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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老尹上午回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当面告诉赵总队长，我们认为东林不是被谋杀的。我立马就批评了他，东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别急着给人下结论。说老实话，我们也下不了这个结论，这是个技术性、政策性、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事情，我们干不了。几十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运动，既被人下过结论，也替人下过结论。我太知道下结论这事有多重要，又有多难了。有时为了结论里的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能翻来覆去折腾好些天，磨蹭多少个来回，耽搁一两年、两三年；有的甚至十来年都做不了结论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儿、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一生定了归宿，所以这是不能含糊的。但我们可以提供情况，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提供情况。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接近真相吧。

　　但前一阶段听说你们已经认定了劳爷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大再敢跟你们谈了。怕谈出一些不同看法，被你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误导你们，是故意在阻碍破案。后来又听说，你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于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大胆地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提供出来，仅供你们参考……

　　东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结局让我非常震动，又觉得……又觉得好像挺合乎事理。我这么说，您一定会觉得我特别不近人情、不近人性。但今天我们谈话的基调不是定在了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上吗？我这就是在“接近真相”，只要是“接近真相”，我什么都敢说。这也是我不愿意让另外什么人参加我们这次的谈话的原因。要是旁边再坐着一个人，就是我闺女坐着，我敢说东林这么死，挺合事理？我这么说，好像我盼着他这么死似的，要传出去，在众人眼里，我曹月芳都成啥人了？但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句实话。

　　东林一生不愿平平庸庸、凑凑合合地活着，这也决定了他的死也不会像常人那样平庸和平常。您可能也知道，最近在特别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一种说法，说劳爷是自杀的。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认为东林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就是遇到天大的坎儿，真过不去了，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日子过不够，遇到坏日子，他也能变着法地把它改造成好日子过，实在改造不成，他也能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地）把它当成好日子过。几十年来，他一直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难受。在各种情况下，他的确也过得蛮开心，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这些朋友自以为非常了解他，其实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东林在陶里根最后阶段，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这些痛苦和矛盾不仅仅堆积在他外在的生活中，而且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既没法改造也没法在得过且过中把它忽略过去的“痛苦”……

　　（邵长水插话：“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我先不下结论。我就说事情本身，结论还是留着你们去做。

　　有一回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那天还真把我吓着了。他突然闯到我家……这里我稍稍地岔开去加以补充说明一下，我这儿说的这个“家”，是我在陶里根的家。我想你们一定对我的历史进行过调查，我老家在陶里根。原陶里根县县政府大院后头有个废弃的水塔，水塔上头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个月白桦树皮和红松板子做成的鸟巢。这鸟巢挺大，当时是专门做来让白鹳栖息的，后来白鹳不来了，住过不少灰鹊和黑老鸹：那鸟巢就是我当年在陶里根上中学时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陶里根拆来建去变化如此之大，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建筑全被推掉了，就是这个水塔保存了下来，那个树皮木头搭的大鸟窝也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还在土地规划局马路对面保留了一幢小楼，那是当年这个小县城里唯一一家老字号酒厂“曹不泉酒厂”老板的私产。小楼现在被当作陶里根城工商业方面的历史文物保存了。曹不泉就是我父亲，曹楠她爷爷。后来我上省城来当警察，学手艺，把家也安在了省城，一直混到今天。其实我的根还是在陶里根，那儿有我老曹家好几十口人。逢年过节，全家族要聚会的话，老少四五代人，真是乌泱泱一大片。如果再加上亲戚的亲戚、亲戚的熟人、熟人的熟人、熟人的亲戚……我这么说肯定不为过：当年陶里根老城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跟我们老曹家有某种或亲或疏的关系。我回陶里根，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只要他是陶里根人，又在三十岁以上，说上三四句话，点上三四个人名，我俩准能找到共同的熟人，马上变得非常亲近起来。所以，劳爷去陶里根搞他的“秘密调查”，找我帮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在陶里根的这些关系，劳爷的“调查”，一开始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有效。但那天，他突然闯到我家。我正在泡药酒。曹家的男人每年的冬末春初，都会喝一种药酒。这药酒是按自己家祖传的方子熬制成的。按我们曹家人的说法，冬补止亏，春补止燥，冬春之际，补心肾汇交，承上启下，敞外实内。方子是现成的，但配伍的主次和药量的多少，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脉象的变化再来酌定。所以，每每到这时候，曹家的男人只要有可能，都会回到陶里根，由我习医的三叔逐一号过脉，看过舌苔，特别叫绝的是，还要验看当天的头一泡尿，根据尿的颜色，尿中泡沫的多少、堆积的样式和存留时间的长短，综合起来判断他身体的状况，重新开出方子，再去炮制在新的一年里适合他喝的那种药酒。

