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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道

　　不同视域下的中国 注释标题 本文于2013年5月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

　　与外国人交谈，常感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与我们的看法差距比较大。最近一次带给我的强烈感受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加伦论坛。

　　世界5月初，这个有“小达沃斯”之称的论坛在瑞士东北部的圣加伦举行，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和杰出学子云集在这里探讨世界大事。几天下来观察到的是，大家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兴趣都非常高，但同时又误解颇多。最集中提到的问题是：作为新生世界大国，中国将如何对待和领导世界？

　　在讨论中我以自己在国内演讲时的经历为例，谈到每次问听众是否赞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时，很少有人会举手，但是问到哪个国家在世界上排第二时又往往莫衷一是，这很能说明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主持人当场动议，请赞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的人举手，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把手举得高高的，而同时场内却回荡起参会的中国人此起彼伏的声音：“No”。外界和国人的看法如此不同，国外普遍认为中国成长了，世界大国排位第二当仁不让，而我们则坚信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都还远远排不到世界第二位。

　　我向听众介绍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许外界从经济总量上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一面，但是中国人刚刚走出为衣食奔波的年月，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普通人看到的是眼前的现实差距和挑战，对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更加冷静的判断。在座谈会上，我还介绍了“中国梦”包含的是每个人和家庭质朴的愿望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追求，“城镇化”将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而“依法治国”则是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必备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与国际的合作，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于维护和平与推进合作。

　　在会场内外，无论是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还是青年学生，都非常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也有些人的观点尖锐刻薄，可以看出他们一直以来获取的信息相当片面。比如在钓鱼岛之争上，就有人认为中国太强硬，是在恃强凌弱。有些人对西藏的今昔一无所知，却张口闭口种族灭绝。荒唐的错误信息被不断重复以至于让人笃信不疑，这导致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强烈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充满担心和不安；一方面对中国的成就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有诸多“不正确”。很多人对中国国家机构换届和新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充满好奇，但是他们的推理和发问完全从偏见的视角出发，与现实南辕北辙。

　　显然，不同视域下的中国影像是不重合的。其实国人的看法也相当多元，折射出中国正处在发展中的现实，虽然在各方面都有成就，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如果外界从单向度和片面的角度打量中国，就总看不到完整的影像。如何让不同视域下的中国逐渐融合，这不仅需要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认知，也需要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为此，我们需要提高国际意识和扩大国际视角。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偏见，一些出席论坛的中国学生主动站出来介绍中国，赢得敬意，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年轻一代自信的光芒。还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了解中国的人士，很多人表达了对西方种种偏见的愤懑，也有人希望更多听到中国的声音。可以看到，理解中国、渴望沟通的力量也在成长。

　　走和而不同之路 注释标题 2013年6月12日，傅莹应邀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演讲摘要于2013年6月13日刊登于中国人大网。

　　很高兴与大家见面。百年来，布鲁金斯学会人才辈出，你们的思想产品不仅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也对国际政治思想界产生着深刻影响。我应邀来这里演讲深感荣幸。

　　几天前，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历史性会晤。对于中美两国，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此次会晤的方式轻松灵活，气氛和谐，让我感触良多。两国元首能在一起相处这么长的时间，充分交换彼此对各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看法，实属幸事。

　　此次会晤释放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信息是，两国元首承诺将共同努力，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让中美成为合作的伙伴，而非走向冲突之路。之前许多人曾对此感到担忧。虽然这次会晤不可能解决所有难题，但相信这将是两国未来携手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开端。

　　毋庸置疑，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看法和感受不尽一致。今天我想针对外界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谈谈意见，也介绍一下中国的近况。

　　中国是世界强国吗？这是一个中外看法差距比较大的问题。外界常常视中国为世界级强国，甚至是世界第二位大国。但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人看来，我们这个大国也许在人口和地域上当之无愧，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实力上，与发达国家依然有巨大差距，自身发展面临着外界难以想见的困难和挑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隆重开幕后，有英国记者问我，中国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我说，是让13亿人吃上了饱饭。

