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当代风云录珍藏版（陆天明作品套装共5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七章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冷静下来一分析，大家对曹月芳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表示了相当的疑惑。听他这么一说，劳爷几乎就成了一个“偏执、多疑、焦躁又极其自恋”的人。而这个人挣扎了几十年，最终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临近退休时，个人欲望又一次恶性膨胀，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他无法承担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连串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问题以后，导致了精神崩溃，最终让自己走进了牛角尖里……包括劳爷自认为的那个“谋杀”，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心态发生一连串畸变后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而他的死，则很可能是“自杀”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个曹月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为此，赵五六要求邵长水尽快再找寿泰求深谈一次，以核实曹月芳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告诉了邵长水一个新的情况：前些日子，他把劳爷的那个“虹鳟鱼”记事本和邵长水破译的“密文”一并送交公安部技术鉴定中心去做了个鉴定，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认可邵长水的破译。但是，他们对这份密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份‘遗嘱’书写的时间，间隔劳爷出事的时间，至少也应该在三四个月以上。”

　　“事发前三四个月，劳爷就写下了这份‘密件’？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是的，据鉴定，至少也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如果这份密件真是劳爷被撞死前三个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写的，这就说明：第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个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则他不会产生自己可能被谋害的预感。那时候，他去陶里根的时间还不太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到非要写下这一类的“遗言”不可？第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方加害劳爷的意图拖延了三四个月才实施？第三，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这倒有助于理解名单里的那些同志态度为什么会从劳爷所说的“热衷”于此事，变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说，这几个月期间，在劳爷和这些同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促使这些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这几个月间，在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天后，邵长水紧急约见寿泰求。这回，寿泰求没再找理由推拒，也没去任何一家茶馆和饭店，而是把寿泰求直接约到龙湾路八十八号来了，并婉转地向寿泰求提了个要求，希望他自己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谈话前，邵长水还到省委组织部去了解了一下寿泰求的现实表现情况。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在从陶里根调出的那么些干部中，历次考评，寿的综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洁自律”方面，省纪委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那天，寿泰求应诺只身一人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阶段忙于筹备那个轴承集团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为外人难以猜测的原因，比上一回见面时，寿泰求不仅瘦了，还显得有些“老”了，脸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么光鲜精神，甚至连衬衣领子都显得不如上回的坚挺干净。

　　“我是不是瘦了？”一见面，还不等入座，寿泰求就迫不及待地这么询问。显然他对自己近期的健康状况，挺有些忧虑。

　　“还行吧……”邵长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减肥呢？”

　　“减啥肥？！大夫说我血糖有点高……”寿泰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点意了。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活动量不够，心神过于疲劳，内分泌失调，急速消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状。得少撮一点大盘子了。”邵长水笑道。

　　“您还挺懂？”寿泰求不经意地揶揄道。

　　“嗨，干我们刑侦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不懂还真不行。”

　　“您……过去是搞刑事侦查的？”寿泰求问。

　　“啥叫‘过去是’？现在还是。”邵长水笑道。

　　“哦……”寿泰求眼睛里忽然本能地掠过一丝黯淡的神情。一般人总是认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让刑警找上门来谈话，总不是件好事。这使寿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压抑和不快。有一小会儿工夫他没再作声，而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今天我们怎么谈？”

　　“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机关掉一个小时吗？要不我们还真谈不痛快。”邵长水略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今天我这手机不能关。”寿泰求立即拒绝了，“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今天不带秘书，我的手机就不能再关了。集团那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那行，那行。还是别影响了您那边的工作。您就随意吧。我们想了解劳爷在陶里根期间的真实情况，您跟他接触比较多。现在外头对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说谋杀的，说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说自杀的。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劳东林。您觉得他的死是怎么造成的？”

　　“我能先不对他的死定性吗？”

　　“可以可以。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

　　“上一回我谈到劳爷后期内心挺痛苦的……”

　　“是的，谈到这儿您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有顾虑。”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们把事情说说清楚。否则真的非常对不起劳爷……也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们即便不找我，这几天里我也会找你们好好地聊一聊。当然，我只能谈谈我所了解的劳东林。这里难免就会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会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另外，我声明一下，今天我带了个录音机。这样一个正式的谈话，我也想留个底，完全没有别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录音了。”这样，寿泰求很平缓地，显然又是很有准备地开始了他长篇的忆述。

　　“我和劳爷是好朋友，一个老警察和一个年轻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俩的确是好朋友，而且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里去捞人，也不需要他托人去替我买驾本儿；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厂子里安排亲戚就业。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需求，双方都不在对方身上‘寻租’。这种关系，现如今很难得。所以说，我一直挺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点关系。先说说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吧。其实我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时候我们二分厂出了一起命案，有个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厂外一个废弃的排水沟里。劳爷奉命来破这个案，我们就认识了。从表面上看，他跟别的刑警没啥两样，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说话做事还稍稍端着一点架子，有时一张嘴还挺冲人。初一接触，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里一接触，我觉得他这人心里真有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业务上确实行，也就是说他手上那点活儿确买漂亮，让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说我们二分厂那个案子，原先是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在破，折腾了一个来月，没整出啥头绪，他们才把劳爷搬来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后，被塞进一个蛇皮袋，丢在那排水沟里的。大伙儿一致认为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方面我是个大外行，不懂。据当时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说，找到第一现场，对侦破这个案子至关重要。是这样吗？”

