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自我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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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我剖析
这一章主要分析我个人做事情的一些想法和成长路径,希望能和新东方的成长路径对应。
从大学老师到上市公司创始人,我的点滴成长
一个人的成长可以用一条河来比喻,起源处都是非常狭窄的,但是在向前流动的过程中,河面一般都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原因就是各种支流的汇入,水量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像长江、黄河这样的河流,最后到达大海的时候都变成了奔流的大河。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人像流着流着水量越来越小的河,就像沙漠中间的断头河一样,到最后就是水渗透到沙漠中,没有了踪影,人生也变成一片荒芜。那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还以河流做比喻,那些支流的汇入、水量的增加,就是你不断吸纳外来的、使你成长的因素的结果。如果你更愿意去学习,更愿意去自我驱动,更愿意去交有意义的朋友,更愿意读书,那所有这些东西就像点点滴滴的水流汇聚到你的生命之流中,让你到最后能够变得越来越开阔。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河流向前的流动解释为一种自我驱动。我们都知道,河流向前流是从高处流往低处产生的自我驱动,而人生向前却是从低处往高处走产生的自我驱动,所以,人生的自我驱动比河流的自我驱动要更加艰难——因为我们要往上走。但是不管怎样,你的这种自我驱动能成为你生命发展的动力。所以我认为,自我成长的驱动是人成长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我是农民的儿子,经过三年高考进入北大,在北大努力学习,最后留在北大当老师,从一名普通老师变成优秀老师,后来又从北大出来做新东方,从零做起,把新东方做成了在美上市公司。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驱动,就是一个想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更能干、更有作为的过程。这种自我驱动就是人成长的第一要素。
第二个要素就是要敢于改变。一条河流在流动的过程中会经过不同的环境,从雪山到高原、峡谷,最后到平原,到大海,如果不流动就可能变成一个湖了。而湖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水量也不会变。所以,河水流动的过程就是进入新环境的过程。而我说要改变自己,就是一定要进入某种新的环境,也就是要创造让自己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的新环境。
如果一直在农村待着的话,那么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农民,离不开农村了。因为在农村的环境中,我不可能变成一个超越农村环境的个体。后来进了北大,我就变成了一个北大人,但也没有成为超越北大环境的个体。同时直到今天,我觉得我身上还有很多知识结构上的遗憾,就是因为我从北大毕业后没有真正到国外留过学。结果我对西方文化和学术的了解仅限于皮毛阶段,其原因就是我只是去过西方国家,走马观花过,并没有在那里认真地住、认真地吃、认真地学过。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万科的王石,他在过了60岁以后还能够安静地到哈佛大学去努力研学两年,后来又到剑桥大学去研学了两年,使自己深入地融入一个环境中去学习。
当然,我还是非常庆幸我从北大出来了,做了新东方,进入了一个创业环境。在创业环境中,企业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每天都面临着变革,创业者不但要把企业带到更高的水平和阶段,还要和各种不同的人交往。所以非常庆幸,在新东方,我从和普通老师交往开始,后来把身在国外的大学同学和朋友拉回中国来,又把新东方带到美国去上市,接触了大量超级优秀的职业人士,再到上市以后和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家群体进行交流和交往。每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每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个人的成长就不断地被催生和触发。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从一个小孩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小孩在家里的反应能力和独立个性表现往往是比较差的,一是年龄小,二来他依赖父母,知道家里没有什么危险,于是就产生了依赖症,不爱动脑子,也不主动做事情。所以,一个孩子如果在家里太被娇养的话,长大以后他可能会以一种巨婴的状态走向社会,也就是说脑子和身体都不成熟。但是如果一个小孩从小被放到社会上去锻炼,让他独立去做事情,那么长大以后他面对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动能力就会强很多。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被动地放在不变的环境中,那里太安逸,到最后我们什么创造成就的动力都没有了,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老师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业,我离开北大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然也带有一定的被动色彩,因为当时北大给了我一个记过的行政处分,我自己不愿意在北大待了,才出来变成了一个个体户。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公司,也没有什么培训机构。不像现在,只要拿出一个想法,就可能有投资人给你投资,一开始就能大把地花钱组建正规的公司管理体系,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个体户。
在作为一个个体户的风风雨雨中,我开始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成长,原来在北大的那种非常懒散的状态——早上睡到九十点钟起来,晚上一两点钟才睡觉,起来以后也不刷牙洗脸,就躺在床上看看书,到了上课时间拎个破书包到教室里走一趟,回来以后继续躺在床上看书的懒散状态,一扫而空了。因为你发现自己像一只家养的动物被扔到了荒野中,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在荒野中饿死,要么迅速学会捕食猎物!所以,在艰难的环境中,你的成长速度反而会更快。
作为个体户生存下来以后,我想到的是一个更大的发展,这就像动物要扩展更大的地盘一样。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我要去寻找一些能够跟我联合起来做事情的人。当时,我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必须找至少在某些方面比我强的人来跟我联合,这样的话我才能把事情做出来。所以我跑到国外,把我的朋友,尤其是我认为很有才华的大学同学给拉了回来,比如王强、徐小平。把他们拉回来后,我就从个体户变成了一个团队,我们变成了合伙人。
个人成长和团队成长是完全不同的,个人成长可以随心所欲、心愿所到,快一点或慢一点,做错了或做对了都由自己负责。但是到了团队中,你就必须为团队负责,既要展示自己的成长速度,又要展示自己的眼光和威望。而且当面对一批老同学过来跟你一起合作的时候,如果这些做得不到位的话,就会令人失望,这个团队就维系不下去。所以,团队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促进你成长的要素。我在大学从来没有当过学生会干部或社团干部,但是十年后我开始要领导一群大学同学创业,那么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领导能力的提升。
