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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和平

　　东亚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 注释标题 2013年11月15日，傅莹应邀赴韩国首尔出席第16次阿斯彭部长论坛，并发表主旨讲话。讲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表。

　　“二战”后，东亚地区作为两大集团对抗的前沿，经历了无数次的“热战”和“冷战”。东亚安全形势的全面改观，始于冷战结束特别是柬埔寨战争的结束。自那时起，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与安全，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都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都一心一意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20多年过去了，东亚携手合作，克服了两次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实现了民众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了国家经济社会进步和地区安全稳定的良性循环。东亚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远超过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4%和发达国家3%的水平，东亚经济总量已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三足鼎立中的重要一极。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区域合作十分活跃，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合作方兴未艾，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东亚经济仍然保持相对较快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当然，东亚地区也存在诸多安全挑战。一方面，朝核问题、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等旧有的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恐怖主义、海上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

　　一些西方媒体甚至预测东亚要发生冲突。2012年，我在一个周边国家参加会议时，一名欧洲记者走到我面前神情严肃地问道：南海问题怎么办呀？我反问他，难道欧债危机不是更值得你担心吗？他笑了，回答说因为欧债危机没有解决办法，所以不再关心了。

　　我对东亚安全形势是持乐观态度的。这是因为东亚各国间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深化，已成为利益融合、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实现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东亚地区，冷战式的集团对抗和地区冲突不复存在，大国间没有你死我活的争夺，增进理解、深化合作成为各国的优先政策选择，对话和谈判成为处理国家间争端的主要手段。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跨国性也决定了，地区国家必须加强相互协作，才能合力破解难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阿富汗问题到柬埔寨问题，中国为推动地区安全热点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中国真正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还是始于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正式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历史上第一次把东亚和亚太地区大小国家都聚拢在一起，共商维护地区安全大计。我本人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综合处的处长，亲身参与了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的决策过程。

　　当时的中国对参与多边安全机制还充满了疑虑。20年前，对于中国政府和军队很多部门来说，国家安全是纯粹的国内问题，参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似乎是毫无必要的。在中方的跨部门协调中，许多人担心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会侵蚀中国安全决策的自主权。尽管有疑虑，中国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作为创始成员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并且参与制订了论坛指导原则。

　　20年来，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包容性和影响力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为推广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中国还提出，应摒弃以缔结军事同盟、武力展示、军事威慑、强权政治为特征的零和博弈的陈旧安全观念，共同培育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的安全观念。

　　其精髓是各方平等参与安全事务，通过合作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安全是共同的，应该让所有国家参与区域安全架构的建设，防止出现因一国不安全而导致的溢出效应。安全是相互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求独家的绝对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安全是综合的，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施策，一味突出军事安全和军备手段，制造和渲染安全威胁，对亚洲有害无益。时至今日，这些主张和想法日益被亚太多国所接纳和认同。

　　中国提出并践行合作安全理念，首先确保做好自己的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占东亚的三分之二。今天13亿中国人不仅自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且能为他国提供巨大的出口市场、资金和经验，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历史性的变化与贡献。

　　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意识到肩负的国际责任，愿意为维护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解决各种安全挑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发挥中国独特的积极作用。

　　东亚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国责无旁贷。在东亚热点问题上，中国积极劝和促谈，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邻居如果不安全，中国也不可能安全。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致力于从根本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10年前，在中国倡议和推动下，朝核问题的六个当事国坐到了谈判桌前，尽管现在六方会谈进程目前遇到了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六方会谈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和东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个区域的安全感往往取决于安全链条中最脆弱的那个环节。毋庸置疑，朝鲜半岛存在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在此情势之下，弱势的一方很容易缺乏安全感，而单纯施压和遏制只能增强其被威胁感，引发激烈反弹，如此周而复始，深陷“安全困境”，使问题更难解决。朝鲜半岛安全秩序不能孤立和排斥任何国家，不能不考虑另一方为什么感到严重不安全。

　　我们不赞成任何单方面挑衅性的言行，中国主张半岛无核化，同时希望各方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也能尊重他方的安全关切，进而建立让主要当事国都平等参与的多边安全机制。东北亚整体的安全应该是涵盖所有成员的完整的安全，不以任何一方的不安全为代价。作为六方会谈的亲历者，我衷心希望各方相向而行，争取早日重启六方会谈，让朝核问题重回谈判轨道。

　　东亚地区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多数是西方殖民者和冷战的遗产。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22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尚未与任何邻国划定，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同邻国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经过多年努力，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国已同其余12个陆地邻国成功划定边界，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在海上，中国同越南解决了北部湾划界问题。鉴于东海、南海这些海上争端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倡导并推动在争议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各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稳定，推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的这一主张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最好体现。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对话与合作，双方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成为维护南海和平安宁的基石。《宣言》规定，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南海领土和管辖权争议，在争议解决前，各方应积极开展海上合作，为当事方最终解决争议创造良好条件。

　　2013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举行落实《宣言》高官会，就继续推进《宣言》框架下务实合作和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措施达成共识。中国希望商签“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也能够成为在南海问题上同东盟国家深化安全互信的过程。

　　为支持双方开展更大规模的海上合作，中国出资3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双方已经规划一系列合作项目。前不久，中国领导人访问东南亚时，分别同文莱和越南领导人就共同开发南海部分海域资源达成共识，期待有关合作迈出步伐。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在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但日方近年来不断采取强化声索的单方面行动，甚至否认存在争议，这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尽管如此，中方还是保持了极大克制，坚持同日方磋商，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和现实，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为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做出努力。

　　大国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为当今最主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地区大国良性互动。2013年初，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深入探讨了如何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为新时期大国之间深化互信与合作树立了典范。

　　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搞中美共治，而是优势互补、全方位合作，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中美在东亚地区有不同的视角和关切，双方仍有很多分歧，相互看法存在不少误区，需要增加了解，培养合作习惯。这也符合地区国家的期待。

　　近来，中国学术和舆论界对美国在亚太重新突出安全议题、加大对军事同盟投入是很关注的。我注意到，不少其他亚洲国家媒体和各界人士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就是大家假装看不见的那只大白象，是被针对的目标，也有人担心冷战回归。美国已经反复申明“重返亚太”战略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是战略“再平衡”。不管怎样，为预防大国冲突而先发制人，很可能只会导致“自我预言的实现”。

　　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和安全机制建设，成为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中国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亚洲反海盗和武装劫船协定》信息分享中心、马六甲海峡合作机制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创始成员，也是这些机制框架下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在中国的倡议下，论坛成立了副防长级的“安全政策会议”，为国防高层官员深入参与论坛搭建了重要平台。中国积极支持论坛加强维和、预防性外交、灾害管理、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迄今已经承办了30多个合作项目，是论坛成员中承办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已宣布同东盟国家合作承办论坛将于2015年举行的第四次救灾演习，这将是中国首次在境外联合主办军队和民事救援力量都参与的大规模救灾演习。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义务，为东亚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115个维和参与国中派出工兵和医疗分队人员最多的国家，并即将首次向马里派出成建制的维和部队。

　　根据联合国决议，中国海军自2008年起陆续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遣15批舰艇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圆满完成了600多批护航任务，被护船舶达5000多艘，其中一半是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外国商船。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并非单打独斗，他们参加了北约发起的多国海军的“共享信息、降低冲突”协调机制，并与韩国、日本、印度等独立护航国家的海军护航编队开展信息情报交流、分区护航等合作。

　　东亚国家多属外向型经济模式，从中东途经印度洋、西太平洋一直到东北亚的海上航道是东亚国家的共同海上生命线，中国愿与其他东亚国家一道，积极探讨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地区合作，并为此承担应尽的责任。

　　当前，东亚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已有比较完善的框架安排，但安全架构仍处于成长磨合期。推动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