　　“是这样。”邵长水答道。

　　“弃尸现场周围是繁杂的居民区，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区，当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工人。现在，居民成分就很复杂了，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预制板结构的简易楼。街道狭窄，楼群密集，人口密度极高，旁子的隔音条件相当差。因此，他们判定杀人的第一现场不可能在附近。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杀人，再移尸，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组织了大量警力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排查空房、黑出租房、违章建筑旁……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却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把排查范围再扩大到方圆十公里。但这一扩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这决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难的时候，劳爷来了。劳爷仔细研究了现场勘查记录和遗留的物件——那个装尸体的蛇皮袋和捆绑尸体的绳索。他告诉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查吧，大概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市局的同志听他这么说，太吃惊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试着去查吧。不久果然在离弃尸现场并不太远的一幢简易楼里找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劳爷解释，他是从装尸体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绑尸体的绳索上得到启发的。他在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个蛇皮袋的拉链是坏的，袋上还有破洞；而用绳索捆挷尸体时也捆得相当草率，丢尸现场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但据周围的居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汽车声，因此凶手移尸时使用的运输工具可能是自行车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车。如果运用这样的运输工具，又要从较远的地方往这儿弃尸，就不可能包扎得如此草率。反过来说，他包扎得如此草率随便，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他是就近扔弃的？还有一点，如果杀人现场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杀了人，他不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弃尸，却要返过头来往人多眼杂的市内丢。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着一大袋死人，往繁华地段走有风险？难道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活腻了，愣提溜着自己的脑袋往枪口上撞？不会吧。所以，他判断这个杀人现场离弃尸现场应该不会太远，估计下来也就几百米吧。你瞧，这事让劳爷这么一说，又简单，又明了。据说像这一类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这种埋头干实事，只要一出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世界是靠这样的人支撑着的。

　　“我说他‘心里有玩意儿’的第二个理由……就有些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有点说它不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现代的一些人。‘文革’时期我们出了一批‘政治动物’，这二十来年又出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当年，一个劲儿地走极端，把政治强调到绝对中心的位置，把几亿人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你整我、我整你上，耽误了强国富民。但反过来，如果再一次走极端，在人们的心灵中，完全用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取代一切，难道就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群人——请你们注意，我这儿说的是‘一群人’，其实单个的人也一样，不管是谁，缺失了信仰和灵魂，干啥都是持久不了的，都会形成泡沫。而只要是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只不过早点晚点罢了。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一大批‘泡沫人’。在缺失了信仰和灵魂以后，在失去了人之所以是人的根基以后，在我们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泡沫人’。他们一个劲儿地追求浮在浪尖上涌动的那种生存感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使这个世界显得那么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对于他们来说，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和‘持久’，‘眼前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就是一切，他们拼命享受着眼前这个‘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除了这点‘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其他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你仔细瞧一瞧，除了这一时间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以外，他们给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任何真东西。如果，他们只是海面上薄薄的一层，那倒也无所大碍了。但万一这‘海洋’中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都堆积的是这一类的‘泡沫’，那就可怕了……

　　“我说劳爷‘心里有玩意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不是那种‘泡沫人’，他不仅不是‘泡沫人’，而且还是一个有非常根基的人、活得极认真的人。他去陶里根以后。我们曾长谈过几次。每次长谈，都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激荡和变化。这一点确确实实让我惊叹。他真是活得太认真了，也太累了。现在别说像他那年纪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或者比我还要年轻得多的，都活得不那么认真了，都不会把周边发生的事太当一回事了。

　　“我跟他第一次长谈是在他辞职去陶里根后的两三个星期。那时，天已经渐渐地冷了，陶里根那边好像都下过头一场雪了。（它那边下雪，一般要比省城这边早二十天左右。）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想见见我，跟我聊一聊。我问他是在陶里根呢，还是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到省城了，是昨天到的。我说，你昨天到的，为什么今天才给我打电话？他说，昨天晚间在一家饭店里给妻子做生日来着。我说，给嫂子过生日，你不通知我。你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他忙解释说，昨天过生日的是他前妻，不是目前的这一位。我说，如果是前妻，那就更应该通知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见见你的那两位前妻。不少人告诉我说，你几位前妻，论人品、长相、工作能力，都相当不错，也不知道为啥，你把人家都‘甩’了。他忙说，不是我甩的，我们是友好分手的，绝对是友好分手的。你看，我们至今还相敬如宾着哩，还在一起祝贺对方的生日。我说，那就更得让我见见了。他忙说，免了免了。我说，人家这已经不是你老婆了，你免个啥呀？他还是说，免了免了。我说我一定要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其实昨天过生日的那一位，你经常见到。我忙问，谁啊，我还经常见？他说，她就在你们轴承厂干着哩。我再问，他就死活不肯说了。我后来才‘查清’，他那位我经常能见到的前妻，原来就是我三分厂的工会主席。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他一直不告诉我她的这点身份关系，是不想增加我额外的负担。不想为难我，其实人家在厂子里干得挺不错的，根本用不着我额外的提携或照顾。