　　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吃饭问题自古以来一直是政治的中心课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围绕着能否解决吃饭问题，历代王朝兴起衰落未曾停歇。现在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食品的短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过去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人们是否感觉更加幸福了呢？这倒不一定。以80后为例，他们是中国吃饱饭的第一代人，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老了，每天疲惫不堪，在高房价、工作竞争和生活费用上升的压力下苦苦奋斗。

　　中国人如今面临的挑战是更高层次上的，其困难和严峻程度也同样是很不轻松的。例如这几天的热门新闻话题是九百多万学生参加大学高考。同时，今年将有近700万青年人从大学毕业，就业竞争相当激烈。北京冬天出现的雾霾让人们意识到，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无法融入城市生活，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和待遇。出生于城市的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尤其有被排挤在外的失落感。区域发展的差距也相当大，只要走出北京或者广州300公里之外，就会发现那里有些人的生活状况依然贫困。

　　随着中国进入一个超越基本需求的时代，人们开始追求新的梦想，希望有更稳定的就业机会，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和文化设施。人们希望法治得到更好的落实，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希望自己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能为祖国感到自豪，能感受到作为世界公民的尊严，希望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卫，等等。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恰逢其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与国家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共十八大为国家发展设定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GDP和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第二个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高度重视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和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则要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保基本兜底线。中国将致力于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重点是人的城镇化，这将涉及6亿人口，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如果将来能顺利推进，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消费需求。

　　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多，包括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产能过剩等等。应对的手段之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促增长，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由技术进步和低碳经济带动发展。

　　中国需要加强依法治国，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立法规划，尤其是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加强立法建设。我们现在有244部法律，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法律，尤其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加强立法，注重立法的质量。同时，要加强执法，培育知法守法的社会文化，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就是中国前进的方向。美国完全可以参与这个进程，发挥重要作用，并从中国发展带来的机会中获得利益。

　　今日世界正在发生新变化。中国、印度、南非等昔日长期落后的国家经济开始较快增长，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深陷金融和经济危机，双方差距有所减少。在此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世界权力正在转移，新兴大国将对传统的世界领导者构成威胁。

　　现实中世界权力也没有出现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世界面临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携手合作来共同应对，所以，可以说世界权力正在从传统的中心地带向更广的范围扩散。

　　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演进。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带动资本、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更加快速、自由地从传统的中心地带向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扩散。许多国家被吸引到这个大潮中，走上工业化的轨道，它们获益于现有的世界结构，没有必要推倒重来。同时，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实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各国正通过二十国集团和多哈回合谈判等平台，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依然在世界的许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你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有活力的创新力，高端的制造业，最赚钱的公司和品牌等。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困难，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聚精会神，不迷失方向。新一届领导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坚定的意志和睿智。

　　如果要问，中国人对美国有什么看法？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对美国人总以“政治不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国感到厌倦和反感。无论中国的变化如何天翻地覆，关于“人权问题”的指责依然在继续，一些美国人看中国的陈旧态度如故。

　　2013年5月，我出席瑞士圣加伦论坛，有一些在网上征文获奖的中国学生也参加。当会上有人提出那些关于中国人权的老问题时，一个中国女孩站起来问会场里的人：你们能不能有点创意啊？可见中国的年轻一代人是多么希望在21世纪的平台上进行对话。

　　现实世界的发展比观念的变化还要快得多。在我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能看到今日中美合作之紧密，远超乎想象。我们能够合作应对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信任和理解不断增加，比如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近年有人担心中国的周边开始变得不那么平静，我更愿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的周边。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地方出现问题甚至冲突，而亚洲整体保持了相对和平，这使很多国家能专注于发展经济并且取得成功。这当然离不开各国的努力，而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国内政治保持稳定和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如何维护争议地区安宁而达成的原则得到遵守，地区的和平秩序得到尊重。

