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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

　　内战期间的一个晚上，醒来的乔治娜·塞西尔发现她的丈夫正站在二楼打开的窗前，一脸焦虑地睡着了。他似乎在等待敌人的到来，“可能是联邦士兵或者革命反叛头目”。奇怪的是，这里是英国，而这位梦游者是罗伯特·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勋爵，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宠信顾问伯利勋爵的后代。作为第三位索尔兹伯里侯爵，这个塞西尔将三次担任首相，继续为他的女王维多利亚服务。他的妻子回忆说，侯爵从未遭受“如此极端的抑郁和紧张的痛苦”。

　　索尔兹伯里的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解释道，是美国让他感到恐惧。他从未到过美国，也不支持奴隶制，但是他深深地蔑视民主，并因此同情分裂分子，倾向于南方邦联，将林肯的暗杀看作反抗的最终合法之举。最重要的是，他担心联邦采用大量军事手段寻求意识形态目的的做法会让拿破仑式的野心在欧洲复苏。1903年这位侯爵去世，尽管当时还没有阴云密布，但他还是预料到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坦克、杀戮之地和大轰炸。“如果我们干涉的话，”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谈及美国内战，“将美国的力量削弱到可控地步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失不再来。”

　　美国人在侯爵在世的大部分时间内都采取拿破仑式的行动。即使黑奴解放运动受到削弱，这个急于愈合战争创伤的国家还是将林肯上收的权力返还给了各州，解散了世界一流的军队，开始专注于人口增长、发展和开拓一个横跨大陆的共和国，等到1867年苏厄德从俄国购买了后来的阿拉斯加州，这个国家更是变得膨胀起来。国家安全已经无须疑虑，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写道，美国现在“太大、太富有，人口太多，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敢动侵略的念头”。

　　梦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因此感到震惊，这将把与美国有着漫长边界线且设防不足的英属加拿大置于何地？他不能无限期地指望美国能够自我约束。作为战略家的侯爵知悉掠夺和引诱的差别，前者是强国对弱国的作为，后者是少年对父母的伎俩。忍受后者则可预防前者。1888年时任外交大臣的他总结说：“若华盛顿有一个完全反对英国的政府，则是我们最应谦卑之时。”

　　189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在介入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一场持久的边界纠纷时大肆援引门罗主义，这让作为首相的侯爵也觉得过分。“整个欧洲都是君主制，”侯爵多余地宣布，“但美国在走另一条道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治权……今天的美国实际上享有这片大陆的主权。”尽管目标飘忽（南方邦联的权利？委内瑞拉的地理位置？），但奥尔尼的“20英寸10口径大炮”（克利夫兰为之沾沾自喜）让侯爵遇到了麻烦。

　　5年前，德国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遣走了传奇般的宰相俾斯麦。这位宰相通过发动战争统一了国家，又通过平衡各方怒气维持了和平局面。威廉二世缺乏这样的手腕。在委内瑞拉危机升级时，侯爵警告称：“他正在完全失去理智。”当时侯爵在尽力安抚美国人，而这位皇帝在庆贺南非布尔人挫败了一次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英国授意的突袭。一时间，整个世界好像有一把带着拿破仑式浮夸和美国内战后就已失去军事工业潜质的手枪在近处随机开火。

　　两头被咬之时，侯爵选择在一方投降。“不存在所谓的固定政策，”他说，“因为政策和所有其他有机物一样一直处于变化中。”所以，他和他的继任者开始有条不紊地单方面清除所有可能导致和美国发生摩擦的风险源。他们在委内瑞拉事件上让步（美国便立马失去兴趣并同意仲裁结果），随后放弃了更为重要的美西战争（英国保持中立），并且在菲律宾问题（侯爵支持美国而非德国的吞并）、将来的巴拿马运河问题（英国放弃了在这一区域的长期持有权）和阿拉斯加边界问题（加拿大被牺牲）上持续退让。这并不是绥靖，而更像是润滑：正如一个多世纪后的戈尔巴乔夫一样，侯爵只是在清除敌人的敌人。

　　作为一名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他应该知道乔治·坎宁在1826年的言论，当时他称已经“召唤新世界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自吹自擂不是侯爵的风格，但他确实应给予自己更多的赞赏，而他的祖先想必也会同意这一观点：在1897年庆祝女王登基60年的贺词中，侯爵机智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感受到肇始于其他土地的另一个国家的民主脉动。在不受任何阻挠和干扰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会繁荣发展，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权力的中心已经斗转星移，其肩负的责任也在发生变化。 注释标题 "ed in Roberts, Salisbury, p. 662.

　　南方邦联的败北以及后续北美各方力量的失衡，仍让这位梦游者悔恨不已。这位战略家从未忘记“我们只是鱼”并且“无法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所以，大不列颠开始学着和一个独拥一片大陆的民主体制和平相处。侯爵不论内心多么矛盾，都必须感谢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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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2月25日晚，也就是在侯爵去世5个月之后，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一篇题为《历史上的地理枢纽》的论文。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将过去的4个世纪称为“哥伦布时代”，而这个时代将在“1900年之后很快”结束。海洋探索的时代已经结束，等待发现的所剩无几，但是大陆的发展才刚刚开始。科技推动力不再是船只而是铁路，后者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林肯批准修建的太平洋铁路在1869年竣工，加拿大在1885年完成了类似的铁路修建，从莫斯科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绵延6 0 00英里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则在麦金德发言那年竣工。麦金德预测，亚欧大陆将很快被“铁路覆盖”，而宽广的空间及其所具备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可能性将使亚洲回到游牧部落时代，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

　　自都铎王朝时期以来，英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海上优势，皆因各大洲的竞争限制了权力在沿海之外的投射。但是，麦金德现在认为，洲际的整合若应用于军事，例如建立一支舰队，那么建立一个“世界的帝国”就不再只是梦想。或许俄国能够成为这支舰队的拥有者，也可能是得到俄国支持的德国，甚至是受日本侵犯的中国，它可以通过把“黄祸带到世界自由中”来推翻俄国，“为这片广袤大陆带去海洋的临界，给枢纽区域的俄国租客增添一项他们至今仍不愿承认的优势”。