　　“那次他来，主要是来跟我核实有关顾代省长和祝磊的某些情况的……”

　　邵长水问：“他跟你说了他去陶里根的真实目的了吗？”

　　“说了。但说得比较隐晦。”

　　“明说了是去调查顾代省长问题的？”

　　“那倒没有，只说是去了解一些领导的情况。”

　　“哦……”

　　“……那天他说，想要请我帮他排除一个疑问。他说他在陶里根待了这么些日子，受到很大的震撼，但得到的情况，相互之间却又非常矛盾。在有些人嘴里，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简直就跟一枝花一样，无比优秀，无比杰出，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了；但也有人把他说成一个凶恶的霸主，独断专行，蛮横不讲理，且又为所欲为。有人说他大有功于陶里根，是陶里根历史上最有开拓精神、最有作为的‘父母官’，开创了陶里根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但也有人说他是陶里根历史上最会作秀、最会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只顾树立个人政绩形象而不顾百姓死活、并给继任者留下一大堆难以弥补的财政黑洞的政客……他说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并且向我保证，我那天跟他说的任何情况，他都会替我保密，而且是绝对保密。

　　“当时我沉吟了一下，笑着回答他：‘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会相信谁的口头保证吗？’

　　“他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可以给你立书面保证。’

　　“我又笑道：‘我要你写书面保证，那我俩还能算是铁哥儿们？’

　　“他马上无奈地摊开双手问：‘那你说咋办？’

　　“我苦笑着回答道：‘咋办？今天你压根儿就不该这么来为难我。’

　　“他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是啥样就说啥样，有啥为难的？’

　　“我又苦笑着长叹一口气说道：‘实事求是？说得轻巧。你这是逼我在刀尖上跳舞，在悬崖上走钢丝哩。’

　　“他马上又流露出他的那种不高兴了，说道：‘没人逼你干啥。说不说，完全由你。’

　　“当然，那天我还是跟他说了我对顾这个人的看法。我跟他说，信不信由你，顾立源的确是陶里根现当代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个最富有开拓精神、最有实际作为的‘父母官’，可以说是他开创了陶里根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他又的确是优秀的、杰出的，是萌生在我们高纬度黑土地上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虽然还不能说他‘无与伦比’，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只比我大六七岁。伦比不伦比，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但是，你想啊，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走上正省部级岗位了，了不得啊。完全是一个奇迹、陶里根的一个骄傲。但我又要告诉你，他确实又是独断专行的，有时候也确实是蛮不讲理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为所欲为’的。但绝对不能说他是一个‘凶恶的霸主’，更不能说他只是在作秀，只是在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陶里根从一个破县、穷县、无人问津的边境小县，变成边贸、观光旅游的重要口岸，众目睽睽之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地级市，GDP直逼省内一些副省级大市。这些年来，可以说星光熠熠，有口皆碑……这些变化的取得，的确是他主政陶里根阶段确立和完成的。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要影响陶里根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发展道路的东西。