尽管中间有很多争吵,也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但是最后我们仍然一起努力把它从合伙人企业,打造成了一个集团公司。而集团公司就意味着要有合理的公司结构来做事情,跟原来合伙人制的松散的结构相比是一次组织结构上的提升,所以这也是在组织中间的成长。你在一个组织中间成长和你个人成长、与合伙人一起成长又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因为组织结构需要在法律、规则、契约精神,还有组织架构以及组织秩序中寻找你的领导点、你的布局,而且一个组织架构的形成直接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组织带上更大的规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组织架构的成长是对我的再一次洗礼。就这样,我从一个很随意、很随便的人,逐渐习惯被组织约束,最后还具备了扩大组织和稳定组织的能力。
后来,新东方又变成了美国的上市公司,我也就又变成了美国上市公司的CEO和董事长。这对我而言又是一次质的飞跃。之前,不管是集团公司也好,还是个体户、合伙人也好,我都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中,也就是只在内部运营,财务体系和人力资源体系不规范,也没人来监督。可一旦变成了上市公司,就要面对非常严格的法律法规了,犯任何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美国有一整套的规范体系。很多中国公司不愿意到美国去上市,就因为这套规范体系太严格,以至于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有私心的管理者和创始人,觉得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们没法做手脚了。但是我是比较容易接受严格监督的,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做事情,虽然会面临很多约束,但是未来给你带来的舞台也一定是更加广阔的。所以最后,我选择了直面契约精神的挑战,把新东方坦然地放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这个过程无疑也是我的成长过程:从一个比较土的中国公司的创始人发展成为一个受严格监督的国际公司的领导者,而且其间还要时不时地跟国际领域的人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我又进步了。
大家会发现,我的每一步成长都跟新东方的成长交织在一起,而且是一个交替的过程。新东方的成长是由于我的成长,而我成长也是因为新东方需要我成长,或者说是新东方的成长迫使我不得不成长,这甚至比身边有一个朋友不断敦促我更加管用,因为它跟我的命运、我的利益、我的发展息息相关。
我还想说的是,除了不断的成长,心态上也有很大的进步,知道了进退,而不是一味地往前。大家都知道,刘邦和项羽相争的时候,刘邦是知道退的,他退到汉中地区努力发展农业,发展经济,训练自己的军队,凭借秦岭这道天然屏障,不受外界的干扰,直到最后做好准备才暗度陈仓,把天下给打了下来。而项羽却只知道一味地向前,虽然勇敢,但最后终究走向了失败。所以人在关键时刻,是要知道后退的。但所谓的“后退”不是能力上的退化,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要时不时地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给自己留有足够的余地,或者站在更高处、更远处、更广阔的境地来看待自己和企业的成长。通过这种后退,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思想和发展变得更加广阔。所以我说,懂得后退也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成长要素。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前两年拼命学习不知后退,后来因为得了肺结核在医院住了一年,而这一年就是我冷静下来反思的时期,后退的过程,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后面的大学生活以及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去做。包括新东方上市以后,我很少去关注新东方的股价走势,而是关注公司更长远的发展,不以焦躁的心态来对待新东方所发生的事情,而是以退一步的心态去思考新东方的长远发展和未来,这就会使新东方走在更加正确的道路上。
直到今天,我个人还在成长,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成长,从研究各种商业案例到思考新东方未来更大的布局、更长远的发展,再到我自身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提升。总而言之,只要活着,未来的路就会很长。人生是不可确定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总而言之,人生要做好两种打算:一种是长远打算,你活到100岁会是怎样的,这样的岁月你怎么去安排;另一种是每一天的打算,这就意味着即使明天已经不再属于你,你也不会为今天所做的事情而后悔,这就是一种长短结合的对人生的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两个因素最重要: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身体。人生一辈子也就3万多天,如果每天都没有进步、没有收获,那么你的生命肯定就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浪费。所以,时间比金钱更加重要——时间可以换来金钱,但金钱却没有办法换来时间。
另一个就是身体最重要。我周边有不少朋友,包括我的大学同学,都已经有去世的了,通常就是因为不太注意身体,或者说身体过度透支。我们也常常听说,一些创业者到了三四十岁,突然就得了什么心肌梗死,或者突然就倒地而亡了,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所以,不管你是为别人干活还是为自己干活,都要锻炼身体,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时间是你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如何使用时间和生命也是由你来决定的。如果你的时间被别人支配了,你的身体因为各种消耗倒下了,对你来说,这才是最悲伤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人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我的个性如何成全和阻碍了新东方的发展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些东西不是能马上克服的,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比如我们的个性。每个人个性不同,这种个性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一个人的状态,但也会阻碍一个人的发展。
通常来说,个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他的优点就是做事情干脆利落,而且不太受别人的影响,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他有可能考虑不周,到最后才发现方向错误,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这是坏的一面。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太容易克服个性中坏的一面的。因为个性跟人的基因是有某种关系的,具有某种天然性。正如我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时,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躲,其结果就是,我们往往会被自己所恐惧的东西压倒。当我们克服了个性中的弱点时,通常来说,就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就的时候。所以无论如何,人要做的就是努力发扬个性中好的一面,努力克服个性中坏的一面。当然,克服个性中坏的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来分析一下我自己的个性。我个性中好的一面还是不少的,比如比较坦诚、积极向上,比较合群,喜欢和大家打交道,脾气比较温和,也比较善于宽容和谅解别人,别人得罪我的话,不会天天想着要去报复。同时,我也比较大方,有利益的话愿意和别人分享。如果我口袋里有1000元给大家分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留100元就差不多了。
