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新增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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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新发展格局 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新增长潜能
刘世锦 王子豪等 注释标题 刘世锦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子豪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研究员。本文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姜淑佳、王路、陈泽昱、史益帆、徐晓龙先后参与了数据处理和初稿撰写。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人均发展水平已突破一万美元，GDP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但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从人均上看，中国的发展并不充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已成为当下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未来追赶高收入经济体的进程中，如何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更为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文立足于终端需求视角，利用发达经济体终端需求结构可比性和趋同性强的特点，分析高收入经济体终端需求标准结构演变路径，通过国际和历史比较，展望我国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终端需求结构未来的变化方向，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量化分析终端需求分项变化对分行业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进而从需求侧和生产侧共同探究未来经济新的增长潜能。
一、终端需求分析框架的特点及优势
根据对经济循环过程的理解，本文从终端需求（Gross Final Products，以下简称GFP）视角出发，通过不同经济体相似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GFP概念是在对现有统计体系中的支出法GDP进行重新划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含义严格界定为“GDP当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刘世锦，2015）。按此定义，GFP具体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或消费性投资）。其中，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业投资中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部分。与GDP分析框架相比，GFP分析框架在中长期增长研究方面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第一，GFP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与消费者更具“亲近性”。从支出法角度看，GDP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组成，用以度量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新增价值。如果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的、被“消费”的，只是GDP当中的部分产品，即GFP对应的部分。另一部分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则重新返回下一个生产过程，属于生产性投资，只是发展的手段。此外，目前的统计口径把住宅、基础设施列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消费属性形成矛盾，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悖。因此，从统计角度看，GFP涵盖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测度的是一国政府和居民在衣食住行、文娱教卫等方面的支出。通俗地说，GFP体现了经过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
第二，GFP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最初驱动力，能够更好地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规模、质量和效率。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流程中，GFP具有源头性质。GFP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将会带动长短不一的投入产出链条的变动。反过来看，每一类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也都最终追溯到某一种终端需求。也正是GFP驱动着庞大的投入产出网络，演绎出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实绩，集中表现在终端需求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上。把握住GFP，就从源头上把握住了经济增长的可能路径。
第三，GFP与不同经济体的资源禀赋、竞争优势、国际分工格局等因素关系不大，而与人们的需求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关系更直接，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经济体之间，GFP结构具有更好的可比性。一个经济体呈现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特别是在全球化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从生产侧分析增长潜力、结构和路径，通常只能寻找一组产业体系、发展路径类似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范围相对狭窄。而GFP能够直接反映不同经济体之间终端需求结构及其演进的相似性，以及终端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升所呈现的显著趋同性，这一点是人们以往缺少关注的。其隐含的逻辑是，尽管不同经济体的居民在历史、地理、种族、文化乃至制度上差异很大，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在追求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上，却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致性。因此，从GFP角度出发，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合理性。
二、高收入经济体终端需求结构的历史演变
（一）高收入经济体的GFP结构特征