　　“那天我对劳爷说，现在很多人对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有怀疑，说穿了主要是怀疑他跟远东盛唐的老总饶上都的那点关系，怀疑他和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关系。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团’黑名单的。其实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顾立源是靠那个‘边贸权’事件‘发迹’的，其实发生那个‘边贸权’事件后，等中央领导一走，顾立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窘迫和艰难，而且这种窘迫、艰难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陶里根这地方穷，但大伙儿都穷惯了，悠闲惯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认可这个‘穷’的。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会认可‘穷’。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就一直这么穷了下来。同样是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这穷日子还过得挺悠闲，挺‘有滋有味’的。用大伙儿的话来说，我们虽然穷，但也没那么些烦心事。串个门啊，上江里去打个鱼，炖上一锅汤，再拿玉米面贴上十来个饼子，从酸菜坛子里捞一大碗酸菜，等那边太阳一落山，这边全家人已经热乎乎地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区还出一种野果子，叫‘壳里红’，酸涩酸涩，却特别提神。据说这里头还含有一种良性的兴奋剂成分，会让人上瘾，但不伤身体。你看一入秋，陶里根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晾着一串串焦黄颜色的小果子。掰开那壳儿，里头有几瓣血红血红的果肉。等大雪封盖住了这个世界，几个熟人凑在火炉旁，沏上一壶酽茶，吧唧吧唧嚼着这血红血红的果肉，有聊没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再一个冬天……聊上一辈子……上街上一走，见到的净是牙口暗红的熟人。到机关里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个电话铃响。月底万一领不到工资，大伙儿也不用发愁，这是国家欠下的，党欠下的，都替你存着哩。无非就是存在了‘无锡（息）银行’里罢了，总有一天会发还给你的。况且也不是你一个人没领着，全都没领着哩，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账上打的都是白条。只要山里还结着‘壳里红’，江里还蹦跶着鱼，粮袋里还剩着玉米面，大坛子里还腌着酸白菜……只要大雪没压塌了烟囱，炉子里还有最后一块柴火在熊熊燃烧，这日子咋过不是个过？咋过不都是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议论什么‘边贸权’问题。这‘边贸权’是你随随便便能耍的吗？闹得不好，就牵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干，我也能干，还要外交部、外经贸部干啥？真是的！！但没过太长的时间，上头还正经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陶里根进行边贸权下放的‘试点工作’。上头图省心，只说让你‘试点’，让你‘摸着石头’去过河。可河里的石头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块石头才能顺顺当当地过那河，他却不说了。他不说，我们咋干？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边境地区工作多年，深知边境地区点点滴滴都跟外交、跟‘对敌斗争’联系着。而敬爱的周总埋说过：外交战线无小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负责任的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你顾立源！你说这让人‘烦心不烦心’！这段日子里，顾立源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红头文件下发两三个月，县里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动。省里老书记再三打电话催问试点情况，还询问那个姓顾的小年轻的情况，把县里几位领导‘逼’得实在没辙了，县长把顾立源找到办公室，说：‘你现在出足风头了，在老书记那儿都挂上号了，你说吧，这个边贸权。咱们咋个试法？’顾立源说：‘让我想想……’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会儿才开始‘想想’？早干吗去了？你当时给老书记递小条儿的时候咋不想好了再递？你这一递，好嘛，你出名了，把我们全逼到绝路上去了。县里研究定了，这第一笔生意你去做。你给我立军令状。成了，我替你总结经验上报；败了，你承担全部责任。’谈完话，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五个从县政府机关分流下岗的中老年干部，由他牵头，独立创办一个‘陶里根边贸有限公司’，去进行这个试点。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县里使的这一招，实在是太高明了。万一事情真成了，是他们与时俱进，大胆支持新生事物，启用年轻人，推进了改革；假如失败了呢，责任全在这个姓顾的小子和他的公司头上，县里的损失也就是这五千元现金，但却可以借机把这个给县里捅下大娄子的‘出头椽子’给变相地开除了，还让他带走了五个下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个下岗分流的干部哭天抹泪地谁也不愿上顾立源那个‘边贸公司’去报到，谁也不愿跟这个‘傻小子’一起去承担这责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诺，顾立源足足有好几晚上没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维系在这一着上了。他坚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边贸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边境贸易能把这个沉寂了千数百年的边境穷县方方面面的经济潜力激活起来。但第一笔生意到底找谁去做，拿什么去做，做什么才能真正有利可图。他不是学经济的，也从没做过生意，再说，区区五千元，真是只能哄小孩儿玩玩的，真要开做，他还得去找资金。可是县城里所有银行的领导那些日子里忽然间都‘出差’了，只要听说顾立源找他们谈贷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机关里的那些同事，平时都很熟，跟你谈什么都可以，只要说是谈‘边贸’。对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顾立源纠缠上了，以后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责任’。当时愿意走近顾立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祝磊，另一个就是饶上都。祝磊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分回陶里根以后，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因为同是大学毕业后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来的，他俩平时就有不少的接触。祝磊研究生毕业时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我国高纬度地区边境贸易的现状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边境两边互通有无，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第一份跟对岸进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为顾立源策划的。而饶上都倒卖倒买所谓的名犬时攒了些钱，另外，他在对岸生意界和政府里也有一帮子熟人。他愿意把这些钱和关系，作为‘资源’都拿出来供顾立源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如果赚了，请还本付息。‘如果赔了呢？’顾立源当时这样问他。‘赔了，就算我交您这么个朋友付的手续费。’饶上都这么回答。后来租船的钱、买酒和水果的钱、雇船工和搬运工的钱、在对岸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的钱……全都是饶上都掏的。饶上都甚至还答应了顾立源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约定：整个过程中，饶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参与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花了他的钱，还不许他对人说这钱是他的。饶上都明白顾立源这么做的原因。饶有前科，政治上有污点，如果一开始就让人知道此事有饶的参与，而且是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那么，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很可能就会使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钱。但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当时让我花你们的钱吗？’