就像钱币有正反面一样,个性有好的一面也就有坏的一面。我个性中坏的一面就是:我比较软弱,不愿意跟人硬碰硬;有的时候不能坚持原则;还容易过分宽容,比如员工、合作者犯了错误,我却不愿意严厉指正,最后使他的错误越来越过分;我的和气、合群等特点也容易导致权威不足。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别人对你的恐惧和距离感,但是我身边没有任何人恐惧我,也没有人跟我有很强的距离感,这最后就变成了权威不足,以致有的时候我发号施令,下面的人不听。
当然这也涉及我个性中的另外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做事有时会瞻前顾后,明明自己认为决策是对的,但考虑到其他人的情绪,我的推动力不够,就导致新东方的很多变革速度比较慢。
一个人个性中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是很难拆分的,也会互相转化,好的一面过了头往往就变成了坏的一面。但分析清楚自己个性中的弱点以后,你就可以想办法去规避它。比如我不太善于劝退员工,或者说直接开除他们,因为我不愿意面对冲突,那我就可以让新东方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或者新东方高级管理干部中比较强势的人去帮我做这样的事情。
直到今天,新东方很多事情的成败和我的个性、性格依然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意味着新东方能发展到什么样,都会带有我个性的影子。因此,我需要不断地历练自己的个性,让自己好的一面发扬得更好,坏的一面得到更好的改善,或者说是规避得更好,这也是新东方未来发展的一个要素。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还会去历练我的个性,同时也努力争取扬长避短。
所谓的“历练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有些你不愿意面对的东西,要想办法去面对,因为你不去面对的话,这件事情就永远留在那儿,永远也解决不了,到最后甚至会发酵,会越来越麻烦。如果我历练成了快刀斩乱麻的个性,再跟我的个性中好的一面结合起来,那么新东方的推动力、发展力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
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有不断完善的空间,我也不例外。
我的知识结构如何影响了新东方的发展
每个人都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这个知识结构是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而且,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会直接影响其事业发展的高度。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的知识结构是如何影响新东方的发展的。
我们常说,理工科出身的人,其思维模式和文科出身的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学经济学出身的人的思维模式和学政治学出身的人的思维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从小到大对于知识的追求,又直接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和方式。对于我来说,我的知识结构无疑既成就了新东方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东方的发展。
北大的求学经历给我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有了追求思想的极大渴望。在进北大以前,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我想得很简单。但是进了北大以后,我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思想宝库,全世界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包括对生活的不同看法,这些在我们脑海里形成了急剧的冲突。在这种冲动中,我们会接受多元化的思想,以及不同的思想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所以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思路会不断扩展,对事情的分辨能力和判断力会变得复杂,但也会变得更加可靠,因为不再是沿着一种我们固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往前走,而是已经开始进行独立思考。
但是我的知识结构也有缺陷,因为我在北大不是学科学的,也不是学工科的,所以很多科学、工科的知识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领域,而且我也不可能再去学这些领域的知识,况且我从小对这些领域就没有兴趣——我在中学的时候,数理化成绩一直都是比较差的。所以最后会发现,自己的事业会被自己所涉足的领域影响。
比如,我读了大量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于是,我的思维模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基本就局限在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我就发现,在某个领域我的思想是扩展了的,而在另外的领域我的思路却是狭窄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总在沿着自己所学的人文思路的方向往前走。所以,新东方的人文特征非常明显,但科学特征也非常不明显。这跟我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是有关系的。
同时,我在北大只读了本科,没有深入下去,就某一个领域进行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术研究。大家知道,本科教育是以吸收多方面的知识为主的,其实并没有针对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的系统训练。所以,这直接导致我的思路是发散性的、零碎性的,而不是系统性的。
当然了,进入一个领域去进行系统研究,可以让自己的思路更具系统性,但是也会让思路变得更加狭窄。然而,经过系统性训练的头脑和没有经过系统性训练的头脑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我的头脑还相对分散和浅薄,就是因为没有经过某一个领域真正的系统训练,而我现在去读的话,最多也只能读一些生物学的进化论等最基本的书籍,这些知识不足以构成我的科学世界观,也不足以构成我的科学方法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在某个领域中进行系统的训练,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到今天,新东方在系统性领域的深度挖掘、科学标准和科学思路,以及数理逻辑思维上的缺陷,跟我的知识结构特点和缺陷是密切相关的。
在我的知识结构中,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数理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显得比较薄弱,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薄弱。但是我的形象思维能力、人文思维能力、社会思想思维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大家会发现,形象思维、想象力思维、社会发散性思维都跟思维的自由度、随意性相关,这样一来,新东方就形成了以比较自由、随意、发散性的思维框架为核心的组织结构。