　　中国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欢迎美国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态度，美国在亚洲有着长期交往和重要影响。但是人们也不禁提出一些疑问。美国在冷战期间把投入的重点放在欧洲，其原因大家都是知道的，“9·11”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专注于反恐。现在，在亚洲总体形势向好之际，美国开始转而聚焦亚太。随着一些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人们要问的是，美国的投入是否能有利于地区和平发展的趋势？中美两国能否为此而开展合作？亚洲也许将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个实验场。

　　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我们星球上的共同利益，例如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核武器的扩散、食品的保障和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在应对这些挑战上，大小国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我们能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有可能找到共同基点，找到合作之路。否则难题只会更加困难，更加复杂。

　　中美元首已经指明了两国合作的光明前景。我们应倍加努力，携手合作，让21世纪的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会怎样影响世界 注释标题 本文于2014年1月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

　　最近出席国际会议强烈感受到外界对中国更加重视，都关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想知道中国会发生什么、将给外界带来什么。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中国会怎样影响世界？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中国的快速成长，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贸易总额与美国平分秋色，一些西方政客看中国有蓦然回首的错愕。他们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种种困难缺乏了解，长期从意识形态角度挑剔中国的习惯也使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的政策和艰苦努力。但是，外界已经开始从期待新兴世界大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关心的焦点是，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自己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又将如何影响世界？大国的利益是流动的，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对全球配置需求的上升而不断扩展。历史轨迹显示，成长中大国面对的考验和挑战在于，能否使自身利益的延展与世界性趋势，或者说是与大部分国家的利益相辅相成、顺势而行。这道难题曾阻断过多少大国梦。

　　习近平主席讲中国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其要义就在于此。讲义是讲道义，讲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他人利益，甚至有时需要予他人以利、自己取义。这有别于传统大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的旧习、甚至不惜以炮舰推进利益的做法。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走到今天，既是自身理念使然，也是时代条件的必然。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需要包容国际社会一些共性的、成功的观念和准则，也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义利观念和现代国家关系原则。中国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还是会源于自身优势，例如在经济上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在消除贫困和环境治理方面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借鉴。当然，成长中的大国难免会面临对利益的挑衅和侵犯，且难以用回避的方式求得安宁，需要在挑衅张力的范围内做出明确的行动和表态，从而制止更多挑衅，必要时推进规则的再确认或者制订新的共同规则。

　　随着外界关注的上升，中国人可能会听到更多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观点和疑问。我们需要倾听，也需要提高增进国际了解的能力，更多地去宣介自己的意图和道理，减少成长过程中与世界融合的阻力。

　　中国的改革发展让亚洲和世界更安全 注释标题 2014年2月1日，傅莹应邀出席在德国举行的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参加“全球力量与地区稳定”专题的讨论并发表讲话。讲话全文系首次整理发布。

　　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人们再次反思大战爆发的根源。的确，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人类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

　　100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真正的和解，成为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统一了市场，催生了欧元，不仅维持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也实现了巨大的繁荣。欧债危机促使欧洲国家调整政策和方式，但欧洲的前景仍然光明。

　　作为来自中国的与会者，我和大家一样，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正是因为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和平才压倒了战争，进步才战胜了落后。

　　在中国的焦点是另外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时实现翻一番；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主席将之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要让13亿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劳有所得，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要让每个普通人都有权利和条件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中国梦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发展成功饮誉世界的魅力所在。

　　中国人民对实现这一梦想充满信心，对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也有清醒的认识。2013年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的第一年，中国经济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压力，但是仍然成功实现了GDP7.7%的增长，而且通过坚持改革，稳住了增长。