　　“顾立源这人讲情义，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饶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干劲儿和聪明劲儿，甚至还可以说看上了他那点‘油劲儿’。虽然是个外来户，但又愿意扎根落户在陶里根。而这些年来，这样的人在陶里根越来越少了。只要有一点能耐、有一点办法的，都想方设法往大中城市跑。据于以上这些因素，顾立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设法报答这个饶上都，并有意地为他创造了许多干事的机会和条件。包括那个副市长祝磊，也包括外头盛传的所谓的‘陶里根集团’，他们和顾立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这么历史地形成的。就说那个‘陶里根集团’吧，主要是差不多时间跟顾立源似的从各大学毕业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轻人。当时的这批大学生还比较‘憨’、比较‘傻’，经不住人家三说两劝地，就回家乡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来了。在他们以后，更年轻的一拨又一拨孩子，从陶里根考出去以后，你看还有谁回陶里根的？大学毕了业，宁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临工，谋个啥自由职业的混混，也不愿回陶里根。因此当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就成了宝贝。顾立源一掌权，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同龄人拢到了自己身边，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只用那批大学生。你看我，年龄比他们小六七岁、七八岁，拿的只是电大的文凭，不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一个‘土八路’。可顾立源不照样起用了我吗？我说到这儿，劳爷马上反驳道：‘这归根结底跟你是陶里根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我又举了饶上都的例子回驳他：‘那你说他看好饶上都是因为什么？饶上都总不是陶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顾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里头。但谁当政，不用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做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做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根时期，十全十美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说是花了一百多万美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花园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子有眼，说得跟真的似的。拉鸡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滑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口头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干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高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出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挺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出现在顾立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高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种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高官个人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身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第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第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顾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间，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说很想再跟我谈一谈。他的声调沉闷、语速迟缓，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沉陷在那天的‘抗拒和疑惑’中似的。这才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曾有过那么一次未完的谈话。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省城？

　　“他说他这会儿已经在省城了。

　　“我告诉他，我正忙着。你如果有别的事要办的话，先去办别的事，等办完了别的事，再约时间见面。

　　“他说此次是专为来跟我‘再谈一谈’的。

　　“我问他想谈啥？

　　“他说上一回没谈完呢，得接着谈啊。

　　“我问他上一回还有啥事没谈完？

　　“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人咋这样？你丢下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转过脸来就忘了呢？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那天我‘丢下’过一句啥话，让他觉得如此不得了，一定要追根溯源地将它谈论到底。便问，真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说过啥，让您如此牵挂不下？

　　“他说，你肏，真是贵人好忘事。你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了和促成了像顾立源那些高官们的变化和变态……

　　“我一听他居然在电话里就这么直呼其名地嚷嚷什么‘顾立源的变化、变态’，忙打断了他的话，把他约到办公室来当面谈。

　　“他如约赶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上一回跟我谈了后，回到陶里根，就着手对我谈的那个问题认真做了番调查和思考。他现在觉得，我说的那个话，是有道理的。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后期思想作风上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他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确确实实要归结到某些普通人身上，特别是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的那些普通人身上。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一个较真的人，还特地回去做了调查，调查完了还特地来告诉我他调查的结果，就对他哈哈一笑道：‘嗨，这话题完全是我们之间吃饱了喝足了在私下里闲扯淡的。你还真花那工夫去论证呢！至于吗？’没想到。我这句话又冒犯了他。他扔开他那个随身带着的黑色真皮男用手包，站起来，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焦躁地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在我面前站住，说道：‘闲扯淡的？你觉得你是在跟我闲扯淡？’

　　“‘我没说我跟你是在闲扯淡，我只说那天我说的话题是个闲扯的话题。’我忙解释。这时我的确有一点感觉到，随着在陶里根待的日子越来越长，劳爷他变得越发固执和偏激，或者说他好走极端也可以。

　　“‘怎么是个闲扯的话题？当代普通民众在为官者的腐败变质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话题是个闲扯淡的东西？’他略略地眯起眼睛，又略带有一点嘲讽意味地反问我。

　　“‘我说它是个闲扯话题，并不是说这话题本身没有意义，或者说这话题本身不重要。是说谈论它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就算把这问题弄明白了，那又能咋样？法不责众。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在为官者腐败变质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的普通民众都弄去“双规”了？不可能也不应该吧？为官者你手中有权，你是强者，你得把捏住自己，不能把责任推到弱势群体那边去……’我刚说到这儿，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反驳道：‘我没那个意思要“双规”和处罚普通百姓，但我觉得必须闹明白，顾立源在陶里根时期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你瞧，又是‘顾立源’。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拧，那么的死性子，一头扎在‘顾立源有变化’、‘顾立源为什么会变’这些‘泥坑’里出不来了。”

　　邵长水问：“那天你们没再往下谈？”

　　“……怎么可能不往下谈呢？他根本就不管你感不感兴趣，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想法腾‘腾腾地’往外倒，给我的感觉，他就是想倾诉。一个多年来内心压抑了许多想法的人，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就拼命往外倾诉；而且还是个患有强迫症的人，完全不管不顾对方和周边环境的反应，只顾自己倾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精神上有一点变化……当时还有点把我吓着了。”

　　邵长水问：“那天他一直没跟你谈及他到底掌握了顾代省长哪些问题？”

　　“没有。他一直就在跟我谈那个普通人的责任问题，都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说，你别从表面上看，现如今好像大伙儿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的，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宠着当官、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他说，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过好几位被公开表彰的‘反腐英雄’。这些同志的现状真是飞机上放鞭炮——响声高远，但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有的甚至很不好过；日子好过的也有，但比较少……他还说，整个局势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打不完的假，查不完的伪劣商品，大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在爆炸，总也制止不住，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邵长水心里略略地“咯噔”了一下，说道：“哎，他老人家怎么能这么看问题？”