为了更好地揭示GFP结构演变的特点，总结提炼不同经济体向高收入行列迈进时GFP结构的特点和典型事实，课题组选择了一些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在剔除由各经济体自身制度、文化等因素带来的异常值后，课题组通过总结各经济体相似发展阶段的GFP结构特征，构建了由较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历史演进过程的GFP标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增长点。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1（Penn World Table 9.1）最新公布的数据和课题组推算，2019年我国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在14600美元左右。 课题组预测，2022年、2025年、2030年、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17000美元、20000美元、26000美元和32000美元左右，其终端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反映的正是我国短、中、长期的发展趋势。GFP分项的变化重点揭示的是一个相对增长概念，因为分项占比的上升实际上体现的是这一分项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整体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这一分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升，也可以看作新的增长点。因此，短、中、长期GFP结构的变化趋势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方向和新的增长点，所以需要相应的政策环境来引导和释放这些新的需求，同时避免造成对应有需求的抑制和结构扭曲。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最终采用了29个样本高收入经济体（如表1所示）。表2展示了主要样本经济体处于相似人均GDP发展水平时所对应的时间节点。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表1 样本高收入经济体名录（29个）
表2 主要样本经济体发展阶段对照
资料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1，课题组测算。
（二）终端需求的数据来源和结构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一是投入产出表。美国、丹麦、日本、韩国四国使用的是其官方统计机构 定期发布的投入产出表，其时间跨度长达20年以上；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统一使用的是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OECD Input-Output Database）2015年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时间范围为1995—2011年；中国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2012年、2015年及2017年投入产出表和“腾景数研”推算出的2019年投入产出数据。
二是分行业投资。各样本高收入经济体投资数据主要使用的是OECD数据库公布的按经济活动统计的固定资本形成口径的投资数据，中国使用的是“腾景数研”构建的非生产性投资数据。
基于上述数据来源，课题组对数据口径和行业分类标准等进行统一处理，测算出用于构建GFP结构的分行业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数据（见表3）。
表3 GFP结构的分行业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数据
本文中涉及的GFP分项与具体行业对照标准如下：
一是GFP消费分项。GFP结构中各消费分项主要是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细分行业基础上进行归类得到的。本文中绝大部分OECD经济体使用的是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 Rev.3）的投入产出表；中国、美国、丹麦、日本、韩国五个国家使用的是各自官方统计机构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具体行业分类的详细程度略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归并为与OECD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一致的口径。具体消费分项与行业的对应关系见表4。
表4 GFP消费分项与行业对照表
续表
二是非生产性投资分项。GFP结构中各投资分项是在OECD数据库公布的按经济活动统计的固定资本形成口径的投资数据基础上进行归类得到的，仅保留了属于非生产性投资的部分作为GFP分项。具体投资分项与行业的对应关系见表5。
表5 GFP非生产性投资分项与行业对照表
本文涉及的不同消费层级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如下：
最终消费按消费层级可分为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是指为了满足人们衣、食、用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包括食品相关、衣着相关和日用品消费。享受型消费是指人们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以享受需求为目的的消费，包括居住相关、出行相关、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和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消费。发展型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提升人力资本和健康水平而产生的消费，包括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消费以及教育消费。表6展示了GFP消费分项与消费层级的对应关系。
表6 GFP消费分项与消费层级对照表
（三）高收入经济体终端需求结构横向比较
人均GDP达到14600美元，这也是中国2019年人均GDP所处的发展水平，可获得数据的样本经济体的数量较少，因为多数发达经济体达到14600美元的年代已经较为久远，数据缺失。从图1中可以看到，由于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各经济体除了居民食品、衣着相关等基本生存型消费占比较为一致，居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各项政府消费以及各项非生产性投资之间差异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型消费中，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居民消费部分、政府消费部分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分别代表居民负担的部分和政府承担的部分，两者需要加总起来看整体趋势。
图1 人均GDP达146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各个经济体的GFP结构的规律性和趋同性开始显现。一方面，GFP分项占比的整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另一方面，各经济体GFP分项的差异也有所收敛。具体而言，各经济体居民食品相关、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显著下降；居民享受型消费占比显著上升；发展型消费占比整体上升，但是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的相对份额仍有很大差异性；政府消费中的一般性支出等其他部分占比有所下降；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比显著下降；其他几类非生产性投资部门占比略有上升。
图2 人均GDP达200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3 人均GDP达260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展示了各经济体人均GDP达到32000美元后的GFP结构对比，此时已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可获得的样本国家数据明显增多。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经济体由于当时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和自身制度文化所造成的特殊差异，GFP分项结构已基本趋同。