　　中国这些年取得成功的秘诀是改革和开放，这也是中国继续前行的动力。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涉及300多项改革措施，涵盖了各界关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全国人大承担着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的使命，目的是使改革有法可依，有序进行。人大也将根据改革的总体要求完善和发展自身，包括进一步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过去几十年，中国没有卷入大的国际冲突，并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尤其在亚洲，中国发挥着重要的聚合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历来特别重视与邻国的关系。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睦邻新理念，旨在倡导包容精神，促进亚洲国家的理解和信任，推动各种经济金融合作，使亚洲继续成为21世纪最有吸引力的地区。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前亚洲国家关系的主流。亚洲国家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去年中国到东盟国家旅游的人数超过1000万，每周往返中、韩之间的航班达到800多次。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和与日、韩对话中积极倡导合作，在东亚峰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地区合作机制更加成熟，成为推动亚洲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

　　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和争端。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根源是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存在问题。日本只有对侵略历史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走出精神上的自我羁绊。在21世纪时代变迁中的日本，需要一个健康、开放的心态，适应新的形势，否则很难成为亚洲大家庭中的建设性一员。

　　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领海等争议。我们将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本着善意和坦诚的态度，继续通过协商与对话妥善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启动了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在朝核、阿富汗等问题上，中方也在发挥建设性作用，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不断做出新的努力。

　　亚洲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国应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两国能从亚太地区做起，一步一步地取得成果，就能共同将这种信息传递出去，给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定心丸，这样也可以打消某些国家试图从中美摩擦和矛盾中渔利的企图。

　　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全球化带来的扩散效应，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等从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地带，向长期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扩散，一批又一批新兴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全球几十亿人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这也促使国际治理和世界权力发生调整和变化，国际事务不再完全由几个中心国家决定，全球问题也难以由个别国家解决。这不仅增加了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力量，也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世界因而更加多元、精彩。

　　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们相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不会倒退到100年前，亚洲也不是100年前的欧洲。任何人如果试图挑战人类良知和国际道义的底线，都会遭到世界人民抵制和反对。

　　如何看中国的国际地位 注释标题 2014年9月17日，傅莹应邀在汇丰银行董事会年度晚宴上发表演讲，谈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有关讲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

　　中国目前在外交上很活跃，领导人出访和接待来访的日程相当丰富。习近平主席刚出席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4次会议，并访问了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正在对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受到高度关注。

　　中国人大与外国议会之间的交往也非常多，几乎每周都有议会的代表团来。感觉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期待非常高，同时担心也前所未有。

　　今天主要围绕中国国际地位与大家交换看法。

　　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量，所谓：“世界最可预测的是中国的不可预测”。围绕中国最纠结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二是中国是否要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三是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

　　一、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与国际上的普遍看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外界基本上就是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世界是以对一个新生大国的期待来观察和期待中国。

　　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外界过高估计中国。我每次在国内讲课会先测试下：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结果很少有超过10%的人赞同这个说法。

　　而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追赶的现实，美国在19世纪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大国如此接近美国。

　　我们都记得，冷战后美国拥有绝对的“一超”地位。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2007年开始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软硬实力全面损伤。而中国这些年稳步发展，既没有内乱，也没有卷入外部纷争，加入世贸组织后，同全球的经贸关系也是突飞猛进。

　　2000年中国的GDP是1.2万亿美元，占美国的九分之一，2012年达到8.2万亿美元，占到美国的一半，也就是说，12年间从美国的九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

　　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搭上了冷战后全球化的快车。随着东西方壁垒的消失，世界的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乃至市场，都从过去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地带，向更加广阔的边缘扩散。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利用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的勤奋和中国制度的高效使中国有条件更好地抓住机遇。

　　这个变化对世界的意义非常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1988年到2008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新兴国家经济体的中产阶级。相应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对地位受到一定削弱。根据预测，未来到2050年，中产阶级消费占总人口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将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在就是世界大国了呢？我感觉，普通中国人对国家国际地位的看法是很清醒和客观的。一方面，中国确实还存在贫困，从习近平主席走访贫困地区的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他们头顶上转着的生锈的老式电风扇和报纸糊的墙面。李克强总理谈到，他去考察棚户区，冬天有些居民要戴着棉帽、穿着棉衣睡觉，他用“政府的心头之痛”来形容。

