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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为何欧洲人热爱亚洲而非亚洲人

　　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历史悠久而紧密。从希腊军队远征东方到十字军东征，再到欧洲国家对亚洲的殖民侵略，亚洲千年来似乎都在被动接受欧洲的辉煌文明及其帝国主义的影响。但反过来看，腓尼基人曾占领地中海地区，大蒙古国曾侵掠东欧，阿拉伯人留存了希腊古典文化，中国的商品和发明也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大多数西方人主要通过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了解亚洲文明、语言和宗教，如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绘制了南太平洋岛屿的地图，德国语言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马克斯·穆勒在19世纪中期研究印度的超验智慧时将东方尤其是印度浪漫化。还有俄国神秘主义者尼古拉·列里赫，当游至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山脚之时，他坚信该地区古老的符号系统为艺术、科学和宗教间的调和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结构。欧洲人对亚洲的迷恋有利于亚洲的自我发现：正是法国考古学家在柬埔寨的茂密丛林中发现了宏伟的吴哥窟，将古高棉王朝灿烂的文化遗产挖掘了出来。如今，那里每年都吸引了数百万游客前去参观。

　　虽然“亚洲”一词在欧洲意为“另一片大陆”，但今天的欧亚合作意味着欧亚大陆的融合。美国的传统观点认为，应将衰落的欧洲放于次要地位，转而关注崛起中的亚洲。现在看来，衰落的美国及其失败的亚洲政策将欧亚融合推至首要位置。从伦敦到上海，高铁、贸易中心和互联网支撑着欧亚之间的商业网络，这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欧亚体系。

　　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我作为大西洋代表团的一员频繁来往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旨在加深欧美的文化交流，我的身份也从一名交换生、本科生变成一名智库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对美国人来说，只有与欧洲联合才能应对俄罗斯的不稳定、阿拉伯世界的暴动和“全球反恐战争”。对欧洲来说，美国仍是其主要的保护伞和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其在保护人权、推进民主等方面的主要同盟。简单来说，欧洲亲近美国、惧怕亚洲。

　　如今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因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时刻监视欧洲的传闻，欧洲逐渐疏远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因美国对欧洲的国防支出大幅增加，并提高对欧洲核心产业的关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双方分歧逐渐加深。对欧洲人来说，亚洲长期的价值主张忽然变得比美国的价值主张更适合欧洲。我在欧洲的演讲主题也从探讨美国变为探讨亚洲。

　　亚洲已成为一个离间欧美关系的议题。美国将欧洲视为对抗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和地中海东部危机的主要力量。但这些正是促进欧亚融合的重要渠道。美国几乎取消了与俄罗斯官员的所有联系并推翻了所有涉及伊朗的协定，而欧洲国家每个月都会召开伊朗投资大会，且每周都与普京商议解决乌克兰危机和恢复能源合作的问题。甚至有人说，因欧美关系进入冰期（就像在一段无聊但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双方因脾气不和而发生冲突），亚洲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每年春天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通常是大西洋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和国防官员的会面，近年来，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参与，该会议的氛围变得更加活跃，而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和主要议员每年都无功而返。

　　欧洲转向东方的政策远比美国成功。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向东扩大影响力，将东欧国家纳入欧盟并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资助它们实现现代化。欧洲理事会成员包括俄罗斯和高加索国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也包括其他位于中亚的前苏联成员国。亚欧会议成员之间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组织，其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一半，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的60%。亚欧两地区之间的贸易额预计在2025年会达到2.5万亿美元，是目前欧洲和北美之间或亚洲和北美之间贸易额的两倍。

　　毫无疑问，在亚洲崛起的过程中，欧洲比美国更有可能从中获益。亚洲和欧洲都对“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感到担忧，因此，双方都希望用新的欧亚合作代替与美国的合作。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劳工和出口贸易都造成了损失，而欧洲则通过互惠关税充分利用了美国舍弃的市场机会。因亚洲市场的巨大需求，欧洲实现贸易顺差，因而德国的政府官员公开拒绝美国财政部对德国贸易额进行控制的诉求。

