制苹果。特朗普甚至指责库克有政治动机：“蒂姆·库克希望做大量工作，可能是为了展示他有多开明。”特朗普在保守派观众面前大肆表演，试图让库克看起来像一个自由派的坏人，并用恐吓的策略使苹果看起来像是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边。特朗普在推特上进一步攻击苹果，再次呼吁抵制苹果，以迫使苹果将信息交给FBI。

　　随着众多政治人物和官员反对苹果，美国公众也加入反对苹果的阵营。皮尤的一项调查发现，51%的人认为苹果应该解锁iPhone来帮助FBI，只有38%的人支持库克的立场。但几天后，路透社与益普索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这项调查，46%的人同意苹果的立场，35%的人不同意，20%的人表示中立。这种差异是由于描述问题的措辞不同：皮尤调查问题提供的有关苹果立场的信息较少，似乎偏向于FBI。一项对社交媒体中使用的表情符号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们对此事莫衷一是。通过分析人们推文中的正面和负面表情（笑脸、皱眉、拍手、大拇指竖起和大拇指向下），一家名为“说服与改变”（Convince & Convert）的营销公司发现，支持苹果和支持FBI的人数相当。虽然这种调查方法不太科学，但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对此事意见不一。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听到此事都蒙了。

　　不过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库克的立场似乎也对公众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特朗普的推文下面有数百条评论为苹果的行为辩护。特朗普的推文一般都是表达反对的观点，但此次收到的大多数评论都是支持苹果的。一条评论说道：“抵制苹果产品的做法非常荒唐可笑。如果手机可以被侵入，那我们就都没有隐私了。政府根本不可信！”

　　一些知名人士也对库克和苹果表示支持，包括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推特的CEO杰克·多西，以及揭发国安局的“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也支持苹果，他们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苹果有权挑战协助FBI调查的命令”的社论中写道：“这条法律，目的是想让执法工作更容易，但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大大削弱公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本身的安全性。”显然，库克及其团队深以为然，并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无限环路的管理楼层变成了一间全天候的作战情报室，工作人员不停地在发布信息，回应记者的提问。一名公关代表说，有时一天要发送数则最新报道，邮件要抄送给700名记者。这与苹果以往采用的公关策略截然不同，他们以前只是偶尔发布新闻稿，常常不理会记者的电话和邮件。

　　库克还认为，在公司受到攻击时，他必须“凝聚军队”，提升士气。在一封题为“感谢你的支持”的给苹果员工的电子邮件中，他写道：“这个案子不仅关乎一部手机或某次调查。”他继续说：“而是威胁了数亿守法者的数据安全，并开了一个会威胁所有公民自由的先例。”这封邮件发挥了作用。苹果的员工相信自己的领导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不仅是为了苹果员工，更是为了广大群众。

　　库克非常关注人们在这场媒体风暴中如何看待苹果。他借此机会极力教育大众关于个人安全、隐私和加密的认知。“我认为很多记者看到了苹果新的状态和新的面貌，”一位要求匿名的公关人士说，“蒂姆决定这样做，这与我们过去所做的非常不同。我们有时会每天给记者发3次电子邮件，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

　　而在苹果之外，库克进行了一次魅力攻势。在发表信件的8天后，他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的采访。库克坐在无限环路的办公室里，真诚地表达了苹果的立场。《华盛顿邮报》称这是库克作为苹果CEO接受的“最重要的（采访）”。该报写道：“库克回答问题的时候，表达了自己最原始的，甚至比以往更坚定的信念。他言语犀利地称，该请求是‘软件里的癌细胞’，并谈到‘最基本’的公民自由。他说他已经准备好战斗到底，哪怕一路到美国最高法院。”很明显，这位苹果领导人即使面对艰难现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苹果总部作战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次采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认为库克做得很好，他不仅阐明了苹果的观点，而且向世界证明了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道德领袖，用户可以信任他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公司高管，不是那种满脑子想的就是大捞一笔钱的人。”塞维尔说，“库克是你可以信任的人，是言出必行的人。他做事从不出于恶意或是叵测居心，而是永远追求公正。他是公司出色的管家，并且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他自己相信的。”多年来，苹果的员工已经非常了解蒂姆·库克的价值观了，但公众还是第一次了解。这对苹果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大部分民众最初并不赞成苹果不帮助FBI获取iPhone信息的决定。

　　苹果在2月底又赢得了另外一场胜利。当时纽约的一家法院拒绝了FBI要求苹果打开一名毒贩手机的请求。詹姆斯·奥伦斯坦（James Orenstein）法官同意苹果的立场，即不能使用《所有令状法案》命令苹果解密其产品。“政府的立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今天它允许的事情，还是1789年国会所做的事情（颁布《美国联邦宪法》）。”他说道。

