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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李国文 11292 2021-04-05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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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当我落笔写下这个令人掩鼻的题目以后,不由得深感愧疚。好像不该把这不登大雅之堂的部位,摆到台面上来,不禁握笔踟蹰。奈何,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性,似不应排斥。何况,人世间尚有趴在臀下舐屎啜尿、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流,还有众多的龌龊肮脏、苟且卑劣、阴损缺德、下流无耻的物事,与屁股相比,恐怕更不干净。

  于是,我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下去。

  其实,在西方国家的选美活动中,作为三围之一的臀围,是衡量女性美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在汉语中,经常可以看到用来形容女子身态体姿的词语,如“袅袅”,如“婷婷”,如“娉娉”,如“婀娜”,细细琢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部位的存在,有莫大关联。要不是具有丰美曲线的臀部,怎么会产生出女性特有的美感呢?

  不过,话说回来,什么样子的女性臀部,曰“袅袅”,曰“婷婷”,曰“娉娉”,曰“婀娜”,不同之处何在,对这些汉字,大概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若是拿一张纸,请教一位读了许多古文的老夫子,什么样子的山是“嶙峋”,什么样子的山是“峻峭”,麻烦他画出来看看的话,肯定崴泥。但汉语中某些很难予以量化的字词,别看语焉不详,在传达信息的方面,是并不弱的。要是用上述词语加诸某位小姐,可以想象得出,她准是一副风姿绰约、体态优美的样子。

  所以,要谈到臀部的功能,对女性来说,自然是属于审美范畴的事情了。据说世界上那些顶尖的模特儿,屁股都是买了保险的。但男性的屁股,就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它可以说是人体最受委屈的一个部位;臀若能言,肯定声泪俱下。虽然,高官、阔佬、名流、权威,有人会拍马屁,拍得眉开眼笑,心旷神怡,但那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屁股本身,并无任何实惠可得。相反,自古以来,屁股总是扮演挨踢,挨打,挨踹,挨板子抽的脚色。鲁迅先生说过,“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于是,臀的全部痛苦,除了排泄身体里的垃圾,除了与人体最见不得人的器官为伍外,就是撅起来挨打了。

  刚出生,产婆打,要你哭出声来,证明你非死婴;小时候,家长打,因你淘气闯了祸,不求上进;念了书,老师打,谁教你不做功课,逃学调皮。成年以后,屁股的安全系数才大一点,但也说不定,要是你不幸生在明朝,是那个朱皇帝的臣民,即使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保不齐,也有可能受到廷杖的处罚。

  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

  在明代,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从生理学的角度考察,臀虽肉厚,其实皮薄;脸似细嫩,皮层却厚,相对于臀而言,骂人曰脸皮厚,倒也不算冤枉,著书曰《厚黑学》,确系抓住了实质。尽管打屁股的声音清脆悦耳,手感较好,但脱脱穿穿,比较麻烦,不如脸在面前,触手可及,所以,时下经常可听到啪啪的耳光声,尤其女人打不要脸的男人,男人打丢了他脸的女人,一掌过去,不同凡响,也够刻骨铭心的。因此,对付成年人的正儿八经地打屁股,便愈来愈罕见了。可在明朝,朝廷流行打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衣冠楚楚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朝门外的砖地上,亮出臀部挨打。

  面对那一片形形色色的屁股,人们能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你不能不佩服我们这个能将严肃化为玩笑,又能将玩笑化作严肃的民族,那种煞有介事的本领。据说,刘瑾用事以前,被廷杖者犹可以穿着朝服挨打,但这个心理变态的阉竖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大臣们皮开肉绽,士子们血肉飞溅,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于是,你不能不为中国统治者的残忍感到吃惊;同时,你也不能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甘受统治者的这种暴虐,而把屁股撅出来挨打,感到更为吃惊。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我不禁想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那位骄妄的远征军元帅爱塞克斯了。在任命爱尔兰总督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因他推荐的人选被否决,使他很没面子,这位年轻气盛的伯爵,竟敢口出不逊,在众多朝臣面前,顶撞伊丽莎白女王,差一点就要骂你这个老太婆懂个屁了。如此放肆,如此混账,女王当然怒不可遏,但也只是赏了他一记耳光,仅此而已。看来,这就是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方,有一点人本主义的文明了。早先,伦敦塔桥上挂着成串的枭首头颅,也有过杀人如麻的时期。即便如此,我相信也比碰上咱国的朱姓皇帝强。伯爵大人,你若敢对中国的陛下呲毛的话,我敢保证,不但会把你每根骨头敲断砸碎,连浑身上下的肉,也将菹为肉醢。

