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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得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这就是说，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这些石窟大多处于荒山野岭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蕴藏的，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精彩。

　　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行动着，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甚至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让人惊奇的是，历来在莫高窟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议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修护了莫高窟。

　　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将、权谋强人都会在莫高窟面前低下头来？我想，第一是因为这里关及人间信仰，第二是因为这里已经构成历史。宗教的力量和时间的力量足以让那些燥热的心灵冷却下来，产生几分敬畏。他们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路撒野下来，到这里却睁大了眼睛，希望获得宗教裁判和时间裁判。

　　在这个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全民参与。佛教在莫高窟里摆脱了高深的奥义，通俗地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子孙等内容，与民众非常亲近。除了壁画和雕塑外，莫高窟还是当地民众举行巡礼斋会的活动场所，也是享受日常娱乐的游览场所。但是，这种大众化趋向并没有使它下降为一个乡村庙会，因为敦煌地区一直拥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学贤达，维系着莫高窟的信仰主体。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从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画上的人群和壁画前的雕塑融成了一体，在一片朦胧中似乎都动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来这里参加巡礼的民众，一群又一群地簇拥着身穿袈裟的僧侣。还有很多画工、雕塑家在周边忙碌。这么多人渐渐走了，又来了一批。一批一批构成一代，一代代接连不断。

　　也有了声音：佛号、磬钹声、诵经声、木鱼声、旌旗飘荡声、民众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蹄声、驼铃声。

　　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我发觉自己也被裹卷进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

　　这样的观看是一种晕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模糊。因此，我不能不在闭馆之后的黄昏，在人群全都离去的山脚下独自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记忆、找回自己。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闪烁。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三

　　记得每进一个洞窟，我总是抢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

　　年龄最高的，已经一千六百多岁，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壁画上的菩萨还是西域神貌，甚至还能看出从印度起身时的样子，深线粗画，立体感强，还裸着上身，余留着恒河岸边的热气。另一些壁画，描绘着在血腥苦难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点恐怖，可以想见当时世间的苦难气氛。

　　接下来应该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晋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泽依然浑厚，豪迈的笔触如同剑戟。中原一带有那么多潇洒的名士傲视着乱世，此时洞窟里也开始出现放达之风，连菩萨也由粗短身材变得修长活泼。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态之美，似乎与中原名士们的趣味遥相呼应。

　　不少的场面中出现了各种乐器，我叫不全它们的名字。

　　有很多年轻的女子衣带飘飘地飞了起来，是飞天。她们预示出全方位舞动的趋势，那是到了隋代。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被频频描绘，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些士族门阀企图在佛教理想中提升自己。壁画上已经找不到苦行，只有华丽。连病态之美也消失了，肌肤变得日渐圆润。那些雕塑略显腿短头大，马背上的历练，使他们气定神闲。

　　整个画面出现了扬眉吐气般的欢乐，那只能是唐代。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连禽鸟都是舞者，连繁花都卷成了图案。天堂和人间连在了一起，个个表情生动，笔笔都有创造。女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萨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们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静、素淡和自然。画中的佛教道场已经以净土宗为主，启示人们只要念佛就能一起进入美好的净土。连这种简明的理想，也洋溢着只有盛唐才有的轻快和乐观。

　　唐代画面中的那些世间人物，不管是盔甲将军、西域胡商，还是壮硕力士、都督夫人，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更难得的是，我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吴道子画派的某种骨力，在背景山水中发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辉煌笔意。欢乐，就此走向了经典。走向了经典还在欢乐，一点也没有装腔作态。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风姿无限，不再清癯，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融合得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笔触精致细密，颇具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

　　四

　　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会点。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