　　伴随着向种族主义和领土资源的突转，麦金德结束了他的演讲，然而，含糊的言辞却进一步加深了由此引起的焦虑。过去的游牧民族并没有造成任何超越马背的枢纽转移。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展现了海上霸权于历史的重要性。一个月前，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第一次危险的试飞，但麦金德全然忽略了空中霸权的影响力。此外，麦金德还认定有着普鲁士般坚毅的俄国正在滑向对日军事斗争的失败，并最终会导致一场危险而无结果的革命：圣彼得堡的“血腥星期日”就发生在一年之后。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麦金德的论文是一尊专业型的奥尔尼式“20英寸口径大炮”，尽管炮口失准，论证无逻辑，但以惊悚的方式揭露了人们不怎么关注的地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铁路将亚欧大陆连接起来；英国可能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在各种模式的兴起与衰亡之中，不同的政府形式和不相容的生活方式间将展开一场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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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斗争将如何展开，原因何在？1907年，外交大臣艾尔·克罗向国王爱德华七世提交的一份报告拨去了麦金德的晦涩阴暗。报告很快在最高层流传并讨论开来。如同乔治·凯南在冷战开始时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一样，克罗备忘录尚未公开就已名满天下。两者都动摇了官方的观点。

　　[1] For background on the Crowe memorandum, which remained unpublished until 1928, see K. M. Wilson, “Sir Eyre Crowe on the Origin of the Crowe Memoran dum of 1 January 1907,” Historical Research 56 (November 1983),238– 41; also Zara S. Steiner, The Foreign Offi 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08–18; and, for Crowe's continuing influ ence, Jeffrey Stephen Dunn, The Crowe Memorandum: Sir Eyre Crowe and Foreign Offi ce Perceptions of Germany, 1918–1925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I've discussed the “long telegram”in George F. Ken 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2011), pp. 215–22.

　　克罗从麦金德停下的地方继续。英国是一个不与欧洲大陆接壤的岛国，但是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附属地”，它的生存需要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绝对海洋力量优势”。这让英国成为“每个临海国家的邻国”，但如果英国无法“协调”本身利益与“全人类共有的欲望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此种地位也可能招致“嫉妒和恐惧”。这就是克罗心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现在所有国家的首要利益都是保证国家独立。相比其他非岛国国家，英国在维系各国独立方面有直接和正面的利益，因此凡是威胁其他国家独立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敌人，英国是弱小国家的自然保护者。

　　海洋霸权不仅需要平衡麦金德所强调的大陆权力，而且要让临海国家确信，一个海洋霸权国家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尊重它们的利益。

　　克罗说，通过推动“世界市场的自由交流和贸易权利”，英国已实现了这一点。尽管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重商主义遭到了抵制，但贸易和交流符合各国利益。与此同时，通过让其他国家“减少担心”自己优越的海军力量，英国也强化了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性友谊”。如果这些国家自己无法统治海洋，那么它们更想要一个“自由贸易的英国”而不是“奉行保护主义的绝对强权”。但克罗和伯里克利一样，认定在保护和赢取海外友谊之间并无矛盾。

　　然而，为何一个在海上投射力量的大陆国家不会培养这样的友谊呢？克罗继续解释说，这是因为唯有能够整合大陆力量的国家才能获得此种能力，而这正是让侯爵彻夜难眠，让麦金德乱开火的原因所在。只有通过恐吓甚至吞并邻国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本身无法控制一片大陆的国家，也不会愿意让他人以流血、武装和恐吓做到这一点。

　　这也曾是青年俾斯麦令人难以忘怀的许诺。克罗出生于普鲁士，通晓德语，并看到了现代日耳曼帝国在欧洲的兴起。这种兴起用的是一种“以刀剑进行系统性领土扩张”的模式，借用一种后来出现的说法，德国从未“和平崛起”。俾斯麦深谙这一点，于是在获取霸权后，他向那些尚存的邻国保证，新的霸权将调和自己与他人的利益。但是，谁在胃口大开后还能轻易管好自己的嘴巴呢？俾斯麦的方式是占领其他大国不想要的殖民地：一个帝国是否和秃鹫一般仅满足于残羹剩饭？现在俾斯麦已然退去，而接任者仍旧饥肠辘辘。克罗说出了这些人的想法。

　　我们必须有真正的殖民地，让德国移民可以定居并传播祖国的民族理念；我们必须有舰队和煤站，这样我们才能维系与各殖民地的紧密联系……繁荣强大的德国有6 000万居民，它必须扩张而不能停滞不前，它需要在不更改国籍的情况下将多余的人口疏散至国外的殖民地上。

　　威廉二世领导下的德国不确定应在何处收手（或许他们就不想收手），但威廉二世似乎很欢迎一个“建立于挑衅之上的世界”，因为“一个结合了最强陆军力量和最强海军力量的国家才能迫使世界联合起来，脱离沉重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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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思想中的理论也大致如此。历史既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预测的。俾斯麦的保证如同在构建一张网，一个由他在中心支配的政治同盟。在他死后，这些保证却促成了两个彼此竞争的军事联盟，而那些令人不安的军事调遣与运送一旦被启动，战争也就不再需要实际的理由了。1914年6月28日，两名皇室成员在萨拉热窝的丧命开启了屠戮，而到1918年11月11日时，共有800万~1 000万名士兵和700万~800万名平民丧生。克罗联合起来反抗“梦魇”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分裂的、毁灭性的、和自己对抗的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各种能力之外的动机投射，而这也是以往军事灾难最常见的成因。但这一次也有能力超越动机的情况存在，例如基辛格就说，指挥者严重低估了其行动的致命性。

　　他们似乎忘记了美国内战所带来的巨大伤亡，妄想冲突能果断迅速结束，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无法让同盟达成理智的政治目标将导致文明的如期毁灭。相反，强权者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制造了一台通向末日的外交机器。 注释标题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 200.

