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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对人性的冷彻观察

　　——“心”之所指，“心”之所至

　　吕慧君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夏目漱石的作品及中国的译介

　　夏目漱石(1867—1916)，本名夏目金之助，是日本近代的文豪、国民作家，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与国人心目中的鲁迅并肩。夏目漱石的一生跨越了江户(1603—1868)、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三个时期，其文学生涯主要是在明治时期展开的，他的作品中也通常富有代表日本明治精神的一面。《心》之外，还有《我是猫》《哥儿》《虞美人草》《三四郎》《后来的事》《门》等作品广为流传。夏目漱石的前期三部曲是《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心》与《春分之后》《行人》构成了夏目漱石的后期三部曲。夏目漱石在前期作品中，擅长以揶揄的语气揭示人性的自私以及不道德之处，针砭时弊，充满着反抗精神、洒脱的情调以及扶弱挫强的精神，与鲁迅的文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1900年前后，夏目漱石在文坛崭露头角，中国文坛较早就注意到了夏目漱石。1912年10月20日的《民主报》中，对夏目漱石有这样的记述：“去年日本行博士授予式，夏目漱石氏被推为新博士，夏目氏不受，政府及博士会不能相强，乃取消之。”夏目漱石逝世当年的1916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刊登了《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小史》，介绍文豪夏目漱石的生平。

　　他1890年入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科专攻英文，三年后毕业升入研究生院攻读英国文学，并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教师。1895年他离开东京到爱媛县松山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翌年辞职，转任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熊本大学的前身)。1900年开始到英国伦敦留学，1902年回国。回国后一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的英文科讲师。1907年，入职朝日新闻社，6月开始在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连载《虞美人草》。

　　自幼学习汉诗、汉文的夏目漱石，拥有汉文、日文和英文的三重素养，因此他对于各国文化的理解也很有见地。曾有这样一则逸事，他在教授学生英语的一次课堂上，曾提出英文“I Love You”应该如何翻译成日语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同时也成为一个学习日语、了解日本文化时最典型的案例。他给出的译文就是日语的“今晚月色真美啊”。由此可见，日本人这种靠月传情的思维模式，或许就是日本传统的暧昧文化最无形的体现吧。

　　中国报刊在介绍夏目漱石的生平之后，《民国日报》于1921年连载刊登了夏目漱石的《文章概观》，选自柳下道政编的《漱石文学琐谈》。1923年鲁迅和周作人一起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收录了鲁迅翻译的夏目漱石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在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部分，鲁迅对夏目漱石有着如下评价：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辞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nekode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不仅碰巧住过夏目漱石曾经居住的房间，还爱读夏目漱石的作品。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期间读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漾虚集》《鹑笼》《永日小品》《文学论》等作品，还为追其新作《虞美人草》，订阅了《朝日新闻》，之后作为单行本出版后还亲自购买。1927年10月到上海之后，在内山书店购买过1935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漱石全集》，直至逝世前十日的1936年10月9日，还购买了全集的第14卷，在《鲁迅日记》中有如下记述：“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十四)一本，一元八角。”

　　鲁迅在1933年发表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

　　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

　　鲁迅在众多日本小说家中唯独提到了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足以证明夏目漱石对鲁迅具有相当的影响。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即使当时日本处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全盛期，鲁迅对于田山花袋的《蒲团》、佐藤红绿的《鸭》等作品也只是草草略读，并没有多大兴趣。鲁迅认为，当时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一律模仿西方，他更中意的是扎根于本国的传统创作出的文学。夏目漱石的反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会受到鲁迅的青睐。在周氏兄弟译介了夏目漱石的作品之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40年代，夏目漱石的小说或文学论、小品文在中国的译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直至今日，中国对于夏目漱石作品的译介热潮从未减退。

　　二、作为日本文学经典的《心》

　　《心》这部作品于1914年4月20日至8月11日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两地分别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同时连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间世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当今的读者对于《心》的喜爱却丝毫没有衰减，可见它的经典价值。