图4 人均GDP达32000美元左右对应的GFP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4中几处主要差异的原因如下：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的居民消费分项中，韩国的占比明显过高的原因是韩国所处的时间是2011年，其他经济体都是在2000年前后，技术背景差异明显，而且韩国的电子产业非常发达；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部分，美国存在明显异常，这与美国医疗服务费用高昂，居民医疗费用主要由商业医疗保险承担有很大关系；丹麦和瑞典在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中政府消费过高的原因是，二者都是北欧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政府通过财政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和资金支持；在教育的居民消费中，韩国的高占比与其“教育立国”的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居民青睐以课外补习为主的私人教育有较大关系；在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分项中，可以明显看到同属东亚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韩国和日本占比要略高于其他经济体；美国的投资数据较为特殊，分为私人部门投资和政府部门投资，但是OECD数据库中分行业的投资数据难以对两者进行明显区分，从而导致分行业投资的数据可能存在一些异常，如教育投资占比显著偏低等。
（四）典型发达经济体终端需求结构演进路径
上述样本经济体的增长历程和制度文化特点，大致可以划分成三类：先发成熟经济体、欧洲模式发达经济体和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本部分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高收入经济体进行深入分析，以人均GDP为14600美元左右（与中国2019年相同水平）的发展阶段作为起点，一方面对比中国与其相同发展阶段的GFP结构差异，另一方面观察这些高收入经济体GFP结构的演变规律。
1.先发成熟经济体
美国是先发成熟经济体的代表，一直处于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前沿。美国的相关数据可得性强，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人均GDP从14600美元至548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见图5）。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相似发展阶段可以发现：生存型消费中的食品相关和日用品占比基本一致，中国的衣着相关占比略低；中国的享受型消费普遍偏低，如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等，而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的占比偏高则与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差异有关；美国发展型消费中的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部分较为特殊，居民部分负担较重，这在前文中也有分析。从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部分可以看出，中国对这些领域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美国同期；中国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占比显著偏高。
图5 美国GFP结构演进路径
资料来源：美国BEA数据库，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国GFP结构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相关和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持续下降；二是享受型消费占比大部分上升，而出行相关占比的先升后降可能与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汽车保有量相对饱和有关；三是尽管发展型消费中存在政府和居民之间不同分配的问题，但整体占比都呈现上升态势；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等一般性开支占比持续下降；五是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逐步下降，基建投资占比基本稳定，公共管理和国防投资占比下降，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上升，其他部分占比相对稳定。此外，尤为明显的是中美两国批发零售的居民消费占比存在显著差异，这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2.欧洲模式发达经济体
丹麦是欧洲模式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同时也是典型高福利经济体。丹麦的数据覆盖了人均GDP从14000美元到435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见图6）。
图6 丹麦GFP结构演进路径
资料来源：丹麦统计局，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6显示，丹麦在1964年左右达到与中国2019年相似的发展阶段。通过对比发现，两国的生存型消费占比差异较小，其他部分差异较大。具体而言，中国的享受型消费占比普遍偏低；在发展型消费部分，中国总体偏低，丹麦高福利经济体的特征在这里尤为明显，体现在政府对于教育及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高投入；中国的基建投资占比显著偏高，房地产投资占比也略高。
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丹麦GFP结构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和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二是享受型消费中除居民出行相关和批发零售消费，占比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先升后稳态势，批发零售消费的占比同美国一样也在下降，而出行相关占比下降的原因与美国类似，可能与汽车保有量初步饱和有关；三是发展型消费中的居民消费部分同样呈现先升后稳态势，但是政府消费部分中教育的占比先大幅攀升后趋稳，而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持续上升；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等一般性开支占比先升后降；五是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整体下降，但中间年份存在一定程度的回调，基建投资占比基本稳定，公共管理投资占比下降，其他部分占比相对稳定。
3.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
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它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且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具有一些相似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增速从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逐步下移至6%~7%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并围绕这一平台上下波动。日、韩两国同样也发生过相应的增长阶段转换（见图7、图8）。