　　美国人至少知道内战为何而战，而这场新战争的参战国却不得不寻找必须做出牺牲的缘由。

　　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我们是鱼”到麦金德的“欧亚游牧部落”，再到克罗的“建立于挑衅之上的世界”，英国人的理论进化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按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必须反映政策，那么英国加入战争的政策缘由是什么？继续保持海上霸权？平衡欧洲大陆的力量？清除各处的梦魇？1907年和德国、法国签订的三国协约并未明确规定英国必须同德国开战，但志在对抗法国的德国完全无视各国对比利时长期中立的担保，并于8月4日侵入了该国。这不仅让英国宣布参战，而且让它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在欧洲大陆作战的传统。在接下来的4年中，英国损失的人数远超1861—1865年美国内战阵亡总人数。

　　正如大英帝国之前所说，这次对“大陆的承诺”几乎是在“理智间歇性丧失下”做出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把克罗、麦金德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思考，就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逻辑。克罗一方面认为海上霸权和国家自决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强调陆地霸权和权威主义间的联系，而这意味着麦金德所警告的大陆联合将比仅控制海权更具危险性：这将置自由本身的未来于危险之中。当侯爵称英国不能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或许英国必须结束对同盟长期以来的不信任：勋爵最后的外交成果（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首次背离。类似的欧洲同盟，例如日后的三国协约，或许也变成了必要之举。英国已经无法继续背负1895—18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光荣孤立”之名。显然，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大陆上的专制需要得到遏制。对很多人来说，这又绕回到了坎宁的观点。

　　假如索尔兹伯里侯爵能够以北美的民主统治来对抗可能在欧洲蔓延的独裁，那么他实际上是依赖“新世界”平衡“旧世界”的力量的。如果麦金德能够用游牧者马匹换火车的图像提出警示，却未在美国看到同样的风险，那么他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克罗能够预见众多知足国家会联合起来抵抗一个贪婪国家（一位美国总统很快会为我们呈现这一景象），那么这个联合体必定立于麦金德、索尔兹伯里侯爵和坎宁等人所建立的基础之上。尽管未来尚不明确，但所有人都已经下了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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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都认为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到1914年，美国的制造产出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其钢产量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德国又是英国、法国、俄国三国总和的两倍。美国的技术创新无可匹敌，食物盈余养活了欧洲的大部分人口，贸易顺差让它赢得了世界上1/3的黄金储备。虽然海军规模仍无法和英国、德国比拟，但是在欧洲开战的当月，美国人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大大缩减了所有人于世界两大洋之间的通行时间。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但仍旧不是强权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于19世纪40年代获取并在60年代后继续得到维系的大陆霸权，让美国人无须在新世纪伊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外部威胁既不清晰也不紧迫，菲律宾殖民地带来的麻烦也多于价值。外交政策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质，1899—1900年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是如此。尽管军队规模还不及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但美国照样可以缔造和平：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朴茨茅斯条约》（新罕布什尔州）结束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让美国人远离了1914年于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美国与战争的关联要比他们预期的更多。1815—1914年的100年里欧洲并无大战，而《门罗宣言》和坎宁的父权主张提出后的90年恰好处于其间。美国则卷入了此前的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发起的战争，其具体名称分别为1754—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98—1800年的美法准战争和1812—1915年与英国的战争。1917—1918年、1941—1945年，美国再次参与海外战争。冷战从未演变为热战，但仍是美国历时最长的海外干预事件。这可能也是冷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被重命名的原因。

　　如同无法注意海洋变化的鱼一样，1823—1914年的美国人虽然并无觉察，但也并未过分置身于强权系统之外——没有林肯和苏厄德那样资质的人很难看到这一点。这个系统是这样的：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英国就将其文化远播至欧洲以外的世界。这样一来，对抗带有潜在敌意的欧洲人，担心克罗所称的以刀剑为基础的“系统”“地域扩张”，便成为一种必需。当这种系统性的扩张真切发生时，这些越洋的英国后裔也不禁警醒：假如失去了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庇护，他们将身在何处？不论美国人如何嘲讽自己年老的父母，他们也无法拒绝自己所继承的语言、制度、宗教、事业和安全，无法切断深入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关联。所以，当英国做出自己的“大陆承诺”时，不论结果好坏，这也是对他们这些海外后裔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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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不厌其烦地呼吁“事实与名义上的”中立、“思想与行动上的”公正，并“克制我们的情绪”。但是，他警告自己的心腹爱德华·豪斯“上校”，如果德国获胜，“我们文明的进程将因此改变，美国也将变为一个军事国家”。毕竟是德国人（而非英国人或法国人）侵犯了中立的比利时，他们洗劫城市、大学，甚至连无可取代的古老图书馆都不放过。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充满担忧地说，这种残忍恐怕会“让世界倒退三四个世纪”。

　　不过，作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没有必要立马站队。国家也未对此达成共识。对英国和法国的食物与军用物资进口欣欣向荣，以至当进口商无法付款时，威尔逊取消了先前对发放贷款的禁令。英国海军不希望给德国同样的机会，于是他在公开场合表示中立，私下里却偏袒前者。延迟参战也能让威尔逊选择时机：豪斯向他保证，若能够谨慎行事，他就能够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那个人。这并不仅仅是依靠军事部署，而是要精心设计一个新国际体系来替换之前导致战争的旧体系。

　　在豪斯的辅佐下，威尔逊以交战国必须参战为前提，提出诸多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如果美国要参战，就必须果断行事：内战的规模暗示美国能够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第二个假设是美国参战可能会使战争延长，因为战场上的僵局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挑衅性海上封锁。第三个假设是潜艇对陈旧的海战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不亚于此前铁路对各种阻吓大陆团结势力的破坏。

　　德国认为潜艇是对英国的海面霸权的一种合理反击，但问题是潜艇很难识别船只、获取战利品或者判定船员的国籍，它们无法以传统封锁战那样的标准行事。因此，它们威胁到了中立国和参战国的贸易，而这正是在此前战争中被坚定捍卫的权利（甚至得到过林肯迟来的支持）。它们威胁到美国对英国、法国的战时出口利益，以及战后贷款的偿还。最糟糕的是，潜艇还让非作战人员死于非命：1915年5月，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轮船被鱼雷击沉，导致128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差一点儿因此宣战。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最终宣战。卢西塔尼亚危机后，德国一度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无限制潜艇战，但后来又恢复了这种战术，这正是美国宣战的主因。德国人原先打的算盘是，无限制潜艇战会迫使英国、法国在美国派军到欧洲前就同德国媾和。不过当时威尔逊还是拿不准公众是否会“不管到底有多少美国人在海上丧命”而全力支持参战。开战还需要更多必备条件，碰巧的是，就在总统宣布开战的前几周，德国人自己送上门了。

