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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盲从者与叛逆者

　　在本书中，我们从经济学出发，顺着心理学、社会学、神经学、行为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一路走来。我们从一系列视角探究了驱动盲从者与叛逆者的动因。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盲从的本性将占据上风，鼓励我们从众。我们的从众有时纯粹是出于利己，有时更多是本能和情感驱动的集体性现象，而有时则是出于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个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群聚从众、追随领袖的盲从者的世界里，是否是一件幸事呢？在原始社会，我们强烈的效仿和追随倾向也许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古老的本能一路演进而来，帮助我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不仅是为了确保个体的存活，同时也体现了要确保整个族群、物种和基因族存续的进化压力。类似的从众倾向性是否在今天的世界里也同样适用，就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了。我们也许会认为，相较于我们茹毛饮血的祖先而言，我们当今的生活的确是轻松便捷的，物质资源更加丰裕，现代技术使信息互联更加快捷。我们可以轻易地同素未谋面的人建立社交关系，但我们人云亦云的本能可能还是会带来巨大的毁灭性影响。

　　但是现代技术进步也有其阴暗的一面。现代科技似乎已经显著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水准，但它也剥夺了自然演化赋予我们的古老求生技能。人类现代性的一面同我们进化性的一面之间的冲突越发具有毁灭性，因为一旦脱离了古代小规模族群能对个人施加的限制和惩戒措施，我们彼此效仿的进化本能在现代科技的滋养下就会更加高效。在我们当今这个计算机化、全球化和深度互联互通的现代社会中，资金、信息和期望都快速流动，群体可以积聚巨大的势能，变得难以监控和阻挡。相较于进化的时间尺度，科技创新和我们人为环境的变化步伐都太快，导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进出新的适应性优势。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的从众和趋同的倾向性被各式人类天才发明出来的科学技术所强化和放大，我们是否能在这样的世界适者生存呢？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特定现代技术的影响，我们也许会注意到，一些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而非更加便利。毫无疑问，其中一些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正向贡献，医学进步尤其在延长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为我们带来了质的转变。因此，勒德分子（Luddite）反对科学进步的举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确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新技术如何扰乱了个体利益和社会福祉之间的平衡。当今，这两种利益并不再像人类文明初期时那样统一，对个体最有利的选择不再是对经济及社会最理想的方案，而且彼此间的差距越来越远。在一个充斥着电脑、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世界中，自由市场的意义变得不那么明晰。我们进化而来的从众及效仿本能助长了无效和有害，甚至是毁灭性的行为，而在人与人互动广度和深度都有限的原始社会中，类似的行为是不会出现的。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反复暗示了社交媒体尤为有害的一个影响是，它是虚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的载体和传播渠道，它会扰乱任何同系统2利己型从众相关的理性社会学习的过程。社交媒体能够有效地响应和诱导系统1的思维模式以及感性冲动式的集体从众行为，并且打破集体型从众和利己型从众之间的平衡。

　　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社交媒体都在我们储备知识和深化认知上起到了辅助作用，它们也会使叛逆者失去影响力，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失去信息和观念多元化所特有的丰富多样性。传统观念在推特、脸书和其他新闻共享平台的人云亦云中被反复炮制、抄袭和固化。网上的主流话语淹没和封锁了有争议或持异议的观点，一如大学辩论中的“禁言”辩手的境遇。想要在富有争议的观点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棘手的工作，我们当然有理由去屏蔽不道德的观点，但是哪些观点会冒犯几乎所有人，而哪些观点仅对特定群体无礼，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叛逆者被推特喷子围困，关于英国脱欧辩论中的两极分化就是类似的一个例子，无论是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选民，还是支持脱欧的选民，脱欧公投本身就激发了这些人对彼此阵营的恶意。社交媒体也扭曲了在医学和科学等领域取得创新突破的专家的专业观点，即便对有心想要保持理性客观的人而言，这些社交媒体上嘈杂且自相矛盾的海量信息意味着，很难有效地对这些信息的优劣真伪做出判断。社交媒体是领导者操控追随者的武器之一，领导者可以通过迎合及利用追随者的效仿从众天性，从而左右后者的决策，而这样的行为会带来深远的负面后果，一如助长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的政治派系主义。

