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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戴震、钱大昕之高下
乾嘉考据学家,戴震与钱大昕同时为学界所尊,然近代以来学者多褒戴而贬钱,其因由则以为戴为哲学家而钱仅考据家耳。然江藩以为“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则江氏以为钱在戴上。案戴、钱之相识,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当时钱氏仕途顺遂,高中进士,且声誉鹊起,被其座主钱维城称为是科“古学第一人”;而戴氏则因避仇入京,不仅声名全无,且困窘之至。钱氏叙初见戴氏之情形曰:“性介特,多与物迕,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 二人论学大合,钱氏荐戴氏与修秦蕙田主持之《五礼通考》之编纂,并绍介与纪昀、朱筠、王鸣盛等人,一时“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此后钱氏在京官运亨通,而戴氏则往来于南北,二人相见论学并交相影响,既各名其学,又所论多合。至朝廷开四库馆,戴氏以布衣入馆修书,结束其颠沛无定之生活。然钱氏旋离京南下,二人终身再未谋面。
戴、钱生时,相互推扬。钱称戴天算之学“学通天人”,又称赞其所校《水经注》“于经注混淆之处一一厘正,可谓大有功于郦氏矣”。 戴氏殁后,钱氏为作佳传,盛赞戴氏“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 可谓表彰不遗余力。而戴氏以为“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 。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但以钱氏居次席,亦足见其对钱氏之重视与推奖。后来尚有学者替钱氏抱不平曰:“戴东原先生穷走京师,因钱少詹游扬之言,其名始著,而戴乃云‘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钱学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为作《戴先生传》附于潜邱、定宇、慎修诸先生后,其度真不可及!”
若综而观之,戴、钱之学,各有千秋。而戴学未显时,钱氏为其扬名;戴学名天下,钱氏又引为知己,礼敬推服不已;戴氏殁后,钱氏又盖棺论定,推阐表彰其学。即此点而论,钱氏虚怀若谷、淡于争名之高风亮节,实超迈戴氏远甚。前代大师之气度风范,可为万世之楷模!今日学界龂龂不休、捉对厮杀以争一己之名者,倘略读《潜研堂集》,则亦可以止息矣。 清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