　　在恢复全部潜艇参与战事的同时，德国人向墨西哥发出一项秘密提议：如果美国如期派军至欧洲战场，墨西哥可以在德国（或许还有日本）的帮助下抓住机会重新夺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英国情报破译人员截获了电报，并将其透露给华盛顿，威尔逊则将其公之于众。德国的行径已不仅是在破坏美国的中立权利，而且是在危害美国的领土完整，而这更能扰动美国的敏感神经。

　　接着在3月，三国协议中的俄国突然发生革命，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看上去俄国将结束专制，未来将成为美国的盟友。威尔逊在其战争咨文中说，正是俄国的变化让他得以空出手来去拥抱让世界“民主不受威胁”这一更为崇高的使命。威尔逊没有说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他的确是在向世人宣示，美国这个在战争爆发时尚无强权欲望的国家，正成为这场战争的进程、结果和未来的决定性影响力量。正如他在自己第二次就职演讲中所说：“我们不再是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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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威尔逊表现得还不错。为了避免反战派阻止他在1916年的连任，他表面上摆出避免战争的姿态，却在暗地里筹划军队。他等待德国再次发动入侵比利时这种与政治利益相悖的军事行动。果不其然，德国取消了对潜艇的限制，并且不明智地向墨西哥示好。他把俄国的革命变为美国的战争目标，没有给同盟任何反对的机会。威尔逊及时派军至法国，挫败了德国在1918年春天的进攻，并在秋天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1月停战后，威尔逊成为首位在职期间穿越大西洋的总统，在巴黎、伦敦和罗马接受古罗马人式的胜利。

　　豪斯曾警告威尔逊，他的影响将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达到顶峰。摆在眼前的和平磋商需要更多的外交经验而非执政技巧，而这正是威尔逊所缺乏的。美国长期缺席国际体系，外交政策专家凤毛麟角，威尔逊没有俾斯麦，没有索尔兹伯里侯爵，甚至没有克罗那样的人才。他只有豪斯，这位仅在得克萨斯州的政坛获得历练的年轻人。此时的豪斯发现，自己正在和总统威尔逊一起“得其所愿，重绘世界的版图”。

　　他们的确获得了调查小组的帮助。该小组成员是他们招募的学术顾问，主要职责就是为战后安排提供原则指导。威尔逊将这些原则中的精华放到他于1918年1月8日提交给国会的“十四点原则”中。尽管这“十四点原则”善意满满，但不论是他还是整个小组都未能充分考量实际的历史、文化和先例。一位法国外交官回忆说，“不了解欧洲政治”的威尔逊全然投身“和当下紧迫事情毫无关联的理论追逐之中”。

　　例如，何为“总是坦率地在公众视野间”施展外交手段？何为在“可能因国际行动而全部或部分封闭”的海域保障“完全的航海自由”？何为将军备减少至“足够保障国内安全的最低水平”？何为在殖民纠纷中给予“民众利益”和“待定合法政府利益”以“同等考量”？威尔逊的目标过于自由地凌驾于策略之上，而其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宣称解决巴尔干冲突仅需要“参照国家与各自效忠的历史，进行友好的协商”——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这种论调引发的。他断定只要“改邪归正”，“我们就能成为那些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政府和人民的亲密伙伴……我们携手共进，直到永久”。

　　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不久前的发言一样，这些话并非只是威尔逊的权宜之言。因为就在威尔逊发表该演讲的两个月之前，俄国爆发了另一场出人意料的革命：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威胁退出英国、美国、法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敦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主子。威尔逊的回应极为模糊，他号召道：

　　从俄国领土撤离以及所有俄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将确保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最为良好和自由的合作，使其得到无碍且舒适的机会，独立决定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确保其能够在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得到自由国家的真诚欢迎，并给予其一切所需及自我所期的帮助。

　　有人可能会迷惑，威尔逊所认为的“帝国主义者”到底是谁？最起码，列宁和托洛茨基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后来威尔逊进一步把人搞晕：他派美军到西伯利亚和俄国北部，表面上是和多国一同让俄国陷入战争，实际上是要废黜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他又通过战胜法国境内的德军保护了布尔什维克，抵消了德军在东线的胜利以及《布列斯特和约》所强加的迦太基式和平。然而，当俄国退出战争时，威尔逊将美国引入战争的那套手段却完全失效。这预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和平原则是永恒的，但结果证明，这些原则不仅受时间的限制，而且还为快速变化的时代所击败。威尔逊想的是维系民主在全世界的安全，但民主招致战争危害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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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反映着政策时，他是在设定一项标准，即三十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这种无明确目的的例外事件不应再次出现。《战争论》出版后的80年间确实没有出现这样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但有着明确的目标，发生在有限的范围。拿破仑之后最为血腥的冲突是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前克劳塞维茨式的倒退：如果那些最初的参战国知道后来所付出的代价，它们还会参战吗？

　　尽管如此，1914年8月，带着雅典集会民主自发性的整个欧洲的民众却都在欢迎战争：当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重新点燃那种精神时，可不是为了寻求和平。我们不可能知道伯里克利准备接受何种损失——瘟疫带走了他的生命，使他永远无法想到林肯在1865年所知之事，但我们知道的是，雅典这个后世所有民主体制的楷模最终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它虽不惧怕战争的伤亡，但没有质疑战争目的的能力。

　　美国参战前三个月，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提出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战争难道不是应该保护而非消耗和毁灭国家的吗？妥协能否实现战争的应有作用？杀戮能带来什么成果？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调解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没有领导者敢对他的“民主政治”说出实情：战争向来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于是，每个人都盼望着更多的新武器、更多的进攻、更多“过头”的战壕冲锋能够为显然没有意义的事情带来意义。