　　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事务介入的机会和能力都在变化，是在上升，国民对世界更加关心和有参与的兴趣。如何定位中国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应该是一个有比较大的地区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同时中国也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例如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也还有领土仍然在别的国家控制之下。因此中国这个大国是不完善的，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处于爬坡阶段，中国需要继续努力发展自己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二、中国是否要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一书讲到，国家的国际目标就是追求国际霸权，所以中国的上升必然构成对美国的威胁。

　　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学术界喜欢从大国争夺和冲突的角度去观察。2013年，我在美国一次晚宴讲话中说到，中国人还不认为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也不想争夺国际权力，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在场，她印象深刻。半年后我们在韩国又碰到，她问我，你是否讲过中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是世界大国，也不想争夺国际权力？她说，“我在一些场合引用了你的话，人们都说我一定是听错了”。

　　最近在阿斯彭部长论坛上又谈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和中国的意图。我说中国许多人对取代美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结果会上的人们都笑了，说谁能相信呢？我只好反问：“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吗？世界需要再出现一个美国吗？”这回大家又都笑了。美国代表有点不快，说：“美国怎么啦，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她补充了一句，“乔治·布什除外”。

　　确实，世界上很关注，想知道中国这个新生强国要做什么，尤其在亚洲，是不是想把美国赶出去。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周边出现的涉及领土争议的紧张多是邻国主动挑衅导致的，中国不可能再任由他国夺取自己的领土和海洋权益，毕竟是21世纪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扩张的政策。

　　我观察，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世界的依赖和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种误读容易带来干扰。现在美国处于收缩期，如果将来美国有所恢复，角度进入扩张期时，还对中国有很大的威胁感，就会形成更加强硬的对华制约政策，对国际合作不是很有利。

　　三、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

　　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前瞻的。就在2011年，中国政府援助马其顿23辆校车，却始料未及地引起了国内公众的质疑。在那之前，刚刚在边远地区发生了校车事故，一些孩子失去生命。网上评论说，中国约有2.3亿中小学生，其中9000万学生需要乘坐安全校车，专业校车需求超过100万辆，而校车保有量却刚过1万辆。很多地方的孩子乘的是不合格校车，更有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步行几十里山路上学，有的甚至还没有鞋穿。国内的事情都没处理好，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去援助别人？

　　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个双月开会，审议各种议案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报告，讨论总是十分热烈的。从中我能感觉到，国内问题确实很多很严峻，中国人的专注点在国内，而且会比较长的时间如此。

　　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因此而不关心世界，不愿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外界的主要分歧在于，当今世界事务主要是西方国家主导，尤其是美国，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follow me”，就是跟我走，帮我忙。

　　也是在阿斯彭部长论坛上，英国前外长、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米利班德介绍叙利亚已经有950万难民，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他呼吁各方支持，也很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我说，要问我的观点，首先是停火吧。无论当初为什么而打，现在造成的损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想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看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是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观察的。西方赢了冷战，就觉得赢者通吃，一直在国际上强势推进自己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在许多地方发生的问题带有冷战的影子。冷战本身持续了40来年，现在结束了已经20年，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完结，真是一个漫长的结束。

　　所以，从政治上看，中国基于自己的理念，并不认可许多所谓的国际责任。当前中国尽国际责任主要是从联合国的角度出发的，例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过去5年来中国军舰在亚丁湾为5600多艘商船护航，其中一半是外国商船。

　　中国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生力军，利用自身快速增长的财富使人民基本摆脱贫困。同时，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非洲兴建学校、培训师资、增加对非奖学金名额等。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的贡献。我想，如果将来中国能更好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应该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且符合中国自身特点和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比较好地契合了中国的优势和周邻国家的需求，是双赢的公共产品。

　　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 注释标题 2015年5月20日，傅莹应邀出席美国芝加哥大学首届美中关系论坛框架下的学生公开论坛并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刊发于外交部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网站。

