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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宋梓南是第二天上午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的。办公厅的秘书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唐惠年的下落了，并了解到，唐惠年已经动身去北京了，随身还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他准点到达北京的时间为后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宋梓南忙问：“他到北京干啥来了？”

　　省委办公厅的秘书答道：“由于没有见到唐惠年本人，所以所掌握的情况都还不够精细。但是从他们记者站领导提供的一些情况来，唐惠年之所以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去北京，是想去找找关系，把这份调查所得情况，发到新华社的内参上去。”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唐惠年一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坐落在象来街上的新华社总部，找到了内参组的组长老白，并且把那份打印件递了给他。老白习惯性地翻了翻那一摞还散发油墨香味儿的打印件，让唐惠年大略地讲了讲内容概要，然后就闷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我先拿回去看一看。我会很快看的。看完了就会给你一个答复。不过，你别太急。”

　　当天晚上，唐惠年没有等到答复。第二天上午一直等到十点左右，还是没答复。唐惠年有点沉不住气了。刚要打电话过去询问，白组长的电话打到他住的招待所里来了。昨天分手时，唐惠年留了个电话号码给白组长。

　　“你住的是哪个招待所？那里说话方便吗？电话是你房间专用的，还是放在走廊里公用的那种？”白组长非常谨慎地询问着。

　　唐惠年报了自己住的这招待所的名字，然后又告诉白组长：“电话是放在走廊里公用的那种。”

　　白组长立刻说：“你们也够俭省的，出差到北京来，就住那样的招待所？那在电话里啥也别说了。你马上到社里来，我们当面谈。”

　　等唐惠年赶到新华社内参组，白组长却啥话也没跟唐惠年说，只是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跟他往外走。离开办公室前，他从办公桌里取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估计那信封里装就是唐惠年交给他的那份调查报告。

　　白组长径直把唐惠年带到了著名的牛街，一家清真馆子里。这儿离新华社本部说远也不算太远，说近，也不近。十一点钟光景，馆子里还没什么顾客，特别清静。

　　内参组组长低声对唐惠年说：“这儿说话方便。”

　　老白显然是这儿的老主顾，经常带人上这儿来谈事。餐馆的老主任一见他，忙迎上前来：“哟哟哟，白科长，来了？”立刻把他俩带到里头一个小间里，安顿他俩坐下，沏上茶，问了声：“怎么着，还是那老三样？”

　　白组长笑着点了点头应道：“我这位是南方来的客人。口味清淡，还忌辛辣葱蒜，跟后头大师傅递个话，今儿个掌勺时手下留点情。”

　　老主任笑着应了声：“好嘞！”便带上门走了。

　　唐惠年笑着问道：“他怎么叫你白科长？”

　　老白笑道：“客气嘛。也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只要见有点身份的，他都管人叫‘科长’。也许在他们眼里，‘科长’是很大的官了。这和监狱里的犯人管政府方面的人都叫‘队长’一样。”

　　唐惠年环顾了一下左右：“这倒是说话谈事的好地方。看样子您是这儿的常客。”

　　白组长笑笑：“大饭店，北京有的是。咱们不讲究那些。这儿店面虽不大，但有几样菜肴非常有特色，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唐惠年忙说道：“没事。店大店小，在我都无所谓。只要您觉得说话方便就行。”

　　白组长收敛起笑容说道：“你的调查报告我反复看了……”

　　唐惠云忙问：“怎么样？”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袋里取出调查报告，翻到一个事先折了页的地方，低声地朗读起来：“你听听这一段：‘应该在深圳边境一带，也就是东起大鹏湾，西至蛇口，南起深圳河，北到樟木头这一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惠区。在这个优惠区里，取消统购统销，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退回到互助组，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争取能够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他放下报告，定定地打量了一会儿唐惠年，然后慢慢地问：“你要党中央解散人民公社，取消统购统销，免除农民的一切赋税，实行自由买卖，你清楚自己到底在说啥吗？”

　　唐惠年沉着地应道：“清楚。”

　　白组长：“你，唐惠年，还要中央推行和香港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

　　唐惠年：“是的。”

　　白组长定定地看了唐惠年一会儿：“你觉得你这些想法会和中央的想法一致吗？”

　　唐惠年固执地：“我只想反映情况……”

　　白组长：“反映情况就可以不考虑后果？不考虑政治影响？不考虑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是一个老记者了。”

　　唐惠年：“正因为多年来，我有太多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

　　白组长：“所以你想孤注一掷？”