如图7所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实现了年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增速逐步下行至4%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其转换期的中高速增长和稳定期中速增长共持续了约20年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速再次下台阶，叠加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其经济进入年均增长1%左右的成熟阶段。
图7 日本GDP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如图8所示，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过后，韩国的经济增速下移至5%的中速增长平台，并维持约10年时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国经济增速再次下一台阶，目前已进入年均增长3%左右的成熟阶段。
图8 韩国GDP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日、韩两国经济都经历过两次增速换挡，它们在此过程中的GFP结构演化路径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1）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图9和图10显示，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2年达到与中国2019年相似的发展水平。对比相同发展阶段可以看到，三国的食品相关、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基本一致；中国的享受型消费占比普遍低于日、韩两国，但与美国、丹麦不同的是，中国的居民金融保险消费占比要高于日、韩；把发展型消费中的居民部分和政府部分结合起来看，中国的教育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部分占比高于日、韩，高出部分主要由居民负担；中国基建投资占比仍然高于日、韩，但与欧美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而在房地产投资占比方面，中、日、韩三国的占比相近，与欧美经济体明显不同。
图9 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RIET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10 韩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央行，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比较日、韩两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末期的GFP结构的演变路径，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在食品相关、衣着相关和日用品等生存型消费方面，两国占比均在下降；二是两国享受型消费中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占比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日本的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占比表现的是先升后稳，而韩国的居住相关和商业服务表现的是“波动上行”，两国金融保险占比持续上升；三是在出行相关的居民消费方面，日本的占比保持稳定，而韩国的占比同美国、丹麦一致，持续下降；四是在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居民消费方面，韩国的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攀升，这是由于技术变革，而日本处在90年代之前，占比变化不明显；五是在发展型消费方面，教育及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整体上升，但日本的居民和政府部分的占比均呈现先升后稳态势，这可能与日本“人口老龄化、社会少子化”现象导致的学龄人口数量下降有关；六是在非生产性投资方面，两国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占比均整体下降，其他投资占比变化相对较小。
（2）从中速增长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换
在维持10~20年的中速增长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速再次放缓，由中速增长阶段转向成熟阶段。从图11和图12可以看出，日、韩两国从中速增长阶段末期到成熟阶段时期的GFP结构主要变化体现在：一是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继续下降；二是居民的享受型消费有升有降，稳定性有所提升；三是发展型消费占比继续上升，其中政府的倾斜力度持续加大；四是在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方面却因国而异，日本的占比均继续下降，而韩国的基建投资占比先升后降，房地产投资占比先降后升。
图11 日本经济由中速增长向成熟阶段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RIET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12 韩国经济由中速增长向成熟阶段转换时的GFP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韩国央行，OECD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三、中国终端需求标准结构的未来演进方向
前文已经展示了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不同经济体的GFP结构呈现较强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课题组对样本高收入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时的GFP结构进行统一标准化处理，在剔除各国自身因素带来的GFP分项占比异常值后，构建了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演变路径。该标准结构可以更直观地展现我国GFP结构与高收入经济体间的差距和未来演进的方向。
课题组认为，造成不同高收入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GFP结构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口径差异。比如，不同经济体投入产出表编制时所采用的不同价格类型造成一定差异。价格类型包括生产者价格、购买者价格和基准价格等。还有不同经济体行业分类标准不同造成的差异，比如不同分类标准中大类行业中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此外，不同经济体所处的年代差异可能会造成一定误差，比如，较早年代的统计方法相对粗糙和简单。二是各个经济体自身制度、规模、地理位置、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带来的差异。
统一标准化处理的手段主要分为定性分析主导和定量分析主导两类。定性分析主导方法的逻辑是，通过对比不同时间节点高收入经济体相似发展阶段的结构，可以发现终端需求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趋同性变得更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不同高收入经济体的GFP分项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呈现的变动趋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基于上述逻辑，可以在每个时间节点上先寻找不同经济体GFP结构的共性，比如对于某一特定GFP分项，29个样本经济体中绝大多数的占比都处于一个非常相似的区间，那么我们认为此区间的平均值可以作为这个GFP分项的标准值。对于占比不同于这个区间或与这个区间差距较大的经济体，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需要通过此经济体前后时间序列对比分析判断其是否为异常值，然后分析出现偏差的原因，这样往往能够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如前文提及的美国私人医疗消费占比过高、北欧高福利经济体公共服务的高占比、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高投资驱动，以及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水平差异等。