　　这一架构应建立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观念的基础之上。这一架构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透明的，具有广泛包容性和代表性。这一架构应有利于促进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坦诚对话与合作，有利于促进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相互促进。

　　中国总理李克强2013年10月在文莱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曾用筷子为例来说明东亚国家通过合作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他说，东亚许多国家都使用筷子，一根筷子很难吃着东西，两根筷子一起用才能夹到食物，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易折断。他的结论是，每个东亚国家对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应该成为东亚国家的共同理念，这也是世界前进的大势所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4月的开幕式讲话中曾说过，“和平与安全犹如空气，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与安全，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将继续同各国一道为维护东亚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周邻和睦是福 注释标题 2014年5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与邻国：推进共同繁荣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在京举行。傅莹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发言，发言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

　　今天这个研讨会以“中国与邻国：推进共同繁荣与发展”为题，切中当前国际国内对中国与周邻形势的关注，很有意义。

　　我想分享几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怎么看本地区的形势？

　　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曾有较长时间接触亚洲地区的外交事务。回首这20多年的变化，感到中国和周邻国家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上，在世界上可谓独领风骚，足以引以为傲。

　　周邻指的是中国与相邻的整个地区。还记得冷战结束之初，这里的许多国家仍陷于各种分歧和长期割裂带来的不信任气氛之中。各国痛定思痛，坚持耐心细致的对话，增信释疑，各方面合作从无到有，逐步扩大。

　　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翻译，曾有幸近距离观察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怀着耐心和情感去关心邻国、沟通思想的。中国经过不懈努力，与周邻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共识。

　　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有条件聚焦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整个地区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通过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建设自贸区，通过妥善管控分歧，培育起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合作习惯。

　　过去20年，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7.6%增加到27.5%，区域内经贸和金融合作也实现跨越式发展，各国利益交融，相互依存。中国成为亚洲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中国与周邻地区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入。包括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论其内涵如何，从根本上看，美国还是受到这个地区的强劲增长和活跃合作的吸引，是看重这里的分量和潜力。当然，再平衡的结果是增强还是削弱这里的大好势头，是要存疑的。

　　二、怎么看本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更加现实，数据显示，世界上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一半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现代媒体可以直观地展现地震、海啸、台风，甚至海难、空难事故的伤害，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脆弱。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可以触及每个人的利益，而且唯有共同努力才能应对的重要课题。

　　同时，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和争议也有重新升温的动向。过去20年来形成的协商谈判处理争议的地区性共识，正面临被违背和被抛弃的危险。例如，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单方面打破了中日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遭到中国强烈反应之后，日方调换了主题，把中国描绘成地区安全威胁，不仅使争议扩大化，而且挑动起对立的气氛，至今无法缓解。

　　最近越南船只干扰中国企业在西沙群岛的中建岛附近海域的作业。而西沙根本就不在争议地区，越南早就承认了中国对西沙的主权，这里的勘探活动也已经有10年之久。这些问题被炒作，在周邻国家内部和外部引发新的焦虑，对地区和平气氛带来新的挑战。

　　三、如何维护周邻的和平与和谐？

　　有人认为，亚洲面临经济繁荣和安全困境的矛盾状况，这个看法我觉得不很准确。亚洲的经济繁荣恰是得益于安全稳定的局面，是中国与周邻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要维护和平稳定，仍要靠各国共同努力。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对冷战思维的结果和人为造成的紧张，必须高度警惕和有效遏制。

　　在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同时，我们也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些国家的举动和立场偏离了和平轨道、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挑战时，中国必须做出有力、有节的反应，一方面是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安全局势失控，促使事态回到协商谈判的轨道，维护和平稳定大局。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的亚信安全峰会上发表了以“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为题的重要讲话，强调，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立足于亚洲的多样性特点和安全状况，体现出平等、合作、包容的精神。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做出的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坚持走下去，不能因为存在干扰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东亚能否坚持区域合作的方向？ 注释标题 2015年10月24日，傅莹应邀出席第11届北京—东京论坛，并发表题为《东亚区域合作视野中的中日关系》午餐演讲。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5版评论版《名家笔谈》栏目发表此次演讲节选，题为《维护合作，离不开理解与宽容》。

　　2015年11月5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越南、新加坡这两个东盟（亚细安）国家。中越领导人宣布要实现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越南“两廊一圈”两大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新领导人决定启动两国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这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

　　在2015年11月1日于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首脑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与韩国的朴槿惠总统、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一致表示，要“克服东亚局势复杂多变造成的困难”，“坚定推动三国合作向前发展”。

　　再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将在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1、东盟+3和东亚峰会，带去和平、合作的信息。中国人期待的是，在增进地区国家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而东盟也希望在2015年年底之前正式宣告建成亚洲第一个次区域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借以促进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正在不断受到分歧和争议问题的干扰。尽管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东盟和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却开始减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东亚区域合作能否保持前进的势头？

　　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本地区各国的共同骄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各国超越分歧，秉持包容精神，以极大的魄力在本地区搭建起多个“同心圆”结成的区域合作架构。这个架构以东盟为中心，10+1和10+3合作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外延，共同支撑起东亚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的局面。

　　从1985年到201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2倍，而同期东亚经济体（东盟+中日韩）经济总量扩大了9.3倍。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30年前不到17%，现在是25%。

　　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的国家超越分歧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那么东亚区域合作走的则是一条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而进行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区域合作对人类社会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丝毫不亚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进一步确立了睦邻、安邻、富邻的亚洲政策，在周边外交中积极参与和鼓励多边合作，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坚定推手和重要贡献者。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既尊重了东盟的积极性，也有效规避了大国竞争因素对区域合作的负面冲击。在大国众多的东亚，东盟以自身一体化带动区域一体化，虽是“小马拉大车”，但富有成效。

　　现在，中国的地区政策目标并未发生变化，但确有多种因素在冲击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区域内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国际河流上下游利益差别等争议问题的突出，亦给东亚合作带来干扰，东亚区域合作的会议往往被负面议题主导。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军事安全议程的强调显然增加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复杂因素。在东亚区域合作平台上，各国曾经有着优先推进合作与经济发展议程的默契，但是美国强化军事和安全议题的做法使之难以为继。

　　另一个情况是，2009年至2010年间，当日本政府显示出重视“亚洲协同”甚于对美外交的姿态时，似乎触及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敏感之处，使美方感到不安，日本被迫改变了其对区域合作的态度。近年来，作为本地区重要国家，面对中国上升势头，日本在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之间拿不定主意，于是人们看到的是，日本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同时，又优先投入一度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精力分散。

　　能否得出一个结论：中、美、日以及东盟四方利益兼容性的下降是东亚区域合作遭遇挑战的根本原因？如果是，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审视各自的政策，努力在自身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大局之间求得平衡。

　　对东盟而言，是要保持住自身引领区域合作的意愿和能力，照顾本区域各方更广泛关切，以继续为其发挥核心作用赢得支持。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受到南沙争端升温的严重干扰，个别东盟国家偏离2001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精神，在南海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但不能支持东盟国家联手损害中国的利益。

　　对作为亚太地区一员的美国而言，需要尊重地区国家优先发展经济、开展合作的共识，与亚洲国家真诚对话，在既有和将有的区域机制之间架桥而不是筑墙，与各国一道引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而非恶性竞争、相互排斥的地区环境。

　　至于日本，需要学会倾听邻国的声音，不能一门心思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日本应与邻国在历史问题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增进相互了解，这将有助于消除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一大障碍。中日需要重拾战略互惠与合作的精神。

　　中国的责任又该是怎样的呢？中国需要保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信念，避免受到外部因素过多干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参与东亚合作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灵感和经验，要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提供更宽广的舞台。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需要持之以恒地经营周边，避免自身利益与地区利益发生抵触。在争议问题上，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稳妥处置，以平衡方式寻求谈判化解之道，这也需要本地区其他国家的配合与支持。