　　……那天雨下得挺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天正值惊蛰，恰巧雷发黑长岭。当地有句民谚：“雷发黑长岭，大雨浇死人。”许多老人都看得特别清楚，那闪电就像游龙一般从黑长岭的山窝窝里直蹿到半空中，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天顶欲裂，大地抖动，大雨便倾盆而至。那时大约下午四点来钟，天色骤暗，在屋里要不开灯，几乎都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着的字画。雨大约下了有十来分钟，那继发的雷一个接一个地从黑长岭里发出，几乎是压着各家各户的房顶劈下。大雨在黑暗中又下了个把小时，天色才渐渐敞亮了一些，雨势也逐渐平稳了下来。劳爷正是在这大雨将要平息又还没平息的节骨眼儿上，闯到我家来的。

　　……他像往常一样，自个儿开着车，那时他开的还是一辆旧的沃尔沃。他一进屋，我就觉得他哪儿有点不对头，只听到他喘得厉害，把手里的东西往边上一扔，闷头坐下，就一声不吭了。往常他上家来，第一，手里总是不会空着的。只要是上门来，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手里总要提溜着一点“礼品”。我跟他提过多次“抗议”，那也不管用，他笑着解释道：“习惯了，习惯了。都是从小让我老父亲训练的，我们家历来都这样。你别在意，千万别在意。下一回一定改正。”可下一回，还老样子。第二，爱咋呼。一上家来，说、学、逗、唱，整个一个活宝，每每都只听见他的嚷嚷声和笑声，所以全家人都盼他来，喜欢他来。但那天进屋后，居然蔫不出声了。我赶紧开灯，只见他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开车的他，身上却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先前老是油光锃亮的皮鞋这时也沾满了泥巴，特别可惜了那件刚买不久的黑羊绒中长大衣，这时快成了块旧毡毯，要型没型，要样没样，软不拉塌地扒在他那矮小、孱弱的身体上。

　　“咋的了？出车祸了？”我忙问。一边扔了块干毛巾给他擦脸，一边向窗外看去。那辆旧沃尔沃好端端地停在我家楼前窗户跟前，车身上虽然同样沾满了泥浆水，但并没有半点磕碰的痕迹。只是让我纳闷儿的是，在那么大的雷暴雨中驰来，两边的车窗居然全都开着，好像故意要跟肆虐的老天爷较劲儿似的。可想而知，车里的状况一定也已然是“一塌糊涂”的了。