这个组织结构在公司规模小的时候特别有用,因为大家经过发散性的讨论可以产生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去做新的实验。但是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结构以后,在这个组织结构需要往一个方向发展才能产生力量和动力的时候,这样的组织结构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你会发现,新东方到今天依然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任何一个校长或者子公司负责人想做什么的时候,就会自己发散性地去做,等做完了我们才发现,他做的完全不是新东方总部所要求的,或者说跟总部的要求根本不是同一个方向上的,但是他已经去做了,这也说明了随意性比较大。
这也是近两年新东方越来越多地吸收理工科背景的管理干部以充实管理队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沿着新东方原来的高自由度和发散性管理框架一直往前发展的话,那么到一定程度,组织结构就会崩盘,因为它是膨胀型的,不是像一列火车一样各车厢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
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尽管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但是对于我,新东方的第一领导者和责任人来说,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迅速弥补。新东方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确实已经意识到了系统化思维、逻辑思维对于新东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新东方的人为什么会有创业基因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新东方的人出去创业的是最多的,而且成功率也是最高的。从罗永浩做锤子手机到李丰去做峰瑞资本,到李笑来的比特币,到沙云龙的朴新教育机构,再到陈向东的跟谁学等。据统计,从新东方出去做创业公司的,不管是跟教育相关的还是无关的,公司做得相对比较出色的已经有200家左右。这就涉及一个话题:为什么新东方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创业呢?我觉得这跟新东方的基因相关。
因为新东方最初的基因就是创业基因。关于新东方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从北大辞职出来创办新东方的故事。毫无疑问,凡是来到新东方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希望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俞敏洪。大家的思路是,既然俞敏洪从北大出来创业做成新东方,那如果我从新东方或者别的地方出去创业,能不能变成俞敏洪呢?他们和我一样,同样是不愿意被约束、被限制的人。
最初,我之所以选择留在北大教书,不仅仅是因为北大是一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因为我选任何一个工作都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对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有一种天生的抵抗心理,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安排时间,也许那样会更加劳累,做的事情更加辛苦,但是我心甘情愿!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干事情和被动地干事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其驱动力大小也完全不同。
所以,我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在新东方跟我走得近的人,尤其是新东方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们,一般来说都会被我的这种自由思想影响。这种影响让他学会一种突破,产生一种不愿意循规蹈矩地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样一种愿望。
同时,我在新东方又非常鼓励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逐渐也会跟创业连在一起。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原来的两个助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的保安,他们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本来没有创业的想法,跟着我工资收入、各方面待遇都不错,但是这两个助理现在都去创业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逐渐被我的冒险精神影响了,尽管他们是从部队转业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生活的冒险和突破还是我比他们走得更靠前。
他们看着我到一所一所大学,一家一家创业机构去演讲,不断地鼓动大家突破自己的生命极限,努力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更加辉煌。到最后,他们都觉得跟着我当助理当一辈子很不辉煌,所以要自己创业。他们其中一个回家乡做了一家大型农业公司,另一个到草原上做了一个度假村,接待四方来客。这毫无疑问就是我的冒险精神带领出的新东方人。另外,新东方经常会搞一些活动,比如徒步翻山越岭,到草原上去骑马喝酒,到沙漠中去徒步,去高原上体会高原的风情风貌,到国外各种文化古迹去体会别人的思想和风情。这些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人的眼界,让人从内心产生一种不愿意平凡度过此生的想法。
如果一直在新东方干的话,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从具体工作看的确是平凡的,但是新东方所有人联合起来做成的这项培训事业却又是不平凡的。于是,就有人想:我为什么不能去闯一闯?所以,不甘平庸就变成了新东方人的某种标志。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希望能独立地证明自己,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两个助理最后都创业去了,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也是挺能干的,离开老板我们也能活得很好。这从本质上也是我欣赏的东西,所以新东方从来没有启动过竞业禁止协议。(所谓竞业禁止协议就是指,如果你在新东方工作,离开新东方的半年、一年之内你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限制。)尽管不少人出去了,甚至干的事情跟新东方存在竞争关系,也有损我的利益,但我依然允许他们去干,依然抱着一种鼓励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承认,对一个人自由意志的承认,而自由意志和奋斗精神一直是我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个人的自由以及个人的探索是大于一切利益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新东方的人出去创业能成功,这跟新东方的基因是相关的。就像北大的自由精神、独立思考这些最核心的东西依然在影响着我的生命和发展一样。那么,凡是在新东方浸泡过几年的人,新东方的核心要素也都变成了他们生命的核心要素之一,使他们能够继续去探索自己的生命之路。
