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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简史：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

　　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历史，各朝各代选拔人才的方法是不同的。不同的人才选拔方法，适应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当这种方法不适应王朝的统治时，新的人才选拔方法便会应运而生。从三皇五帝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人才的选拔方式大致经历了世官制、世卿世禄制、帝王直接发现制、推荐自荐制、军功事功提拔制、乡举里选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方法，维持了那个时代相对的统治稳定。

　　先秦：以世官制为主的多种人才发现机制

　　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的。我们熟知的，尧发现舜是个人才，不传子而传舜，舜发现禹是个人才，不传子而传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禅让制”。

　　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人才选拔机制，完全靠帝王和大臣发现人才，考察人才，任用人才。舜是被大臣们推荐给尧的，尧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并不惜将两个女儿嫁给他，通过姻亲零距离接触的方式进行考察，最后才确定传位给舜；而禹与舜本来是有仇的，因为舜以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力而杀了他。但舜并不因此而不重用禹，反而继续用禹治水，并在禹治水成功的情况下禅让给他，这是何等的胸怀。虽是传说，缺乏史料和考古证据，但这些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方式。

　　从禹建立夏朝，经历夏朝、商朝、周朝，近两千年的时间，选拔人才形成了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世官制”和“世卿世禄制”。

　　那么，为什么会实行这个制度呢？因为这三个朝代国家维护统治，实行的诸侯分封制。打下江山的开国帝王，分封同姓宗室和开国功臣，让他们管理一块地域和人民，天子为王，诸侯的爵位为公、侯、伯、子、男，而诸侯再分封贵族，不管是天子分封诸侯，还是诸侯分封大臣，这些贵族们都是可以世袭的。这就是世官制和世卿世禄制。

　　世官制就是贵族世代为官，但儿子世袭的职务并不见得是父辈的职务。世卿世禄制是世代为官，儿子的爵位、官职、待遇与父辈相同。周朝创国之初，曾经分封七十多个诸侯，完全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贵族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使他们效忠天子，有效地维护了帝王的统治。夏朝四百多年，商朝近六百年，周朝长达近八百年，证明这种方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世官制和世卿世禄制断绝了寒门的入仕机会，出身为奴隶，终生为奴隶，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世官制和世卿世禄制日益显示出它的弊端。

　　虽然世官制和世卿世禄制是当时选拔人才做官的主流，但国家也并不完全依靠这种方法，一些寒门人才也是有机会出头的，只不过概率很低罢了。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天子有权力从寒门发现并重用人才，比如伊尹只是个奴隶，职业是个厨师，却被商汤发现重用为相。傅说也是个犯罪后被罚做苦工的奴隶，职业是瓦匠，武丁用他为相，还实现了商朝的中兴。姜子牙一生落魄，就是个做啥买卖都赔的普通人，在渭水河边钓鱼解闷，周文王发现他是个人才，用他为相，结果姜子牙辅佐其打下了八百年的周朝江山。管仲也出身不好，还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但在鲍叔牙的推荐下，齐桓公还是大度地任他为相，结果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第一霸。所以说，虽然世官制和世卿世禄制关闭了寒门的入仕渠道，但天子或诸侯有直接用人的权力，碰到贤明的帝王，寒门还是有希望出头的。

　　寒门出头的另一条渠道是推荐自荐制，这虽然不是主流，但也不是没有希望。一些高级官吏，因为能直接接触天子或诸侯，是有向其推荐人才的特权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流亡到外国的“客卿”，大多走的就是通过高级官员推荐的道路，哪怕等个一年两年也在所不惜。比如商鞅到秦国，就是找的秦孝公身边的宦官关系。吴起到楚国求官，是找的楚国大臣的关系。苏秦最后能佩挂六国相印，也是找的关系得到了燕王的信任。当然，大多数的寒士找不到关系，最后一招只能“毛遂自荐”了。毛遂就是通过勇于自荐立功，出人头地的。

　　周朝还有一种“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制与世卿世禄制的补充。生活在基层的周朝官员“乡大夫”，通过三年一次的“大比”考核发现平民中的人才，向朝廷举荐。于是，这些平民中的“贤者”“能者”便有了用武之地。当然，如果乡大夫作弊，也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事。而且，这条渠道并非朝廷任用官员的主流，脱颖而出的人才少之又少。

　　作为诸侯王和诸侯王以下的高级官吏，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发现人才还发明了一种制度—“养士制”，一些人才通过给高级官吏当“门客”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门客”是一种人才储备，最有名的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都养着几千个“士”作为人才储备，就连鸡鸣狗盗之徒在关键时刻都派上了用场。

　　秦国：军功事功提拔制使秦国一家独大

　　在人才选拔制度设计上，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变法，如何选拔优秀人才，也是商鞅变法的主要课题之一。

　　商鞅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制度设计发明家，从那时起就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他率先在秦国设计并实施了军功事功提拔制，变法的法令规定：“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商鞅把秦国的爵位从最低的公士到最高的列侯设置二十个级别，分别为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而获得这些由低到高的爵位，是要靠在战场上杀敌实现的。为什么秦国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因为他们看到敌人就像老虎和狼看到猎物一样，多杀一个人，意味着升官发财梦早一日实现啊！今天是奴隶，多杀敌人，多立军功，可能一夜之间便完成身份的改变。

　　其实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之前，其他各国都在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李悝在魏国变法，“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跟六国比起来，秦国变法还算晚的。但六国的变法，哪一国也没有秦国变法力度大。商鞅也因为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自己最后作茧自缚，被五马分尸。但商鞅虽死，法条犹在，军功事功提拔制使秦国迅速发展壮大，综合国力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最后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实现了统一华夏的国家战略。