　　美国参战后，威尔逊放弃了调解。他确信一个国家参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取得完胜，但这也不会让非正义的和平变得名正言顺。因此，尽管多数时候胜利和正义都互相矛盾，但威尔逊还是试着把它们一同写入“十四点原则”中。此外，威尔逊还在“十四点原则”的最后一条中提出一项裁决手段：基于“使大小各国同样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的具体盟约”，成立一个“各国的联合协会”。

　　这个想法有多重来源，其中之一就是克罗在1907年所提出的要为联合反抗“梦魇”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克罗备忘录首次出炉之际，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就表达了支持。1915年，仍然在职的他通过豪斯向威尔逊提议，应当成立一个战后国际联邦来替代调解：他坚持认为，只有今日的参战才能阻止未来的战争。基辛格曾说，“格雷了解他的人民”。“自年轻时代起，威尔逊就坚信美国的联邦制度应成为一个终极‘人类议会’的典范。”

　　假若如此，威尔逊实则忽视了美国民主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的辉格党：这些制度的目的是行使权力还是防范权力不被滥用？在1918年4月，美国人欣然说服自己，只有战争才能恢复他们的安全，恢复他们的荣耀和自尊。当然，这不是说在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将承诺确保其他所有人的安全。美国的民主寻求权力，也极度不信任权力。

　　英法民主有其自身的矛盾。它放不下为战争所做的牺牲，坚持要求德国人承认“罪行”并且支付赔偿——即便在非民主的情况下，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以和解缔造了和平，而这次却没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觉原则都和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提到的边界“修正”相矛盾，也无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永续”原则协调。尽管威尔逊试图依靠国际联盟来修正《凡尔赛和约》中的不公平，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打算把德国或苏维埃俄国作为这个新联盟的创始成员。

　　威尔逊再次引发了大家的期待，但这次陷入实现无门的境地。或许跟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人一般，他混淆了力量和希望。或许他过于拖延自己无力解决的事情。或许他没能领会让民主反对其民选代表的讽刺意味。或许他日益虚弱的身体让他的政治敏感度越发迟钝：1919年秋，他在为国际联盟寻求支持的全国巡回演讲中染病，之后再也没有好转。或许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教授民主课程的他从一开始就不懂民主为何物。或许他在位高权重后脱离了常识的引力束缚。

　　无论如何，参议院对《凡尔赛和约》及美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的拒绝不仅击溃了威尔逊，而且浇灭了希望的扩张——从坎宁到林肯、索尔兹伯里侯爵、麦金德、克罗、格雷、豪斯及威尔逊自己，他们无不渴望“新世界”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纠正“旧世界”的失衡。和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的不同，这一次，“强者”未能做他们该做的，结果，他们让“弱者”获得了任意妄为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让俄国和德国照着理论改造了现实，并以此建立起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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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3月俄国革命开始之时，列宁已经流亡到苏黎世，因此未能参与其中，但这是革命的错，不是他的错。因为列宁的专长是把出乎意料之事变为预先确定之情。他对事物的确定性来自马克思。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生来就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资本家发起、参与并且一定会获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对这一结论的证明。意外来自俄国，因为马克思和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革命不会在这里发生。只有列宁在这种反常中看到了机遇。他后来解释说：

　　只要我们还未赢得整个世界，只要我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谨守这个规则，我们早就被吊死在灯柱上了。 注释标题 Lenin's speech of November 27, 1920, in Jane Degras, ed.,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I, p. 221.

　　列宁没被吊死在灯柱上，他在德国人的护送下乘坐自己的火车回到了刚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他从那里出发，如愿推翻了临时政府，并让俄国退出了战争。他在路上也早已预测，“对德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革命，比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领导下的临时政府更加危险”。

　　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清楚的是，资本家对眼前利益的痴迷会让他们无法关注更为遥远的目标。正如林肯可能说过的那样（至少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资本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罗盘上，结果陷入沼泽、掉落悬崖。同样，英国、美国、法国对俄国不得退出战争的强迫，不仅让俄国的新领导人声名扫地，也为列宁开辟了他的革命之路。资本家也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然的话，为什么美国会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阻挠德国消灭新的苏维埃国家，拯救布尔什维克党人呢？

　　1921—1922年苏联陷入饥荒之时，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美国的大资本家赫伯特·胡佛承认他主导的国际赈灾工作强化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本意是稳固苏联的革命，但当美国企业家看到吊人胃口的优惠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蜂拥而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更适合帮助苏联，”1924年斯大林在列宁过世后总结道，“假如美国人愿意合作，美国无与伦比的技术和苏联的需求及巨量人口，将为美国人带来丰厚的利润。”

　　双方在很大规模上延续着合作。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美国引进了整座整座的厂房以及相应的批量生产技术——福特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带头者。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量远超其他国家，苏联人即将成为美国农业和工业装备最大的海外买家。让斯大林不解的是，哈定和柯立芝政府坚持威尔逊的政策，不予苏联外交承认，除此之外，他们还一本正经地警示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危险。物质利益并不总是决定资本家的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美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的工业产出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日本的总和，但是美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对权力的不信任，让领导人根本无法运用这些权力——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列宁可能会把此看作另一种民主的失败，因为没有独裁就没有无产阶级或其他人的先锋队。如同在肯定这一点一样，大部分美国人在当时觉得并不需要任何种类的外交政策。

　　然而，世界不会无限期地允许他们享受这种奢侈。美国潜在的力量已经在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塑造各种事件。其中之一便是德国人古老野心与新生怨恨于某一陌生之地的杂交。不同于列宁，阿道夫·希特勒在战壕中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确信英国海军和美国陆军的结合是犹太人的阴谋，并更加确信这个结合给德国带来了失败。希特勒确信美国会再次从北美出发，排挤所有的对手，他将美国在后威尔逊时代的欧洲退出看作德国获取未来竞争、生存和胜利所需空间与资源的最后机会。历史学家亚当·图泽说希特勒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会否发生战争，而是何时发生”。