当然,我们也鼓励新东方人进行内部创业,新东方投资的公司也不在少数。不管怎样,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才流动和发展的机制。你要去创业就要离开原来的岗位,就要离开新东方的保障,去独立运营和发展。
如何看待人才的流动和发展
那么,我是如何看待新东方的人才流动和发展的呢?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企业或事业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人才留下来,就是要把最核心的人才团结起来干大事。而对于我来说,做新东方就是我最大的事情,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新东方最核心、最能干的人才留下来,为此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跟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一样的,一个国家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把最核心的精英人才留在这个国家,让他们为这个国家努力地去进取、探索,这个国家才能兴旺。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人才跑掉了,那这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因为它核心的、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人才已经不在这个体系内了。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的,一家企业里如果愿意留下来的都是工作了七八年、十几年都不愿意走的老员工,是一批拿着高薪的管理者,那到最后中间阶层就空掉了,这个企业也会走向衰败。
所以,要想办法团结最核心的人才,并且要让后起之秀不断地赢得三个“台”:工作的舞台、发展的平台、可靠的后台。这才是一个企业要做的事情。所以对于我来说,要做的不是鼓动新东方人出去创业,尽管他们出去创业我依然非常欢迎,而是如何把最核心的人才留下来,同时还要有一个能够淘汰已经不再是核心的、落后的、不思进取的人的机制,这是我首先要做的。
新东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用靠谱的人做伟大的事,分更多的钱。这句话里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要用有才华的、靠谱的人,因为只有有才华的、靠谱的人在一起,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大。第二,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大家愿意为这个目标共同奋斗,以实现这个目标为荣耀,并作为自己的终身价值,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才是分更多的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说法,也就是让大家在利益上得到保证,让大家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是对等的,从而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更加长久地留在企业中,这是对人才的一种保障机制。
同时,还要创造内部人才流动的平台和机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把一个能干的人放在一个发展空间不大的岗位上,那就等于把人才浪费了。如果把不是人才的人放在了一个大平台的重要位置上,那这个平台就会毁掉。人才要用到刀刃上。所以,一定要不断地创造人才的内部流动机制,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在他擅长的领域和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华。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一个机构中的队伍结构要进行一下调整,即实行轮岗机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轮岗机制能够激活每个人的机智反应,就像我前文说的,把一个孩子放在家里一辈子,他就是个巨婴,但如果把孩子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让他去锻炼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能干的人。同样道理,把一个具有管理才能的人一直放在一个岗位上,那他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弱。因为他到最后都不会动脑筋了,对他而言一个工作干了两三年以后已经变得非常熟练了,以至于不用动脑子就知道这个工作怎么做了,所以他的进步就停止了。
如果你的企业是这样用人的,那到最后整个企业就会失去活力,就没有人再想遇到危机时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定要对队伍进行适当调整,让每一个人去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以此来激发他的工作能动性和创造力,以及面对危机时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队伍的适当调整一定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那些已经不再动脑子的人,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还拿高薪,这些人就变成了公司的“小白兔”,对公司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他们不可能给公司开疆拓土,所以一定要对其做适当的调整,甚至有的时候要劝退。这样,就可以让新的血液流动进来,这才是最好的保证管理队伍成长和发展的机制。
对于一个开放的企业来说,人是可以出去的,但这些人出去以后,招进来的人必须要有更大的潜力。也就是说,不能说出去的人出去了,而进来的人还不如出去的人,比出去的人还要没有想法,这样就变成了矮子和矬子在一起的状态。所以,必须要选拔越来越能干的人加入公司的组织结构,这样才能使组织结构永远保持年轻和活力,永远保持有新鲜血液在流动。
这里面就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这句话:队伍的年轻化永远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把年轻人充实到队伍中来,他们做事情还不成熟,甚至有的时候不靠谱,人事关系也常常处理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足够的锻炼,他们的成长速度是40多岁的人的好几倍。比如现在,不管我怎么努力,我的成长速度都是不如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各种思维训练和变化训练,以及他们拥有的对新知识、新结构和新想法的接受能力是远远高于我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在新东方挑选年轻人,也就是35岁以下的人,把他们安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去,为新东方的创新和突破性发展做贡献,毫无疑问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不管这些年轻人刚开始多么不成熟,要给他们成长、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我对新东方人才流动和人才培养的看法。
做人做事的核心要素:诚信、坦诚和信任
我觉得做人做事的最核心要素有很多,比如善良、与人为善、有爱心、喜欢去帮助别人,这些都是很好的。但不管做企业也好,还是与人交往也好,我觉得有三个要素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坦诚,第三个是信任。