　　不能不说，与其他各国比较起来，秦国的人才储备是最强大的，而且愿意在秦国效力的大多是“外国人”，包括丞相吕不韦、李斯等人。秦国的名将更是超过了其他各国，如王翦父子、蒙毅、蒙恬、李信等，都是不世出的将才。他们的爵位都是建立在敌人累累白骨基础上的，长平之战活埋赵军四十五万，虽然残暴，但根据商鞅定下的法令，那得立多大的军功。

　　两汉：察举制和征辟制并举任用人才

　　到了刘邦建立西汉，没有了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秦国的军功事功制“不合时宜”，于是汉高祖刘邦首开“察举制”先河。两汉时代选拔人才，大多采用察举制与征辟制。

　　察举制也叫“选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发现人才的制度。而发现人才的“伯乐”，则是州、郡等地方官。“征辟制”则相反，是一种自上而下征用人才的制度，分为中央长官征辟和地方长官征辟两种。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天子直接聘用你，叫“征”，地方官聘用你，叫“辟”。

　　在汉朝，官员发现人才并举荐人才，是他的为官职能之一。什么样的人叫人才呢？我们常听演义评书中讲“举孝廉”，具有孝与廉德行的人，便是后备人才。汉惠帝与吕后曾诏举“孝弟力田”，所谓的孝悌力田，就是具有孝悌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这便是人才选拔的标准；汉文帝曾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把正直敢说话也作为人才的选拔标准之一；汉武帝曾下诏“举茂才”，茂才就是秀才，优秀的人才。

　　由地方官员推荐的人才，朝廷并不是直接任命为官员的，还要通过“考试”，考试的科目由天子定，或由丞相、御史二府及九卿策试，考试地点位于太常寺或公车司马署等处。

　　察举制突出的是“考试资格”，这就给一些官员作弊埋下伏笔。寒门学子表面上是有被举荐资格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贪官污吏们没有得到好处，谁会主动举荐你为官？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举荐的所谓“人才”，其实大多为他们的宗族势力或三亲六故。碰到贤明的帝王还好，碰到昏庸的天子和腐败的大臣，则“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营私舞弊现象比比皆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袁绍、袁术兄弟“四世三公”，正是赤祼祼地官官相护写照，像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那种底层的人才，只能靠一刀一枪打下江山。

　　虽然如此，从战国“乡举里选”制度发展而来的两汉察举制，不可否认为汉朝发现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保证了两汉四百年江山的相对稳定。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好心办坏事”

　　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曹丕发现了察举制和征辟制不足以实现“抢夺”人才的需要。吏部尚书陈群上书要求改变人才选拔方法，并提出了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建议，被魏文帝采纳。

　　要说陈群确实是魏国一位杰出的组织管理人才，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对察举制的放言改良。察举制将推荐人才的大权完全给了州郡长官，专权则易带来腐败。而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权限之外，添加了地方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

　　中正，是一种官职的名称，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就叫“中正”，蒋中正的名字可能就来源于此。不偏左不偏右谓之中，中正其实就是公正。朝廷规定地方州郡推举一名在中央任职，且德名俱高者为“大中正”，“大中正”再推举“小中正”。然后由这些推举出来的“中正”官向地方发放“人才调查表”，将隐藏在民间的人才列入表中。表中的人才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谓之九品。朝廷选拔人才，就根据这“九品”人才量用。

　　按照朝廷的设想，九品中正制依靠一张表格，可以将全国的人才“一网打尽”，但令陈群和曹丕想不到的是，如果大中正和小中正们并不“中正”，这可如何是好？如果填表人营私舞弊，又能如何？陈群与曹丕的本意是发现人才，量才使用人才，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下面执行就走了样，靠填一张表并不是十分靠谱。寒门学子表现再好，如果不送礼也不会被评为上品，世族子弟表现再不好，如果上面有人，评个上品也就分分钟的事。

　　九品中正制就像现在考试的道德评语，可操作空间太大了，最后腐败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朝廷的本意。初期实行时还有一些成效，但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已扭曲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世族已在国家统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寒门学子几乎没有任何上升空间，不但不是历史的进步，反而不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才选拔了。社会迫切需要人才选拔制度的革新。

　　隋唐宋元明清：长达千年的科举制是伟大的发明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不亚于汉武帝、唐太宗的千古一帝，圣人可汗，他在人才选拔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就是发明了科举制。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

　　在人才选拔方面，杨广对于科举制的发展，居功至伟。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杨坚、杨广父子建立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却在世界历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科举制发明后，唐宋元明清长达一千多年延续这个人才选拔制度，世界上选拔人才的不少制度，包括现在中国的大学制度，都有科举制的影子。

　　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和世族对于人才选拔的垄断，给寒门学子打开了一扇窗，相对实现了教育考试公平。首先是考试资格上，人人都可参加。为防舞弊现象的发生，朝廷还陆续实行了“糊名”“誊录”等制度，杜绝营私舞弊。

　　虽然科举制实行中也难免有腐败现象发生，但至少实现了程序上的公正。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寒门状元。课文中的“范进中举”，正是寒门考试取得功名后的现实写照。又比如包公铡美案中的陈世美，他就是出身寒门，最后考中了状元。科举制发明后，儒家提出的“学而优则仕”才得以彻底地实现，“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渠道疏通，也客观上减少了寒门学子们的“秀才造反”。从这一角度看，科举也可称为“科学地举荐人才”，至少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来看大大推进了人才领域的社会进步。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科举制无论从选拔制度上还是考试内容上，都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当其他国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培养和选拔人才时，中国还延用千年前的科举制度，考试八股文章选拔人才，便是大大地僵化了。科举制寿终正寝之日，成为古代与近现代的分水岭。 陆弃说古代生活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