　　欧洲和亚洲一致认为，双方的当务之急是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继一战中中国向德国宣战一个世纪之后，德国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德国在欧盟体系之外的头号贸易伙伴。与美国领导人相比，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亚洲国家的次数更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4—2018年8次访问中国。德国内阁和中国国务院每年都举行联席会议。德国电气工程领域的巨头西门子十分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在中德市场上活跃的时间远超其他中国企业，同时中国也需要西门子的高科技产品帮助自己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另一个例子便是德国的亚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向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如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一种先进的薄膜涂层。随着双方海运往来更加频繁，汉堡与上海30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不断深化。柏林政府启动了一个名为StartUp AsiaBerlin的多边创业平台，派遣科技人才代表团去往班加罗尔、马尼拉和雅加达，以帮助酷热这种为缺乏电力的热带亚洲国家生产太阳能冰箱的公司拓展本土以外的市场。同时，每年的柏林亚太周也为亚洲企业家了解和购买德国的创新技术提供了新途径。

　　在欧洲，中国的产品销量最好。柏林会展中心经常展销最新款的中国平板电视和家用电器，这些产品也会在欧洲的百货公司销售。即使你不去逛展销会，也会通过泰格尔机场的普通话播报知道中国的展销团队已经到柏林了。欧亚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越完善，人们在该地区内出行和进行市场营销的成本就越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在欧洲开店。

　　欧洲国家亲近亚洲最重要的一步便是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亚投行，并将外交和商业合作方面的重心都向这一由中国发起的机构倾斜。但它们的这一行动十分合理，因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而非美国。随着欧洲中央银行逐渐增持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并允许在欧洲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中欧间资产流动性的增强为更广阔的商业合作扫清了障碍。因而，欧洲其他国家现在都复制德国的发展模式，向高速发展的市场扩大出口，尤其是出口到亚洲。因为看到了“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巨大出口收益，欧洲国家开始与中国协商以确保能获得合理收益。

　　欧亚地区尚未签署主要的贸易协定，也没有大陆贸易所必需的远距离货运系统，所以欧盟与亚洲的贸易额能达到当前数额已十分不易。现在，50多条连接欧亚主要城市的货运铁路正在建设中，因此欧洲国家更迫切地想抓住亚洲带来的发展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运代理公司之一，德迅公司正在扩大其亚洲业务，同时利用其数字物流知识加大数十个亚洲港口和中心城市间的物流吞吐量。随着义乌至马德里和成都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开通，“一带一路”会议每月都会在伦敦、米兰和柏林召开。

　　杜伊斯堡是德国最大的内陆港，中国在此投资了大规模的运输和物流业务，这里每周有20班列车开往中国。2017年，一个中德文化交流委员会在杜伊斯堡组织了哈萨克斯坦节，有十几个国家搭建展馆举行演讲，举办音乐会、艺术展览等活动，还配备了供应各国美食的餐车，这些活动是为了庆祝连接欧亚大陆及沿线国家的丝绸之路的建设。在“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上，一个重要展品是火车。在开展货运服务的前两年，许多标有中铁快运蓝色标识的火车满载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开往西方，但返程时装载的货物并不多。2017年，欧洲人意识到装载电子产品的集装箱隔热效果较好，恰好可以运输法国的红酒、伊比利亚的火腿和白罗斯的牛奶。随着亚洲人对欧洲高质量冷冻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品经欧亚铁路被运送至亚洲商店。西欧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和联合利华在欧洲的销量还不足其总销量的20%，亚洲早已成为其增长最为迅速，甚至是最大的市场。