这三者是有区别的。首先,诚信意味着你跟别人做事情时没有任何欺诈,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协议上的,不管是两方关系还是三方关系,你都保持诚信,能够不让别人操心,让人相信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不是虚假的,也不是夸张的。诚信还意味着契约精神,说到做到。从政府体系到我们个人,再到上市公司和其他企业,按道理说,上市公司应该最需要诚信了,因为老百姓花了那么多钱来买你的股票,你不诚信的话就等于欺骗老百姓。但是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上市公司是不够诚信的,有些政府部门朝令夕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缺乏契约精神的一种表现。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契约精神的。
第二个是坦诚。坦诚就是你做事情不是遮遮掩掩,而是愿意直来直往地与人打交道,比如不会绕弯子让人去猜。坦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大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因为大家知道,做事情最大的成本往往就是沟通成本,而沟通不畅通又会引起其他成本的增加。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那么累,还常常赚不到钱?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没有坦诚,从而引起了交易成本的急剧增加。
最后一个就是信任!信任是一种互相的行为,如果我对你足够信任,借给你钱我都可以不用你写借条;反之,你对我信任的话,你借给我的钱也不用我写借条。互相之间的信任可以减少很多摩擦,也可以减少很多交易成本。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三点的话,那跟别人打交道、做生意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这种低成本和高效率相加就构成了你做事情能够成功的核心基础。所以我说,做事情要有这三个核心要素。人性是很复杂的,可能是你永远猜不透的,因为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你不知道。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当你面对一个人,当你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时,心里会产生什么感觉?你心里马上闪出的感觉很可能是我要防范这个人,在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你是被防范的、被人们认为是要小心谨慎对待的人,你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人们有机会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你。因为跟你打交道心里没底儿。所以我们也常说这么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不能时时处处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猜不透、摸不透。而且,你应该知道危险在什么地方,进而能够规避危险,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害人之心不可有”,说明你内心不能产生故意去抢占别人利益、伤害别人的念头。这也就是说,你内心应该是堂堂正正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你会发现:一个坦诚的、让人不需要防范的人,他获得资源的效率是最高的,成本是最低的。其实,做人是很简单的,一个人只要拥有我刚才所说的诚信、坦诚和信任,那么别人就会对你非常放心。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让自己变成一个诚信、坦诚、值得别人信任的人。
当然,这三点我并没有完全做到。如果让我给自己打个分数的话,我觉得可以打80分。也就是说,很多跟我交往的朋友,包括业界的企业家,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腻腻歪歪、斤斤计较、包藏祸心、居心叵测的人,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诚信、非常坦诚、非常值得信任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做事情和新东方做事情的成本就比较低,沟通成本也比较低,效率也变得比较高。
与此同时,我着力在新东方打造一个透明、诚信、互相信任的合作氛围。当然,这个目标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总体来说,新东方跟别的企业相比,氛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觉得自己很坦诚、很可信、很厉害,看到别人在腻腻歪歪、做的事情让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抑郁,就直接怼别人,甚至不把别人顶到墙角根本就不回来,也许这些人说的是对的,他们对对方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但是一旦说出来,捅破这层纸的话,那跟对方的关系立刻就会陷入特别复杂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事情不给别人留情面的话,那别人以后做事情也不会给你留情面。所以即使你本人很诚信、很坦诚、很可信,但是你表达的方式依然要讲究技巧,要让人感到非常舒服。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很坦诚,你的属下有什么错误或缺点,而你根本就不顾属下的面子,直接就把它说出来了,而且态度还不友好,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你这样做就等于不给人情面,也不给别人回旋的余地,这样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我们也发现,有些管理者就是这样的人,这会导致团队人心离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给别人留情面,别人也不会给你留情面;你不给别人成长的空间,别人也不会给你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做事情的时候降低自己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仅仅是钱,也不仅仅是你花的时间,而是包括很多方面。做事情轻松、能够迅速达成目的、没有任何障碍,这就是降低做事成本。
我个人认为,降低做事的成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诚信、坦诚和值得别人信任的人,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你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把精力、时间和资源用在你的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无聊的信息上。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要把所有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解决自己所创造的麻烦和问题上,比如跟别人的纠葛、吵架,内讧等。有的夫妻就是这样生活的,天天吵架,天天在解决矛盾。而另一种人就活得非常明白,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对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把那些琐碎的事情想办法排除掉。而要排除琐碎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博大、坦诚、诚恳的胸怀,这是我们每一个创业者和做事业的人,包括懂得生活的人都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原则。