　　我知道那天他去找余达成了。那段时间他一直想找余达成汇报什么情况，到底要汇报什么，他不肯告诉我。但他跟我说了，他要找余达成，而且非找不可，不找不行了。那天，他得到消息，余达成陪北京的几位贵客过江去游览俄罗斯的那个小城。那些日子里，东林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什么，上我家来的次数也少了，来了以后笑声话语也没从前那么多了。即便有一些，也显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了不让我们扫兴，强凑出来的。有时甚至从他那略有些无奈的眼神中还能觉察出一点“白头宫女强言欢”的凄慽。私下里我多次探问过他，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他却只说“没事”。我说：“你这‘没事’，蒙别人可以，蒙我可蒙不过去。快跟我说实话。”他苦笑笑，回答道：“真没啥，我蒙你干啥嘛。就算有点啥，也……也……无非是一点自寻烦恼的事情罢了。小小不快啦，让我自己在心里沤它两天就会过去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但两天、两个星期都“沤”过去了，显见他日渐地沉闷，事情好像不仅没有过去，还越发严重了。那天原讲好由我替他约见一个会计。当时他正在核查饶上都和顾立源、祝磊三个人当年有关的一笔账。这位会计正是当年经手这笔账的知情人。劳爷找他几回，请他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都婉言拒绝了，连见都不肯见。后来劳爷求到我，我又托了些关系，做了某些保证，这会计才答应见一下劳爷。好不容易才说通了的事，那天他为了去找余达成，居然就放弃了。由此你就可以想见，他当时想见余达成的心情有多么的迫切；能不能跟余达成认真地谈一谈，当时对于他又有多么的重要。

　　按说，终于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啊，即便不是非常高兴，也不能如丧考妣啊！是没见着，还是见着了谈得不投机？但，不管是见没见着，还是投不投机，以劳爷的素质和自持力，无论如何也都不至于让自己沮丧到如此地步啊！

　　出了什么天大的事了？

　　我还真忐忑起来。

　　一开始我没敢去细问。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的。他这个人虽然有时也会显得非常“天真”和“率直”，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老公安特有的那种城府。他不想告诉你的事情，或者他觉得不应该告诉你的事，他绝对“守口如瓶”，绝不含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那天他根本就没见着余达成。不是余达成没时间，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见劳东林。而且他感到，那天余达成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劳东林：他一开始托余达成身边的工作人员捎话给余达成，说他有急事要跟他谈一下，只需要十分钟时间，但必须谈一谈。余达成居然连这可怜兮兮的十分钟时间都不给，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带话给他，说有事，等他回省城再说，别在这儿给他找麻烦。这话，东林一听就觉得别扭。回省城？省城离陶里根六七百公里，干吗舍近求远呢？再说了！啥叫“别给他找麻烦”？你当时说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及时来找你，还约束我，一定要去找你，不能去找其他人。这又怎么的了？到我真吃紧，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那儿就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承诺全当放屁了？一开始东林还认为这些话指定不是余大头的原话，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胡诌”出来的。再说，这时人家正陪北京来的客人活动，确实也脱不开身，于是他忍了忍，又在宾馆的大堂里等着了。他想，等余达成宴请完宾客，回房间去休息，路过这儿的时候，堵住他，当面再跟他约一下肯定能成。这样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余达成等一行人酒足饭饱回到宾馆，又等余达成把那几位贵客送上电梯，等到现场只剩余达成和他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才从大堂的一个角落里现身，急匆匆地向余达成走去。他以为这下余达成总会热情地接见他一下。没料想，余达成一见劳东林向他走过来时，居然一扭头赶紧钻进了电梯里，还故意留下那个工作人员在电梯门口挡住劳东林，对他低声说了这样一句话：“老同志了嘛，请注意影响。”