　　唐惠年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问：“老白，能允许我做点解释吗？”

　　白组长：“把你叫到这儿来，就是想听你做解释的。”

　　唐惠年：“那好。我说说我的真实想法。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在上头待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们真正沉到下边，不带任何框框去看看老百姓过的日子，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明白，我们这些人如果仍然闭着眼睛对现有的一切唱赞歌，就是对我们这个党最大的不忠。”

　　白组长忙提醒道：“说话放轻点！”

　　唐惠年又不作声了。

　　白组长：“愿意听我说两句吗？”

　　唐惠年：“当然。”

　　白组长：“我没有否定你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你是个老记者了，应该懂得，真实性是要服从党性的。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唐惠年：“但是……”

　　白组长：“我们在这儿不要辩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不辩论。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兼顾到真实性和党性原则。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那就是咱们再等一等。很快就要开三中全会了。这次全会将对现行的政治、经济方针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整。我们等一等全会的精神，到那时候再报，是否就更稳妥一些？”

　　唐惠年心有不甘：“可是……”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一些放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拍摄的是：一些淹死的偷渡者尸首漂浮在海面上。一个老村民悲哀地在挖坑掩埋这些尸首。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妇人悲哀地仰望着阴沉沉的远方……）。他把照片放在唐惠年面前：“你再看看你拍的这些照片……我都替你感到害怕……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这些照片发在内参上，只要有一位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以后说上这样一句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到底想控诉谁？在替谁说话？你的下场就很难预料。不光是你，可能还会包括我这个发你这个材料的内参组长的下场也就……”

　　唐惠年默默地呆坐了一会儿，拿起那些照片：“可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需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这些底层的情况了。”

　　白组长：“十六七年前，你们《人民日报》也有一个记者，叫连云山的，你认识不认识？他同样对当时的逃港问题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同样提了你提的这些建议，希望能在深圳宝安一带建立一个特别优惠区，实行适度的开放政策，同样找到我，要求通过内参把这个情况报给中央主要领导。当时我也这么劝他来着。但这个连云山跟你一样固执顽强，坚持要我把他的调查报告发在内参上。那时候，他还没有拍这样的照片，更没有要求我把这样的照片也发在内参上……”

　　唐惠年：“后来你发了吗？”

　　白组长：“发了。”

　　唐惠年：“他受处分了吗？”

　　白组长：“当时我们特别谨慎，想了一些预防措施，就没发在内参上，只是以清样的形式报呈个别政治局领导。”

　　唐惠年：“清样？”

　　白组长：“对。这是我们内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于一些特别重大，需要特别控制呈阅范围的稿件，我们以‘清样’的形式印出来，只报呈相关的中央领导。当时连云山这份报告就送给一位政治局委员。先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再决定送不送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清样送上去以后，这个连云山的心情可想而知，简直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完全是忐忑不安。一直等了半年，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才知道，是政治局的一个领导，也是当时你们广东省委的一位领导……”

　　唐惠年：“陶铸同志？”

　　白组长点了点头：“对，是陶铸同志替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记者的建议虽然是荒唐的，但他反映的情况还是符合实际的，算是保了他一下。否则的话，连云山的下场，真的也是很难设想的。”

　　唐惠年一下激动起来：“那好啊，以当时那个政治情况，他都没受处分，今天，打倒了‘四人帮’，中央要改革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就更不会把我这样的人做什么处理了……”

　　白组长：“但是……”说到这里，小店的服务员进门来送菜，白组长马上闭上了嘴，不再往下说了。等服务员走了以后，他才接着说道：“但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比如：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这场改革究竟要往哪个方向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为止……在认识上是不是已经都很一致了？或者像你说的那样，都很强烈了？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接受你的那些建议和你的这些照片所反映的事实？你再听听你自己在这里所写的：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惠区、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还有这个‘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你简直就是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嘛。我的老唐同志，给你戴这顶帽子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

　　唐惠年呆呆地不作声了。他呆坐着，慢慢低下头去注视自己那些黑白照片。

　　听了白组长这样一番话以后，再看看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唐惠年此刻似乎也觉得有一点“触目惊心”了。

　　凝固的海面，阴沉沉的天空，海面上漂浮着几百具尸首。

　　海岸上，几个中年村干部拉着两辆破旧的胶皮轱辘架子车，在收拾那些被海浪送上岸来的尸首，往不远处的坟地拉运。当其中一个中年人从架子车上抱起一个年轻女子的尸首时，他忍不住地仰头大号起来。