　　尽管这起案件的裁决对圣贝纳迪诺的法庭没有约束力，但塞维尔说，它给了苹果应对媒体急需的弹药。“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他说，“它使我们能够回到新闻媒体和那些曾经诋毁我们的人面前，说：‘这不是关于苹果的商业精神。这不是说苹果是一个坏的参与者。这是原则性立场。唯一一位参与这类事件的国家级法官跟我们的看法一致。’”库克和塞维尔相信，有了奥伦斯坦法官的支持，其他人很快也会支持他们。

　　“美国无绝对隐私”

　　随着这场斗争的激烈进行，隐私权倡导者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但公众对于此事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美国广播公司于2016年3月对1200名美国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7%的受访者认为苹果不应与FBI合作，而42%的人认为二者应该合作。4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心如果苹果满足其要求，政府会从此更加过火，侵犯公民的隐私。

　　联合国表达了对苹果的支持，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David Kaye）认为，加密“是数字时代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的基础”。凯伊说，FBI的“命令牵涉到了未知但可能是数量庞大的依靠安全通信的人，包括他们的安全和言论自由。但是FBI继续运作其公关攻势，当时的局长詹姆斯·科米在3月的波士顿大学网络安全会议上告诉与会者：“在美国，不存在司法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没有绝对隐私这回事。”

　　对于苹果最不利的时刻，是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在旧金山RSA安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批评苹果时。林奇指责苹果违犯法律，对抗法院。她的评论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成为晚间新闻的专题节目。塞维尔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了。司法部部长在电视上说‘苹果违反了法院的命令，属于非法行为’，这么说具有煽动性。很多媒体都鹦鹉学舌，引用了司法部部长的说法：苹果违抗法院命令。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法院命令。”法官传令，要求苹果在案件中提供帮助，但它并没有强迫苹果这样做，这一区别被许多批评者忽略或无视了。苹果没有违犯任何法律，即便来自政府的压力很大，苹果也决心为用户隐私而战。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3月28日，在法官对苹果提起诉讼的6周后，塞维尔和苹果法律小组飞往圣贝纳迪诺，在法官面前就这一案件进行辩论。库克计划第二天飞去做证。

　　但那天晚上，FBI做出退步，要求法院无限期中止对苹果的诉讼。FBI称，已经成功地访问了手机上存储的数据，但没解释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有消息称，在以色列电话取证公司Celebrite的帮助下，FBI获得了法鲁克iPhone的访问权。在5月的参议院司法听证会上，参议员黛安·范斯坦透露，FBI为此花了90万美元。官员们此前承认，FBI没有找到任何新的信息，也没有找到与恐怖组织ISIS或其他同伙有联系的证据。塞维尔解释说，FBI不得不放弃与苹果的斗争，因为它的全部立场是，没有苹果的帮助，他们就无法访问iPhone。当事实证明他们可以使用电话时，这个案子就站不住脚了。

　　隐私权倡导者庆祝了此案的结束和苹果的不战而胜。“FBI的可信度跌倒了谷底，”“为未来而战”的竞选主管埃文·格里尔（Evan Greer）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法庭和公众撒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感觉更不安全。幸运的是，互联网用户迅速行动，向公众宣传‘后门’的危险，一起迫使政府放弃这种做法。”

　　但库克本人对此案没有开庭而感到失望。尽管苹果已经“赢了”，而且不会被迫创建“后门”，但这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蒂姆有点儿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解决方案。”塞维尔说，“他觉得我们在法庭上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才是最公平的。尽管最后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坏结果，但他更愿意着手去打这个官司。”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重新提起。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概率很大。这只是关于隐私和安全的又一次小冲突，随着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再次爆发冲突。

　　大力推动用户隐私保护

　　2018年4月，苹果推出iOS 11.3系统，继续加强隐私保护。其中增加了一个图标，该图标在苹果收集用户个人数据时会显示。“你不会在每个功能中都看到这个图标，苹果仅在必要时刻才会收集此信息，包含启动功能、保护我们的服务或个性化体验。”苹果产品的系统升级为iOS 11.3后，苹果以通知的形式致用户时说，“苹果认为隐私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苹果的每个产品都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尽可能使用终端内的程序处理需求，并让用户完全掌控自己的信息及信息的透明度。”

　　iOS 11.3的发布恰逢脸书隐私泄漏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此前，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一直在收集脸书的用户数据，并有所策略地用其进行传播活动，试图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影响选民意见。脸书证实，多达8700万名用户的信息被剑桥分析公司通过“不恰当”的方式收集，脸书为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监控第三方开发商而道歉。这次丑闻也让库克和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有了分歧，他们对如何处理用户数据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同年3月下旬，库克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说：“我认为现实非常严峻，有必要精心制定一些法规。别人能知道你多年来一直在浏览什么网页，你的联系人都是谁，他们的联系人是谁，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情，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认为，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当Recode的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问库克，假如他遭到扎克伯格被国会质询的窘境时会怎么做，库克只说了一句话：“这种情况不会在我这里出现。”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苹果用户可以放心，苹果没有像脸书那样使用他们的数据，因为苹果有一位极度重视保护用户隐私的领导者。 商界男神书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