定量分析主导方法的重点在于建模。我们把人均发展水平看作自变量x，把GFP分项占比看作因变量y，然后确定以下三个关键参数。一是特定差异值，也就是不同经济体自身因素带来的差异，它会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二是标准变化率，是在假定所有经济体既无自身差异，也无统计误差的情况下，每一单位的变动会使GFP分项占比产生多大幅度的相应变动。这个参数是一个非线性函数，有些情况下GFP分项占比可能呈现衰减式上升或下降。三是误差，也就是不规则项，是由统计口径、年代差异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基于上述的变量和参数设定，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GFP分项占比数据进行建模，从而找出一个最优的标准结构。
首先，GFP标准结构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大，涉及经济体多，各经济体文化制度和所处年代的技术背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构建GFP标准结构过程中，课题组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并剔除了各经济体因自身制度和文化、所处年代技术背景等因素带来的差异，但仍有局限性。例如，我们仅考虑了所处年代技术背景对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消费的影响，并未考虑其对文化体育娱乐等消费的影响。事实上，技术背景的变化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场景，如早些年代的文化体育娱乐消费中不包括网络游戏和直播等，但近年来这些消费活动却成为发展迅猛的需求增长点。
其次，不同经济体由于“特殊国情”带来的结构差异较为明显，如我国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占比远高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但通过观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发现它们的房地产投资占比甚至比中国还略高一些，基建投资也高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然而，从总体和长期看，正如图13、图14所显示的，日、韩的GFP分项变化趋势与OECD高收入经济体（不含日、韩）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说明高收入经济体的GFP结构演变经验对日、韩同样适用。在诸多差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某些共性特征和基准答案，才能准确把握高收入经济体GFP结构演进对我国发展的可借鉴意义。
图15展示了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位于相似发展阶段时的对比，以及标准结构从14600美元到32000美元的演进路径，大致相当于中国2019—2035年的时间区间。其中，17000美元、20000美元、26000美元和32000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2022年、2025年、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水平。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终端需求结构将会存在一些差异，但仍能清晰地看到现阶段我国终端需求的结构状态和未来发展方向。
图13 日、韩GFP结构
资料来源：韩国央行，RIETI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14 OECD高收入经济体（不包括日、韩）GFP结构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图15 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BEA、RIETI、OECD等数据库，课题组测算。
一是当前我国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与标准结构基本一致，参考标准结构未来演变趋势，我国食品相关消费占比仍将持续较大幅度下降；衣着相关消费占比也会持续下降，但降幅明显低于食品相关消费；日用品消费占比保持基本稳定态势。占比下降并不意味其消费总额减少，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上升，相关消费也会升级，消费总量是在增加的。但是由于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更为迅速，将对生存型消费的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恩格尔定律的含义较为相似。
二是当前我国居民享受型消费占比整体低于标准结构。从具体分项看，在居住相关的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仅相当于标准结构的2/3，显著偏低，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我国对自有住房租金核算部分有所低估，此外也可能存在我国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相关服务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参考标准结构未来的演变趋势，我国居民居住消费占比将会逐步上升，其可能隐含的逻辑是，居民在对居住物理空间需求得到满足后，对于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在商业服务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明显低于标准结构，未来其占比将持续上升。标准结构显示，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占比在上升至一定水平后会有所回调，但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在该项消费占比上将呈现上升态势。
在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的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同样稍高于标准结构，但是此项消费与所处时代的技术背景高度相关，标准结构中的大多数经济体所处的年代较早，与当下技术水平差异明显。标准结构显示，未来整体变动幅度较小，这或许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指引性较弱。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科技的进步，居民对于电子产品和信息通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但电子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逐步上升会带来相对价格的下降，同时信息通信等相关费用也会降低。从长期来看，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消费的占比可能呈现趋稳态势。这与电子设备及通信方面较为领先的韩国先升后降的趋势相似，但也不排除新的重大技术变革带来占比大幅上升的可能性。
在出行相关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根据发达经济体经验，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空间，但随着人均汽车保有量上升，此项消费将逐步趋稳。在住宿餐饮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未来将呈现先升后稳态势。金融保险消费占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是考虑到当前我国此项占比已经高于同期标准结构，未来可能缓慢上升或趋于稳定。