　　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只野狗在游荡。一个老年妇女领着幼小的孙儿，在田野里捡拾没人收割的庄稼。当她背起已经装满了的破口袋时，突然踉跄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在地，挣扎着艰难地站稳身子后，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背起那个破口袋了。她只得黯然神伤地低下头去看看孙子，又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远方边境线外那林立的高楼。

　　商店里，贷架上空空荡荡。营业员无所事事地在聊着天。

　　而在另一个菜市场门前则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人们在争购一堆大白菜……

　　一些工厂的烟囱孤高地耸立在阴沉的天空上，喷吐着浓浓的黑烟。而有的烟囱则孤独地耸立在天空上，完全无烟可喷，和那冷清破败空无一人的厂区做着绝配般的映衬……

　　有一瞬间，唐惠年甚至怀疑这些照片是不是自己拍的。他问自己：你这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老记者，到基层去，怎么只看到了这些阴暗面？作为中央党报的记者，怎么能只关注这些阴暗面？但是，故意回避这些阴暗面，能不能说就尽到了“喉舌和耳目”的职责了呢？当相当数量的人民受难于这些“阴暗面”之中时，作为“喉舌和耳目”是不是应该突出地把它们呈送到中央领导跟前呢？我毕竟不是要将它们公之于众去左右和影响舆论的导向啊。我只不过是想把它们呈报给中央领导。如果连这样的呈报都不允许，都不必要，那中央各大媒体只要留两个歌唱家，见天对着天安门、中南海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和《社会主义好》就行了，还要养那么多的记者干什么？

　　白组长最后又说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再把你的决定通知我。行不？”说完他就走了。于是在北京这条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人。桌上杯盘狼藉，放着两瓶喝光了的二锅头空瓶。唐惠年显然有点喝多了，眼神恍惚，神色沮丧，手头放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我们可以看到，连同那个打印的调查报告副本，还有那些照片，全都在桌上放着。他略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向包间外走去。走到门口了，才想起，忘了拿那个打印的报告副本和照片，便又折回来把它们一一装进那个牛皮纸大信封里，苦笑了一下，带着它，又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

　　唐惠年带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向西冲着北京站的方向走了一会儿，走到一扇很大的橱窗前站住了。橱窗里布置着非常醒目的批判四人帮的宣传板。还悬挂着华国锋的大幅彩色照片。他在那些宣传板跟前，怔怔地打量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转身走进大门。

　　大门里有个挺敞亮的大厅。大厅里排着两条很长的队伍。

　　他觉得这就是火车站了，便啥也不说地走到一个队伍的末尾排起了队。不一会儿，在他身后，又有不少人排上了队。他木木地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努力地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问清楚了再继续排下去更为可靠，便转过身来问排在他身后的一位女同志：“这……这里……这里卖火车票吧……”

　　那女同志笑了。队伍里许多人都笑了。

　　有一个排在前边的年轻人回过头来揶揄道：“哥儿们，您太英明了。这儿也不卖飞机票，更不卖轮船票。”

　　那女同志则善意地告诉他：“这儿是邮局。我们排队等着打长途电话哩。您要买火车票，得上北京站，出了这门，上马路对面去坐六路公交车。”

　　出了邮局的大门，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酒劲儿依然还没有过去的他，步伐仍有些不稳，却略有些蹒跚地向马路对面走去。马路上汽车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最多的当然还是自行车。那时候，北京的自行车流，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一景，尤其是上下班时分，不说是铺天盖地，也往往如洪水、如沙尘暴一般涌来。

　　刚走到马路中间，一辆反向驰来的汽车快速从他身旁掠过。由于感觉和反应都比较迟钝，他差一点被车撞倒，踉跄了两下，总算站住了身子，手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却掉在了马路上。

　　好几张照片都从信封里掉了出来。

　　那辆车的司机丢下句话：“兔崽子，活腻歪了？！”一加油门，扬长而去。

　　也许经这么一惊吓，唐惠年的头脑反而给激得清醒了一点。他再次打量了一下四周，赶紧去捡拾起信封、文稿和照片，躲过来往的车辆，向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快步走去。马路对面果然是个公交车站。在一根锈迹斑斑的圆铁柱上，挂着不少的公交路牌。因为头仍然有点晕，便用手扶住那铁柱，抬起头，仔细找了一会儿，却没找到那个女同志说的“六路公交车”。正要开口打听，却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原来六路车站还在那边。唐惠年便赶紧跑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一再说，请您回来后，务必给他回个电话。”