　　作为对本区域负有责任的成员，东亚各国都不应允许区域合作发生“退行性”变化，因为长此以往谁都不会成为赢家。各方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肩上的责任，突出地区议程的积极面，以免被消极和争议问题所把持。

　　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 注释标题 本文于2017年4月30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刊登，在美国引起广泛反响。该文中译文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17期。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东北亚安全局势中最具复杂性和最具不确定性的因素，也是当前亚太乃至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安全热点。随着朝核问题的升温，国际社会上不断有人在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管住朝鲜上负起更大责任？

　　中国是自2003年起应美方要求斡旋半岛核问题并且主持多边谈判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朝核这个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核扩散。

　　自从承担起斡旋责任以来，中方明确要求朝鲜停止核研发，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关注和解决朝鲜提出的合理安全关切。然而，美国与朝鲜之间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来谈判达成的协议总是得不到落实。中方坚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努力斡旋，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参加了对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但是，中国在督促美国和朝鲜承担起应尽责任的问题上缺乏强制力。

　　中国不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说服朝方停止核项目上也缺乏关键筹码；而被朝鲜视为安全威胁来源的美国，对朝方安全诉求这个解决核问题的关键条件不愿予以考虑。美朝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致使朝鲜半岛核问题陷入困境。朝方伺机推动核导发展进程，200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难以计数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也层层加码，美韩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半岛对抗和对立的气氛日趋紧张，和平谈判迟迟无法重启，目前的局势相当危险。

　　在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享有国际法赋予的主权权利。强国通常拥有比较大的主动权，同时也必须承受自己言行所引发的结果。小国或弱国会对强国的压力做出反制性应对，同样也会付出代价。国际形势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对具体问题的处置和应对所引发的波澜涌动，国家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相互折冲，甚至导致局势走向与预期不同的方向。因此，中国方面认为通过和谈解决核问题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选择”。虽然不能满足当事各方的最高诉求，但却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也需要各方都承担责任，都做出应有的妥协。目前和谈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于已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全面执行，并由此导致谈判的中止。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为了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支持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半岛南北双方间只有一线之隔，又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与朝鲜的边界线长达1300公里，如果半岛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必然危及地区和平，导致大量无辜平民的严重伤亡，并且使事态滑向难以掌控的方向。过去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轻率动武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朝核谈判的经纬，包括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再到会谈破裂的历程，所讲述的事情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本着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的态度，我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事情何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和谈成功的机会何以被一再错过？但愿这些回望可以为将来更明智的选择提供借鉴。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打开朝核问题的“锈锁”，还是要找到那把钥匙。

　　《美朝框架协议》与第一次朝核危机

　　说到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关于朝核问题的国际多边解决机制在这一年诞生，中国被卷了进来，成为多边谈判的重要斡旋者。在此之前，朝核问题一直是由朝美两家在谈。事情要从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说起，当时我作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加了他在中国的一些日程。鲍威尔来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是海湾地区局势紧张，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已箭在弦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为避免陷入中东和东亚两线压力，派鲍威尔到中国游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见了鲍威尔一行。鲍威尔提出希望中国出面斡旋朝鲜核问题，并表示美方无法再相信朝鲜，但是愿意采取多边方式寻找解决办法，建议由中国邀请美国和朝鲜派代表来北京“谈一谈”。

　　朝核危机之所以在此时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美朝框架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时至2003年，美国并未在指定时间用两座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替换朝鲜的石墨核反应堆和其他相关设施，而朝鲜也没有完全履行协议。其背景则是朝鲜半岛局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和相关国家关系的演变。正如《美朝框架协议》这一名字所体现的，美国和朝鲜是这段历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问题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对朝鲜战争的战后处置，这场战争从法律意义上讲，至今没有正式结束。

　　1953年7月27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为一方，以联合国军总司令为另一方，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但是那只是一纸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也就是说，相关国家虽然休战了，但仍处于战争状态。这是朝鲜半岛局势长期以来稳定不下来的重要根源之一。

　　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以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朝鲜半岛一南一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南方即大韩民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持，北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背后则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半岛成为全球冷战和美苏争霸的前沿。在美苏对峙相对处于均衡的状况下，朝鲜半岛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是平静的。

　　战后朝鲜半岛军力部署基本上是南方占优。美国在韩国保留了驻军，并于1957年起部署了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一系列进攻性武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苏核裁军倡议的实施，美国全部撤出在半岛的核武器，改由美军在美国本土和太平洋总部辖区的核力量承担对韩国的核保护义务。

　　冷战初期，面对巨大的外部生存威胁，朝鲜选择主要依靠苏联获得安全、经济和能源的保障和支持，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有限的核研究。1959年，朝鲜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宁边原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鲜拥有了自己第一个2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此后苏联专家便回国了。需要提到的是，当时的苏联无意帮助朝鲜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在向朝传授核物理知识时并没有提供铀浓缩和钚生产技术。

　　20世纪80年代，朝鲜开始建造一座5兆瓦电功率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反应堆建成后可以年产6公斤武器级钚。从这时起，美国开始注意到朝鲜发展核能力的意图，并在1985年通过向苏联施压，敦促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作为交换，苏联与朝鲜签署了经济、科学与技术协定，承诺提供新的轻水反应堆。但后来苏联并没有履行该协议，而朝鲜在加入NPT之后也没有按条约履行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义务”。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以及冷战的终结彻底打破了半岛的均势，朝鲜陷入极度的无依靠和不安全感，国家面临一种“系统性困局”。经济上，朝鲜失去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而韩国经济则在20世纪70年代起飞，并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决议。1991年《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到期，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没有声明自动续约（进而在1994年宣布废止该条约）。1991年10月5日，金日成主席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苏联垮台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邓小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此阶段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当时中国早已脱离苏联阵营，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要扛起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

　　接踵而至的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当时中韩两国各方面的民间交往已经在快速扩展，建立外交关系势在必行。而朝鲜显然对此感到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孤立。此后中朝高层互访几近中断，直到1999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方得以恢复。

　　时至今日，人们也许仍不能对当时朝鲜深重的危机感有足够的了解。需要认识到的是，20世纪90代年初的一系列变故深深刺激朝鲜决定“走自己的路”，这包括在安全问题上的“核选择”。在这一系列变故中，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则是：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主动顺应潮流，改善和发展了与韩国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半岛停战直接当事方之一的美国，没有采取明显的对应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它的盟国日本也没有，从而错过了“交叉承认”“恢复外交关系”的良机。

　　1990年前后，美国根据卫星图片判断朝鲜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要求依据《核不扩散条约》（NPT）对朝鲜进行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6次不定期核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1993年3月美韩恢复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而此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要对朝鲜进行“特别核查”。面对双重压力，朝鲜宣布退出NPT，这导致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当年4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朝鲜则认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鲜同美国之间的问题，而非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的问题，因此只能由朝鲜和美国通过协商解决。

　　199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上台后，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判断自身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安全威胁是日益增长的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成为克林顿政府在亚洲面对的首要课题，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半岛局势。

　　在美国，施压和强硬立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994年6月16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让美军做好“威慑，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退朝鲜袭击”的准备。但经过评估，美认识到对朝采取军事行动会引发朝军对韩国的攻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就在美商讨和评估军事方案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赴平壤访问，并面见了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并传回了朝方愿就核问题与美国谈判的信息，这促使克林顿政府改变态度，选择了谈判的路径。

　　自1993年6月起，朝美双方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了三轮高级别会谈，双方最终签署《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同意放弃处在建设过程中的两座石墨反应堆。作为补偿，美国将组织和领导一个国际财团，以融资方式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40亿美元、总发电能力为1000兆瓦的两台轻水反应堆。为解决反应堆替换过程中的能源问题，美国将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在上述整个过程中，主要是朝美直接谈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未参与。