  所以,这种在朝廷上打臣下屁股的恶刑,只有在东方式专制制度下,只有在把人绝对不当人的封建社会里,才会出现。好不奇怪的是,到了十年“文革”,遥远年代的廷杖,阴魂不散,又回潮出现。造反派和年纪不大的红卫兵,所发明的喷气式,其实与廷杖无异。强迫走资派(更多的是倒霉的知识分子),低下脑袋,弯腰向地,反插双手,而使臀部朝天的难堪行径,与明代皇帝打臣下屁股,主旨是差不多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苦楚合二而一。亏他们想得出来。令人诧异的是,造反派,文化一般不高,红卫兵,功课基本不好,但掌握住封建社会虐待人犯的精髓,显然不是苦读《明史》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因此我总怀疑,几千年的封建馀毒,已成为基因,流动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否则,为什么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如果,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反右派,到十年“文革”打倒走资派,历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政治运动考察,在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胞体,我们叫做“单位”的搞政治运动的做法,无不可以看到隐隐绰绰的廷杖影子在。昨天大家还好好的上班工作,开会学习,今日忽然成为痛批狠揭、罪不可赎的对象。这和明代那些臣宰御史、学士翰林,刚才还在殿上慷慨陈词、侃侃而谈,忽然间,不知陛下吃错了哪味药,还是神经发作,癫痫病犯,一言不合,龙颜大怒,便喝令推出去,在午朝门外接受廷杖。

  二十世纪的政治运动,十四世纪的午门廷杖,如果说有所不同,无非古之为皇帝,为锦衣卫,今之为单位领导,为积极分子罢了。角色虽换,目的不变,那就是要把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人格尊严,践踏到一丝不剩,羞辱到你觉得自己连块破抹布也不是,就这一点而言,古今并无差异。我还记得在“文革”狂飚年代里,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那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场面。幸好,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要是退回到五百年前,肯定会将他们的衣服剥掉,供红卫兵打板子的。

  大概,人类在进步的同时,文明之中的黑暗和愚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即使无边革命的人,那血管中的封建基因发作起来,也是蛮可怕的。作为政府行为的廷杖,也许再难一睹,但作为亚政府行为的精神廷杖,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经受过政治运动“锻炼”和十年“文革”“洗礼”者,是会有深刻体验的。

  这种专打屁股的廷杖,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在西方的《摩西法典》里,虽有“鞭笞”的刑罚,但类似中国的“脊杖”——就是《水浒传》里林冲、武松犯事后,押解到沧州服刑,在坐牢前的那顿“杀威棒”,行刑者绷人犯手脚于一个特制的架上,使其无法闪躲笞杖,并不着意专打屁股。而廷杖,则是集羞辱与惩罚于一体的刑法,其中既有家长统治的蛮横,也有某种变态心理的施虐,这种酷刑,只有咱国的皇帝,而且基本上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皇帝,才能干出的好事。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明代特务政治》)。

  笞和杖,古已有之,在统治者眼中,算是轻刑,但执行起来,通常是不死也得脱层皮。据说,明代廷杖,行刑者看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若外八字,此人尚可留得一条命在,要是内八字的话,那就一定立毙杖下。所以,笞和杖,打的是屁股,弄不好要付出性命。早在汉景帝刘启上台时,就觉得这样的“轻”刑,施之于一般犯人,“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不利于他那时提倡的大政方针——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他下诏:“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后来,他觉得还太重,至中元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汉书·景帝本纪》)