　　白组长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凉茶，问：“谁啊？留回电号码了没有？”

　　值班的同志答道：“他也没说名字，只说是广东省委的。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白组长一震，忙放下茶缸，去拨电话。

　　给白组长打电话的是宋梓南的秘书小马。从白组长那儿得到唐惠年的下落后，宋梓南马上赶到钟灵的房间里，向书记报告道：“找到那个唐大记者的下落了。据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说，他已经到北京了，也找过他们内参组。但后来，好像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是变故，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带着所有的文稿和照片，要回广州去。”

　　钟灵放下手里正在批阅的文件，问：“哦？走了吗？”

　　宋梓南说道：“估计还没走掉。我已经让省驻京办赶紧派人去火车站和机场去截他了。”

　　驻京办的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去首都机场，一路去北京站，第三路则去那个招待所再核实一下，唐记者是否已经退房离去。去机场和车站的两路人马都带着写有唐惠年名字的木牌牌，准备在候车和候机大厅里周详地展示一下。但不管他们怎么地举着牌牌走动，始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唐大记者。去火车站的同志查找到了当天开往广州的那趟车次，进了站台找，也没找到。其实当时唐惠年确实在火车站，而且也上了趟开往广州的火车。驻京办的同志之所以没能找到他，是因为，他躺在某节卧铺车厢的一个中铺上，闷闷不乐地翻看一本《红旗》杂志。当驻京办的那两个女同志举着木牌走到这一节车厢的车窗前，踮起脚尖，向车厢里张望的时候，唐惠年用杂志盖住自己的脸，已经晕晕地睡着了。双方都不可能看到对方。

　　最后一遍开车铃响起后，列车员纷纷关门收梯。省驻京办的那两个女工作人员焦急万分地冲到一节卧铺车厢前，恳求列车员：“能让我们上车去找一找吗？”

　　那个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女列车员板着脸：“那怎么可以？火车是你们家的？随便进出？”

　　女工作人员忙解释：“我们是广东省驻京办的，要找一位重要客人。”

　　那个女列车员斜瞪了那女工作人员一眼：“驻京办？北京的驻京办多了去了！都这么来找人，铁路不成了游乐园了？有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开的特殊证明吗？没有？对不起！”说着，把这两位女同志推下车，“咣”的一声，车厢门就关上了。

　　到机场去“拦截”唐惠年的同志遭遇到的情况似乎也不比她们好到哪儿。他们先是请机场的同志帮着在旅客名单里查找有没有一个叫唐惠年的人。查找下来，没有。驻京办的同志还是不死心，请他们再查一下有没有《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开出的购票证明。民航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那个年代，乘飞机的和管理飞机的似乎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等华人”，再加上机票十分紧俏，所以民航方面的工作人员自我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他们中窗口行业的工作人员，对待一般来办事的平民百姓，常常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当驻京办的同志第二遍求他们再查找一下名单时，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了，“今天从北京飞广州，一共就这一个航班。全部旅客名单都在这儿。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查？”

　　省驻京办的同志谦和地说道：“能让我们自己来查看一下吗？”

　　民航票务处的工作人员冷冷一笑道：“你们自己查？那不行！你们应该知道，目前允许乘坐我们民航班机的都是各方面担负重要任务的工作同志或领导干部。因此，航班旅客名单和他们的去向，是绝对保密的。你们有公安局或其他内卫部门开的特许证明吗？”

　　省驻京办的同志：“没有……”

　　对方立即站了起来，一边合上了旅客名册，一边做了个送客的手势，说了句：“那只能对不起了。”就要让驻京办的同志走人了。

　　后来还是去火车站“拦截”的同志，情急之下，找到列车长，说明事情的重要性，搬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需要找到这个记者”这样的理由，列车长才觉得事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立刻亲自到列车广播室，让播音员播出了这样一条通知：“现在广播紧急寻人，现在广播紧急寻人。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请你听到广播后，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听到广播后，请你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这才惊起了昏昏沉沉睡着的唐惠年。