　　《心》在连载之前，夏目漱石已经在《东京朝日新闻》(1914年4月16日)和《大阪朝日新闻》(1914年4月17日)上发布了预告，预告中说：“这次我想写几篇短篇，本想为短篇各自命名，但预告需要整体起一个标题，因此命名为《心》，特此预告。”在连载完后一个月左右，根据夏目漱石在1914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心》单行本中的自序可以了解到，当初他本想将多篇短篇小说组合起来冠以《心》的标题，但后来写《先生的遗书》时发现篇幅很长，因此就决定只采用这篇的内容，并且还将其分成了上、中、下三部分，就是现在大家读到的版本。书籍的装帧本来都是请专门的人来做的，而他这次心血来潮亲自操刀，盒子、封面、封里、扉页、底页等的样式、题字、印章等无一例外都是他自己设计描画的。可见夏目漱石对《心》这本书用心之至。

　　《心》在日本的地位自不用说，日本几乎所有的高中语文教科书里，都要收录这篇小说的精华部分，还有不少学校会指定《心》作为假期的阅读书目。凡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日本人，应该不会有人没读过这篇小说。在各大出版社的受欢迎文库统计中，《心》也经常占据首位。《心》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也十分广泛，1957年出现了第一个英译本。而早在1941年中国北京的《新轮》杂志即有《心》的译文连载，译者为张叡，随后这部小说出现了多个中译本。在全世界有众多研究者研究这部作品以及夏目漱石本人。《心》在日本俨然已是读者数量、受欢迎程度和研究对象方面的三冠王。

　　三、对利己主义者的人性观察

　　夏目漱石被称为文明批评或社会批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出现的诸种现象，连同在这社会转型期中人性的诸种表现，进行了冷彻的观察和细致入微的讽喻式的批评。这部小说中对人性的刻画真实且饱满，对人物内心的剖析丰富到位，每每给人带来深刻的人生启示。

　　小说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上篇是“先生和我”。这一部分讲述“我”在镰仓海边与“先生”相识，从此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先生”一开始对“我”冷淡的态度，以及“脸上偶尔会掠过一片古怪的阴影”，甚至“先生”自己说“我是个孤独的人”等等，营造了一种悬疑感，让人不由得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先生”变得如此孤僻。之后，对“先生”的描写更加丰满起来，“先生”有厌世情绪，“先生”不相信所有的人，形成这样的人生观的原因，作者通过“先生”的自白揭露了出来，为之后的章节埋下了伏笔，也使读者确认了自己的推测。“这些隐藏其中的事实，并非与他自己无关的别人的事，而是他自己痛切地体验过的，曾令他热血沸腾、脉搏停止的亲身经历”。在“先生”知道“我”父亲病重的消息后，一向淡泊的他却提醒“我”把财产问题处理妥当，与“先生”目前的人设完全不符，因此这又引起了读者对“先生”经历的臆测。之后“先生”终于自白，“我被人欺骗过，而且是被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欺骗的。我绝不会忘记。他们在我父亲面前装得像好人似的，可是等我父亲一死，他们就立刻变成了不可饶恕的不义之徒”。小说进行到此处，其实已经将“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变故，“先生”“不仅憎恨他们，而且还憎恨他们所代表的‘人类’”的原因交代完毕。但这并不是全部，“先生”答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自己离奇的经历告诉“我”。

　　小说的中篇“父母和我”，看似和作品的主题、主线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在父亲病危救治忙乱的时刻，“我”突然收到失联已久的“先生”的来信。“我”中间两次打开，却只看了开头第一页和结尾，得知“先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却因父亲的紧急情况自顾不暇，用“我”无法看完整封信的焦躁情绪，营造出作品的紧张气氛。直至“我”“毫不犹豫跳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才第三次打开信件，引出下篇的内容。父亲病危的紧急与“先生”来信时“我”的震惊，两件事穿插交错。“我”的父亲与“先生”，在这里形成了明线与暗线。父亲与“先生”，“他们的地位、教养、性格都截然不同”，“先生”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我”的父亲是拥有传统做派和想法的旧时代的家长，小说却在这里将他们联结起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崇尚“脱亚入欧”，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年轻人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伦理道德渐行渐远，“先生”与“我”的父亲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作者表现主题的一个衬托。