在批发零售居民消费方面，我国当前占比与标准结构差异明显。这里批发零售居民消费的含义并不是指特定的实物消费，而是居民所有消费中属于流通环节的附加费率，反映的是生产者价格与购买者价格之间的差异。中国此项占比低的原因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1）我国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发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务业发展整体落后；（2）农村地区的“自给自足”模式，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偏误；（3）我国人力成本较低。从标准结构的变化趋势看，批发零售居民消费占比会持续下降，可能是流通环节的附加费率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有所下降，同时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和物流的发展与应用会显著降低流通成本。考虑到当前的结构性差异，未来我国批发零售居民消费的占比随着统计的完善可能会先出现一定的“补课式”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再放缓。
三是当前我国发展型消费整体上要高于标准结构，但是政府支出倾斜力度不足，居民负担部分相对较重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居民消费部分，我国的教育及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显著高于标准结构。从标准结构演变方向看，两者未来呈现先升后稳的态势。考虑到当前我国这两项的占比已经偏高，未来持续上升的可能性较小，预计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居民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而教育居民消费占比由于课外补习和新兴教育模式（比如线上教育等）的迅速发展会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在政府消费部分，我国的教育占比显著低于标准结构，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与标准结构相近。根据标准结构演变判断，未来这两者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上升幅度更大，而其他政府消费部分占比将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应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缩减一般性开支等其他支出。
四是与标准结构相比，当前我国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占比明显偏高，公共管理投资占比偏低，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占比偏差不大。在基建投资占比方面，我国约为相同发展水平标准结构的两倍，这种GFP结构严重扭曲状况的调整势在必行。标准结构的演变路径也指出了基建投资占比未来会呈持续下降态势。在房地产投资占比方面，尽管我国当前的占比显著高于标准结构，但是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与东亚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日本、韩国较为一致。不过标准结构和日、韩两国此项未来演变路径均呈现整体下降态势，预计未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也会相应下降。在公共管理投资占比方面，尽管标准结构的演变路径呈现下降趋势，但考虑到当前我国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标准结构差距较大，预计未来会先出现较长一段时间的“补课式”增长，然后趋于稳定。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占比，从标准结构来看未来变化较小，预计中国未来这几项会与标准结构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
从短期看，未来5年，在我国GFP结构居民消费部分中，食品相关、衣着相关占比会有所下降，日用品，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会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居住相关、出行相关、住宿餐饮、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教育占比会有所上升。在政府消费部分中，教育及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占比会有所上升，其他消费性支出会有所下降。在非生产性投资部分，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占比会有所下降，个人服务业投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公共管理投资，教育投资，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会有所上升。
四、中国国内区域终端需求结构的演进方向
GFP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国际间的比较，也适合于国内省级乃至市级行政单元的比较。从体量上看，中国多数省级行政区的规模不亚于上述一些发达经济体。因此，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的演变路径，对分析我国省级行政区的发展趋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测算中国省级行政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发展阶段
在上文中我们采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美元）作为衡量发展阶段的标准，在区域层面仍然使用相同方法。但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1中只有中国全国数据，并无31个省市自治区具体数据。课题组在《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201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现价人均GDP的截面数据基础上，先是把截面数据转换到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1一致的口径，然后统筹考虑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物价水平累计变化和人口总量变化等变量因素，推算出了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美元）数据。结果显示，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处于5000~33000美元的区间，简单平均值在11000美元左右；到2019年整体上升到7000~45000美元的区间，简单平均值在16000美元左右。
（二）中国省级层面终端需求结构横向比较
为了探究GFP结构在区域间的差异和发展规律，课题组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表和非生产性投资完成额数据，测算出统一数据口径、统一行业标准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分项数据，并以此构成各个省市自治区的GFP结构。基于31个省市自治区2012年GFP结构的截面数据，我们可以按照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城市群等属性进行归类、对比和分析，以直观反映出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