　　根据中央的安排，由率领中共党政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访问的谷牧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他们在西欧五国和港澳地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地的所见所闻。宋梓南饶有兴趣地赶了去。但没听多大一会儿，他便发现，钟灵和省里好几位一起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却都没在会堂里。以前也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省里有个别领导同志要去中央某个部委商谈某个项目，或者他分管的某个工作口里突然出了什么紧急事要他马上去处置，有可能缺席在一次小组会，或者是全体大会，但是像今天这样，省里所有与会的领导全体都缺席——当然是除了宋梓南，还是绝无仅有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宋梓南猜测道，“什么事，会跟其他所有的省领导有关，偏偏跟我没有关系呢？”稍稍往深处想一想，宋梓南有点不安起来。正为此感到疑惑时，钟书记的秘书老夏稍稍走进会场，走到宋梓南的身旁，低声对他说：“钟书记请您马上到他那儿去一下。”宋梓南反问了一下：“现在？”老夏点点头：“现在。”看来，省里的确出了什么重大的事。宋梓南没有再多问，立即起身跟着老夏，悄悄往外走去了。

　　走出怀仁堂，一辆红旗车已经在不远处的松树下等着了。

　　汽车直接把宋梓南拉到京西宾馆。宋梓南随夏秘书匆匆走进钟灵的大套间。果不其然，省里所有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全都在这儿。

　　钟灵笑着对宋梓南说：“就缺你一个人了。快请坐。刚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小平同志和叶帅，对我们省委那个‘全国改革，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兴趣，让我们马上到他们那儿去做一次详细汇报。那个唐记者找到没有？”

　　宋梓南应道：“还在找。”

　　从来遇事总是很从容不迫的钟灵，这时也表现出一点急迫的情绪来了：“赶快找到他，并且一定要尽快拿到他那份调查报告。深圳宝安和香港两地紧临，但人民生活水准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实际情况有助于中央下决心同意我们实施这个‘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

　　宋梓南忙应道：“行。我马上再给省驻京办打个电话，让他们赶快再想想办法。”

　　然后，钟灵就带着省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马，赶往西山，去见叶帅。

　　一见面，叶帅就问：“‘广东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条件是什么？”

　　钟灵：“理由就是一个，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必须赶快把经济搞上去。”

　　叶帅笑了：“这个话挺耳熟啊！”

　　钟灵：“是啊，这是您叶帅说的嘛。您这句话说出了我们广东大多数同志多年来积攒在心底的愿望，也可以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全党的共同愿望。说到条件，全国各省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这儿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那就是我们紧临香港和澳门。我们只要开开窗，南风就吹进来了。”

　　叶剑英默默笑了一下道：“你们这扇‘南风窗’也不是可以随意开得的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哦！”

　　钟灵应道：“我们省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一下，计划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做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几个地方来。再说，这几个地方地处粤南粤东，偏于一隅，万一事情没办好失败了，对全省全国影响也不会太大。”

　　宋梓南：“如果中央同意，我愿意回汕头去搞试验。我是汕头人嘛。将来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叶剑英颔首笑道：“你这个话，我已经听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古话云：‘军中无戏言’哦！”

　　宋梓南：“今天钟书记也在场。我表这个态，当然不是戏言。广东自然资源如此丰富，地理人文环境又那么优越，广东人自古以来就敢想、敢干、敢闯，有不甘于现状的好传统。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我们广东的许多地方，居然还那么穷，我们这些在广东手握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可以说无颜见江东父老。拿自己的脑袋博广东的明天，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党性所在。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所有成员的决心。请叶帅无论如何也要替我们到中央去争取这个优惠条件。说起来，您也是我们广东老乡哦！”

　　叶剑英大笑道：“宋梓南，你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拉一个广东帮出来，那可不行啊！”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钟灵，“你们办这样一个试验区，叫什么好呢？你们想过没有？”

　　钟灵答道：“我们正为这犯愁哩。想了好几个名字，觉得都不怎么妥当。”

　　一个省委领导补充道：“我们也设想过，叫它‘自由贸易区’，怕别人会误会我们就是冲着资本主义去的。叫‘出口加工区’吧，又让人觉得是跟台湾学的。叫‘贸易出口区’吧，还是不很确切，因为我们的试验肯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贸。研究来研究去，勉强定下一个‘贸易合作区’，好像也不是很理想……”

　　叶剑英想了想：“叫‘贸易合作区’，不理想。中央不是一直让进出口委员会在过问这件事吗？你们可以找谷牧嘛，找找具体负责的江泽民，让他们给出出主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直接给小平同志做一个汇报。听听他在这方面的想法。”

　　宋梓南忙问：“这些枝节问题上，我们能去打扰小平同志吗？”

　　叶剑英笑道：“这怎么算是枝节问题？改革开放搞试验，任何小事都是大事。当然要听听小平同志的看法啦！” 当代风云录珍藏版（陆天明作品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