　　这一下，真的是太伤害东林了，他当时就傻在那儿了。平时反应挺敏捷、脑子转得挺快的他，居然跟被人劈头盖脸浇了一盆滚烫的热浆子似的，整个儿都僵那儿了。但即便到这时候，他还是习惯性地往好的方面去想眼前发生的事——这就是东林啊，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悲剧啊。一事当前，总是先替人往好的方面去着想。也就是俗话说的，让人卖了，还有滋有味地替人点钱哩。他还认为，余达成之所以这么冷淡他，是因他知道劳东林这“秘密调查”太机密，不宜在公开场合公然接触。按说，像东林那样破过几百上千起案子，又在预审中跟无数嫌犯打过交道的老警察，察言观色、捕捉对方瞬间内心变化、从无数假象中确认对方真实的行为目的和思想动机，绝对是他的拿手绝招。但那天他为什么偏偏就没有从余达成脸部表情、体态动作，以至眼神的恍惚中，读出他的真实用意呢？一时间怎么会显得那么的“愚痴”和“迟钝”？其实，我要给您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当他面对一个个刑事案，一个个嫌犯时，他知道自己是在跟“坏人”“敌人”在做斗争，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是充分被绷紧了的，每一个细胞中的能量也都是被调动起来了的。但面对余达成，这可是“自己人”，是“同志”，而且是给自己交代任务的拥有“上级”身份的“同志”啊。对这样的人，在他心里，除了“信赖”，确确实实也只有“依赖”可说了。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样一个人，到了关键时刻居然会刻意地躲避他，不想再跟他有所接触了呢？说白了，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位“上级同志”，不等他完成任务，却已经要“抛弃”他了呢？

　　作为接受组织教育几十年的一个老同志，打死他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

　　困惑。难受。几天后，他执意去了一回省城，又去找余达成。他一定要见到他，但还是没见着。这回的经历让他开始有点清醒了，开始觉察出，余达成“似乎”是真的在躲着他，不想见他。他惊诧、不安，但他想不出余大头为什么要躲着他。像往常一样，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难道是自己哪方面的工作没做好，让“组织”上怀疑自己了，信不过自己了？这使他更想见到这位余达成同志了……但这一回，他稍稍地耍了点小聪明，没直接找上门去。他知道，直接找上门，很可能会被再一次挡在门外。他托了个人去找。他在省城的家里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回音。余达成的答复是，请转告劳东林同志，以后不要再去找他了，找了，也没用，他不管这些事。再有什么问题，请他找省纪委或其他相关部门去请示报告。如果他觉得不愿再在陶里根待下去了，完全可以离开那儿。由此给他带来的不便和损失，他表示深切的歉意……

　　余达成的这个答复和他的态度，几乎让东林要“崩溃”了。“什么什么？他不管这些事了？再有什么问题让我去找相关部门？如果不愿待下去了，完全可以离开陶里根？他说得倒简单！扔一条狗也没那么容易！他还向我表示深切的歉意？他这是啥意思？”劳东林一下暴跳起来，“……深切的歉意……哈哈……哈哈……我为此脱警服、辞公职，可以说冒天下之大不韪，押上了整个儿的身家性命，只为了换他一个‘歉意’？他把我当啥了？他还真不知道我劳东林是谁呢？！！”不等那个朋友冲上来拉他，他发动着车，直奔余大头的办公大楼而去。

　　那天余大头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劳东林几乎不假思索地推开上前来拦阻他的门卫和秘书。照直冲进会议室以后，他才让自己稍稍地镇静下来，强装出一丝微笑，看定了一瞬间已经完全呆愣在那儿的余大头，用十二万分的自制力，逼出那种平缓的口气，对余大头说道：“余总，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我必须跟您说几句话。事情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

　　余达成忙惊醒般地去关照一位副老总，让他暂替他主持会议，并匆匆对与会者说了声：“你们继续发表意见，请继续发表意见……”就领着劳东林去了他办公室。

　　“哎呀呀你这个劳大侦探啊，真还有一股造反派脾气哩！坐坐坐……”一进办公室，余大头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对紧随而来的秘书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关上里外两道门，并让他在这段时间里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他和劳东林。

　　“有意见了？有意见好嘛。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敞开来谈，敞开来谈。”余大头往沙发上一靠。掏出一盒据说比红中华还要昂贵的“苏烟”往劳东林面前一扔，笑道：“老陈没跟你详细转告我的解释？这小子一定把我一些关键话语给‘贪污’了。”他说的“老陈”，就是替劳东林给余大头带话的那位朋友。