　　欧洲零售业已渗透到所有的亚洲市场。德国体育用品公司阿迪达斯仅在上海一地的鞋子销量就已超过在瑞士和奥地利的销量总和。德国的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进驻了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的天猫。例如，德国著名连锁零售企业dm-drogerie markt通过与阿里巴巴合作，其高品质的配方奶粉等产品在几天内便可由火车运至亚洲。法国也想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深化贸易关系。2016年，法国与此三国的贸易额已近1000亿美元，虽然仍少于其与英国和美国的1420亿美元的贸易额，但前者增长速度很快。2018年世界杯使国际足球联盟获利颇丰，虽然中国队无缘参与，但此次世界杯1/3的赞助商都来自中国。继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接下来的两届奥运会都将在亚洲举办，分别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这无疑会促进足球和滑雪板等众多欧洲产品的销售。

　　欧洲越来越关注亚洲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荷兰电信公司Veon的电信网络已覆盖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近2亿人。2018年，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出售了其东欧业务，以专注为孟加拉国、缅甸、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提供服务，这一市场规模大约是其在欧洲的50倍。英国的跨政府繁荣基金每年有近2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投资资金，其中大部分都被投向了土耳其、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甚至一些植根于欧洲的产业也开始走向亚洲。比如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开始在亚洲体育场举办赛季以外的表演赛。许多欧洲的米其林星级厨师纷纷到迪拜、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世界名厨让·乔治斯·冯格里奇顿在上海开的餐厅是其所有的连锁餐厅中最赚钱的。200多年来只承办国内业务的意大利私有银行也将一半的业务拓展至亚洲。

　　亚洲的城市化发展极快，因此，亚洲的一些大城市也仿照欧洲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所有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均已实现（或几乎实现）电网平价，即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持续性能源发电的成本下降至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因老旧的城市规划和交通堵塞，曾有“花园城市”美誉的班加罗尔已成为“垃圾城市”。同样拥堵的还有新德里和马尼拉，这些地方需要仿照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建设自行车道、公园、经济适用房、绿色建筑和垂直农业。随着亚洲经济更加发达，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除了工业区，居民还需要可以散步的社区。德国城市规划师在中国天津和蒙古国大草原设计了生态城市。西门子已在曼谷铺设高架轻轨，并将在吉隆坡扩建轻轨，同时还在竞标亚洲另外十几条轻轨项目。欧盟国际城镇合作项目与30多对欧亚合作城市共同资助可持续发展项目。目前，欧亚城市通过“大都会”（Metropolis）等平台共享城市建设的指导方案，官员们可直接在政策上互通有无。德国建筑师奥雷·舍人在东亚设计的建筑屡获殊荣，如新加坡的住宅综合体翠城新景、曼谷的第一高楼王权云顶大都（MahaNakhon）、胡志明市的“帝国之城”（其绿色的设计理念与越南自然环境中的热带植物相映成趣）。还有十几家欧洲公司开发出了针对大众的低成本的3D打印房屋。

　　欧洲人为亚洲人提供的另一项有价值的服务便是跨境汇款。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有殖民背景的银行在几十年前便将业务拓展至十几个亚洲市场，且建立起了目前大部分亚洲国家银行都未能实现的地区网络。渣打银行很快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银行，几乎把所有重心放在了海外华人和泛印度洋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项目上——渣打银行现在除了有一个英文名字，已经没有其他任何英国的特征了。

　　亚洲国家在欧洲的投资远多于在美国的投资。中国2016年在欧洲的投资额已达到400亿美元，投资领域包括消费品、娱乐业、公共设施和电信业，且随着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减少，这一数值还会继续增长。中国化工集团以40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的先正达公司，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并购案。通过10年来不断的兼并活动，印度的安赛乐米塔尔集团成为欧洲最大的钢铁制造商，紧随其后的是印度的带森克虏伯塔塔钢铁公司。2015年，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一次拍卖会上以3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重建的路易十四城堡，该城堡位于法国的路维希安，这表明西欧各地的私人金融家、律师等专业人士正受雇于阿拉伯投资商。