　　针对专家、精英和移民表现出的脆弱多变而非理性的态度，以及极端政治立场的兴起，都应部分归因于感情用事的追随公众观念，而非关注于事实本身的强烈倾向。社交媒体几乎就是为了迎合这种快速、本能和非理性的行为而量身定做的。公民对于信息和新闻展现出的困扰和不信任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今这个“后事实”的社交媒体时代，传统通行的新闻传媒渠道已经被新的信息所取代，而后者显然是缺乏传统新闻行业复核准则约束的。没有了可靠的信息来源，盲从者可能会被叛逆的领导者引领上一条自己既不熟悉也不向往的道路。

　　在社交网络中，我们人云亦云的盲从倾向也已被现代技术所扭曲。社交网络已经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快速地演进，并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过度互联问题，尽管我们自己可能对此并没有足够的思考和准备。在因特网出现之前，社交网络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同身边的人（例如同亲属、同事或邻居）的社会纽带关系。根据社会理论学家的解释，这些社交网络是我们投资于与周边他人的关系而积累而来的社会资本。这些纽带关系被社会准则所固化，而这些社会准则随着我们的社会网络演进，时常又会显得拘谨、僵化和缺乏变通。它们会以各异的形式长时间地存续和发展，印度种姓制度这样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层制度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例。组成我们社交网络内团体的纽带关系越紧密，我们的身份认同感也就越强。

　　通过领英、研究之门（ResearchGate）、学术界（Academia）这样的网上社交平台，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较弱的职业和协会组织网络。在这些网络中，我们能与他人及其他团体建立一般情况下无法企及的互联互通关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团体而言，一般这些在线社交网络通常都可以是有益和高效的。它们使信息的快速共享成为可能，以构建我们的职业关系，并甄别出新的就业和商业机会。我们显然不希望退回到等级僵化、带有歧视性的传统社交网络结构。社会理论学家有时会推崇一种观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强纽带关系并非好事，反之弱关联性更可取。但是当社交网络遇上社交媒体时，这种观念就不太站得住脚了。例如，帮派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成员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及彼此之间的忠诚度。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这些强纽带关系会带来针对外团体的暴力及歧视行为这样的恶性结果，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发展为我们在与外团队的冲突中有失偏颇地优待我们的内团体。

　　但是在一个技术主宰的世界中，我们也应该为弱关联性关系感到担忧。在虚拟网络中，弱纽带关系同样也容易助长歧视、诱发负面态度和行为，推特上的喷子和网络流氓就是典型例子。我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的不计其数的弱纽带关系，以及这些平台导致的过度连接，都对我们的福祉有着负面的影响。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商业机构可以轻易地侵入我们的隐私空间，并利用我们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分享信息的意愿。手机一响，邮件就来，我们就永远不能从工作中抽脱出来。作为雇员，我们的压力日益增大，失去了放松的能力，并因此深受其害，而一旦这些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效率，那么我们的雇主也会一并跟着遭殃。虚拟社交网络助长了盲从者对于他人想法的过度痴迷，并导致了那些好得不真实的网络形象的出现。如果人们只能看到他人在脸书和Instagram上分享的最完美的一面，那么相较于30年前，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缺乏自信和自尊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断上升的青少年自杀率可谓我们这个由盲从者主导的网络世界最悲哀的影响之一。

　　驯服盲从者与叛逆者

　　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哪些政策工具能够最为有效地驯服我们的从众及反从众天性，让它们不至为害，还能在其有利时发挥功用？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一些调动我们从众天性的方法，以鼓励人们效仿邻居更加有建设性的行为，如节能环保的选择、更好的卫生习惯。将我们因循守旧的倾向性作为社会鼓动的政策工具，已经是颇受欢迎的做法。对信息和选择的呈现方式做出细微的调整，就可以将人们的选择向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引导。当前，诸如英国行为洞察小组（及其分支）这样的行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已经广泛地采用了社会鼓动的政策工具。但是由于我们的盲从者天性存在诸多缺陷——我们在本书中也探讨过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许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约束及控制（而非利用）这些社会趋同的倾向性上，并且在合适的时候鼓励叛逆者。