1.按照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类
课题组根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水平，划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0000美元以下、10000~20000美元和20000美元以上，并在剔除各省市自治区因自身因素导致的异常值后，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省市自治区的GFP结构进行合并和标准化处理，构建了三个发展阶段的GFP标准结构。
在20000美元以上发展阶段的省市包括：上海（33293美元）、北京（27793美元）、天津（26404美元）和江苏（24566美元）。
在10000~20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古（16654美元）、浙江（16167美元）、广东（16024美元）、山东（15498美元）、辽宁（13619美元）、福建（13172美元）和吉林（11114美元）。
在10000美元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包括：重庆（9860美元）、陕西（9616美元）、河北（9540美元）、宁夏（9351美元）、湖北（8967美元）、山西（8652美元）、黑龙江（8478美元）、河南（8045美元）、湖南（8006美元）、青海（8005美元）、四川（7748美元）、新疆（7602美元）、海南（7434美元）、江西（7204美元）、安徽（7114美元）、广西（6411美元）、云南（5928美元）、西藏（5503美元）、甘肃（5286美元）和贵州（4455美元）。
从图16可以看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市自治区间GFP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同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呈现明显的规律性。考虑到样本数据量相对较少，标准结构中仍存在一定不准确、不合理的地方。
不同发展阶段分类的省市自治区GFP结构呈现出以下规律：一是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居民的食品相关和衣着相关等生存型消费占比均有所下降，其中食品相关消费占比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降幅逐渐加大；二是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基本呈全面上升态势，但批发零售的居民消费占比变化不大；三是发展型消费占比整体上升，但居民消费部分中教育的占比先升后稳，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占比先升后降，这意味着随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消费性支出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为居民“减负”；四是政府消费中的公共管理等一般性支出呈逐步下降态势，尤其是10000美元以下的省份占比过高，20000美元以上省份的占比则趋于稳定，所有省份的其他政府消费占比均有所上升；五是基建投资占比下降，发展水平越低的省份占比越高；六是房地产投资占比先升后稳，可能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会趋于稳定；七是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占比呈一定的下降态势，这可能是因为其绝对量增速相对较低，占比也被相应拉低，背后反映的可能是相对高收入地区投资需求逐步呈现饱和状态。
图16 31个省市自治区按不同发展阶段分类的GFP结构
资料来源：省市自治区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2.按照四大区域进行分类
基于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理属性，课题组划分了四大区域，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剔除各省市自治区因自身因素带来的异常值后，把处于同一区域省市的GFP结构进行合并和标准化处理，构建了四大区域的GFP标准结构（见图17）。
图17 31个省市自治区按四大区域分类的GFP结构
资料来源：省市自治区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从图17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GFP结构存在一些明显特点。
在生存型居民消费中，食品相关和衣着相关消费的占比均是中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再次之，东部地区最低；而日用品消费占比方面则是中部、东部较高，西部、东北较低。
在享受型居民消费方面，东部地区出行相关、商业服务和金融保险这三项占比遥遥领先，中部地区居住相关、住宿餐饮和文化体育娱乐及其他个人服务这三项占比最高，东北地区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和批发零售这两项领先，西部地区则基本上占比偏低。
在发展型消费中，在教育方面，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居民消费占比相对较高，西部和东部地区占比相对较低；中部地区政府的教育消费性支出显著高于其他区域，接下来依次为西部、东北、东部。在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方面，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占比偏低，其他三大区域占比较为一致；东部地区政府对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消费性支出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其次是西部，而中部和东北相对较低。
在政府公共管理的消费性支出方面，东北和西部地区占比较高，中部和东部地区占比较低；在政府其他消费性支出方面，中部和东部地区占比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较低。
在基建投资方面，西部占比大幅领先，其次是东北和中部地区，东部最低；在房地产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而后依次为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在其他非生产性投资中，东北地区个人服务业与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最高，西部地区教育和公共管理投资占比最高，东部地区除个人服务业投资，均为最低。
总的来看，终端需求结构在我国区域间和省级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与高收入地区相比，低收入地区主要展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从图17和图18中可以明显看到，低收入地区的消费能力有限，以生存型消费为代表的必选消费占比较高，以享受型、发展型消费为代表的可选消费占比较低，这主要是收入水平差异导致的。二是政府职能上的差异。低收入地区呈现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占比更高，政府的行政开支占比较高，而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显著偏低。
（三）中国省级行政区与高收入经济体终端需求标准结构的对比
前文构建了三个不同发展水平的GFP标准结构，包括10000美元以下、10000~20000美元和20000美元以上三个区间。本部分将每个区间的标准结构与处在相同发展水平的高收入经济体GFP标准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GFP结构的调整方向和发展趋势（见图18、图19和图20）。