　　《美朝框架协议》签署后，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了下来，但是协议的落实工作进展缓慢。美国牵头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从国际上募集了一些资金开始向朝鲜运送重油，以帮助朝鲜弥补能源短缺造成的困难，宁边反应堆中8000根废燃料棒则被取出封存。然而美、日、韩帮助朝鲜拆卸石墨减速反应堆并为其建设轻水堆的工作却一拖再拖，没有落实。

　　可以看到，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成功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在第二任期，他试图通过与朝鲜加强接触来彻底解决核问题。1999年10月，美国官方发布了《美国对朝政策评估：成果与建议》，指出要“采用全面、综合的方式应对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双边谈判为核心手段，辅以与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协调”。但是在对具体承诺推进的过程中，双方却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意愿和行动力，框架协议中的大部分内容未能及时得到落实。

　　到了克林顿执政的后期，朝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一度打开了一条缝隙。2000年10月9日，朝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作为金正日特使访问美国。10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并与金正日会面。奥尔布赖特访朝期间，向朝鲜领导人转达了克林顿总统对改善美朝关系的设想，与朝方就朝鲜核导问题以及将朝从“支恐名单”中删除进行了讨论，并就互设联络处和将联络处升格为外交代表处问题进行协商，也探讨了安排克林顿访朝的可能性。

　　奥尔布赖特回国后，美方甚至把安排克林顿访朝、进而促成金正日访美提上了日程，但由于美国当时已进入总统换届周期，跛脚状态中的克林顿政府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这个愿景了。据奥尔布赖特回忆，就在离开白宫前一天克林顿还向她表示，自己应该去平壤，而不是留在华盛顿为巴以问题做最后的斡旋。

　　多年后笔者与奥尔布赖特就此交换过意见，说到那时也许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机遇，可惜错过了。

　　从第二次朝核危机到三方会谈、六方会谈

　　克林顿政府曾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沿着自己任上开创的涉朝问题“新局面”走下去。然而，在2000年大选中胜出的共和党新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被新保守主义分子包围着，他在竞选期间就不断批评《美朝框架协议》，更是把矛头指向朝鲜政府，抨击对朝接触政策反而帮助这个政权避免了崩溃。显然，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把“弃核”和“政权崩溃”搅合到一起考虑，以致于常常混淆了哪个是主要目标。而平壤很难理解这些变化，因此他们认定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认真的。

　　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就重审对朝政策，推翻了克林顿政府改善关系的政策。八个月后，2001年9月，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政府宣布发动“反恐战争”。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后，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表态，说这是“令人惋惜和悲剧性的事件”，强调“作为联合国的成员，朝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对其的支持，这一立场不会改变”。朝鲜的这个表态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美强硬姿态，但小布什政府没有给予理睬。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总统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

　　2002年10月，美国情报部门宣称发现了朝鲜的秘密核计划，并掌握了朝鲜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技术和设备采购的证据，将朝鲜与巴基斯坦秘密核交易的证据一并曝光。小布什政府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紧急赴朝，在与朝副外相姜锡柱的会谈中，他当面拿出朝鲜进口用于铀浓缩离心机的“证据”，而姜毫不掩饰，亲口承认这一切都属实。

　　这件事引发美国朝野震惊。看起来，朝鲜在声称放弃研制以钚为原材料的核武器的同时，又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偷研发以铀为原材料的核武器。小布什政府认为朝鲜背弃了《美朝框架协议》，由此宣布终结双边谈判，而在朝鲜看来，美国方面也没有履行框架协议中的全部承诺。这次关系的破裂直接触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开始拉盟国一道在东海、黄海至印度洋一线实施“防扩散安全倡议”（PSI）。2002年12月，在美国授意下，西班牙海军在也门外海拦截了载有“飞毛腿”导弹的朝鲜货船“小山号”，后来，在得到也门政府做出仅供本国使用且下不为例保证的基础上放行，是为“小山号事件”。

　　2002年11月14日，美国主导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决定停止向朝鲜运送重油。朝方则认为美国中止供油属于违约，并于12月12日宣布，将重启根据《美朝框架协议》冻结的核计划。2003年1月10日，朝宣布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同时，中国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分歧。既然《美朝框架协议》执行不下去了，而美国又希望中方能够出面斡旋，帮助解决问题，并派国务卿鲍威尔到北京来游说，经过慎重研究，并考虑到促朝弃核也符合中方利益，中国政府决定接受美方的请求。初步考虑邀请朝美双方来中国进行三方会谈。鲍威尔访华后，中方于2003年春派特使访朝，虽不乏困难，但访问基本上是成功的，朝方同意尝试三方会谈。但朝鲜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还是希望与美方直接谈，理由是核问题由美国对朝安全威胁引起，要解决也必须是朝美直接达成协议。中方把朝鲜的要求和意见转达给了美方，而美方则坚持不能再与朝鲜单独谈，任何会谈必须在有中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朝美双方的要求是完全拧着的，中方抓住“谈”这个基本共识，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居中斡旋，终于双方都同意派代表到中国来谈一谈，美方与朝方可以在三方框架内接触。

　　中国外交部于2003年4月22日发表了公开信息，表示：“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也是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基于上述共识，将邀请朝鲜和美国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会谈。”中方通过积极介入，把各方拉回到了谈判桌前。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举行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有韩国、日本、俄罗斯加入的六方会谈。过程充满曲折，但对话使得朝核态势基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六方会谈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协议在达成后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变故往往得不到执行，会谈常常陷入破裂，局势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紧张状况。

　　2003年4月23至25日，中朝美三方会谈在北京举行，我作为当时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副局长李根和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分别率团与会。

　　但是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便戏剧性地遭遇僵局。小布什总统有令在先，禁止美国代表团成员同朝方单独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而朝方则希望能与美方单独谈。三方会谈的前一天晚上是中方主办的宴会，美朝代表都出席了，席间，朝方谈判代表李根借敬酒的机会与凯利单独说话，直接告诉美方，朝鲜已经对乏燃料棒进行了后处理。凯利随后把李根对他讲的话转述给笔者，生气地说，他需要请示华盛顿如何应对。第二天早上美方代表团声称，不能与朝进行任何直接接触了，只能三方一起谈，朝方代表团则因此而拒绝出席三方会谈。经过中方居中反复劝说，朝方放弃了退出会谈的打算，但是三方会谈实际上也只是中方分别与朝方和美方谈。

　　这次三方会谈的尝试虽然艰难且不令人完全满意，但朝美两国回到了谈判桌前，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外交对话的可能性，紧张气氛开始降温。朝方提交了一份以放弃核开发和导弹试验换取美日韩经济援助和体制保证的“一揽子计划”，这个方案体现了朝鲜的基本立场和思路，实际上成为以后几轮会谈朝方方案的基础。

　　三方会谈吸引了韩国和日本的强烈关注，国际社会对会谈也更加关注。美要求扩大多边会谈，让韩日加入进来，对此中方没有感到困难，同时认为也应该让俄罗斯加入。面对各方释放的信号，中国继续发挥作用，进行了大量静悄悄的外交斡旋活动，穿梭访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围绕核问题，朝鲜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即：朝鲜面对美国敌视政策，需要发展核武器来保障自身安全，朝鲜对美方已经无法信任。而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朝鲜走拥核的道路，但是可以理解朝鲜安全关切，支持多边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办法，而且愿意承担沟通协调并主办更多会谈的责任。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援助国，朝方需要维系两国合作关系，认识到应尊重中国这个友好邻国的意见，对中方的和谈建议难以回绝。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则是非常强硬，小布什政府的立场是：保留军事解决的选项，如何选择要看朝鲜参加谈判的表现。中方向美方转达了朝鲜的意见，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清晰的立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采用军事手段的企图，但是可以支持通过和平谈判找到解决核问题的妥协方案。