　　小说下篇“先生和遗书”，是整个事件的开端，也是全文最重要的中心、高潮部分。在前两章被吊足胃口的读者，终于可以在这个章节了解事情的原委。“先生”隐藏在高尚感下面的极端的利己主义，就是K自杀的直接导火索。首先，经历了被叔叔掠夺家产之后，他从一个“被害者”变成“加害者”。其次，他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人，但却十分隐蔽。在K还未向自己坦露心迹之前，“先生”面对K已经产生了妄想、偏执、多疑、嫉妒的心理。在得知K确实对小姐心有所属之后，“先生”并没有开诚布公地告诉K自己对小姐的爱慕，而是独自焦躁、苦恼、心神不定，直到最后“私心”作祟，在语言和行动两方面对K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先生”以K在事业上“求道”所应具有的“信念”为武器，阻止了他的情感进程，接下来的卑鄙行径自不必说，他完全背离了友情、道义。最后，在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害死”K之后，他担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卑鄙行径是否被小姐和夫人所知，如此种种，人性的丑恶在“先生”身上表露无遗。

　　与之相对，K是个做事精进、要强的人，尽管有过神经衰弱的时候，但后来自从对小姐产生爱慕之情后，K变得“从容”，有“安心感”。他是如此坚定，又是那么高傲。K尽管最后自杀，但还保留了他的“崇高感”，并未在遗书中揭发或者痛斥“先生”，直到死都保留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同时也证实了他的善良与单纯。

　　K的死亡，彻底摧毁了“先生”为人的信念，愧疚、厌世、孤独、负罪感导致他想要了结自己。明治天皇的逝世，使日本全国人民深感不安，甚至害怕日本是否从此要走向下坡路。乃木将军在35年间一直等待赴死的机会，使得一直苟活在孤独与绝望中，寻找机会赴死的“先生”很自然地将自己视同于乃木将军。因此，明治天皇的驾崩和乃木将军夫妻的殉死，正是给了“先生”一个自杀的机会和正当理由。“先生”的自裁即向世人昭告自己选择回归传统，对自己抢夺了朋友爱人这种做法，无法接受与原谅。尽管“苟活”了很多年，但内心在不时地折磨自己，导致妻子在婚姻中的幸福感也大打折扣。这里的“先生”还没有完全融入近代，骨子里依然相信、坚持、向往人性中的道义与道德，因此最后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也符合作家的价值观导向。

　　四、“心”之所指的三个层面

　　小说中文题目翻译为《心》，日文读作kokoro，在英译版本中多取发音直接译为Kokoro。这里的“心”，首先指向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即“私心”。

　　患有肾病的父亲对于“我”的大学毕业有着非同常人的喜悦，由此可见明治时期大学生的价值，在传统的老一辈人的眼里是多么可贵。然而，“先生”在评价自己和K时，几处强调他们在崇高的情感下隐藏着的“卑鄙”。

　　本来K的养父家是打算让他到东京学医的，但固执的他却抱定不当医生的决心来到东京。我责问他：“这不就等于欺骗你养父养母吗？”他坚定地回答：“是的。为了求道，这样做也无所谓。”当时他所说的“道”，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然更不用说我了。然而，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这个晦涩的词语却显得无比神圣。尽管不明白它的意思，可是我们内心却被一种崇高感所占据，向着它勇往直前。当然，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热情之中隐藏着卑鄙。我支持K的观点。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无论是当初的单纯善良，还是后来的卑鄙，“先生”和K其实骨子里是一类人。K聪明、要强，他有勇气来求道，尽管这是对养父母的不孝；“先生”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时，从热心帮助朋友的人变成使用阴谋隐瞒K达到自己目的的卑鄙之人。作家在后面章节则开始一直强调“先生”的卑鄙之处。在K还未向“先生”倾诉心声之前，“先生”已经开始怀疑K，“我暗自后悔自己多疑，并在心里向K道歉。一边道歉，一边觉得自己是个卑鄙之人，顿时对自己充满了厌恶”。在那之后，“先生”变本加厉，为了打消K的念头，竟然使用撒手锏，向他抛出“精神上缺乏进取心的人就是笨蛋”，意图以K曾经追求的求道的信念为由阻止K的下一步行动。“先生”在此时，已经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说这句话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心理”。其实，“先生”最初在描述自己的叔叔因为侵吞财产的私心而撮合自己与堂妹的婚姻时，就是用“卑鄙”来形容叔叔的：

