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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〇

　　洪亮吉、王念孙上时政疏

　　嘉庆帝亲政，洪亮吉入京修《高宗实录》，教习庶吉士，因与同馆不合，将乞假南归矣，时朝廷大开言路，洪氏遂“陈时政数千言，谓故福郡王所过繁费，州县供亿，致虚藏帑；故相和珅檀权时，达官清选或贽门下，或屈膝求擢。罗列中外官罔上负国者四十余人，作书上成亲王，及朱文正、刘相国权之，进呈御览”。 案此即洪氏《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中有“日侍三天，追随匝岁”语 ，可知其与成亲王过往甚密，而朱珪乃其师朱筠之弟，且为洪氏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时之座师，刘权之为其乾隆三十九年中副榜时之座师，故洪氏此疏抄为三份，上呈三人，冀达御览。然史载：“编修洪亮吉上书王大臣言事戆直，成亲王径以上达，权之与朱珪未即呈奏，有旨诘问，自请严议。上以权之人品端正，平时陈奏不欺，宽其处分。” 此可知朱、刘二人因惧祸而皆未敢上达，而成亲王乃皇亲国戚，无所顾忌，故上呈帝览，遭嘉庆帝严斥后，朱、刘二氏方将疏文上达也。

　　洪氏此疏在当时反响极大，其《哭任军门承恩》“不游爱咏新奇句，分道为收旧奏章”句自注曰：“予去岁大考后，以弟丧乞假归，都下盛传予疏，竞相传写，间有失真者，公恐又成伪稿之事，百计为购而焚之。” 然疏文不载其集中，盖因其子饴孙有所避讳之故。当时流传者，多非原稿之文，江藩纂《汉学师承记》时亦未亲见其文，故其所谓“罗列中外官罔上负国者四十余人”（诸家传状亦同），及上文“故福郡王所过繁费，州县供亿，致虚藏帑”，皆与疏文不符。今存疏文中所罗列诸官，如苏凌阿、戴如煌、吴省兰、吴省钦、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宜绵、惠龄、福宁、景安、秦承恩、李奉翰、郑元璹、富纲、江兰等，不及二十人而已。

　　洪氏此启有“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又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又称“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洽”等语。 此则直刺嘉庆帝晏于视朝，身近俳优，为宵小所惑，而乃父则勤求至洽，岂不又暗含之子不肖之讥，无怪乎嘉庆帝震怒不已也。

　　而嘉庆四年（1799年），王念孙弹劾和珅，其奏折有句曰：“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由此言之，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灵，固有待于皇上之睿断也。” 以帝尧与共，比之乾隆帝与和珅，而以虞舜许之嘉庆帝，冀其诛殛权奸。此设喻之妙，用典之切，出言之谨慎含蓄，可谓极矣。且既不失乾隆、嘉庆二帝之颜面，又极言和珅之当诛，故为嘉庆帝嘉纳焉。和珅既除，王念孙遂为名御史，直声中外，时人称之为“凤鸣朝阳” ；而洪亮吉则以私论国政，免死遣戍伊犁，头颅得以保全，已是万幸矣。或言念孙折中此数句，乃与其子引之切磨之结果，然则王氏父子之精敏，与洪亮吉之戆直，真不可以道里计矣！ 清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