　　由此可见，无论是美方还是朝方，各自都有两手打算：美方是可以谈，不行就打；朝方是要么谈出一个结果，要么拥核自保。而中方采取的策略是全力推动谈判，同时坚决打掉双方另外的企图。

　　笔者记得在一次访问华盛顿的过程中，美方一再表示：“可以谈，但是军事解决的手段也在桌子上。”（We can talk，but the military option is also on the table.）中方不同意，强调如果美方坚持保留军事解决的选项，朝方就要坚持保留拥核的选项了。后来，美方对措辞做了调整，表示“军事解决的手段还没有离开桌子”。（The military option is not off the table。）这个说法和前面的提法相比似乎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对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但美方很坚持，说这是总统的意思。笔者曾经开玩笑地问美方同事，如果“没有离开桌子”，又不在桌子上面，会是在哪里？他说，你可以发挥想象力。而当笔者把这个话转述给朝方代表李根时，对方瞪大了眼睛问：“那是在哪里？”

　　2003年7月，与朝鲜打过多年交道的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特使先后访问朝鲜和美国，劝说双方重启对话。在朝鲜，戴秉国一行在与朝方同行长时间会谈之后，受到金正日的接见。会见结束时，金正日说：“既然中国同志说可以再谈，那我们就再试一试吧。”

　　这一轮斡旋的结果是，美方同意派代表团尽快到北京来谈。在形式上，美方希望能让韩日都加入进来，也不反对中方建议的让俄罗斯参加。如果朝鲜希望三方谈，美方同意再进行一次三方会谈，但坚持必须紧接着就进入六方会谈。中方把美方的意见转达给了朝鲜，朝方的回应很痛快，说，只要美方同意与朝方直接接触，其他要求都可以同意，也不妨就直接进入六方会谈。

　　鉴于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朝美对立的严重性，六方会谈会场的设计和布置都成为困难的政治问题。由于六个国家关系微妙，无法安排在长条桌子对面，我们把桌子围成一个六边形，这样每个代表团都可以坐在桌子的一边，不存在主次关系。会谈确定在钓鱼台国宾馆宽敞的芳菲苑进行。

　　更难的是如何安排朝美对话。朝方高度重视与美方的双边接触，要求必须在独立的空间与美方谈；而美方则坚持不能在单独的房间谈，美朝接触时须与其他代表团“在同一个屋顶下”。我们想出办法，在芳菲苑大厅的角落用屏风、绿植和沙发隔出几个独立的喝茶空间，用于会间休息，其中一个专门保留给朝美代表团对话用。

　　我们分别邀请了朝鲜和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官员来考察，他们都认可了，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其实后来美朝对话越来越重要和深入，他们主动要求转入了“单独的房间”。

　　2003年8月27日至29日，第一轮六方会谈在北京召开，由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主持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任中方代表团团长。参加第一轮六方会谈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是：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朝鲜副外相金永日、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洛修科夫、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补李秀赫、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

　　朝方仍坚持一揽子解决核问题，提出的方案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求美国“同时行动”。

　　美方则强调朝鲜应迈出第一步，须首先以“全面、不可逆转和可验证”的方式弃核，然后才能讨论其安全保障问题。

　　当年一则来自利比亚的声明引人注意。那年12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彻底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全盘交出了手中的核研发成果。美国随即解除制裁，摘掉了利“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时间，利比亚成了西方国家眼中消除核生化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模范生”。也许美国曾试图以此为例打动朝鲜，但八年后利比亚局势的剧烈变化及其后果对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反向的影响。

　　2004年2月25日至28日，第二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焦点在于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和第一阶段措施。会谈中，美坚持朝应同利比亚一样，先放弃核计划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中、俄、韩三国则倾向“乌克兰模式”，主张若朝主动弃核，应尊重其主权并给予安全保障。

　　本轮会谈通过了六方会谈启动以来发表的第一份书面文件——《主席声明》。声明强调：各方表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各方表示愿意和平共存，并同意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解决核问题及其他关切。

　　2004年6月23日至26日，第三轮六方会谈召开。朝方仍坚持“冻结换补偿”，但首次表示冻结是为了最终弃核。美方也展现一定的灵活性，提出了五阶段的弃核方案。第三轮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协议，但是最终达成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原则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共识。这是中方在开启六方会谈以来就反复强调的，要求美朝相互同时迈出步伐。

　　第四轮六方会谈与第三轮间隔了13个月之久。导致会谈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在连选连任前后对朝态度更趋强硬，多次将朝鲜领导人称为“暴君”，将朝鲜称为“暴政前哨”，导致朝鲜退缩。另一个原因是，韩国在2004年9月初承认曾秘密提炼武器级钚和浓缩铀材料，这引起朝方强烈不满。2005年2月10日，朝鲜宣布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美国则在6月底首次对朝实施金融制裁。

　　中国并未放弃斡旋，13个月后朝鲜同意重返六方会谈。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和第二阶段会议分别于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和9月13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这轮六方会谈最大的成果是在9月19日达成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以下称《9·19共同声明》）。这是一份成功地凝聚了各方共识的重要文件，其意义在于：朝鲜首次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韩国也明确表态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提供轻水反应堆；美、日首次正式承诺将采取步骤实现与朝鲜关系正常化；首次谈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和东北亚安全问题。

　　这是六方会谈以来达成的第一份共同声明，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路线图，《9·19共同声明》让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曙光却又很快被美国对朝鲜金融制裁的乌云所遮蔽。

　　2005年9月23日，几乎就在六方会谈进行的同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根据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公开指责澳门汇业银行替朝鲜在该行开设的多个账户“洗钱”“流通伪钞”，所获资金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此前的9月9日，美国已提出冻结朝在澳门汇业银行的2500万美元资金。10月21日，美又宣布将8家朝鲜企业列入黑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汇业案虽然表面上看与朝核问题没有直接关联，但对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时，朝鲜代表团仍如期而至。但在第一阶段会议之后，美国于12月开始对朝实施金融制裁。面对美国不断加大的制裁力度，朝鲜公开声称，若美不肯取消经济制裁，将不再重返六方会谈。而美国没有松手，2006年4月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

　　由此开始，今天已被人们熟悉的围绕朝核问题的“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开始了。美国不断升级的制裁没能阻止朝鲜升级武器试验的步伐，2006年7月5日，朝鲜向日本海试射7枚导弹，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2006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1718号决议。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对朝鲜实施与核武器及技术、大型武器和奢侈商品有关的禁运；要求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暂停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所有活动。

　　2006年10月，中方与六方会谈其他成员展开了新一轮密集磋商和协调。终于在11月1日，朝鲜宣布重返六方会谈。同期，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在参众两院同时占据多数，力主对外逞强和军事冒险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退潮，对朝强硬势力在小布什政府中的影响也随之下降。

　　2006年12月18日至22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召开。2007年2月8日至13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在北京继续进行，会谈的最大成果是通过了共同文件《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以下称《2·13共同文件》）。《2·13共同文件》主要包括一系列平行行动，包括朝方以最终废弃为目标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以及申报和最终放弃全部核项目。朝美将开始双边谈判，美将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的程序。其中，朝鲜同意申报所有核计划是一个很大进步。

　　《2·13共同文件》签署后，半岛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好转，朝韩部长级对话恢复，2007年3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赴朝，商讨关闭和封存宁边核设施的具体细节。同日，朝鲜副外相金桂冠访美，这是凯利2002年10月访朝后，朝鲜对美国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朝美第一次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展谈判。

　　与此同时，对朝制裁日益成为阻碍《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履行的障碍。朝鲜坚持将取消制裁作为关闭宁边核设施的一个先决条件，但美方却不能同意。