　　亚洲投资商在欧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英国，随后是荷兰、法国和西班牙。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是英国最大的外国投资商。中国的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将伦敦东部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开发成了一个特殊的商业区，这里是亚洲进入英国的门户。2017年，两艘中国海军护卫舰停靠伦敦并进行友好访问。英国脱欧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大量亚洲资金则趁机流向英国的房地产市场。卡塔尔在英国拥有价值50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在英国第二大连锁超市公司森宝利和英国航空公司等持有的股份，卡塔尔在伦敦拥有的产权甚至超过了英国皇室。脱欧后的英国十分急迫地想要与亚洲签订金融和贸易协定，尤其是在占出口比重较大的服务业。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颁布了一系列新规，以吸引亚洲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而非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卸任之后便紧接着执掌了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项目，致力于加强英国与亚洲间的贸易联系。伦敦与新加坡之间的“金融科技桥梁”项目旨在帮助新公司在两地筹集资金，尤其是为帮助那些想进入亚洲银行市场的英国公司。中国的8所商业银行都在伦敦设有办事处，以吸引欧洲人为中国和“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英国待售”——用这句经常可在伦敦听到的话来形容英国的现状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与欧洲，欧洲重新发现亚洲

　　21世纪前10年，在美国的外交话语中很流行将欧洲分为“新欧洲”和“旧欧洲”，“旧欧洲”在美国强硬的外交政策面前缩手缩脚（尤其是对待伊拉克问题），而“新欧洲”面对全球危机时持有与美国相同的现实主义立场，并支持加大国防支出和实行对外干涉。阿拉伯国家通过其经济实力影响了欧洲的外交政策。现在，中国也在新旧欧洲的分歧之下找到了支持其投资的“新”东欧国家，所以中国投资了匈塞铁路、塞尔维亚的发电厂和钢铁厂，还有罗马尼亚的炼油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人口日益减少，而农业生产更加现代化。随着亚洲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持续买入欧洲的土地，并将在几十年内持续建设能将食物运回亚洲的交通要道。那些曾属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现在能从美国进口军事装备，从欧洲获取实现现代化的资金，从中国获得新投资，实在是十分幸运的命运逆转。

　　中国甚至发起了一项新的合作机制，即中国和中东欧16国之间的合作，简称“16+1合作”，设有秘书处，每年召开会议协商中国在东欧的投资事宜，并促进中国的企业家和当地的中小企业进行合作。从商业到政治的全面合作产生了预期效果：中国大力投资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匈牙利的工业与智库。因其种族历史和语言结构，匈牙利人称自己为“欧洲的亚洲人”，将“东部开放”战略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中国与东欧各国在各个领域而不仅仅是国家元首之间建立了多元化的合作，这与由克林顿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联盟基金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试图使波兰成为全球解放运动的中心。2012年，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峰会（简称“16+1峰会”）在波兰举行。

　　欧洲的市场监管也随着商业趋势与时俱进。此前，欧洲缺乏市场咨询服务，也并未派人关注亚洲，但现在，从亚欧工商论坛到中国欧盟商会，再到德国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都为欧洲公司、政策制定者和精英提供最新的指导。尽管中国高层多次出访欧洲，但欧盟中仍不乏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欧洲国家认为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尽如人意，它们要求获得中国的互惠准入权，并要求中国保护欧洲企业。同时，欧盟也与美国一样，对中国购买可应用于军事方面的科技十分警惕。因此，德国阻止了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欧洲对中国仍缺乏信任，尤其是在一些中国投资商聚集的国家。

　　但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中欧的摩擦可以理解为一种竞争性摩擦：欧洲的高质量商品、严苛的制度与一些亚洲国家盗用知识产权及不对称的市场准入制度之间的冲突。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国家开始在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分散投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术要求的不断增加，德国工业企业博世公司等开始将其先进的防抱死制动系统和其他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转移至越南，并在那里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培训工程师。新加坡有1800家德国企业，且每年都会增加100多家。欧盟每年在东盟的投资额达200多亿美元，是东南亚最大的投资商，累积投资额已达到850亿美元。因与东盟的年贸易额达到2500亿美元，欧盟已超过日本成为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同时东盟也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瑞士和中国在2014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与东盟成员国商议此事。无论瑞士人去往何处，比利时人总会紧随其后。事实上，在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也想与东盟签署该协定。