　　“……然后他又举了个例子，问我，顾立源在陶里根被宣布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你知道不？

　　“我问：‘啥事？’

　　“他说：‘这事你一定知道。’

　　“我说：‘啥事吗，快说，别卖关子，’

　　“他说：‘那天晚间许多人都上顾家去祝贺来着。’

　　“我说：‘嗨，我还以为是啥惊天大事哩。这又怎么了？祝贺一下，常情常理啊，犯啥党纪国法了？那天晚间我也去了。’

　　“他说：‘我知道你去了。在那儿一直张罗到天明，帮着沏茶、递烟、搬板凳的。’

　　“我说：‘咋的了？你觉得我们这样挺可笑？’

　　“他忙说：‘没有没有。’

　　“我说：‘那你说啥呢？’

　　“他说：‘那一晚上去了多少人？’

　　“我说：‘那没数。’

　　“他说：‘一直到天明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厅里排队等着去作揖磕头哩。’

　　“我说：‘这没啥稀罕的。顾代省长打小生在陶里根，长在陶里根，他张口叫过人家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的，不计其数。你说，他这么一个土孩子，今天当了自己出生地的“父母官”，一把手，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还不乐坏了？上门去道个喜，祝个贺，不应该？’

　　“他说：‘据我所知，那天晚上，确实去了不少你所说的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但这一类人基本都没进得了门。一开始还进去了几个，随后市里、县里、乡里大大小小的头头、市属、县属、乡属大大小小企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和大大小小民企的大大小小的老板都蜂拥而至，各种型号各种颜色的轿车从他家门前的院子里，一直停到外头的大马路上，来了六七个交警在那儿维持秩序。当然要让这些“列宁同志”先进去，你所说的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就只好在外头露天地里等着了……’

　　“我说：‘你看，你的情报还是不准确吧。一开始确实发生了这情况，但顾立源很快就发现这些普通百姓被挡在门外，他马上让他的夫人出面去接待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和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

　　“他说：‘这样的祝贺和道喜差不多持续了十来天。’

　　“我说：‘这跟顾立源毫无关系。他既没号召，也没组织大伙儿这么干。’

　　“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大伙儿主动地、上赶地、争先恐后地上门去表忠心……’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表忠心？这是感情！’

　　“他说：‘哈哈，感情？泰求啊泰求，你拍拍胸口说句良心话，那天晚间来的那些头头脑脑都是出自对新任一把手顾立源同志的感情，才上家来敲这个门的吗？你当时一直在顾立源身边待着，你是听到这些头头脑脑们对顾立源说的那些肉麻话的……’

　　“我问他：‘你又没在场，你怎么知道这些同志说了些啥肉麻话？’

　　“他立即说：‘我有调查所得的证言证词。你想看吗？’说着他就要从他那黑皮包里往外掏他的材料。我忙制止了他。我知道凭他的那点本事，要搞到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那天晚上，来敲顾立源家门的那些同志中，的确有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肉麻、非常过分的话。有的说，顾书记，您来当这一把手，陶里根就算是彻底有了希望了。在您手下，我这副科长，就是一直当到退休，也心甘情愿。有的说，顾书记，总算把您盼来了，我要是这会儿死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您的领导下多工作几天，没能多伺候您几天。说这话的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而那年顾立源才三十多岁。他一进门，顾立源见是位老同志，忙上前去迎接。这位老同志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忙把顾立源按住，不让他从椅子上站起，嘴里还说着：‘您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今天能握到您的手，看到您身子骨这么健朗，我就踏实了。您千万保重，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保重好您的身子骨……’”

　　邵长水吃惊地说道：“这些同志真敢说。那我也在基层待过，我们林场的人可没那么下贱。”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即便在陶里根，也不是人人都如此，但在某些圈子里、某些人群中风气确实是这样……这个……我以前也是有感觉的……听他们说这样的话，看他们做这一号事，心里也是直发毛。比如，我们陶里根市有两位副市级的领导干部，对待顾立源就是这样。开个会啊上下个台阶啊，他们都会争着上前去搀扶顾立源，尤其是在开常委会或什么内部碰头会的时候，或者研究完工作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这几位老同志总会情自不自禁地，赶上前去悄悄伸出手去搀顾一把，就像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样。而这些副市级的领导同志年龄都比顾立源要大得多，资格也要比顾老得多。几年前他们都还是顾的顶头上司，都批评过、训斥过顾，但到这个份儿上，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恭恭敬敬地伸出手去搀扶顾……还有一个例子，也是那天劳爷说的，这事我也知道，说的也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初期的一档子事。他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主要的办公地就从市政府大楼挪到市委大楼去了。那天他正式去市委机关大楼上班。您也去过我们陶里根，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相隔也就一个街区，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米，随便走走，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那天，市委办公室组织了二十个科级以上干部，统一着装，开着十辆黑壳子奥迪车去市政府大楼去接顾立源，同时又组织了市委机关大楼里所有的工作同志在大楼门前夹道欢迎。当天中午，又以工作餐的名义，在机关食堂摆了近三十桌，为顾接风。那天，因为是中午，下午还要接着上班，顾下令不许给餐桌上上酒，啤酒也不行，同志们纷纷地拿着饮料来向这位新任书记‘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点……也是在那顿接风餐上，有人开始称呼顾立源为‘老板’。从那顿饭以后，市委机关大楼里的人都称呼顾为‘老板’。”