　　2007年3月，在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于北京召开之际，美方宣布汇业银行涉朝资金将被转账到中国银行，朝鲜承诺将这笔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和教育。中间的一个插曲是，由于某种“技术问题”，这笔钱并没能马上转入中国银行账户，而朝鲜认为己方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在澳门汇业银行问题中没有尽到义务的是美国，因此在澳门汇业银行问题解决前，朝“不会采取下一阶段措施”。直到6月25日冻结资金问题得到解决，朝才开始恢复履行《2·13共同文件》。7月14日，朝鲜关闭宁边核设施，韩国提供的6200吨重油抵达朝鲜。同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前往宁边地区监督和验证关闭核设施。至此，应该说，朝核问题的解决终于开始迈出重要的步伐。

　　2007年9月1日，美朝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朝方表达了申报所有核计划和“去功能化”的明确意愿，美方则承诺把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去掉。但是，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小布什总统发表演讲，将朝鲜等国称为“残酷政权”（brutal regime），表明美国对朝鲜政权的态度仍然相当负面。

　　2007年9月27日到10月3日，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进行。六方签署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以下称《10·3共同文件》），“去功能化”和“申报”是两大重点。其中要求朝鲜：一、对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5兆瓦实验性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进行去功能化；二、在2007年12月31日前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整、准确”的申报。《10·3共同文件》还对美朝、日朝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提出了要求。11月5日，宁边三个核设施开始去功能化。

　　但到了2008年1月，朝鲜在去功能化完成了75%后，其他国家提供的重油、设备和物资援助并没有到位，朝方开始犹豫，并以此为由，放缓了去功能化步伐。

　　与此同时，申报开始成为新的争议焦点。美朝在申报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点分歧：一、钚材料数量；二、朝鲜是否存在浓缩铀项目；三、朝鲜与叙利亚是否存在核合作。由于这些分歧和争议的存在，朝鲜并未按照规定在2008年1月1日前完成申报。

　　经过各国间多轮磋商，以及美朝于2008年3月和4月在日内瓦和新加坡会晤，双方在申报和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除名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朝鲜提交了宁边反应堆运行记录，美国可以此为依据计算朝鲜的钚数量。美国对此举是充分肯定的，称之为核查朝鲜核计划的“重要一步”。美国的义务则是在45日内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去掉。

　　但是，就在朝鲜提交申报书当天，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验证”问题，要求对朝鲜申报予以核查。朝鲜强烈反对美国将验证与“除名”挂钩的做法，而且提出，《10·3共同文件》并未包括验证条款。8月11日，鉴于美国并未在45天内完成将朝鲜从“支恐国”除名的承诺，朝鲜宣布“暂停去功能化作业，同时考虑按原状恢复宁边核设施”，并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人员，局势骤然紧张。直至10月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希尔访问朝鲜，美朝就验证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除名，朝鲜随后重新启动去功能化作业，表示接受去功能化阶段验证措施。

　　至此，在过去6年左右的时间内，六方会议虽然周折和反复不断，在顿挫中艰难前行，但总体上维持了半岛稳定，更重要的是坚持了无核化和谈判解决分歧的大方向。但是这个进程未能持续下去。

　　2009年至今朝核问题的螺旋式升级

　　截至2016年11月，朝鲜已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其中第一次是在2006年，发生在因汇业银行问题和美方制裁而导致六方会谈中断之后。此后的四次都发生在2009年之后，而这期间六方会谈由于事态发展的步步升级、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而完全陷入停滞。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此前大约一年，主张对朝强硬的李明博接替卢武铉成为韩国总统。同过去一样，相关国家领导人变动再次给半岛局势带来了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认为，朝鲜在小布什政府的后期已逐渐偏离了《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中所做的承诺，在“欺骗和讹诈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对美国与朝做交易的声音开始在华盛顿形成“政治正确”——特别是在军界和国会。另外一个特殊的背景是，奉行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奥巴马在竞选时反复强调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并提出构建“无核世界”的主张，上任后更把推动国际核裁军和倡导全球核安全合作当作颇为优先的外交议程。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不可能沿着小布什执政末期那种与朝鲜达成妥协的路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很难完全走上示强的道路。

　　奥巴马在200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对“美国的敌人”们宣称：“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就会向你们伸出手。”这一表述让人印象深刻。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前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也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在处理美朝关系时会比小布什政府采取更为灵活和开放的措施。

　　然而，朝鲜对这种缓和姿态没有马上给以积极回应，入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局势骤然升级。2009年3月，朝鲜扣留两名在中朝边境地区采访时未经允许进入朝境内的美国女记者，同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赴朝斡旋带回了她们。4月5日，朝鲜宣布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紧接着在23日宣布退出六方会谈。4月25日，朝鲜外务省宣布，已开始对从试验核反应堆中取出的乏燃料棒进行再处理。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朝鲜采取这种强硬姿态，显然是根据对形势的研判对继续和谈失去了兴趣，更加倾向于走拥核的道路。很难判断朝鲜这样做是因为韩国的政治变化，还是对六方会谈失去了信心。

　　2009年6月12日，安理会以15比0全票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表示“最严厉的谴责”，要求朝鲜立即全面执行第1718号决议。决议还对限制朝鲜进出口武器、检查进出朝鲜的船只、在公海检查与朝鲜有关的船只及防止外部资金流入朝鲜并被用于研发导弹和核武器等，做出明确规定。

　　2009年10月4日至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见，期间再次做了劝说工作。随后形势在2010年1月出现些许缓和，朝鲜表示愿意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美方签订和平协议，条件是六方会谈前先取消对朝鲜制裁。美方则要求先重启六方会谈，在会谈框架内讨论缔结和平协定的问题。

　　2010年3月26日，“天安号事件”爆发。韩国载有104人的“天安号”护卫舰在黄海朝韩两国争议海域白翎岛和大青岛之间巡逻时，船尾发生不明原因爆炸后沉没，造成46名船员遇难。美韩立即指责是朝鲜潜艇向“天安号”发射鱼雷造成爆炸沉没，但朝鲜从未承认是自己所为。俄罗斯参加了事后开展的国际调查，而中方没有参加。

　　此事导致韩国宣布中断与朝鲜的贸易、交流与合作。这一突发事件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各方不信任，并造成半岛局势再度滑向新的紧张状态，尤其美韩此后对朝鲜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日益深化。

　　2010年5月12日，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科研人员在开发核聚变反应技术方面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果”。在韩美外交和国防部长“2+2”会谈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以支持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朝鲜5家实体和3名个人实施制裁。

　　这期间中方不间断地做工作，力图恢复六方会谈。2011年3月15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朝鲜将无条件地参加六方会谈，且不反对在六方会谈中讨论铀浓缩问题。2011年10月，朝分别与韩国、美国、俄罗斯代表会谈，表示愿意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但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突然病逝。

　　还有一件发生在2011年的国际大事需要提及。这一年2月，作为“阿拉伯之春”的一环，利比亚出现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游行，并很快演化为内乱。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起，法、英、美等西方多国对已经在2003年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利比亚发动空中军事打击。10月20日，卡扎菲在苏尔特落入反对派手中后惨死，而卡扎菲在动荡局势下的最后演讲中提到，金正日会看着我笑。确实，朝鲜密切关注着利比亚的事变，朝鲜《劳动新闻》4月18日发表文章宣称，“近年来，迫于美国的强权和压力而中途弃核的一些国家的悲惨遭遇，更加明确地证实了朝鲜的选择何等明智和正确”，“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权”。

　　利比亚局势和“阿拉伯之春”或许对朝鲜沿着核道路走下去有所影响，但当时朝鲜仍然同意继续对话，直到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之前，他一直强调“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的立场。金正日的小儿子金正恩接班之初，围绕朝核问题的沟通仍沿着金正日去世前的轨道行进。