　　欧洲视野已拓展至整个亚洲。印度也紧跟韩国和日本，计划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2017年印欧峰会上，欧洲投资银行承诺帮助印度推进“技能印度”和“数字印度”倡议，同时，印度与欧洲公司签订合同，通过可再生能源计划推进印度“智慧城市”的建设。德国和法国开始向印度销售新型潜艇等军事装备。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017年访问印度之后，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汗也带领了一个大型代表团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欧洲国家希望在这两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占据有利位置，它们不再是殖民者，而是贸易伙伴。

　　海湾国家的市场同样生机勃勃，阿拉伯国家首选欧洲人帮助它们进行经济转型，进入后石油时代。例如，法国电力公司（EDF）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推广太阳能，以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从而减少能源补贴并出口更多石油与天然气。欧洲的工程公司是海湾地区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德国建筑公司SL Rasch设计建造的麦加钟楼（高度是大本钟的6倍）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德国无人机公司Volocopter则为迪拜提供了可供出租的无人机。英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了更多导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助其应对与也门的冲突。

　　在所有海湾国家中，沙特阿拉伯最反对欧洲侵略伊朗，甚至因此取消了与德国的合同。美国曾承诺减轻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停止推进核项目，但美国违背了承诺，这导致欧洲与美国、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日益僵化。虽然美国威胁说要禁止与伊朗有合作关系的欧洲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但欧洲国家已暗自做出调整，使自己能合法地与伊朗进行贸易，同时又开发了一个平行的金融网络以避开美国的干预。欧洲还允许伊朗投资商收购制药公司和机械公司，帮助伊朗应对因制裁带来的经济下行问题。在伊朗基什岛自由贸易区，不受联合国制裁的欧洲本土银行在这里与比利时、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为伊朗提供资金。

　　制裁充其量只是减缓了伊朗进入欧亚商业体系的步伐。伊朗航空公司购买了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欧洲能源公司正与亚洲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伊朗的天然气田，挪威的萨迦能源公司在伊朗建设了价值30亿美元的太阳能设备，梅赛德斯–奔驰也向伊朗销售了一批公共汽车。满载欧洲游客的豪华火车从布达佩斯出发到达德黑兰，游客可以参观当地灿烂辉煌的历史遗迹。到伊朗旅游的人数每年都成倍增长，2016年伊朗共接待了600多万外国游客。在脱欧之后，英国开始竭力扩大进出口，同时努力推进伊朗与英国公司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签署合同。

　　欧洲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历史可追溯至殖民时代之前。随着新丝绸之路时代的到来，欧洲国家深知在亚洲市场上确立稳固地位的必要性。英国人在印度、法国人在越南、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商业优势都已消失殆尽。欧洲城市正利用各自的优势吸引亚洲投资。在海运发达的威尼斯，商业联盟正相互联合以扩大成市级和省级的商业组织，为了给中国和印度的同行留下深刻印象，它们需要代表500万人而非仅25万人的需求。同时，意大利威尼托大区想拥有更多自治权，以在亚洲贸易伙伴的帮助下废除官僚制。因此，亚洲化虽然会导致欧洲国家内部权力下放，但欧洲城市会更愿意联合起来共谋发展。