　　叔叔非要把女儿嫁给我，其实是他设下的计谋。他向我提亲，根本不是为了两家交好，而是出于卑鄙的利欲之心。

　　现在，“先生”反而变成了自己曾经最憎恨、最厌恶的人的样子，这样的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作为明治时期的大学生的一员，“先生”已经是知识分子、时代精英，然而，最终私心战胜了一切。

　　但我毕竟受过教育，多少还有些良心，如果这时有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耳语一声“你真卑鄙”，那么我也许会在这一瞬间突然醒悟过来。如果这个人就是K，那么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羞愧得满脸通红。然而，K并不会斥责我，因为他太诚实、太单纯、太善良了。而鬼迷心窍的我，不但没有对他的品质表示敬意，反而想利用这一弱点来击倒他。

　　因此，“心”的第二种指向，如上文中的“鬼迷心窍”，代表了人们内心的恶魔，即“心魔”。这里的“心魔”是从“先生”起初的妄想、多疑、嫉妒开始，到后面的背叛，这与夏目漱石由于成长经历所患的被害妄想症不无关系。特别是多疑的性格，从“先生”与叔叔的关系之间就已经显现出来。“先生”在第三次回到故乡之后，“这次回来一看，叔叔的态度却变了。他没有再像往常那样亲切地把我抱在怀里”。他感到哪里都不对劲，“不仅叔叔变了，婶婶、堂妹也变了，就连叔叔家的儿子也变了”。从那以后，“先生”的多疑便一发不可收。在与K同住后，“先生”在回家时听到K的房间里传来小姐的说话声，就开始猜忌两人的关系，对夫人为何单独留他们二人在房间里感到怀疑，对小姐那时对自己的笑，竟然感到“我最讨厌女人在这种时候笑了”。一星期后，又碰见K与小姐在聊天，之后“我对K的嫉妒心已经开始萌芽了”。对于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拯救的“先生”，“心魔”像是催化剂，最终引发了二人的毁灭。

　　最后，谈及“心”的第三种指向，首先要了解夏目漱石“自我本位”的思想。夏目漱石在《心》发表三个月后(1914年11月25日)在学习院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谈到，自己抱着从大学学习英文开始产生的疑惑，到松山、熊本教书，最后来到英国留学：

　　此时我开始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领悟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阐述它的概念，其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都是他人本位，像无根的浮萍漂浮在那里，这样终究是不行的。我这里所说的他人本位，是指把自己的酒让他人品尝，然后请人评判，就算说得不在理也一味地听从。

　　在演讲中，他谈到日本人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分子应该是独立的存在，而不是“英国人的奴婢”，这是日本国民至少应拥有的共识。在自己研究的英国文学方面，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与英国评论家意见相左的时候，两国的风俗、人情、习惯以及根本上的国民性格，皆是原因所在。文学与科学不同，受到一国赞赏的作品不一定会受到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喜欢。他为了守住文艺阵地，甚至要开拓新的领域，开始阅读与文学无关的书籍，因此确立了“自我本位”为自己的信条，沉浸于哲学思索。

　　手握“自我本位”这四个大字，我迸发出了不惧他者的气概。为至今茫然自失的我指明现在的处境，以及今后的道路的，正是“自我本位”这四个大字。

　　如这次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所谈，自我本位成为夏目漱石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来源于夏目漱石在大学学习英文以及英国留学时期，在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遇到的困惑。经过一年的留学生活之后，他认识到，文学是有个性和独立性的，不能遵循统一规律或者法则，更不能一味地盲从西洋理论。因此，他首先树立了文学方面的本位立场，想通这个问题后，自信心油然而生，从而感到无比安心与畅快。