　　2012年2月23日至24日，在六方会谈一时仍无法重启的情况下，朝美第三次高级别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再次确认履行《9·19共同声明》，认为在签订和平协定之前，停战协定是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同意同时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以改善朝美关系。

　　2月29日，朝、美两国分别同时公布了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内容，此即后来人们所说的“2·29协议”。双方分别公布的内容并不一致，但综合起来大体包括：朝暂停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射，暂停铀浓缩活动，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核查监督；美方表示不敌视朝鲜，愿意改善关系，扩大交流。美将向朝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

　　在此后双方讨论落实协议的过程中，对协议是否包括卫星的解释存在差异，朝鲜认为“2·29协议”中暂停远程导弹试射并不包括发射卫星，而美方则坚称是包括的，这可能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笔糊涂账。

　　2012年4月13日上午，朝鲜发射了首颗应用卫星“光明星3号”，美国政府随后宣布将不会履行与朝先前达成的粮食援助协议。5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更新制裁名单，新增3家朝鲜实体。5月13日，朝鲜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议修改宪法，序言中写道：“金正日同志使我们祖国变成不败的政治思想强国、核拥有国、无敌的军事强国。”

　　2012年6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指责朝鲜继续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宣布把对朝制裁举措延长一年。12月12日，朝鲜宣布成功发射了第二颗“光明星3号”卫星，外界普遍认为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2”导弹。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3月7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094号决议，对朝鲜实施第三次核试验予以谴责并采取新一轮制裁措施。4月2日，朝鲜原子能总局发言人表示，朝鲜将重新启动曾于2007年关闭封存的宁边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

　　进入2014年，自韩美“关键决断”联合军演于2月24日启动后，朝鲜频繁发射类似导弹的飞行物及火箭炮。

　　2015年5月20日，朝发表声明，称该国的“核打击能力已经实现小型化和多样化”。

　　事态在2016年进一步升级，对立的双方如针尖对麦芒。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1月13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将研究有关引进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即“萨德”系统）事宜。

　　2016年2月7日，朝鲜宣布用远程火箭发射一颗卫星。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涉朝鲜问题的第2270号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2016年3至4月，韩美举行了大规模的“关键决断”和“鹞鹰”联合军演，有超过30万名韩国军人和1.7万名美国军人参加，航母战斗群、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也加入演习。无论武器质量还是官兵数量，均为历次军演之最，并将对朝“斩首作战”列为演练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韩几乎每年都举行“关键决断”“乙支自由卫士”“协作精神”等联合军事演习，近些年演习规模日趋增大、针对性日益增强。作为应对和准备，朝鲜往往会动员军民进入战备状态，调动军队布防和征召后备役增强常备军。可以想见，这不仅制造紧张气氛，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朝鲜国民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朝鲜随后五次试射舞水端导弹。2016年6月1日，美国财政部称朝鲜为“头号洗钱机构”，并于7月6日首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制裁名单。7月至8月，朝鲜又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飞行距离为500千米的导弹。

　　2016年8月22日，韩美启动“乙支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为了抗议美韩军演，朝鲜又于8月24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9月5日，朝鲜再次向海上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

　　在朝鲜第五次核试82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6年11月30日一致通过了针对朝鲜第五次核试验的第2321号涉朝制裁决议，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是对朝鲜最大的重要出口物资——煤炭出口总量设定了限制。中国呼吁各方还是应尽快重启对话，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回顾奥巴马政府两任的8年，美国总是将朝核问题和朝鲜内政放到一起考虑。确实，媒体关于朝鲜政权“残暴性”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不安。奥巴马采取的是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其内涵就是，无论朝鲜怎样显示姿态，美国就是不对朝鲜的安全关切做任何实质性回应：你想接触我就跟你接触，但不会谈出什么具体进展，你要对抗我就强化制裁。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不断地施加压力来促使朝鲜政权垮台，即所谓以压促变。

　　尽管美国通过纽约、平壤、吉隆坡等渠道与朝保持着秘密和半公开的双边接触，但只要朝拒绝拿出弃核姿态，这种接触的作用就十分有限。2009年以来的事态显示，奥巴马政府这种隐形的强硬对朝政策与朝鲜坚决的拥核意志相遇，彼此负面印证，不仅没有缓解半岛紧张局势，而且成为局势呈现螺旋式恶化的滑轨。

　　随着朝鲜核导计划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对朝鲜的“忍耐”正在被快速消耗。据说华盛顿已经在重新评估朝鲜对美国本土的威慑潜能，至少可以判断，朝最终获得这种能力的“时间轴”是缩短了。而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反朝、厌朝情绪日甚，关于朝鲜国内情况的真伪难辨的负面报道充斥媒体，国会里指责奥巴马政府对朝“软弱”“无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特朗普执政后，把朝核问题当作在亚洲需要优先处理的安全挑战，从军界、战略界也传出美将与同盟国调整、完善对朝“定点打击”预案的消息。这又给朝鲜半岛的未来蒙上了新的不确定性。

　　对中方来说，一个新增加的严重关切是，2016年7月8日，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萨德”系统使用的AN/TPY-2型X波段雷达，号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强的陆基移动雷达。根据工作模式的不同，该型雷达的最大探测半径在1200千米至2000千米左右，对于弹体尚未分离的上升段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探测距离在2000千米以上，且能在580千米左右的距离精确评估目标弹头的预计位置或假弹头。

　　即便基于最谨慎的估计，该型雷达如果在韩国部署，也将能对中国东北、华北、渤海、黄海的部分地区进行照射，这将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破坏东北亚本就十分不对称的战略平衡。考虑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有强大的导弹防御体系，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如果与日本的两部X波段雷达、关岛的“萨德”系统组网或共享情报，并与该地区美、日、韩大量的海基宙斯盾、陆基爱国者系统配合，美国的预警和拦截能力将因此得到大幅加强，这将更进一步地危及到中国的战略安全。

　　中国还担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仅仅是美国在亚太以零和方式寻求己方绝对安全的一个新的开端，且已有消息称，美国还意图在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部署“萨德”系统。如此下去，中美间将不得不面对更严峻的战略平衡问题，亚太地区战略领域的军备竞赛将愈发难以避免。

　　朝核问题将向何处去？

　　朝核问题下一步何去何从，令人关注。从目前趋势看，有三种局面可能出现：

　　第一种局面，继续目前“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朝鲜相对封闭，独立性较强，制裁虽能造成很大压力，但不会使国家撑不下去。而制裁之下的朝鲜更不会放弃核开发，事实上，朝鲜正是在受到制裁后才开始核试验的，五次核试验也是在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制裁之下发生的。因此不难判断，这种局面会使朝核问题拖下去，制裁升级和朝鲜核导试验相互刺激的循环反复出现，直到朝鲜核导技术达到“临界点”。届时，反对朝鲜拥核的各方将面临两难选择：是采取极端手段导致不可控的结果？还是容忍朝鲜拥核？

　　导致上述局面难以改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朝拥核决心十分坚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朝鲜一直受困于外部安全压力，多次参与和平谈判未能获得安全保障，加之这些年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例，导致其不断明确和强化了拥核自保的选择；二是美不愿在朝核问题上做任何妥协，不能与朝做交易，这在美国各界已成为高度政治共识，特别是在军界和战略界。同时，美国心有旁骛，借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强化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活动，不能聚焦于解决朝核问题。考虑到美国政策的惯性和转弯的阻力，新任总统特朗普是否能摆脱旧的轨道，仍存在疑问。

　　如同以往，每当美国试图调整对朝政策，选择军事手段的声音就会上升，而每次分析权衡之后，就会意识到无论何种军事方案，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平民伤亡，而且结局难以控制。而军事解决选项的存在，也是造成半岛局势不稳定和相关国家间不互信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当前局势不断接近“临界点”，美国对其动作更谨慎的评估，以及中美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下步对策更好的协调，就显得愈发重要。

