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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变法简史：猜中开头，却猜不中结局

　　中国历史上，自战国初期李悝变法成功，出现了多次变法。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变以前僵化的、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史上最著名的有春秋管仲变法，战国魏国李悝变法，随后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邹忌的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汉朝的晁错削藩变法，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措施，新朝的王莽变法，唐朝的王叔文变法，宋朝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变法、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变法总要付出代价，部分变法者甚至搭上了生命，为变法而死，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汉朝的晁错、新朝的王莽、清末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等。为什么历代变法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让我们试分析一下。

　　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被挟私报复

　　凡是变法，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想对现有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断了既得利益者的财路，总会在适当的时机，遭到这些人的阻止与报复。

　　吴起曾担任楚国的令尹，也就是后来的丞相、总理，在楚国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其中最重要的变法措施是“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以及“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这是两条最直接断财路的措施，引起了楚国贵族的极大不满，楚悼王驾崩后，楚国贵族们发兵对付吴起，这个战国“军神”，被这些贵族乱箭射死。

　　秦国的商鞅，下场与吴起如出一辙。商鞅变法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之一，他让秦国富国强兵，秦国军队变成虎狼之师，秦国成为超级大国。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秦国贵族们的个人利益，秦国贵族们对商鞅恨之入骨。等秦孝公一死，他们疯狂地反扑。商鞅跑无可跑，无奈发兵反抗，失败后被五马分尸。商鞅成就了秦国，却最终害了自己。秦国的强大，实际上是建立在商鞅的鲜血上的，他用自己的鲜血，成就了战国时秦国由弱变强的神话。

　　清末的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制度的变法，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有识之士们警醒，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仍然故步自封，他们容不得“蛮夷之邦”挑战“天朝”地位，但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好假装同意变法。因此清末的变法，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当变法直接危害到一些保守派的官位和权力时，他们开始反扑，软禁皇帝、捕杀变法者。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警醒国人，走上了断头台。他们是近代中国变法的先驱，是最可尊敬的中国真正的脊梁。可以说，没有谭嗣同等人的鲜血引导，就没有后来革命者们的前仆后继。

　　变法如同治病，疗效不好，变法者要承担责任

　　其实所谓的变法，如同治病。社会有病了，制度有病了，社会发展缓慢了，就需要“医国圣手”实行变法。变法者水平有高有低，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诊断与“用药”都有所不同。有时用“猛药”，刺激性太大，会遭到疯狂的反扑，结果反而适得其反。疗效不好者，变法者当然要承担责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历史上有两场变法，就是急功近利变法的例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变法是王莽的变法，不得不说，王莽建立新朝，确实是朝臣们将他推上去的，而不是他自己处心积虑上去的。说王莽是野心家，也并不确切。但王莽的变法，确实也超前了，他所采取的办法，和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时间上却提前了一千八百多年。王莽的变法，与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并不相融，因此遭到了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朝臣贵族们反，底层的老百姓也造了反，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战火连天，新朝一世而亡。

　　第二个变法，就是历史上评价很高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当时，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当时的名臣司马光、苏东坡，我们非常认可的大文豪，实际上跟王安石不是一个阵营，是反对派。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朝臣们也强烈反对他，如果不是宋神宗支持，这个变法不可能进行。王安石变法在短时期内确实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时间长了，因为上面的政策并不能如其当初所想贯彻执行，或者执行的走了样，在民间口碑也并不好，王安石甚至被称为“奸臣”、拗相公，最终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的变法也最终宣告失败。而对于变法的失败，王安石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他过激的性格和手段注定了变法的失败，虽然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本人也是个清官。王安石虽然得以病逝善终，但他所倡导的变法，随着宋神宗与他本人的去世，归于尘土，并没有执行下去。

　　变法者失去靠山，成为危及自身安全的主因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天子的话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所以任何变法，都要依靠天子。有天子做靠山，可以克服很多困难。失去了天子这个靠山，不但变法的措施难以执行，本人的人身安全也会得不到保障。

　　我们看到历史上变法者的悲剧，大多是在靠山倒了后才失势的。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才使秦国的变法在重重压力下得以进行。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超出了常态，甚至一度想把王位传给商鞅。这样的信任是刘备对关羽、张飞、诸葛亮都难以做到的。但随着秦孝公的逝世，继位的秦惠文王一反其父对商鞅的信任态度，与守旧的贵族们开始制裁商鞅。失去秦孝公保护的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而死；楚国的吴起变法，也是受到楚悼王的支持才得以进行，楚悼王驾崩后，吴起即便是“战神”，没有了楚悼王的保护也变成了待宰的羔羊，被守旧的贵族们乱箭射死。

　　最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总后台是光绪皇帝，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戊戌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光绪皇帝虽为天子，却惧怕母后慈禧，而慈禧才是拥有实权的人。当变法触及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时，历史的天平倒向了守旧一方，就连原来支持变法的袁世凯也倒转枪口，投降了守旧派。当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于瀛台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立即失去了保护伞，康、梁逃亡，谭嗣同决心用鲜血为变法祭旗，菜市口发生六君子被斩事件，使变法成为清末最大一出悲剧。

　　从这些变法者的经历来看，在封建王朝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天子就是变法的最大的后台，天子倒台意味着变法失败，变法者会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被贬或亡身。

　　变法者是各方矛盾的核心焦点，最易成为变法的牺牲品

　　变法者变法虽然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富国强兵，但变法者也只是天子需要的一个棋子。当这个棋子威胁到天子的利益时，天子会弃车保帅，变法者很可能被弃用，成为变法的牺牲品。

　　因为变法是对原来的利益再分配，所以变法者必然会成为各方势力发生矛盾的核心焦点，最鲜明的一个例子，是汉朝的晁错，他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重臣，汉文帝时担任太常掌故、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汉景帝时担任内史、御史大夫。晁错是一名很有学问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不但著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著作，还积极地将这些富国强兵的理论付诸实践。鲁迅称赞晁错“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但当他劝皇帝“削藩”的谏议逼反了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时，汉景帝害怕了，竟然听从了袁盎的计谋，屈从于七王“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举兵口号。晁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腰斩于东市。

　　晁错是史上最冤枉的变法者，他是不明不白地被当成弃子冤杀的。这也是汉景帝人生的污点之一。从冤杀晁错一事可以看出天子的无情，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冤杀哪怕他本来就很认同的忠臣。汉景帝杀晁错，宋高宗杀岳飞，一文一武含冤而死，反衬了君王的无情。

　　为什么会屡次出现变法者被贬被杀的悲剧呢？从文化传承上看，中国有两大文化传承基因，一是道家，一是儒家。儒家主张“复古”，认为周公那时候的制度最棒；而道家主张“无为”，一切看淡。这两大基因都缺少变法的传承因素。所以每次变法在一开始都会疾风暴雨，但最后成功的却很少，变法者也往往付出巨大惨痛的代价。 陆弃说古代生活人物小史（套装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