　　亚洲人向西方进军

　　阿富汗人号称自己拥有希腊血统，哈萨克斯坦有德意志民族定居，在中亚存在一些小型的欧洲民族定居点和欧洲民族生活的踪迹。近6000年来，印度雅利安移民使印度文明得以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部传播。直到今天，立陶宛的语言中仍有大量的古梵文同源词。而反过来看，过去几十年里，在欧洲定居的亚洲人数量不断上升。在后殖民时代，一大批南亚人移民至英国。现在，英国人口中有近200万印度裔、200万巴基斯坦裔，还有孟加拉裔，这些人口在英国总人口中占比已超5%。2015年，不同拼写方式的“穆罕默德”已取代“奥利弗”成为英国男童中最流行的名字。自20世纪50年代起，来自土耳其的外籍劳工已成为德国人口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目前，德国共有8200万人口，其中400万都是土耳其人，约占其总人口的5%。20世纪90年代，德国放宽了移民获得德国公民身份的条件，因此，现在许多来自土耳其的移民都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法国和荷兰分别有100万和60万土耳其移民。在后殖民时代，法国一直都有来自阿拉伯地区和非洲的移民。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阿拉伯移民数量也不断上升，自21世纪开始，来自中国、越南和印度的移民数量也不断增加。中国重庆的姐妹城市杜塞尔多夫是西欧地区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数量最多的城市。统一后的柏林吸引了大量移民，促进了其自身的文化繁荣，柏林也因此成为欧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城市，在柏林随处可见土耳其烤肉、阿拉伯香炸豆丸、印度奶昔和中国面条。

　　在欧洲的亚洲人不再是贫困的下层阶级，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英国，有十几位下议院议员有南亚血统。2018年，父母是巴基斯坦移民的赛义德·贾维德成为英国的内政大臣。出生在达卡的库马尔·巴塔查里亚勋爵在20世纪60年代前往英国伯明翰，并在华威大学制造工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该学院为英国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投资银行家吉特什·加迪亚被授予爵位，他在就职时面对印度史诗《梨俱吠陀》宣誓。亚洲人在一些没有太长殖民历史的欧洲国家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4年，政治家杰姆·厄兹代米尔成为第一位土耳其裔德国联邦议院议员，他同时也是德国绿党主席。越南裔的菲利普·勒斯勒尔曾在默克尔的内阁中任卫生部部长。在印度出生的安舒·贾殷已任德意志银行联合首席执行官三年。瑞典有2%的人口来自伊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体育、艺术、科学、媒体和政治领域大放异彩。挪威有5万多巴基斯坦裔移民，其中哈迪娅·塔吉克是该国最年轻的文化大臣和议员。许多在欧洲的亚裔运动员的全球知名度很高，如英国拳击运动员阿米尔·可汗和板球运动员莫因·阿里，还有一些来自阿拉伯国家、日本和韩国的足球运动员打入了英超联赛和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去往欧洲旅游的亚洲游客人数不断上升。中国游客偏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而印度人则对东欧和西欧同样钟情，尤其是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许多宝莱坞电影曾在这里取景。美国著名服装零售商盖璞（GAP）在巴黎市中心贴有大型海报，海报上的中国孩子穿着可爱的衣服。亚洲人还喜欢乘坐诺唯真邮轮和地中海航运公司的船只，游览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景观，这些船只每艘可容纳7000名游客，是以前承载量的两倍。富裕的阿拉伯人经常造访英国和法国，住在伦敦和巴黎的豪华酒店中，并经营着许多马场。在英国随处可见的奢华的印度婚礼现已蔓延至法国：钢铁大王拉克希米·米塔尔租借了凡尔赛宫为其女儿举办订婚派对（并邀请了歌手凯莉·米洛），还在埃菲尔铁塔上空举行烟花表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德国生活，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说着德语的印度人穿着皮裤，在著名的玛利亚广场上做服务员。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的调查，大多数东亚人和南亚人对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人权保护赞赏有加。但许多欧洲人对亚洲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尤其厌恶一些亚洲人结成帮派，利用立陶宛松懈的边界控制进入由欧洲26国组成的申根地区（该地区内的人民可以自由通行，商品也可自由流通）。最近，欧洲国家对其境内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对奉行保守主义的穆斯林做出了回应。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禁止或部分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穿戴穆斯林罩袍或面纱，瑞士禁止在清真寺修建宣礼塔，而奥地利禁止外国人投资建设清真寺。在2017年大选中，德国右翼政党——反伊斯兰教的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院赢得了超过10%的席位，奥地利则由反移民的联盟政府掌权。