　　第二种局面是朝鲜政权垮台，这是美韩最期待的。美对朝政权长期采取不认可和敌对的立场，“政权更迭”一直是其对朝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政策的重要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美对朝不断加大制裁力度，只压不谈，就是期待能以制裁促使朝鲜内部发生变化。而对朝接触、对话在美国内易被视为助朝稳定，阻碍实现其政权的垮台。这也导致朝鲜认定美国不愿放弃对朝敌对政策，因而要强力应对。但现实情况是，近年朝鲜国内农业和经济进入恢复阶段，民生状况相比最困难时期有了改善。金正恩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已基本稳住局势，虽然朝鲜国内政策和表现令外界反感，但将解决核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朝政权短期内崩溃恐难以实现。

　　第三种局面是恢复对话和认真谈判，使核问题得到缓和甚至解决。应该承认，重启对话并不容易，因为多年来美朝间已极度互不信任，六方会谈的起伏甚至倒退也削弱了各方的信心。但过往的经验证明，对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话可以稳定朝核态势，为解决彼此关切创造条件；二是对话是通往达成协议的必由之路。

　　六方会谈经过艰苦谈判曾经达成《9·19共同声明》《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凝聚了各方最大共识，为政治解决提供了路线图。导致会谈的破裂恰是因为达成的共识和协议得不到贯彻执行，而会谈停滞后才出现朝核问题的不断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朝鲜在发展核导技术上一步一个台阶，朝核问题的现状和谈判的基点已远远脱离了2003年启动六方会谈时的原点。若能再度恢复对话，各方能否现实、理性地接受现实，不预设任何前提地谈起来，这将是决定对话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任何一方如果刻舟求剑般地试图回到过去，那么对话仍可能无法成功。所以，目前看，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可以是一个现实的起点。

　　在2017年3月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王毅外长指出：“为应对半岛的危机，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并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之后，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半岛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换言之，中方提出的“双暂停”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2017年4月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及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中美双方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表示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中方介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强调希望找到复谈的突破口。中方还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这次会晤中，双方确认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会晤为中美及相关各方增进了解带来了信心，也为未来在东北亚地区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安全环境带来了希望。

　　总之，在半岛问题上，中国的利益在于确保无核化和防止东北亚乃至亚太的和平安全环境遭到破坏，中国的责任在于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以和平方式实现上述目标，最终达成半岛和平协议，与各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区环境。同时，中国也要坚决阻止和防止半岛发生大的动荡和战乱。只有坚持对话，用安全换安全，才能走出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怪圈”，避免让东北亚成为一片“黑暗森林”。

　　朝核问题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吗？ 注释标题 本文德语版刊载于德国《明镜周刊》2017年第51期，中英文版由观察者网于2017年12月18日发布。

　　2017年以来，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和多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美国越来越担心朝谋求核打击美本土能力逼近“临界点”，加大武力威慑和战争恫吓，升级经济制裁，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屡次提及的和平谈判却继续空悬。朝核危机升温，成为重大安全挑战。朝核问题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吗？

　　自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9个涉议，至第2375号决议，朝鲜90%的外贸都遭禁止。据估算，2018年朝鲜对外贸易额可能降至约20亿美元，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制裁决议，朝鲜每年进口石油不能超过400万桶，相当于中国日进口量的一半。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不断施加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吓退了国际上与朝几乎所有的金融、投资、服务等交往。

　　这些措施使朝鲜陷入极度困难，但并没能阻止其核导计划，反而不断强化其紧迫感。朝更加一意孤行并一再刻意“展示”其在核弹头小型化和弹道导弹技术方面的进步，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呼声。

　　朝鲜经济似乎不比过去更糟多少，在过去两年大约增长1%，2016年粮食增产7%，达到481万吨，取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好收成，加上外界人道主义粮援，基本满足人民最低需求。

　　为何十年制裁没有达到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的目标呢？原因很多，简言之，对朝鲜而言，此事涉及国家安全，自认为没有其他可靠的选择。而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目标分散，不是聚焦核问题，而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朝鲜内政问题上，以为朝政权将在制裁的压力下垮台。和平谈判的任何妥协都被视为支撑了这个政权。

　　现在朝核问题已处于危险阶段，犹如驰入一条黑暗隧道的火车。地区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面临严峻挑战。隧道的尽头恐怕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新麻烦的开始。

　　出路何在？鉴于导致朝核问题的根源是半岛的敌对状况，美国作为关键当事方，应着力于解扣而非一味刺激对立情绪。在施压和制裁的同时应给予朝鲜其他的生存出路，包括启动和平谈判，做出必要的外交妥协，认真考虑朝鲜的安全诉求。

　　美国一直把军事打击作为一个选项来讲，实际上问题拖至今日就说明，军事手段代价高昂，后果难以估量和控制，美国很难下战争的决心。然而，美国军事威胁的姿态和关于战争的喧嚣，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使得朝坚信寻求加快发展核计划是其自保的唯一出路。这就导致了今天这种令人两难困境，难道美国要继续自欺欺人地拖下去？

　　在中方看来，制裁是必要的手段，但只有当和谈的大门打开时才能有效果，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指出的，实施制裁与促谈应该同步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核问题现状和谈判基点已远远脱离2003年启动六方会谈时的原点。但不管怎样，需要抓紧时间了，拖下去代价只会更大。

　　美国应合理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争取让事态走向和平解决的轨道。中方提出了“双暂停”建议，也即朝鲜暂停核导试验，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就是希望在当前困难局势下争取给和平一个机会。

　　中美协调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中美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上，中美能够妥善处理，避免碰撞。但更大的考验是，两个大国能否真心协作应对国际难题，这要求双方建立更高水平和更加稳定的战略互信。

　　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同意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重申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不承认朝鲜拥核国地位。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涉朝决议，对朝核导活动保持压力，同时推动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解决各方合理关切。双方同意就下步半岛形势发展及中美应采取的措施保持沟通。

　　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也存在分歧。一是中方不认可军事手段。二是中方视制裁是推动和谈的手段，主张聚焦核问题。三是中方反对美国及其盟友部署“萨德”等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行为。

　　中国严格地执行了联合国有关制裁措施。例如2017年2月以来，中方机构连续发出公告，对自朝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水海产品、纺织品和对朝出口凝析油、液化天然气、精炼石油产品采取了禁止或限制措施，关闭朝鲜实体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也要求全国金融行业对朝方有关个人、实体开展回溯性审查。

　　这些措施不是没有代价的。许多中国企业在对朝制裁中蒙受大量损失。制裁也使得中朝关系受到伤害。

　　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坚定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保持与美国、俄罗斯、韩国及其他相关各方的紧密协调合作。

　　朝核问题凸显在东北亚构建新秩序观的必要性。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推动半岛的共同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方不愿看到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生核污染、生难民潮。战争一旦开启，没有赢家。我们需要以新的视角看待东北亚的安全与秩序，认识到我们的未来命运与共。

　　美国及其盟友在半岛安全上如果继续秉持零和思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给对方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那么恐怕永远无法理解妥协的必要性。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窗口还未完全关闭，目前的危机应被转化为机遇。对朝施压应以更加聪明的方式进行，既要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有效施压，也要有真诚的谈判建议，包括视朝鲜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合理考虑朝鲜的安全与发展关切。

　　而朝鲜也需要冷静认识当前形势，抓住时机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来。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朝鲜和美国都在释放一些愿意和谈的信号，只要能谈起来，就有利于避免战争，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不至于皆输的出路。希望各方都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争取走出这条“黑暗隧道”，进而最终在本地区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安全秩序架构，以使所有国家的安全需求都得到合理保障。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