　　邵长水问：“这些情况劳爷知道不？”

　　“他全知道，有些事知道得比我还详细。那天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津津乐道，说得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看起来他在这上面还是狠下了一些功夫的。”

　　邵长水问：“他花那么些时间调查这干吗？”

　　“我想他就是要证实，顾立源身上后来发生的所谓的那些‘变化’就是被这些人围出来的。”

　　邵长水问：“他调查这个，跟他完成去陶里根的基本任务有啥相干？”

　　“我也这么问过他，你一个老刑警，秘密接受任务了解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却去了解他周边的人怎么对待他的。你这不是老公公摸到儿媳妇被窝里——两岔了？”

　　邵长水问：“他咋回答你的？”

　　“他说：‘我不为什么，就是一条，了解真相。’我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把一些领导干部发生变化的原因都归结到他周边的那些人身上，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了？’他说：‘我没说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圈子里。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明白吗？这一个又一个圈子紧紧地包围着你、渗透着你、催化着你……真正是一个又一个！’说到这里，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让两只手在身旁展开，就像一只耷拉着翅膀在绝望中奔跑的老公鸡似的，满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奈愤恨嘲谑以至还带一点绝望意味的光，而由于这种嘲谑和忿恨，致使他的嘴唇稍稍向上翘起，又略向一旁歪去，脸部的肌肉也在微微地抽搐着。当时真的又一次把我惊住了。‘一个又一个……完全是一个又一个。你没这种感觉？’他怔怔地重复道。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会陷入这样一种精神困境中，仿佛不能自拔。不仅在他那儿没见过，就是在周围许许多多比他年轻、比他生动鲜活的人身上，也没见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难再看到一个‘正常人’还会产生什么‘精神困境’。大智若愚地调侃这世界的有之，‘腰缠万贯’而时不时地由这世界一味教导这世界一番的也有之，但真正的思虑者已经很少了，而且越来越少。‘正常人’似乎已经不再会为精神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和信念上的问题产生巨大的困惑了。而劳爷一向以来给我的印象也是聪明、通达又随和，讲究生活又精于工作，老于世故但又比较慎于人事，起码在跟我的交往中我从没觉察过他内心还埋藏着（涌动着）这样一股思虑的暗流。他这种叫嚷是不是一种发泄呢？因为一生的积怨？因为偶尔的‘残缺’？那也不至于激动怨忿到这样的地步，不至于把脸涨得通红，让眼神灼热并呆滞……毕竟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和拆不掉的桥？他的这些表现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难以理解……”

　　邵长水问：“您的意思是，您也觉得在陶里根的那段日子里，劳爷整个的人发生了一种让人不大好理解的变化，就像他老说别人在变化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他的死，对他死之前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在做最后判断前，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像考虑正常人那样，去对待和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这样吗？我没理解错吧？”

　　“我也很难说得清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段时间来，我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一个老朋友，活生生的，突然不在了……死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头一天我俩还通过电话，第二天他就死在了汽车轱辘底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

　　邵长水忙问：“劳爷死的前一天，您还跟他通过电话？他跟您说什么了？”

　　“没说啥啊。从语调、声音到谈话内容，都挺正常的。随便聊了几句家常，还问什么时间回省城，让我请他到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去吃毛氏红烧肉。”

　　这时，邵长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赵总队打来的。邵长水立即对寿泰求说了声“对不起”，便上门外去接电话。赵总队关注着寿泰求这一回的谈话内容，他问邵长水：“这位寿总谈出点啥名堂来了没有？”邵长水压低了声音告诉赵五六：“不能说一点名堂都没有，但好像跟破案都没啥直接关系。”赵五六问：“你没觉得他是在跟我们耍滑头吗？”邵长水想了想答道：“这倒没有。他这回谈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在陶里根那段时间中的劳爷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跟破案的关系稍稍远了一点。”赵五六又问：“他还准备谈别的吗？”邵长水答道：“今天好像不会再说什么了。”赵五六立即说道：“那这样吧，你马上把他打发了，这儿有个女孩儿要见你。是你约了人家？”邵长水一惊，忙说：“女孩儿！这时候我还有心约啥女孩儿？赵总队，您就别拿我开心了。”赵五六笑道：“那就是人家想约你啰？”邵长水忙说：“赵总队，到底咋回子事，您就快说吧，别天上地下、水里火里地瞎搅和了。”赵五六依然笑笑道：“嗨，谁跟你瞎搅和了？就是有个女孩儿急着要找你哩。就是那个曹楠……”邵长水这才松一口气说：“是她呀？您早说不就完了。她在总队部呢？她有啥情况要谈？我总觉得这丫头挺神的，按说这样的事，像她这么个小丫头掺和不进来，也不该她掺和。但给我的感觉她掺和得挺厉害、挺直接，还老在不该她掺和不该她出现的时候她出现了、掺和进来了。”赵五六笑道：“你这话算说对了。你知道她今天来找你想谈什么情况吗？她想谈她父亲曹月芳和寿泰求的情况。她说劳爷的死跟这二位有关……”“什么！劳爷的死跟曹月芳、寿泰求有关？”邵长水一震。“所以，如果那位寿总再不想谈啥了，你赶快把他打发了。我这就派人把这位曹姑娘给你送过去，或者你开车过来接也行……”邵长水忙说：“她已经在您那儿了，您跟她谈一谈不就得了，何必再把她弄到我这儿来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道手续吗！”赵五六笑道：“银行爆炸案搞出点头绪来了，我这就上厅长那儿汇报去哩。”邵长水忙问：“那案子有线索了？咋样？”赵五六高兴地答道：“你先别急，先跟这位曹姑娘谈了，晚上我们碰个头，把各方面情况都综合一下。看来事情很有进展，形势大好啊！”