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坚持原则做事情
在讲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品格来跟社会打交道、做事业以后,我们再来讲讲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它们的法律法规已经比较成熟,和它们打交道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中国由于这几十年发展迅速,各项变动都比较大,因此政府的政策、法规变化也比较大,甚至一些政府办事员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企业到底能够做得快还是慢,能不能顺利进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中国做企业,有时跟政府打交道会相对来讲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现在中国的政府职能部门也在简化,效率也在提高。现在新的年轻创业者可能在这方面感受要稍微弱一点,这跟我们当初做生意的时候相比确实进步了很多。当时,办个营业执照都有很多步骤。
那时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首先,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政府机制为核心的社会体系,所以政府在社会治理当中的主导性,可以使社会的走向发生改变。其次就是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常常会大于规矩。有时候,我们按照规矩去做事情,人家可以不理你,但是你要按照人情去做事情,人家就可能会理你。所以在中国的不少场合,如果人情没到,关系就不会到。你在中国做事情首先要把人情建立好,关系才能建立好,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所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有时不得不去利用这样的人情关系来做事情,这就是人情社会的特点。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加上人情社会的传统,使我们陷入了一个做事情相对复杂的过程。
由于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比较多,所以我们做事情时免不了要跟各级政府官员打交道。从办事员,到税务局、社保局,到主管部门,包括教育部、科技部、教育厅、教育局等,我们免不了要和它们打交道。而打交道就要有原则。我们也知道,不少企业家跟一些政府官员勾结,所以常常一个政府官员因为贪污腐败被抓进去了,背后总有几个企业家跟着牵扯进去,因为就是他们为这些腐败的政府官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这就意味着我们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要有原则,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写了一本书叫《原则》,在中国也很风行。他觉得坚持一些原则去做事情总比没有原则要好,有些原则是不可突破的。在跟政府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核心原则是什么呢?我把它叫作友情相交,而不是利益相交。也就是说你可以跟政府官员建立起很好的个人感情,比如说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只要不过分奢侈就好。很多政府官员本身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人,有很好的品格的人,跟他们打交道,让他对你的人品人格予以认可,这种事情叫作友情相交,最后对方把你视为朋友。但这绝对不是利益相交,比如说遇到事情拎一大捆钱跑到政府官员家里说,你帮我把这个事情干了。即使政府官员帮你干了,这种事情最后也会带来比较大的后遗症。
在整个过程中间,要把握的另外一个原则是,要做没有后遗症的事情。什么叫没有后遗症呢?也就是说,你去做的一个事情,比如我刚才说的,给政府官员送一捆钱,就会留下麻烦,这个事情即使一年两年不爆发,十年八年也都有可能爆发出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后遗症。没有后遗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清白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上比较邪恶的办事员,明目张胆地就向你要钱、要东西,不给的话,他就不给你办事。过去,这样的情况经常能碰到。而在今天反腐如此严格的情况之下,可能好很多,但仍不能排除这种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放弃利益,宁可这件事我们不做了,也不要走上这条歪路。因为这个事情有风险,越是这样的人你越不能给他,因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有可能被抓起来,那你也会很容易牵连进去。所以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实在不行了,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那这个利益就不要了,大不了再穷一段时间,再搁置一段时间!当然你有别的解决办法的时候可以用别的办法,但是一定不要选择给自己留下后遗症的办法。
我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打得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新东方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校和教学点。但是在我心中,我发现绝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他们有的时候会“为难”你,只是因为他们不太愿意也没法承担责任而已。你跟他们熟悉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理解力甚至比你还要好,也有很强大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利欲熏心的人毕竟是少数,遇到这样的人你就避开。跟好的政府官员去打交道,这样的话既有了交情,又有了友情,互相之间还能学到东西,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业务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
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们去干的时候不像俞老师你讲得那么轻松,不过我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会遇到困难和障碍,但是你坚持原则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希望所有做生意的人,需要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人,要坚持原则去做事情,可能对你来说会有更大的好处。
我的未来不是梦:为孩子们的成长全心服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我也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我的目标和理想是不断变化的。最初在农村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后来我考上了北大;我参加工作后的目标就是能够留在北大当一名好老师,这个目标也实现了;我的第三个目标就是从北大到国外去留学,结果努力了三年都没有成功,最后留学梦想就破灭了;我的第四个目标是变成有钱人,因为当初留学不成功就是因为想到美国留学却没有钱交学费,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挣钱,于是就出来创立了新东方。结果,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因为当时我的目标并不高——有30万元就可以了。后来我发现,30万元不够,就把目标改为挣到100万元;挣到100万元后,我觉得100万元也不够了,因为当时北京的房子一套就要差不多50万元,就觉得还可以多挣点;再后来,就把新东方做成了一项事业。