　　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还是个业余暴徒，如果他能持续如此，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在简短的关押后，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日益紧张的民主统治下稳固崛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和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灾难性的萧条，德国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胡佛执政还不到一年，和其他众多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一样，他也毫无头绪，不知所措。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破产，极不稳定。”1933年1月7日，在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时，斯大林向苏联共产党发出如上判断。资本主义“已成明日黄花，且注定要让位于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后者“不仅无惧危机，而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三周后，希特勒以合乎德国宪法的手段成为德国总理，随后便开始着手解除这部宪法。五周后，罗斯福在1932年竞选中击溃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林肯高大身影投下的影子笼罩着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将前所未有地检验他最为伟大的自由和强权可以共存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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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民主国家的年轻人，”以赛亚·伯林在后来回忆，“只要他还心怀一丝人类情感，心怀社会理想主义最微弱的火花，心怀对生活或者其他事物的热爱，他肯定会觉得……一切黑暗而寂静、大规模的复辟之下，一切死气沉沉、毫无波澜，而除了罗斯福新政这唯一的光，人们眼前的选择只有幽暗的极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红或黑。”虽然罗斯福新政带有“漠然对待外界的孤立主义”色彩，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可能也是其优势所在。关键在于他“有着独裁者所有的品性、精力和手段，而且他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罗斯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孤立者。作为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表弟和侄女婿、威尔逊的海军部副部长、支持国际联盟的192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孤立者。尽管如此，在1933年成为总统的罗斯福坚持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在银行倒闭、1/4的人口失业、国家自信严重动摇的情势之下，复苏重于一切。尽管希特勒让德国陷入独裁，日本两年前占领了中国东北，意大利两年后占领了埃塞俄比亚，罗斯福第一个任期内的美国却比胡佛时期更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

　　除了一件事：1933年11月，罗斯福对已经成立10余年的苏联予以外交承认。罗斯福指出，不承认政策并没有成功推翻或孤立布尔什维克。美国对苏联的投资和出口发展迅速，斯大林也保证限制美国共产党原本就毫无成效的行动。在公开的言论之外，这位新总统还有另一个更为隐秘的目标：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会让美苏在未来结盟，共同抵抗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入侵。

　　对罗斯福来说，意识形态的纯净性没有地理、权力平衡和海军发展来得重要。他曾为威尔逊效力，但他的楷模一向是西奥多·罗斯福。两位罗斯福都读过马汉的著作，年轻一些的那个罗斯福还经常去巴拿马运河视察。通过战时与英国的接触，他或许已经对麦金德和克罗关于亚欧大陆合体的预言了然于胸（尽管未必是直接的）。罗斯福当选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扩建美国海军，但是，他更精明地将其称为一项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罗斯福也怀疑美国是否愿意再次介入海外事务。他知道这是威尔逊无意之中留下的遗产，既然美国暂时没有能力，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的民主国家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如果德国和日本重新崛起（这看起来很有可能，因为两国在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那么它们将很快控制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海上霸权。相反，由于苏联与旧俄罗斯帝国一样缺少便捷的海洋通道，因此罗斯福并不太担心苏联对欧亚形成控制：他甚至批准了斯大林在1936年的一项请求，用美国的船坞建造了一艘苏维埃战舰——后来该舰艇被美国海军的鱼雷击沉。在资源饥渴的德国和日本间嵌入一个极权主义盟友未必是件坏事。假如它们向外扩张，苏联红军可以从后方击溃它们。如果它们向内扩张，那红军就会像库图佐夫一样直接击溃它们。不论哪种情况，大西洋两侧的民主国家均可受益。

　　罗斯福从未解释过这些，他掩盖意图的能力比林肯还要老练。林肯总统仅有1832年黑鹰战争的有限军事经验，但在制定内战战略方面，他远胜西点军校的将军。既然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管美国海军的罗斯福，也未必不可以有旗鼓相当的手段。我确定列宁也会这么做。因为罗斯福一经察觉便开始利用起专制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毫无疑问，专制者仍将扮演“先锋”的角色，但是罗斯福也看到他们之间的协定将会既不寻常也注定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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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因此他不会像过去的斯大林和当时的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的国家套进自己的意识形态。鉴于他的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原因知之甚少，就算他跟他们要一份五年计划，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一致的答案。相反，他随机应变，既尽力向前又在必要时后退，既不停止准备行动也绝不屈从于绝望，而且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谨记威尔逊的教训——没有公众广泛而持续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你打算带领大家前进，回头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罗斯福曾经承认，“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的谨慎也体现在对外政策中。尽管担心德国和日本两国，但他没有阻挠国会将威尔逊所奉行的中立政策升级为法律：他知道自己赢不了。他可以在前一天信誓旦旦地称必须“隔离”侵略者，但第二天就收回自己的话。灵活变通让他在伦敦和巴黎的信誉扫地，也让他无力反对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1937年，他派自己的竞选捐款人、一位早餐食品公司女继承人的花瓶夫婿约瑟夫·戴维斯去莫斯科做他的第二任驻苏联大使，差点儿造成第一任大使威廉·布利特手下外交官的叛变。这些外交官之前就已开始细心记录斯大林对他所谓内部敌人进行的清洗运动。

　　罗斯福是不是绥靖主义者？他当然觉得自己很弱小，他不可能比自己的国家更强大，而这个国家的权力似乎也没有超出他的聪明才智。或许在某些时刻，能力会给利益带来损失，但除非美国再次意识到危险，恢复了经济，重获自信，否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同时，他也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定位地缘政治。这正是他任命戴维斯的原因。

　　与其说罗斯福不信任专家，不如说他是慨叹专家视野的局限。令他恼火的是，他的自己人，包括在莫斯科使馆的外交官和军官、读着他们报告的华盛顿官员，甚至是他最爱的海军，都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更糟糕：他们无法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到更大的可能性。假如苏维埃能通过帮助美国降低双方的危险，那他需要的是像戴维斯这种重视视野广度甚于知识深度的交易推手，而不是那些眼高手低的专家。

　　然而，就算是戴维斯也无法使斯大林偏离他的地缘政治路线。在发现民主国家无可用之处后，他在1939年8月23日单方面和希特勒做了交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自此迅速开始。纳粹和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没有惊到罗斯福：戴维斯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已对此有所预见，而在他离开后，大使馆则通过精心安插的间谍追踪到相关的情报。罗斯福在1940年年初承认，现在已经很难不把苏联当作“一个和世界其他专制国家一样的完全专制国家”。

