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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母事略周作人

　　先母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是遇见不讲道理的人，却也要坚强的反抗。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这年，在我是一个灾祸很重的年头，因为在那年里我的母亲故去了。我当时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同讣闻一起印发了。日前偶然找着底稿，就想把它拿来抄在这里，可是无论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只好起头来写，可能与原来那篇稍有些出入了吧。

　　先母姓鲁，名瑞，会稽东北乡的安桥头人。父名希曾，是前清举人，曾任户部司员，早年告退家居，移家于皇甫庄，与范啸风（著《越谚》的范寅）为邻，先君伯宜公进学的时候，有一封贺信写给介孚公，是范啸风代笔的，底稿保存在我这里，里边有“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先母共有兄弟五人，自己居第四，姊妹三人则为最小的，所以在母家被称为小姑奶奶。先君进学年代无可考了，唯希曾公于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年）去世，所以可见这当更在其前。先母生于咸丰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七岁。先母生子女五人，长樟寿，即树人，次櫆寿，即作人，次端姑，次松寿，即建人，次椿寿。端姑未满一岁即殇，先君最爱怜她，死后葬于龟山殡舍之外，亲自题碑曰，周端姑之墓，周伯宜题；后来迁移合葬于逍遥溇，此碑遂因此失落了。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殇，亦葬于龟山，其时距先君之丧不及二年，先母更特别悲悼，以椿寿亦为先君所爱，临终时尚问“老四在哪里”，时已夜晚乃从睡眠中唤起，带到病床里边。故先母亦复怀念不能忘，乃命我去找画师叶雨香，托他画一个小照，他凭空画了个小孩，很是玉雪可爱，先母看了也觉中意，便去裱成一幅小中堂，挂在卧房里；搬到北京来以后，也还是一直挂着，足足挂了四十五年。关于这事，我在上面已曾写过，见第十八章（注：《周作人回忆录》）中，所以现在从略了。

　　先君生于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绍兴所谓刚过了本寿。他是在哪一年结婚或是进学的，都无可考，或者这在当时只用活字排印了二十部的《越城周氏支谱》上可能有记载。但是我们房派下所有的一部，却给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往北京图书馆去查访，也仍是没有下落。先君本名凤仪，进学的名字是文郁，后来改名仪炳，又改用吉，这以后就遇着那官事。先君说，“这名字的确不好，便是说拆得周字不成周字了。”但他的号还是伯宜，因为他小名叫作“宜”，先母平时便叫他“宜老相公”——查《越谚》卷中人类尊称门中有老相公，注云有田产安享者，又佃户亦常称地主为收租老相公，意如是称谓当必有所本，唯小时候也不便动问，所以这缘故终于不能明了。

　　先母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是遇见不讲道理的人，却也要坚强的反抗。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生气，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地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我将这事写在《鲁迅的故家》的一节里，我的族叔冠五君见了加以补充道：

　　“鲁老太太的放脚，是和我的女人谢蕉荫商量好一同放的。金鱼在说了放脚是要嫁洋鬼子的话以外，还把她们称为妖怪，金鱼的老子也给她们两人加了‘南池大扫帚’的称号，并责备藕琴公家教不严。藕琴公却冷冷的说了一句，‘我难道要管媳妇的脚么？’这位老顽固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一声不响的走了。”所谓金鱼的老子即《故家》里五十四节所说的椒生，也就是冠五的先德藕琴公的老兄，大扫帚是骂女人的一种隐语，说她要败家荡产，像大扫帚扫地似的，南池乃是出产扫帚的地名。先母又尝对她的媳妇们说：

　　“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可以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

　　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一八九三年至九六）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这样的说了；便是像我那样六年间都不回家，她也毫不嗔怪。她虽是疼爱她的儿子，但也能够坚忍，在什么必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鲁迅去世的那时候，上海来电报通知我，等我去告诉她知道，我一时觉得没有办法，便往北平图书馆找宋紫佩，先告诉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觉得不好就说，就那么经过了好些工夫，这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看情形没有什么，两个人才放了心。她却说道：“我早有点料到了，你们两个人同来，不像是寻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样迟延尽管说些不要紧的话，愈加叫我猜着是为老大的事来的了。”将这一件与上文所说的“一幅画”的事对照来看，她的性情的两方面就可全然明了了。

　　先母不曾上过学，但是她能识字读书。最初读的也是些弹词之类，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很佩服过左维明，便是从《天雨花》看来的，但是那里写他剑斩犯淫的侍女，却又觉得有了反感了。此外还有《再生缘》，不过看过了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随后看的是演义，大抵家里有的都看，多少也曾新添一些，记得有大橱里藏着一部木版的《绿野仙踪》，似乎有些不规矩的书也不是例外。至如《今古奇观》和《古今奇闻》，那不用说了。我在庚子年以前还有科举的时候，在“新试前”赶考场的书摊上买得一部《七剑十三侠》，她看了觉得喜欢，以后便搜寻它的续编以至三续，直到完结了才算完事。此后也看新出的章回体小说，民国以后的《广陵潮》也是爱读书之一，一册一册的随出随买，有些记得还是在北京所买得的。她只看白话的小说，虽然文言也可以看，如《三国演义》，但是不很喜欢，《聊斋志异》则没有看过。晚年爱看报章，定上好几种，看所登的社会新闻，往往和小说差不多，同时却也爱看政治新闻。我去看她时，辄谈段祺瑞吴佩孚和张作霖怎么样，虽然所根据的不外报上的记载，但是好恶得当，所以议论都是得要领的。

　　先母的诞日是照旧历计算的，每年在那一天，叫饭馆办一桌酒席给她送去，由她找几个合适的人同吃，又叫儿子丰一照一张相，以作纪念。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先母八十六岁的生日，丰一于饭后为照相，乃至晒好以后，先母乃特别不喜欢，及明年去世，唯此相为最近所照，不得已遂放大用之于开吊时。一九四三年四月份日记云：

　　二十二日晴，上午六时同信子往看母亲，情形不佳，十一时回家。下午二时后又往看母亲，渐近弥留，至五时半遂永眠矣。十八日见面时，重复云，这回永别了，不图竟至于此，哀哉。唯今日病状安谧，神识清明，安静入灭，差可慰耳。九时回来。

　　二十三日晴，上午九时后往西三条。下午七时大殓，致祭，九时回家。此次系由寿先生让用寿材，代价九百元，得以了此大事，至可感也。

　　二十四日晴，上午八时往西三条，九时灵柩出发，由宫门口出西四牌楼，进太平仓，至嘉兴停灵，十一时到。下午接三，七时半顷回家，丰一暂留，因晚间放焰口也。

　　至五月二日开吊，以后就一直停在那里，明年六月十九日乃下葬于西郊板井村之墓地。 父母是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