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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兆韦氏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也是他们和五姓七望的差距，诚然如京兆韦氏看到的一样：朝堂的主要目的是收回世家大族手里的土地和田地，与西汉的‘推恩令’异曲同工。

　　西汉的‘推恩令’用为诸侯王着想的外衣，将封地的继承权延展给诸侯王的其余儿子，而只非让嫡长子继承全部封地。

　　如此一来，各大诸侯国百年之后越分越小，分裂了各大诸侯国也破坏了诸侯王们之间凝聚力，也将他们的危害降到了最小。

　　可是这道‘推恩令’看似完美无瑕，但是实际上却有除政令以外的弊端，它虽然分化了所有敌人，可是再弱小的敌人仍然是敌人。

　　而且这种政令也割裂了诸侯王和汉朝的纽带，两方成了两两相见分外眼红的仇敌，将原本诸侯巩固天子统治的设想摧毁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而且在中央集权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当皇帝势弱出现另一方强势时，无人能再辅佐皇帝。

　　由于西汉过分的削弱诸侯国，就为西汉的覆灭埋下了种子，又说回王芷本家太原王氏当年出了王政君，其侄子王莽篡汉。

　　若是其余诸侯强盛，王莽即使掌握了中央政权，可是外面的诸侯王却不受他约束，外面诸侯王皆是刘邦后代一一都是皇族，怎能容许外姓人把持朝政？

　　如果诸侯强盛，点兵赴京一举铲除王莽换政于刘氏，也如何会有汉朝拦腰斩断分为西汉、东汉两说？

　　只是因为‘推恩令’，西汉末年诸侯凋零，竟没有一支诸侯能站起来勤王，俗话说的好褪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自‘推恩令’后刘姓诸侯王就只能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而据五姓七望的深究，王皇后这套新政思路完全巅峰了他们想象，这次无声的战争打的是经济。世族完全可以不接受新政，可以接踵而来而双倍赋税又有多少世族能够承担？

　　先说抵押制度购买税票，这项制度就是能详细丈量每家每户的土地、田地数量，而且十两以上的税票才需要抵押土地，平民老百姓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额度，所以不会回收百姓的土地和田地，也不会给百姓造成压力。

　　十分之一的税收，买十两的税票就需要缴纳一两白银的税款和一亩土地或半亩田地作为抵押，才能购买税票。若是满了十两银子的额度，则必须抵押新的土地。

　　如此一来，按照平常世家，一年也需要千两的额度，就是要缴纳百两的税款和登记一千亩土地或者五百亩田地，虽说土地和田地仍然在世家手中，可是这已经明晃晃地摆在了台面上。

　　而且这个新政还有回购土地和田地的方法，用十亩土地或者五亩田地换取为其十年、免费领取的一千两税票，算下来十年内可以少交一千两白银。

　　用一千两购买十亩土地或者五亩田地，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天价，许多世家就看着这个惊人的诱饵急不可耐的咬了下去。

　　可问题是，这每年一千年的额度意味着他们就需要输出这么多价值的商品，并且每年一千两不可叠加、存储。他们为了让这些当票发挥最大价值，就要足额输出如此多价值的商品。

　　那么这套新政的潜在作用就出来了，激活市场活性这可是千百年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更何况王皇后这套新政实施下去还有配套的补充措施。

　　就以茂郡实际情况来下，不足半年就兴建起了大量场所，有纺织所、刺绣所、制瓷所等一系列传统手工业系统性的组合在一起。

　　由于这些场所都是有朝廷开设，工薪合理、安全可靠，原本大多数在地主家打工的贫困儿女都选择进入了擅长的场所。

　　而且由于王芷充分借鉴了后世工厂的经验，类似流水线的工作模式让效率大为上升，虽说产品质量不如以前慢工出细活，但是在价格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茂郡的各类商品由益州境内的北江、沫水、阳山江直至长江，随后更可转载京杭大运河而遍布全国，并且水路运输相对于陆路运输更是大幅缩减成本。

　　当茂商的商品到达全国各地以后，以价格低廉、货物可靠的两大优势瞬间占据市场，这源源不断的流水似的银子也充入国库。

　　不仅传统手工业，而王芷的新政特别注意农副产品，棉花、高粱、蔗糖三大通商基本也在茂郡兴起，尤其是蔗糖和高粱，利用茂郡旁的汉安郡大型种植甘蔗压榨成糖，价格实惠质量也算上佳。