　　在那一年春天，希特勒用闪电战于三个月内实现了德国皇帝花费4年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占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麦金德和克罗的终极噩梦，一个控制着超级大陆的“梦魇”似乎已经到来。一名心神烦躁的助手警告罗斯福，希特勒和斯大林现在统治着“从中国东北到莱茵河”的地域，“如当年的成吉思汗一样，可能除了喜马拉雅山外，没有谁能在任何情况下阻止苏联和德国的联合军事力量”。

　　但罗斯福仍旧保持冷静。他知道斯大林长久以来都将希特勒视作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而希特勒一直视斯大林为全球犹太人阴谋的代理人。罗斯福推测，德国在西线的军事胜利已经震惊了苏联的专制者，后者很容易想到德国下一步的动向。显然，独裁者对彼此的尊重不够深刻，又过于短暂：他们迟早会将对方吞噬。所以，罗斯福给斯大林留了一扇门，只待他准备好时便可开启进入。40年前，索尔兹伯里侯爵对美国也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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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罗斯福对一个专制盟友的预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欧洲民主国家于1940年春相继陷落之时，他却越发自信。在战争爆发时，他承诺会让美国远离战争，但他实际上并未寻求威尔逊的行动中立、认知的公允和情感的克制。他已经与英国和陷落后的法国建立了秘密军事联系。他也早就开始了一项创造工作岗位的军备改良计划。他让民主党在那个夏天“征召”他参与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的竞选——当然这只是走个无关紧要的过场。他欢迎共和党提名的黑马、国际主义者温德尔·威尔基，并与之在秋天展开激烈竞选。1941年1月，就在他第三次宣誓就职的前一天，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这位昔日对手，并派他到伦敦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凭借记忆，罗斯福亲手写下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于1849年出版的诗歌《航船的建造》中的一个段落。

　　前进吧，国家之船！

　　前进吧，联邦，坚固而伟大！

　　带着所有的恐惧，

　　伴着对未来时日的所有希望，

　　人类正屏着呼吸紧抓着你的命运！

　　林肯在内战之初读到这些诗句时说，这首诗是一件“美好的礼物”，“能够鼓动人心”。现在这些诗句是罗斯福借威尔基之手送给丘吉尔的礼物。

　　丘吉尔于8个月前成为英国首相，此时法国即将沦陷，英国即将迎来轰炸，而英语也即将通过业已完善的短波无线电技术获得莎士比亚级别的丰富。在美国人的聆听之下，丘吉尔大声读完这首诗并问自己的国家：“我应该以你之名，向这位伟人，这位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三度民选领袖，交出怎样的答案？”随后，他用一种缓慢、咆哮、令人毛骨悚然的最高声喊道：“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工作！”

　　他和罗斯福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的《租借法案》。该项立法授权美国总统认定的在国防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获得军事援助。英国是该法案的主要受益国，但是罗斯福坚持不明确指明受益方。评论家抱怨说，这甚至可能让苏联成为援助对象：这似乎不太可能，而反对声也未成气候。罗斯福确实已经从驻柏林使馆得到报告：希特勒将在春天入侵苏联。和丘吉尔确认后，罗斯福给斯大林驻华盛顿的大使发去警告，而至于斯大林是否表达了感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此时仍满怀希望的斯大林又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这一次的签约对象是日本。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的入侵震惊了斯大林，并让他付出了高昂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代价。早有预期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此时却开始思索终极的意识形态分歧：一场与魔鬼的交易。回想起来，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一定会后悔为什么没有在1917年3月之后拿下尼古拉斯二世，毕竟后者还没有那么邪恶。起初被震蒙的斯大林很快清醒过来，并开始按照自己思想的指引寻求他应得的东西：纳粹–苏维埃协议被抛到九霄云外，他现在要接受来自他眼中的魔鬼——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帮助。

　　罗斯福搁置了对外交和军事的担忧，派遣两名交易高手前往莫斯科，他们是：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未来的“豪斯上校”；W. 埃夫里尔·哈里曼——在20世纪20年代高加索地区经营锰矿的铁路大亨。与此同时，戴维斯在总统的要求下匆匆付印了《出使莫斯科》一书。这是一本描述1937—1938年他担任大使时的情况的书籍，书中的内容虽然经过了处理，但阅读者甚众。在通过多个渠道确认斯大林并不打算投降之后，放下心来的罗斯福于1941年11月7日这一天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安全于美国安全有着至关重要之意义——这一天正是十月革命的24周年纪念日，而就在一个月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截至此时，发生的事情如此之多，却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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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还是赢了！”丘吉尔还记得从夏威夷得到这个消息时的欣喜。“美国参战了，彻彻底底、至死不渝地参战了。”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美国人太软弱、太话痨、太无能，以为他们的政治不过是“让敌人和朋友都无法看清的混沌之物”。

　　但是我研究了美国内战，他们拼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人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我想起格雷30年前对我说的话，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只要下面点着了火，它就会产生无限的能量”。

　　所以，“带着情绪和情感的满足，我爬上床，怀着被拯救者的感恩之情安然睡去”。

　　在说格雷时代那把燃起的火时，世故的丘吉尔并没有提到这把火在战争胜利后就出乎意料被熄灭这件事。在等待了25年之后，一场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让这把火重燃，但这场新危机所需的手段与目标的协调远超威尔逊所及。所以，罗斯福要慢慢来，而丘吉尔只能等——英国要参与68个月的战争，而他要等待27个月。

　　罗斯福在等三件事。第一，军备重整至恢复鼎盛时的实力，以允许有选择性地支持精选的盟友；绝不承诺不参战，同时仍保留不参战的希望。第二，保证苏联的存在，将其作为大陆盟友，共同抵抗德国和日本两个更小外围国家所带来的更大威胁。斯大林因此前错误的选择而变得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将尽全力参与战争，保护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体制。第三，罗斯福想要的是他自己的萨姆特堡，一个遭到袭击并能立刻让所有国内和平呼声偃旗息鼓的道德高地。最后他得到了两样东西：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希特勒4天后宣战。