　　……真坐了下来。又到了人跟前，劳东林这时反倒不像刚才那么气愤和激动了。

　　“老陈告诉你没有？老书记病了，突然病倒了……”余大头点着一支烟，平静地说道。

　　……劳东林还是没做任何反应。他记得自己刚才往外冲的时候，老陈追上来是喊了一句的：“大头让我告诉你，有人病了。他现在也没法弄了……”当时他完全被中烧的怒火吞没了，就没注意听到底是谁病了，好像老陈当时也没说得特别清楚。但等他往清楚里解释时，劳东林已经冲出门，发动着了车，别人再说啥也听不清楚了。

　　“老书记突然病倒，而且是深度昏迷，一开始就失去了自主呼吸能力，至今还在靠插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迹象。由于是突然倒下的，生前许多事都没有交代……他不交代，任何人都没法接手……您应该知道……他不交代，别人是没法接着办的，也不能接着办的……”余大头仍然用他那特别平静的语调叙述着，仿佛在叙述一场必然要到来的小雨、一团必然会消失的云朵、一朵必然要盛开的油菜花和一条必然要走到尽头的土路似的……

　　“那么，让我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确实是老书记的意思？”劳东林趁机追问。

　　“我没这么说。”余大头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如果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他让你来安排我干这档子事的，为什么他昏迷了，你就不能再过问了呢？别人也就没法再接着往下办了呢？”劳东林穷追不舍追问。

　　……余大头只是看着劳东林，坚持不做任何解释。那意思好像在说：“这，你自己去推断吧。我就不便说得更详细了。”

　　“我下一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

　　“可当初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干这事的。”

　　“这我们就不要争了。你应该记得，我当时跟你说得非常明确，到底去不去陶里根做这件事，最后的大主意你自己拿。我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行政命令色彩……”

　　“可你还说过，去陶里根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你，也只能来找你。”

　　……余大头又不作声了。忽然间，他显得非常为难。是的，当时他的确说过这些话，他不否认整个这档子事是他出面去找劳东林谈的。但是，他当时也是受老书记之托来办这档子事的。现在老书记突然昏迷了，而且大夫判断，老人家可能再也不会苏醒过来了。如何处理陶里根这件事，他没留下任何话。而这件事，直接牵涉着一位在职的代省长，可以说非同小可，他余达成当然不能自作主张地对劳东林发出下一步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指示”。他还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这事的“背景”，也不能向任何人再去“请示”。事情毕竟牵涉一位卸任的老省委书记和一位现任的代省长。怎么办？这件事，轮到谁头上，谁都会采取这种“退避三舍”的做法。这是减少损失的唯一办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劳东林该怎么办？

　　据劳爷后来跟我讲，他当时一下站了起来，扯起了嗓门儿，对那位余达成同志吼了这么一句：“我咋办？你说！！”

　　他看到余达成虽然仍一动不动地坐在他那个老总椅里，脸色却渐渐苍白起来，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歉疚和无奈，一只手掌托住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一只手放在桌面上，却在那里下意识地微微地战栗着。紧接着，一刹那，劳爷好像看到他的眼眶里闪了一下湿润的光泽。（后来劳爷多次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确看到这个余达成眼睛里泪光闪烁了一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人也会“泪光闪烁”，劳爷说他当时的的确确看到了余达成的眼睛里闪烁出一丝泪光。）继而，余达成的脸色由苍白，转向了灰暗，他整个庞大的身躯既瘫软般地萎缩在极宽大的老总椅里，又跟铅浇铸成似的那么僵硬和板滞。随后，劳爷又吼叫般地向他问了三声：“我到底咋办？你说！”余达成还是坚持一声不响。劳爷只得一甩门，大步走了出去。在扭头向外走的那一瞬间，他执意地打量了这位余达成一眼，看到他无奈地闭上了眼，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样，仿佛完全死过去了一样，只有平放在桌面上的那只肥胖而又白皙的手依然在那儿微微地战栗着…… 当代风云录珍藏版（陆天明作品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