  到了明代皇帝,就没有这种器度了。据《明史·刑法》里的记载,连打屁股的板子,都明文规定其尺寸。“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从《明史·吴中行传》中看到:“中行等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由此可知,五刑(笞、杖、徒、流、死)中的两刑:笞,专打屁股;杖,打屁股兼及腿。总之,臀最倒霉。如果说屁股的功能,竟体现在惩罚上,也真是太悲哀了。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我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遭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在中国全部皇帝中,他的出身最好,成份最棒,应该说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吴晗先生不受唯阶级论的偏见制约,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应该说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结论。据说毛主席对此不甚满意,讽示他修改这个看法。作为《明史》专家的他,大概秉着“吾爱‘领袖’,吾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到底也没大改。最后,他为此吃了大亏,以致送命,那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朱元璋的评价,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自无异议。

  我一直臆测,怀有虐待狂的朱元璋,也许抱着这样一种流氓精神行事的:不错,我曾经是王八蛋,但今天我做了皇帝,妈妈的,我就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打成王八蛋。估计,不光中国,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胡作非为的领袖人物,都是以这样的流氓逻辑统治他的臣民,才弄得国将不国的。汉刘邦,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还可以美其名曰反潮流;这个朱元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甚至在金銮殿上亲执刑具,施暴泄怒,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有些被他摧残的臣下,也忍不住对他这种荒唐的歇斯底里表现,提出抗议:你不感到丢人,我还为陛下感到羞耻呢!有位名叫谢肃的官员,“出按漳泉,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

  吴晗先生分析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十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鸡犬不留,成了鬼墟。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尽管他依靠文职人员,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掩盖不了他对“士”阶层的敌视、仇恨、排斥,想办法打击报复的阴暗心理。

  这偏执狂,就和他的出身成份有关了,吴晗先生说他“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其实,这位皇帝更怕的是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从他兴起的文字狱看,可以用“毫无水准,层次极低”八个字形容。像阿Q头秃,故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哪怕是给他上贺表,只要出现“僧”与“贼”的同音字,触到他当过和尚、当过兵痞不光彩的过去,他也会勃然大怒,当场砍人头的。最荒诞无稽的是,与他相隔千年之遥的亚圣,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其实与他狗屁也不相干,可朱皇帝大为光火,下令把这个擅议君主的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取消他的配享资格。要不是那年日食,孟老夫子只能在孔庙后院吃冷饭了。

  凡草根阶层出身的统治者,大至国君,小至里长,都会有一种天生的对于知识、文化、文明、科学的怀疑和拒绝的情绪,小农经济思想所形成的偏执、愚昧、狭隘、短视、封闭、保守、局限、畏缩的心态,更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与嫉恨的程度。所以,这类人之中像朱元璋具有流氓精神者,一旦掌握权柄,哪怕当个小小的科长,轻者,对知识分子抱警惧防范之心;重者,则以挫折践踏知识分子,以获得报复的快乐。

  对这类小人得志者而言,有权以后,取得物质的满足,性欲的满足,大概比较容易。但要使处于弱势的精神世界,也强大到足与“士”阶层相抗衡,却不那么轻而易举。因为,大学是要一天一天念出来的,书本是要一本一本读出来的,文化水平是靠一日一日积累出来的,精神修养是要一代一代薰陶出来的。虽然,可以混到学历,可以拿到文凭,可以谋得职称,甚至人五人六,像模像样,但是,精神世界的瘪三状态,却不是靠恶补可以迅速改善的。于是,借助于自己的权力,将这些精神上的强者,裤子剥掉,屁股露出,“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打得死犹不死,不死几死,人格丧尽,尊严全无,你还有什么好翘尾巴的?

  历代文人的厄运,无不由此而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无不由此而来;说到底,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精神上的矮子,对稍高于他的人一种嫉妒,一种仇恨,一种报复,一种宣泄罢了。

  于是,屁股便遭殃了。

  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绝对的,也有这样的反常情况:打人屁股者,固然得意,但未必凯歌高奏;被打屁股者,固然脸面全无,但未必就等于失败到底。《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挞”,就写了贾政发威风,打贾宝玉屁股的一段故事,结果,老子落了一个大大的不是,儿子倒成了一个香饽饽。

  曹雪芹不愧为语言大师,这段打屁股笔墨,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精彩篇章。舍此之外,中国文学史上,还能找出一篇屁股吃板子的文章吗?