　　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逻辑上讲，将反从众作为政策工具都颇具挑战性。想左右那些反从众的叛逆者的选择本来就是个难题，因为这些叛逆者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对于劝说的抵制心理更强。即便如此，当我们需要这些持异见者承担风险时，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激励他们，我们或许应给予那些持非主流观念的专家更多的支持，首先假设他们的观点是基于合理的依据。美国哲学家迈克尔·韦斯伯格就探讨过这样的想法：当相较于效仿型专家，叛逆型专家的比例过小时，知识的疆域和新的观念无法得到充分的探索。太多的盲从者意味着过少的新观点，并进而使进步和创新放缓。我们需要为叛逆主义设计好激励机制，韦斯伯格认为，应该设计额外的机制以鼓励科研中的冒险行为。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他的这一观点也许应该在包括新闻业和金融业在内的一系列行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潜在的解决方案包括设计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评鉴新闻报道或财务建议的真实性，以及鼓励揭发行为以确保错误能够很快被识别和纠正。同时，那些盲从者在消化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新闻记者、经济学家和财务顾问的深奥理论时，可能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去评判信息的质量。因此，我们也需要较高的职业标准或严格的政策，以确保这些信息匮乏、易受骗上当的盲从者不会被人占便宜。

　　另一个现代社会的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委员会，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委员会本身可能就是人云亦云和团体思维的温室。改善这一情况的方法之一是鼓励所有委员会成员（而不仅是主席和资深成员）坦诚地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清晰透明的委员会行事规则，以及针对委员会主席的严格指导原则，都能够改善由同伴压力、团体思维和盲从者服从权威的倾向带来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可以包括鼓励委员会更加多元化，以确保不同的观点都被充分的讨论。另一个方案是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在委员会中固化下来，美国国防和情报机关已经采用了类似的措施。

　　我们也需要能够有效平衡服从和反叛的政策。为了克服我们根深蒂固的跟随他人的倾向性会带来的私有信息丢失的问题，一个应对方案是确保更优质的信息和教育准入，使我们可以不那么依赖他人的观点。例如，中立的机构可以牵头开展普及宣传，旨在帮助所有选民理解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样一来，政客就不能轻易地欺骗选民，防止他们轻信不切实际的竞选口号、经济宣言和其他政治许诺。

　　本书论证了我们效仿或反抗的本能影响我们生活的多种方式。从众是否对作为个体的我们是有益的呢？又是否对社会整体是有益的呢？我们是否希望选择从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站在社会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经济学理论证明，从众通常对一个利己的盲从者个体而言是理想的选择。考虑到市场和制度的缺陷，个体有理由协同合作，求助于集体，通过观察和学习他人进行效仿，通过加入俱乐部和团队实现从众。然而，从团体和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相应行为的优点并非那么明确，且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相较于团体的利益，个体有时是可有可无的。盲目地追随团体，服从谬误的指令、自残自杀的行为或在战时的自我牺牲行为，都是将某一集体的利益置于另一集体的利益之上的体现。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驱动盲从者与叛逆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互动，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识别出应对从众和反从众所致问题的方法，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这些行为。然而，当今世界呈现出的失衡存在着毁灭性的潜在风险：我们演化而来的本能、现代制度、派系政治、全球化的市场和尖端的科技，都使盲从者及其领袖如鱼得水，而叛逆者则被边缘化。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由集体思维、人云亦云、不包容、不平等和冲突纷争所主导的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我们就需要宣扬非传统理念中的精华，让我们的世界重回平衡，回到一个盲从者与叛逆者可以共存共荣的未来。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