　　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Where fun comes to die）。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存在。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的治理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经超过欧洲国家的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青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2015年9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秩序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消量就猛增。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例如广场舞。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所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事务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作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们经常感受到的是在标准上的不一致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平行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并且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移民。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合作框架的补充，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走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10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青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

　　关于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叙事 注释标题 2015年11月20日，傅莹应邀请出席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并发表题为《关于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叙事》的演讲，演讲节选发表于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网站。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也是“一战”百年之后的第一个年头，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变革的关口，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看中国增加了新的视角，要“从中国的今日看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所以，本届中国学年会以“中国改革，世界机遇”为主题，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它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变化？这个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世界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在今天的讨论中，许多人谈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稿，这是我们第一次将国家的经济规划和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规划中写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三五”规划的核心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更加突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外界重视解读“十三五”规划，当作判断今后五年中国发展和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对海内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是新的平台。

　　最近读到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他批评世界对中国缺乏共识，在支持中国还是遏制中国之间徘徊，他不认为美国和西方为中国的崛起做好了准备。同时，他对中国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也提出疑问。2015年11月初他在北京见到我的时候说到，中国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多发言权和更多尊重，但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又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不能又想做世界大国，又对国际责任躲闪。他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和情感缺乏了解和认识，常常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因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产生情绪，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思维。而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策思维也不完全理解，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

　　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本新书。我接触过许多普通美国人，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十分感叹，现实的中国与他们所读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显然，在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当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欠缺和片面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是双向的：一方面，在西方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能放下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有的人还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往往从“政治不正确”的角度去评判中国，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需要提高向世界讲述自己的能力，构建中国叙事。这个并不容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对外叙事容易进入西方语境的轨道，抑或完全走中国传统话语系统，而看起来，这两者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相比很不同，但不是完全对立的。我自己的体会是：

　　第一，我们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根基和中国特色讲中国。就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委托，人民把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委托给选出的代表去行使。各级人大在沟通和反映民意、指导国家决策和立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很难拿中国的人大制度去横向套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上做比较，那样既不准确，也难让人理解。

　　因此，中国叙事要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也不需要涂脂抹粉，我们确实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的制度需要不断完善。讲成绩也讲问题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画面。

　　第二，中国确实要努力在国际体系中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发挥作用的能力。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高的国际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对责任的认识和表达要跟上国际地位的上升。

　　第三，中国人需要逐步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加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

　　习近平主席用“三个前所未有”来标示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他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个自我判断是中国叙事的根基。

　　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在今天的发言中，许多学者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国际上认为我们是世界强国。基辛格博士说，中国恢复了曾经的辉煌，又一次拥有了深远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受到大量难题的困扰，今天大家对问题谈得也很充分。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既可以看到欧洲，也可以看到非洲。我们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也相当艰难。

　　而外界对中国最大的疑虑是，一个新生的、体量这么大的世界强国是否会带来不稳定甚至战争，这恰恰说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完全和不深入的。中国叙事正是需要解决中外认知的巨大落差，用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更加直白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如此，才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构筑更加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两次热战和40多年的冷战，现在又有人开始谈论“凉战”。而中国人民和世界最广大人民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那么，实现这个愿望的具体路径应该是怎样的？中国能做什么？希望世界做什么？世界需要中国做什么？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大问题。

　　所以，能不能这样认为：构建完整和有效的中国叙事，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学的现代课题。

　　和平最符合人民利益、最有利于人类发展 注释标题 2017年6月24日，傅莹应邀出席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和平最符合人民利益、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晚宴演讲。演讲全文略经修改，发表于世界和平论坛官网。

　　2017年5月下旬，中美智库联合研究的中方报告在北京发布的时候，同步举行了以“超越分歧，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研讨。当时学者们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海湖庄园会晤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很多期待，同时，大家对当今世界前景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美方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意图提出很多疑问。我观察，国际战略学界有的专家看问题比较固化，有一种“国之交，你赢就是我输”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研讨很磨人。