  贾宝玉之所以挨老子痛扁,罪状为“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就这位年轻公子而言,在成长期间,这种性意识萌动的表现,比之贾赦、贾珍、贾琏之流的滥淫,比之茗烟按住小丫头干警幻仙子所授之事的荒唐,真是算不得什么。贾母,是位绝对明白的老封君,早参悟出来,哪个男人不偷鸡摸狗?贾政者,“假正”也,却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一上来就将此事的性质,定作敌我矛盾处理,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意。

  就像有些人一到搞运动的时候,马上来了精神,马上亢奋不已,贾政也是充满了敌情观点,意志坚定无比,嗓门提高八度,喝令他的随从小厮:“给我狠狠地打!”

  “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等到王夫人来了以后,“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甚至咆哮着,要用绳索勒死这个孽障,说着也真的动起手来。也许政老爷很少有表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好容易捞到这一回,所以,一下子就过火,过分了。

  贾政情不自禁地亲自掌板,打他儿子,就会想到朱皇帝在金銮殿上亲自操刀,施暴臣下。看起来,这两位所为都属于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之下,精神压抑的结果。所以,一遇机会,逆反心理加上报复欲望,便按捺不住地要爆发出来。如果研究一下贾政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便知道他的这股无名毒火,从何而来?地位尊崇,不过牌位;名义当家,实则傀儡;做官一任,差点革职;为文一生,狗屁不成。这样一种尴尬状态,他内心能够安宁吗?

  年轻人办诗社,宁肯邀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熙凤当监社御史,也不让他来指导指导,连空衔顾问也不给他;大观园题匾额,按说是他一次露脸的机会,可才思匮乏的他,一无佳联,二怕出丑,不得不任由着他儿子着实狂了一回,享足风光,能不让政老爷受刺激?因此,他恨处处事事抢了他风头的贾宝玉,一见他就像仇人似的。

  而且,他儿子活得痛快,过得舒坦,想躺想卧,悉听君便。他呢,却要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坐在那里,作灶王爷状。他儿子的周围,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倚红偎翠,履舄交错,好不滋润。他呢,却只有一个歪瓜裂枣的赵姨娘,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满府里,从老太太起,到丫环小厮,谁不把贾宝玉当成宠儿,看作明星。这小子不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连北静王也成为热烈的追星族。他只有枯坐在书房里,饱受凄冷,这种被摒弃在主流之外的失落感,怎么能不让他严重失衡呢?

  这回好了,女婢投井,王府讨人,环三告密,得到这样一个有把的烧饼,能不抓起板子将宝玉往死里打吗?我们知道,所有借机泄愤者,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说词。贾政口口声声,替天行道,也说明他有见不得人的心虚,否则就不会威胁下人:谁传消息出去,就跟谁算账。所以,贾政说不能等酿到将来有一天杀父弑君才管,不过是幌子,一心报复,才是他的真实思想。

  老子出了气,儿子受了罪,“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件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臀看至腿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贾宝玉挑逗金钏,私藏琪官,为这些发自于性萌动行为,付出了苦楚的代价。

  这顿肉刑,贾政的宣泄,只是痛快了片刻,从此,却败给了他儿子,再也管不了他。而贾宝玉痛苦一时,却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一打,成了千呵万护的大众情人,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围着贾宝玉转。慰问团一拨一拨,志愿者一批一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点着名让姐姐妹妹过来陪他,真是好不得意。而贾政,惨透了,先跪下来忏悔,后向老太太求饶,终于被逐出现场,栽了很大的面子以后,只好灰溜溜地躲在书房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

  老太太怕他反攻倒算,甚至下了道死命令:“以后老爷要叫宝玉,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政老爷发动的这次重建权威的内战,本以为能挽回自己的精神颓势,再振雄风,结果,他倒像被打了屁股似的,灰头灰脸,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以彻底失败告终。那位臀部留有棒疮疤痕的公子哥儿,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这个温馨甜蜜、迷恋陶醉的温柔乡里,贾宝玉“不觉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他忍不住思索,倘非这顿屁股,能获得这种“大畅”的感觉么?“我不过挨了几下打,她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倘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她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她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她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看来,这一次贾宝玉的打屁股,倒应了毛主席的“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话。听贾宝玉这番内心独白,他不但不觉被打之羞,被打之痛,甚至也不觉人格被侮,尊严受辱,整个心灵受到戕害。适得其反,而是深深感到了这顿屁股打得好,打得太好,因为给他带来“大畅”的感觉。