　　夏目漱石在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之后，又从职业的角度，来解析自我本位的重要性与独一性。1911年8月在明石的演讲《爱好与职业》中他谈到，一般的职业都是他人本位，即是由他人的需求而决定的。只有一类人群，即文学家、艺术家以及科学家是一定要脱离他人本位主义的。要么在书房里冥思苦想，要么在实验室里从早到晚闷头做实验，这样的工作性质是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相隔很远的。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类职业能像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再进一步讲，这样的职业正需要他们必须以自“我”满足为中心，才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上所述，以科学家、哲学家或者艺术家为职业是否是优秀的群体暂且不知，但可以明确地说他们脱离自我本位的话就无法成功。因为这类群体如果是为别人而存在的话，将会失去自我。特别是艺术家，没了自我的艺术家就如同脱了壳的金蝉，对世间毫无用处。如果不是创造能让自己满足的作品，而是一味地迎合他人，作品中将会失去自我的灵魂，一切都像借来之物，令灵魂失去栖息之地。我虽称不上是艺术家，但是在文学上小有创作，把自己归入这类群体应该也不碍事吧。并且我是靠写东西营生的，简略来讲我是以文学为职业的。我选择文学作为职业，与其说这是为了别人而舍弃自我，得到世间认同的结果，不如说这是我为了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我的艺术之心自然发展的结果。我的创作偶然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对了别人的胃口，还得到了物质报酬的回馈。如果这是上天让你屈己从人，完全为他人所从事的职业的话，那我一定会放弃文学。幸运的是，直至今日，以自我为本位的喜好与批判，碰巧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我的作品被中意我作品的人阅读，我也从喜欢我作品的人那里得到了物质的回报。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偶然的结果。如果某天这种偶然不存在的话，那到底要以哪方为本位呢？我还是认为要以自我为本位，如果不这样的话，我的创作就不能称之为创作。我想不只是我，哪位艺术家都会这样认为。

　　显而易见，夏目漱石首先在文学层面，拥有自我本位的强烈意识。接下来谈到国家层面的自我本位，这与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存在必然的联系。夏目漱石同样于1911年8月在和歌山的一次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辩证地思考了日本在近代文明开化中所遇到的问题。

　　西洋的开化(即一般的开化)是内发性的，而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内发性是指从内部自然地向外发展的意思，正如开花一样，花蕾会自然地绽放，花瓣向外。外发性是指从外部强加的一种力量，去采取强迫的形式。再用一句话说明的话，西洋的开化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维新以后与外国发生关系之后的日本的开化却与其截然不同。

　　夏目漱石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受到邻国影响都是很自然的事，但回顾日本历史，尽管受到中国这样大国的影响，但总体来说还算是内发性的、自然而然地进化来的。如今突然受到西洋文化的刺激，日本的文明开化突然变得曲折。“迄今为止都是从内部自然发展过来的日本，突然失去了自我本位的能力，被外部力量强行介入。”并且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长此以往，日本将会失去日本的自主性。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通过殖产兴业，加速了资本的累积。通过文明开化，学习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效仿西方国家，背离以儒学为本的封建教育理念。而且通过富国强兵，使日本日后逐渐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特别是经过日俄战争，财政疲惫，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失去对人民的信用。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的封建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但却使日本走上了侵略其他国家的道路。夏目漱石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写就《心》，其伟大之处就是戳中了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痛点。他在这次演讲的末尾明确地表明，对日本的将来感到悲观，希望日本不要“患上神经衰弱的毛病，能够从自身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变化”。夏目漱石自幼熟读汉文典籍，同时有英国留学的经历，当他徘徊在伦敦街头，使自己重新认识自己作为东方人的自觉和对日本明治时期文明开化的内省。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味的西洋崇拜，他既赞同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观念，又坚持东方的自我本位。