　　为给讨论带进一些新鲜空气，我们邀请了几位新经济企业人做午餐演讲，他们分别来自腾讯、京东、摩拜单车和快手，他们的讲话展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络应用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创新力量之巨大，不仅给美国学者，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新鲜的感受，向我们提示了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我概括一下他们的观点就是：追求自己快乐，与他人分享快乐。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压力感无时不在，容易陷入分析和预测的困境。我在想，如果国际行为体少考虑如何打击或者防范对方，多考虑如何创造和分享机会与快乐，世界岂不更好？这个想法也许过于理想化，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新经济人的成功反映了改革开放在新时期取得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中国成功保障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很难想象在一个战乱或者是动荡的环境中，能诞生这么多充满活力的创新成果。因此，和平最符合人民的利益，也最有利于人类的发展。

　　在今天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围绕中国如何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丰富的研讨。确实，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也是难以完全预料的。现有的国际利益结构将如何调整？全球市场和资源格局将如何支撑？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力量、发挥什么作用？全世界都很关心。

　　这样的讨论对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但我们已经不能回避，世界正在重新审视中国，中国也需要确定新的历史方位，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正是当代中国的新坐标。

　　今天给了我一个很宽泛的话题，让我讲“任何愿意与大家分享的想法”。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走好自己的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改革发展目标，落实好“十三五”规划，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不断完善法治建设、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一直以来中国人以发展为“硬道理”，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但是“发展”的成功也推动着发展的内涵升级，不再是单纯地追求GDP增长，而是有质量的发展，绿色和均衡的发展，同时，随着财富的增加，社会对公平分配和从严治理的要求也提升了。总之，中国的发展并不均衡，还有短板，路上的陷阱和坎坷也不少。因此，集中力量发展好自己、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难题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中之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必然要反映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就当前的形势来讲，就是要为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构建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确保中国的成长和人民实现富强梦想的进程，不被干扰和中断。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中国要准备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更大贡献，为人类的未来承担更多责任，我们的社会需要培育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顺势而为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同时也必须看到，维系和平、促进发展的因素和挑战和平、阻碍发展的因素都在增加。当然和平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再是大规模战争，至少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核武器的存在而继续得到制约。但是恐怖主义、混合战争、“凉战”等新型或新旧形态混杂的挑战越来越复杂。

　　然而，国际安全的机制并不健全，难以形成合力，如何构建全球安全管控是一个大难题。联合国维和机制是最能代表共同安全利益的，但不足以防范和应对所有挑战。而美国作为世界军备最强的国家，坚持以军事同盟体系作为全球安全支柱，但这个同盟体系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不仅不能包容和关注非同盟的安全利益，也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安全难题。事实上，恰恰是美国一些战略失误加剧了安全挑战。

　　面对新的安全环境，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都应探索新路径。刚刚举行的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对话体现了两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寻求协调与合作的努力。

　　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世界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的成长与世界现存结构体系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形成某种“张力”。历史的教训是，大国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容易出现冲突。中国要避免这种结局，就必须探索能协调彼此利益的新范式。正像人们能从共享单车中获益，国家也应能从共享和平、合作共赢中获益。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迈向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这些主张和倡议突出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形成一整套新的思想体系，是对世界变革的积极回应，堪称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些倡议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符合现实和国际社会需求的，当然也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在解决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中国要不断提高与世界打交道的能力。李光耀可能是对中国的成长很有前瞻性预见的人，他曾谈到，中小国家将面对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人”。这些年，周边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和外交行为非常关注，我们需要对外界的反应保持敏感，及时回应，更好地增信释疑。

　　大国需要有比较好的舆论动员能力，需要与国际社会保持多层次和有说服力的沟通，为此，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和更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外交、国际法、舆论和经济等方面的手段和能力。我想，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国人保持谦虚谨慎的学习精神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当中国的利益与他国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如何向国际社会做说明？大国不难使用强制力解决分歧，但如何管理后果却是无法逃避的难题。历史评价一个大国是否成功，不光看它如何施展实力，也要看它如何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

　　我们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和主张上，需要脚踏实地地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