紧接着,我下一个目标和理想,就是把新东方做成一个在中国教育领域有影响力的教育公司。于是,我就把国外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拉回来,一起做新东方。当然,后来做着做着我们就决定把新东方变成一家上市公司,用产业化的思路来做教育。于是,新东方就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
公司上市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有些迷失了方向,上市以后新东方干什么呢?后来,新东方收入和利润增长就变成了我的下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明显是不靠谱的,因为收入目标其实跟你所做的事情是否伟大、是否有内涵、是否有意义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新东方就走了弯路。当然,这几年新东方在不断地提升教学质量,不断地研发教学产品,不断地把科技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去,又回到正道上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问我:“俞老师,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下一步我想做什么呢?我觉得我想得还是比较清楚的。除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我刚才说的,时间最宝贵,身体最重要,花时间多读点自己喜欢的书,做点自己喜欢的事,陪着孩子一起成长,闲时全世界旅游一番,考察一下文化名胜,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轻松一点,这是我们5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心态。此外,剩下的就是在事业方面。那在事业方面,我的理想和目标到底是什么?也有人经常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清晰地做过这方面的回答。
我要做的事情其实比较简单。作为一个在教育领域深耕了二三十年的人,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离开教育领域了。那么我要做的,第一就是为孩子们创造一套全面成长的教育体系,我希望通过新东方的不断研究和研发,未来孩子们能在性格、人格、知识方面都得到全面的提升。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新东方不仅仅教孩子学英语,也不仅仅教孩子们学数理化,帮助他们通过一门又一门的考试,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在人格、个性发展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成长,使每一个孩子都变得更加出色,让每一个孩子在面对这个世界时更加健康和健全,这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新东方也在做各种各样有关这方面的布局,包括成长中心、新东方的素质教育体系等,这些也刚好可以呼应国务院和教育部所出的要求为孩子减负的文件。我觉得给孩子减负不是说孩子不成长,而是要建立一种多维度的、更加健全的成长体系,这是国家需要的!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建立家庭教育体系,因为我深刻体会到了一句俗语所体现的现实性,就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即一个孩子如果在三岁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七岁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那一辈子就基本定型了。我发现,凡是在十岁之前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生活习惯的孩子,他的学习习惯、思考习惯,包括品德习惯,基本就不用父母操心了。相反,如果在孩子十岁之前把他娇生惯养,最后弄得像小霸王一样,而父母再把自己的坏脾气传给孩子,没有教会孩子去阅读、去学习的话,那父母后半辈子基本上处于痛苦和绝望中,因为这个孩子很可能会走歪路。所以我觉得,家庭教育体系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我前面也讲过了,就是关注科技给教育带来的变革。科技给人类的知识结构所带来的变革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的印刷术、广播录音、广播电视是科技进步,互联网发展是科技进步,现在的人工智能也是科技进步。所有这些科技进步一旦跟教育结合起来,就会使知识成倍地增加,使知识的习得变得更加容易,使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不是技术出身,但科技和教育的结合也是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要做的第四件事就是促进均衡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贫困山区,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孩子,他们得不到现在城市孩子所拥有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资源。对他们来说,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只会被落得越来越远。如果他们被落得越来越远,又没有人去帮助他们,他们会跟中国整体社会形成一种撕裂的状态。随着现代科技的应用,我们该如何用新东方的教育资源来帮助这些边远地区的孩子,使他们能跟其他孩子共同成长,也变成了我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总的来说,未来我要为孩子们的成长全心服务,这里面包括孩子们素质的整体提高、家庭教育成长、科技与教育结合,以及促进中国贫困地区、边远地区与城市的教育均衡,这都是我要做的事情。
新东方的故事没有结束,新东方的责任,尤其是面对我刚才说的贫困地区教育、孩子全面成长等课题,新东方的责任正在前方。我的故事也没有结束,尽管已经50多岁,但对于我来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只要我保持头脑清醒,保持体力、精力的旺盛,那未来的几十年对于我来说还会产生更多的精彩。我希望我未来的几十年能够比我过去几十年所创造的精彩更加精彩,甚至在本质上要有更高的提升。
对于我来说,为中国教育去做点好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为年轻一代、下一代的发展去做点好事,包括为年轻人的创业等去做点好事,而不是倚老卖老、觉得自己厉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个性的成熟,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在什么地方,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对我来说,取其所长、扬长避短已经变成了我未来的一个准则。用自己拥有的资源、时间、精力,包括社会财富和人脉去为孩子们做事情,为年轻的创业者做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己踏遍青山人未老,何况还有青山等着我们去踏遍。所以对于我来说,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年轻人在不断地成长,我希望自己能够有用,能够成为年轻人的垫脚石。
总而言之,新东方还在发展,俞敏洪还在发展,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让中国变得更好,让中国教育变得更好。 商界男神书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