　　邵长水原以为，跟曹楠能谈上一个来小时就很了不得了，就跟赵总队约定晚饭后赶回总队部来参加“碰头会”，汇总情况。却没料这场谈话居然整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等他赶回总队部，已是子夜时分，“碰头会”早散了。与会的同志有的回家了，不想回家的则在值班室那个大屋里喝茶、看电视、打牌。（值班室还有个小屋。正经轮值的同志是在那个小屋里守电话，他们当然是不会参与这些余兴活动的，顶多，也就偶尔地踱出屋来瞧瞧“战况”而已。）总队的两位副总队长当然不能走，他们也得等邵长水回来，和赵五六一起听他那边的情况汇报，这时也和没回家的那些同志凑在一个牌桌上“拱”着“猪”哩。邵长水的身影和脚步声出现在大屋门外的走廊里，这两位副总队长立马扔掉手中的牌，一边忙摘掉自己脸上贴着的那些长短不一的窄纸条（这是对输者的“处罚”：谁输一把，谁就在自己脸上贴一张纸条），一边冲邵长水嚷嚷道：“吃过饭了没有？咋整那么老长时间呢？赶紧上老赵那屋，都等你半天了。”赵总队在屋里听到他俩这一声吼叫，便迫不及待地迎出来，在办公室门口拦住邵长水就问：“咋样？劳爷的死能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拉扯上关系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件大事。邵长水把曹楠从总队部带走以后，赵五六立即将这个新得到的情况直接向袁厅长做了汇报。袁崇生立即指示，抓紧时间搞清这情况，有任何一点新进展，都要随时报告，而且还告诉赵五六，他今天晚上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等候这个“新情况”。

　　“劳爷的死真的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有关系？”未等邵长水坐定，赵五六又问。

　　“有关系，确实有关系。当然现在这还是曹楠这小丫头的一面之词，还得进一步调查取证核实……就说这‘有关系’，也不是那种‘杀人’和‘被杀’那样一种行为者和被行为者的关系。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还牵扯究竟怎么定性劳爷的死这个老问题。”邵长水一边说，一边径直上赵总队的“食品库”里取出一盒双份装的葱爆牛肉方便面，熟练地揭去顶盖，取出调味品，“哗哗”地倒进开水，再把顶盖闷上。这才不无有些疲乏地坐倒在那张很旧的长沙发上，告诉几位领导，他还没吃晚饭。

　　一位副总队马上说：“那我给食堂打个电话，让他们值夜班的再给你弄点啥吃的？”

　　邵长水赶紧坐起身，冲着那位副总队长摆摆手说道：“多谢领导关心。就这牛肉面挺好，吃着挺滋润。我瞧那小柜里还有一瓶豆豉辣酱，一会儿，再拌点那玩意儿就齐活儿了。”

　　另一位副总队长笑道：“你小子倒好伺候，跟头骡子似的，有点料就能拉大磨。”

　　然后几位领导都不作声了，围着邵长水而坐，只听着他稀里哗啦地一个劲儿地嘬那香喷喷的葱爆牛肉面，只等他吃完这顿已然太晚了的晚饭，来谈曹月芳和寿泰求跟劳爷之死的关系。曹月芳和寿泰求都是劳东林特别信任的人，也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相当出色的人，一位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是一个勤恳的、值得信任的工作者和领导者；另一位则是这个高纬度地区的工业大省轴承制造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他的能力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怎么跟劳爷的死扯上关系了呢？而且此话又出自其中一位的亲生女儿之口。她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问题上，这么个关键时刻，将自己的父亲置于“万劫不得复生”的地步？

　　难道他们父女之间存有什么“深仇大恨”？

　　难道曹月芳和寿泰求真的和劳爷之死有关系？

　　这时，刑侦总队的这几位领导都静静地等待着邵长水来揭开这张“底牌”。 当代风云录珍藏版（陆天明作品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