　　在后面的4年里，是罗斯福，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拯救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这种拯救不是每个地方和每个层面上的，但它足以保持两者稳定，如此那些在20世纪上半叶所遭受的挫折都在下半叶出现了逆转。罗斯福为世界两边的两次大战带去了几乎同时的胜利，而美国人的伤亡还不到这些战争总伤亡人数的2%。凭借占世界1/2的制造能力、2/3的黄金储备、3/4的投资资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以及第一颗原子弹，他的国家于众国间脱颖而出。可以确定的是，与魔鬼的契约无处不在，而战略和政治一样，从来不是纯洁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德和派翠克·波特所指出的，“如果这都不算是成功的大战略”，那么“就没有什么算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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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伯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10年后写道，这位总统是“一个英俊、迷人、快乐、非常聪明、非常讨喜、非常无畏的人”。他的批评家则说他有很多弱点。他们说他“无知、寡廉鲜耻、不负责任”，并且“背叛了他的阶级”。他的身边围绕着“冒险家、狡猾的投机分子和阴谋家”，他“以无情的方式对待生活和事业”。他做出了“相互矛盾的允诺，谋取私利，厚颜无耻”。他利用自己“令人无法抵抗的十足公众魅力”弥补自己的不负责任。“所有的这些都有人提及，且其中有些不乏客观公允”，但是罗斯福有“罕见而鼓舞人心的补偿性特质”。

　　他慷慨正直，有宽阔的政治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对所生活的时代以及20世纪各种强大新生力量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理解——从科技到种族，从帝国主义到反帝国主义；他热爱生命和运动，支持以最大可能实现人类最多的需求，却不喜欢小心翼翼、紧缩开支和无所作为。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的无所畏惧。

　　正因如此，他有着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不常见的“对未来的毫无畏惧”。

　　威尔逊在巴黎、伦敦和罗马迎接自己战后胜利之时，也曾短暂地传递过这样的信息：“它消失得太快，只留下一种可怕的幻灭感。”他是那种拥有“明亮且连贯梦想”的领袖，因为“既不懂人也不懂事”，所以能够“忽略大量发生在他以外的事情”。柔弱和优柔寡断的人可以因追随这样的人而获得“解脱、和平和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很清晰，他们的世界完全由原色构成，大部分非黑即白；他们只盯住自己的目标，从不左顾右盼”。当然，“希特勒这种可怕的邪恶分子”也属于此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福则配备了“最为细致的知觉，能够传递给他们……事物、情感以及人类活动不断变化的轮廓”。这一类政治家天生具有“吸收细微印象”的能力，他们和艺术家一般，从众多“稍纵即逝、不可捕捉的微小细节”中汲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类政治家知道需要为达成目标去做什么以及何时做，他们通常不是生于某个内在思想或内敛情感的私人世界，他们是一种高强度与清晰度的结晶和升华。大量追随他们的民众则以模糊、不可言说而持久的方式思考和感受着这一切。

　　这让领袖们可以向民众传达一种感受，即“他们理解民众的内心需求，他们能回应最深层次的冲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遵循本能探究的路线，单枪匹马地组织起这个世界”。伯林总结道，罗斯福以这种方式让美国人“比以前更加骄傲地做一个美国人。他提升了美国人在自己及世界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他表明，“权力和秩序不是一种束缚……它们能够将个人自由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同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组织和权威相调和”。而对立的共存，正是“罗斯福的最伟大前任曾说过的‘世间最后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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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1940年5月26日，地点是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以外位于古老圣菲贸易通道之上的一处地方。此时正是黄昏，太阳已经沉到山后。一辆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人在调收音机，一个人39岁，另一个人22岁，他们正在横穿美国。一些本地人走过来问他们能不能一起听：尽管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眼前的一切，但在车里人的眼中，他们现在是“墨西哥人”。所有人都点着烟，熟悉的声音则划破寂静，“我的朋友们……”

　　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哈佛大学的英语讲师伯纳德·德沃托，他因走私而发家，后来尽管没能成为小说家，但很快就成为一名成功的历史学家。和他一起的是他的助手兼司机亚瑟·小施莱辛格。德沃托在犹他州长大，现在他正在重新认识美国西部，之后他将在1943年完成他的史诗《决定性的一年：1846》。在这个傍晚，和“墨西哥人”一样，他们在想着其他事情。

　　法国即将陷落，英国可能是下一个，正如小施莱辛格在几天后写的家书中所说，“我一直准备去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服役的德沃托则早已见识过这一切，“我们是战争的一代人，后来有人叫我们迷失的一代，我们是大萧条的一代，现在我们退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两人都读过并讨论过发行在《哈泼斯杂志》6月刊上的一篇题为《进入原子力量》的文章（德沃托为这本杂志写专栏）。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原子的军事应用，车里的人都不禁在想：“一杯子的这个……能不能用来开坦克？”

　　然而，在他们横穿美国时，这个国家却十分让人安心。这里有2 000英里坚固的房子、保养得当的草坪、明艳的花朵，“防风林能阻挡时代的侵蚀，每一处都深深扎根于土地”。学校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习惯了和平”的人们非常友善。德沃托发誓，“我再也不会看不起广播了”。因为突然间，“除了燕麦和剃须膏广告，你得到了广播这种民主的工具”。这次不会再有人说“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或者为何而战”了。

　　罗斯福的这次谈话不是他最好的一个。到目前为止，关于重整军备的成绩数据太多了，而这些数据在美国参战后会出现指数级的增长。总统最想让美国人知道的是他们的安全不能仅仅来自海洋的隔离。新的“船只”技术（那种在水上和水下都能行驶的船只）已然让孤立变为不可能，但是在过境以内，国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安全。

　　三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美国人已经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人类精神的希望会得到实现的社会……我们已经很好地实现了它。 注释标题 Radio address, “On National Defense,” May 26, 1940, at: www.docs.fdrlibrary.marist.edu/052640.

　　当他结束谈话时，车里烟雾缭绕，一片静谧。之后一个“墨西哥人”说：“我觉得或许美国现在宣战有些太早了。”“我觉得有可能。”德沃托说。然后“我们挥挥手说再见，继续驶向特立尼达”。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