　　受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影响，大批移民、难民和避难者涌入欧洲，这打破了欧洲社会内部长久以来的同质性，造成了紧张的政治局势，上文提到的那些政治事件即是其表现之一。德国在2015年便接收了100多万难民。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太阳大道上，有1/2的门面都标有阿拉伯语。瑞典有超过12万叙利亚人，且大部分都是2011年之后移民至此。他们的到来使这个移民友好型国家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维持其文化自由。

　　欧洲一直想减轻西亚种族冲突和宗教动荡对其产生的影响。30年前，伊朗宗教领袖对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发出了追杀令，因其小说《撒旦诗篇》被指亵渎神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和库尔德的武装组织爆发冲突，在德国的餐馆和加油站发生炸弹袭击。基地组织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对马德里和伦敦实施恐怖袭击，这都表明欧洲很难不受西亚动荡局势的影响。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柏林和巴塞罗那发生的每一起与“伊斯兰国”相关的恐怖袭击都使底层的移民备受关注，欧洲人也因此更加排斥移民。在东欧，普遍的反移民情绪使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希望将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驱逐出境，吉卜赛人是印度民族的后裔，在中欧和东欧有数百万人口。斯洛伐克人甚至会在广场上袭击富裕的阿拉伯游客。随着欧洲严格限制移民流入，即使穆斯林移民稳定增长，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也仅占欧洲总人口的7%~8%。对欧洲来说，亚洲移民带来的挑战更多的是文化问题而非人数问题。

　　事实上，欧洲迫切需要亚洲人填补其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欧洲的酒店等服务机构人员极为短缺，但它们只是减少服务提供，拒绝采用自动化技术来解决问题。德国许多工业大省都需要成千上万来自南欧或亚洲的工人。从全国来看，德国到2020年将需要20万护士来照顾老年人，该国正在积极地招募菲律宾人来担任这些职位。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公司偏爱印度的技术工人。虽然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培训本土工程师，但戴森公司在英国的制造中心仍需3000位工程师。在人才争夺战中，亚洲人备受欢迎。

　　英国一直以来是亚洲学生留学的首选目的国，但英国脱欧之后，该国教育预算减少，英国将会招收更多支付全额学费的亚洲学生。许多一流的欧洲大学效仿美国大学在亚洲成立分校。因可获学费补贴，且教学实践注重培养学生进入跨国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能力，许多亚洲学生看到了接受欧洲教育的长远价值。这也是欧洲学生选择到亚洲分校就读的原因。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意大利的都灵大学和欧洲其他许多大学都开设了相关课程，帮助学生学习普通话和中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同时也帮助学生进入华为等顶尖公司工作，学生回到欧洲之后便可成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因此，无论是在欧洲学习的亚洲人还是在亚洲学习的欧洲人，都将成为未来建设欧亚共同体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力量将远超目前欧洲的民粹主义。

　　欧洲国家政府开始系统性地提升民众对亚洲的认识。自2000年起，亚欧基金每年都会举办国际艺术家交流会。巴黎的卢浮宫与卡塔尔长期合作，展出伊斯兰的艺术作品。德国的洪堡论坛会在2019年年底开幕时展出大量丝绸之路的文物。几十年来，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都对欧洲霸占其文化遗产心生怨恨，但现在这一切就像是在提醒他们，应该在欧洲的帮助下重塑辉煌。

　　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意识到，阿拉伯人并不愿意去欧洲，也不会在那里久住。德国政府已承诺很快将投资几十亿欧元用以建设接收难民的大规模项目。欧盟也为新移民在校园里安排工作，这表明欧洲的难民政策远比美国成熟。欧洲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其人民的生活质量最高，但其亚洲化趋势也逐渐明显。在未来几十年，欧盟将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结为同盟，欧洲国家也可能会吸纳更多的难民（即使速度可能会放缓），以解决其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或者还有另一条路，随着欧洲国家人口的减少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它们不得不允许更多的亚洲投资商进入欧洲市场，投资其房地产和公司。欧洲可以自己选择，但这两条路的结果并无不同。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