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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本书源自与查理·希尔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他是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的杰出研究员、人文科学项目的高级讲师。我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是政策规划司的重要成员。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有时是合作者。

　　在那次晚宴上，我们共同得出结论：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当我决定就这个题目写书的时候，查理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查理将他写的有关这个主题各个方面的几篇文章提供给我，还在本书初稿阶段审阅了几个章节，随时跟我进行讨论，并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帮助我校订了全部书稿。

　　斯凯勒·斯考滕不知疲倦，不可或缺。我三年前已用过这两个形容词，来描述他对《论中国》所做的贡献。从技术上讲，他是我的研究助理，但像密友一样和我一起追求知识。他承担了大部分研究工作，从研究资料中提炼出有思想深度的摘要，数次审阅书稿，并多次跟我就这个主题深入讨论。他对本书的贡献至关重要；他重任在肩，却能从容应对，可见他能力非凡。

　　我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编辑非同一般。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与两位编辑合作，但他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安·葛道夫作为总裁和总编辑，也主动参与本书的编辑。她凭借深刻的理解力和良好的常识，帮助我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一些普通读者不甚熟悉的晦涩措辞和历史典故。她也在全书结构上提出了重要建议。我不知道她怎么有时间形成这么全面深入的认识，我对此深表感激。

　　她的同事斯图亚特·普罗菲特是企鹅出版社英国分公司的发行人，是一个近乎痴迷的历史爱好者。她也主动阅读每一章节，提出了一丝不苟、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提醒我注意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目。与斯图亚特共事，就像接受一位博学、耐心、和蔼的大学导师的单独辅导。

　　我从未就互联网事务写过东西，对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也几乎一窍不通，但我对这一新技术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大量思考。埃里克·施密特耐心而亲切地帮我认识这个世界。我与他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多次见面，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探讨。有几次，贾里德·科恩也加入进来，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极大贡献。有两次，埃里克邀请我去拜访谷歌，与他的几个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同事交换意见。

　　有几位朋友和故交架不住我的再三请求，阅读书稿的某些章节并提出建议。他们是：芮效俭和温斯顿·洛德（亚洲部分），迈克尔·格菲勒和艾玛·斯凯（中东部分），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尔教授（整部书稿）。老朋友莱斯·盖尔布、迈克尔·柯尔达、佩吉·努南、罗伯特·卡普兰也对书中的几章提出了深邃洞见。

　　特里莎·阿曼泰亚是第六次与我合作。在我的办公室，她以特有的组织技巧和热情监督了文字录入、事实核查和所有其他技术问题。由于截止日期迫近，特里莎也做了大量文字录入工作，乔迪·威廉斯则从旁提供协助。两人已跟我共事几十年。我感谢她们的高效工作，更感谢她们的尽职尽责。

　　路易丝·库斯纳新近才加入团队，但她同样全情投入。她高效完成了编辑修改建议的确认工作。此外，在我集中精力写作的时候，她从容淡定地把我的整个日程安排得井然有序。

　　杰西·莱波里和凯瑟琳·厄尔也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企鹅出版社的英格丽德·斯特纳、布鲁斯·吉福德和诺伊林·卢卡斯编辑了书稿的文字，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相关任务，在编辑制作阶段展现了非凡的耐心和细致。

　　与出版《论中国》时一样，安德鲁·怀利代表我，以智慧、韧性和果断与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打交道。我对他深表感激。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南希。她是我的生命。她一如既往地阅读了整部书稿，以不同寻常的敏锐视角做出了评论。

　　不必多说，本书的疏漏由我本人负责。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