  像这样打出来一身贱骨头“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话题又绕回到《明史》上来,为什么那时有如此多被廷杖的士人?除去帝王的昏庸暴虐,权臣的刚愎自用,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等等因素外,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垂名青史的虚荣感,甘愿冒天威以坚持道德名教、纲常伦理自任,受刑惩而得大名节,也是使廷杖滥施的原因。因多次上书反对张居正夺情不守父丧,最后一起受杖的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这些人“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仙”,看来,受廷杖,得令誉,屁股的支离破碎,赢得了身前身后之名,比之贾宝玉的“大畅”,又高上几个层次,何乐而不被人打屁股呢!

  正是他们杖后抬出长安门外,一路上被人礼拜的,那通身笼罩在光环之中的圣徒形象,使得有些士人,也想到达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以求得一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心灵的扭曲程度,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那位受杖的领袖人物赵用贤,更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推向极致。此公“体素肥”,想来是个胖子,膘壮肉厚,脂肪丰富,那重量级的臀部,自然要比骨瘦如柴者经打些。他与吴中行,同样被“杖六十”,刑毕,吴中行当时就“气绝”了,他虽“肉溃落如掌”,但还有口气,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让他的妻子将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

  将自己屁股上的肉,悬挂在屋梁上,令其风干,当成大名节的纪念,这种以展览耻辱而自鸣得意的病态心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块史称之为“人腊”的臀肉,从此自然是镇宅的圣器,传之后世的吉祥物了。每当拿出来炫示、展现、玩味、品鉴时,我想赵用贤御史的脸上,便涌上幸福的光芒,忍不住额手称庆,感谢这顿廷杖,才有这块“人腊”。他捧着这块说不定有点臭烘烘气味的肉干,看到的是一份名声,一份荣光,一份资本,更是一份他向往的不朽碑石。

  好啊,这屁股打得好啊!他会这样给自己喝一声彩的。

  但是,后人读《明史》至此,对他这块风干人肉,恐怕就不免觉得恶心。中国文人的丑陋,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没起子的事情了。

  明朝已远去,时下又如何?近年来的时尚,以总结历史教训的名义,避免重蹈覆辙的理由,许多人来不及地写了许多东西,当然是大好事,但其中有些篇什,恕我不敬地讲,像赵用贤那样,一份炫示之,演义之,时不时地像珍宝一样地展览之,歌颂之,也是想把臭兮兮的货色,当作香喷喷的东西出售,为自己那一份不怎么样的过去,涂脂抹粉,不知该怎么打扮得更正确才好。

  “文革”期间,我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押到批判大会的台子上,左牛头,右马面,上面坐着一排阎王老子,将你喷气式一架,有勇气敢与造反派、红卫兵乍翅者,作“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壮烈状者,竟无一人。为什么?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廷杖,早将你的自尊心揉来搓去,成了一块破抹布,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呢?至于英勇抗争,坚贞不屈,慷慨从容,大义凛然,死不低头,坚持真理,声严色厉,毫不买账,牢底坐穿之类,都是在重新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才想起应该撒的胡椒面。

  “士”阶层的怯懦、软弱、苟且、偷生,也是助长这些痞子皇帝肆意妄为的因素。同样,“文革”期间,那些痞子先锋所以敢如此为非作歹,也是吃准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先生们,女士们,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千万别瞎编,拜托了。

  看到坊间现在正流行的忆旧之作、反思之篇,一些名公们,也有效赵用贤那样,拿自己五七反右、十年“文革”的“人腊”,招摇过世,冀获声名者,多少觉得有些反胃。也许历史这东西,如李白诗“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云,无论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传统,是有其承继性和延续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这,对这类新的丑陋,就留待后人,在新的《屁股的功能》中去写吧!我这里,用一句北京土话来形容,只是“卖羊头肉的,不过细盐(言)”地提个醒罢了。

  ……

  顺便说一句,这组器官功能的系列文字,已经写到这个不雅的部位,看来也是应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于是,就此打住,并谢谢各位赏脸!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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