　　而至于酿酒所需的高粱，则在益州境内的僰道县大兴酿酒厂，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甘蔗五种粮食所制成的‘五粮酒’，更是口齿留香远超其余酒。

　　糖、酒两项通商全国，又物美价廉让广大劳苦百姓也能享受到这些原本只能地主才能享受到的东西。

　　但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些价格极为实惠的商品给整个大越朝的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是王芷所治理不了的。

　　幸好有李誉、和诸位朝臣们联手，维持市场稳定出行了各项扶持政令，让一半多的商户能在这场打击中苟活下来，接来下就是看这些商户自己能否运用这得来不易的喘息之机。

　　而且正如前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言，让各大世家觉察到了危机，原本没有加入新政的世家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也不得不做的新的选择。

　　他们的世家，大多数打工的下人情愿去朝廷的机构打工，毕竟那边工薪丰厚远超他们的压榨和剥削，而其后一些以垄断商品霸占地方市场的世家在这场冲击中无一幸免。

　　虽然如今还未曾有一个大家族倒下，但是数个中小世家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地主层次的世家为了留住人他们不得不提高薪资待遇。

　　从商的世家为了让自己的命脉不被截断，纷纷想方设法提高自家家族商品的竞争力，当然其中不乏聪明之人，学习茂商开设专职场所，招人进入流水线生产，这样就带动和扩大了地方人口的就业率。

　　如今聪明人所在的地方，他们身处的地方都不像从前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乏味生活，以前的妇人想要贴补家用无法就是自己在家中架设纺织机自己织布、或刺绣变卖于市场。

　　如今可以选择进入纺织所、针功所等，每月不菲的收入也让她们手上有了闲钱。这样王芷另一套经济方案又体现了出来，就是‘国家银号’。

　　这银号本在西汉就有了，只不过其业务、结构都极为简陋只承担银钱兑换和部分典当功能，而王芷此次推出的‘国家银号’是以大越朝作为信用担保。

　　‘国家银号’推行吸纳储蓄、放贷收利为基础，再辅以银钱兑换、和部分抵押借贷功能组成，这如同中央银号一样的机构之所以从前和都明朝前未曾出现是因为时机。

　　而此刻时机正是完美无缺，越朝开国已有四十年，人心稳定万民思安，它并不像刚刚开国一样人心紊乱、还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当中。

　　而也有一代人稳定的生活给了百姓信心，这个王朝是个长治久安的王朝，并且李誉的父亲三征高句丽，将疆域扩大许多同样给了百姓信心。

　　就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王芷进言推出了‘国家银号’，但是李誉出于谨慎，还是没有直接与国库挂钩，也没有通行全国，还是如同新政一样先在茂郡实施。

　　如果这个‘国家银号’在茂郡亏损，一郡之地的借贷、放贷、抵押、利息等都是国库暂时可以承受的，若是即刻通行全国稍有不慎就是覆灭越朝的危险。

　　但是始终这是古代，通讯、交通以及银行最为注重的防伪标识都极为欠缺，所以如今百姓储存积蓄都是用较为原始契约核对。

　　即，假如张三向‘国家银号’储存十两白银，那么他将会得到一个存款十两白银的凭证，在‘国家银号’中的账本中会记录此人存款十两白银，双方都在上面签字画押。

　　然后再将一个信物，例如铜币一分为二，两方各执一半。待到取款时，张三先拿着存款凭证，随后‘国家银号’再取出相应记录，核对信物成功后才能取款。

　　当然，其中就三个很大的问题。其一，这取款凭证由于是纸质的，不易保存容易损坏，而且容易仿造。

　　其二，‘国家银号’的记录同样是纸质的由人工记录，其中出疏漏的风险极大。

　　其三，就是两两核对过于麻烦与累赘，极大延长了义务时间，也让百姓接受无能。

　　但是王芷也给出了临时的解决办法，和改进的方法。首先就遗失问题，王芷给出了半利无凭证本人取款的措施。

　　首先说下王芷和李誉、众朝臣商量好的利息，活期存款的年利息是千分之五，三个月定期存款年利息为百分之二，六个月则为百分之三，一年则是百分之四，两年则是百分之五，三年百分之七，五年为百分之十。 权谋之下：贵人请留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