　　在文学层面、国家层面需要坚持“自我本位”，然而在个人层面的“自我本位”却会带来消极的结果，甚至导致人性中“恶”的一面全面爆发。夏目漱石于同一时期的1911年8月在大阪的演讲《文艺与道德》中曾这样提到：“以前的道德，就是指维新前的道德，即德川时代的道德。”这种道德完全以理想作为基准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世人都为此而努力，如果不遵从的话将会以死谢罪。“维新后的道德”则是人们以自我和事实为基础成立的道德，也就是“自我本位”的道德。无独有偶，与夏目漱石同时期的日本近代著名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在1913年10月1日发表在《太阳》杂志上的《社会与自己》一文中也谈到“社会与自己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人们时常变成社会本位，时常变成自我本位。但是，社会与自己的关系永远是不可分离的”。自己与社会孰轻孰重是个很矛盾的问题。从社会当中找寻自己，还是从自身去发现社会，在明治时期的思潮中，当然盛行的是后者。无论一些事或人是否与自己相关，人们只会考虑自我的满足。夏目漱石还强调，自己生于明治的前一年，与当今的年轻人不同，并未完全受西化教育，因此自己拥有“海陆两栖动物”一样的属性。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小说丰富的心理描写读出“先生”为了实现个人私欲的心理变化过程和“私心”“心魔”导致的极端自私的行为，还可以体会到像作者夏目漱石心中对于“西洋与东洋”的纠葛那样，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在自我与他人、私利与无私、罪恶与救赎、近代与传统之间受到的内心的煎熬与折磨。因此，“心”的第三个层面，最终指向的是从“自我本位”的意识回归“初心”。小说中展现了主人公“先生”人性中利己、自私的“恶”的一面，但他最终通过自杀赎罪的方式来回归人性应有的“初心”，即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理想的、传统的一面。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对明治社会崇尚“自我”与“利己”的精神持批判态度。

　　五、对当今社会的启示意义

　　所谓经典，就是超越了国界、时代和种族，对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进行了深刻论述、蕴含了深邃道理的典籍。而一部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广泛阅读的作品，其经典的意义，主要在于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剖析，能让人时时警醒和感动。

　　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后，人性的诸种表现，虽然会因地域、民族、阶级、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略有差异的样态，但是基于人性基本相同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在对待自我和他者、利益和权力、异性和荣耀等问题上，其实一直是处在本我的私欲与公共道德的利他主义之间的互相交织、挣扎、徘徊、矛盾纠结之中的。明治时代是一个日本从前近代的农耕社会向近现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代，社会的构造和形态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状态，形成了一个所谓知识人(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媒体人等)的基本不依附于权力的新阶层，他们相对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较高的专业或通用知识，对整个社会动向的感应相对比较敏感和纤细，因而在人性的表现上，也就体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

　　夏目漱石的《心》，颇为深刻地写出了处于社会变动期的日本知识人，在面对每每是男性所欲求的利益、女色、权力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复杂性。当然，夏目漱石对于这样的人物，运用了较多批评的笔墨，揭示了即便受过高等教育、处于社会的知识上层的人，在私欲面前，其实与一般的人也并无大的差异，只是他们内心的波澜，会更加激荡、纠结和葛藤，会更加纵横错综，倘若未能建立起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最终都会陷于私欲的深坑。但他们对于自己的私利行为，也会时时有自责和不安。因而最终，“先生”在深刻的痛苦之中，选择了自杀行为来寻求解脱。夏目漱石在小说中多次强调“先生”遗书里写的经历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也就是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

　　联想起近年来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也是诸如小说中“先生”那样的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阶级，他们并非不知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也并非完全缺乏社会的责任感，但他们往往会将个人的私欲放大，并且会以追求个人私欲的实现，来作为自己人生的主要目标。与夏目漱石的时代相比，今天中国的所谓精英阶级，往往更多地会靠近、依附甚至活用强大的公权力。也许，比起夏目漱石笔下的“先生”来，他们的利己更为精致。当然，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若干这样的人物，然而当这样的群体日益壮大，当他们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则昭示了一个社会整体堕落的开始，其结果将会是非常可怕的，这是需要我们深刻警醒的，并应设法从根本上来加以杜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目漱石的《心》，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警醒和启示意义。 心（读客经典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