图18 10000美元以下省市自治区与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省市自治区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图19 10000~20000美元省市自治区与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省市自治区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图20 20000美元以上省市自治区与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省市自治区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从图18到图20可以看出，三个区间的GFP结构与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结构的比较具有以下特征。
在居民生存型消费方面，人均收入20000美元以上和10000美元以下省市自治区的占比均低于标准结构，10000~20000美元省市的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居民的食品和衣着相关消费占比将持续下降，日用品消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态势。
在居民享受型消费方面，三个区间省市自治区的消费占比普遍低于标准结构，未来这方面的需求具有相当可观的增长潜力。从具体分项来看，在出行相关方面，20000美元以上省市自治区占比不亚于标准结构，但10000~2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下省市自治区占比明显不足，预计未来均会出现上升态势。由于所处年代技术背景的差异，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电子设备及信息通信消费占比高于标准结构，未来大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小。在住宿餐饮方面，三个区间省市自治区的占比均高于标准结构，但长期来看，占比还有一定上行空间。在文化体育娱乐和其他个人服务方面，三个区间省市自治区占比均显著偏低，未来有较大增长潜能。在商业服务方面，20000美元以上省市自治区占比高于标准结构，但其他发展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占比偏低，未来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在金融保险方面，三个区间居民消费均高于同期标准结构，其中20000美元以上省市自治区占比更是明显超出，所以未来上升潜力更多的是在20000美元以下的省市自治区。居住相关和批发零售占比所显示的异常上文已有具体分析，从未来趋势看，前者占比应有一定的增长空间，而后者占比可能会先补增后放缓。
在教育及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等发展型消费方面，三个区间省市自治区的居民消费占比均高于标准结构，负担相对较重；而在政府消费部分，20000美元以上省市自治区政府投入部分较为合理，而其他区间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投入则明显不足。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应持续加大资源倾斜力度，提高政府消费在教育和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等民生领域的占比。居民对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消费占比也会持续提升，对教育的消费占比增长速度虽然也呈一定上升趋势，但幅度较缓。
在非生产性投资方面，三个区间省市自治区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占比均显著偏高，对其他公共管理领域的投资占比偏低，未来应推动结构性调整，降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占比，提高公共管理，教育，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的投资占比。在个人服务业投资方面，当前三个区间省市自治区的占比均不低于标准结构，未来可能会保持稳定。
五、终端需求结构变化对行业产出的影响
本文第三部分分析了我国未来终端需求结构的变化方向，从需求的角度寻找新的增长点。而GFP具有源头性质，其分项的变动会通过行业间复杂的投入产出链条，拉动各个行业产出的变化。本部分基于我国投入产出系数，测算了每一单位终端需求分项的变化分别会拉动多少相关行业总产出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我国投入产出表可以分为四个矩阵：中间使用部分矩阵X，最终使用部分矩阵Y，要素投入部分矩阵V和一个空出的矩阵。其具体形式为：
行业H的总投入可以表示为：
其中X表示行业i的中间产品投入到行业k的生产的部分。
因此该行业的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直接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为直接消耗加上全部间接消耗：
B=A+A+A+…
因此：
B=（I - A）-1
当某一行业的最终需求变动为dY 时，将会引起相关行业总产出的变动：
dH=（B + I）dY=（I - A）dY
基于该公式，可量化分析终端需求分项变化对相关行业总产出的拉动作用。
课题组利用我国投入产出系数，测算了每一单位终端需求分项占比的变化对相关行业总产出的拉动作用。结合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表7汇总了未来每个终端需求分项的单位变化主要影响的5个行业。以居民消费的食品相关分项为例，未来食品相关的居民消费总量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分别影响农林牧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5个行业总产出下降0.78、0.59、0.27、0.13和0.11个单位。
需要注意的是，GFP分项占比下降并不意味着总量下降，而是反映此分项的增长速度要慢于GFP整体的增长速度。同理，GFP分项拉动的行业总产出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总量的下降，而是行业增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见表7）。
表7 GFP分项的变化方向及对行业总产出的影响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根据课题组测算，未来3~5年我国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将达到17000~20000美元的区间。通过前文中提到的定量分析主导方法，也就是对OECD高收入经济体GFP结构数据和我国GFP结构历史数据建模，课题组测算了未来我国GFP结构的演变路径对行业总产出的综合影响（见表8）。需要注意的是，本部分仅是从扩大终端内需、优化终端内需结构的角度分析对行业总产出的影响，但行业总产出同时也受到生产性投资、存货投资和外需的影响，如一些出口导向型行业，其终端需求占比在下降，但是出口增长很快，这种情况下其拉动行业总产出的增速是在上升而非下降。表8显示，未来3~5年，终端需求结构变化拉动的加速发展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设备制造业，对绝大部分制造业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稳定，而纺织、食品等行业则可能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表8 终端需求变化对行业产生的综合影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六、促进终端需求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战略与对策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我国终端需求水平提升空间依然很大，结构调整优化任务艰巨。终端需求在整个经济循环流程当中具有源头性质，其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的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终端需求的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为此，应从长计议，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终端需求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战略和政策。
注重质量效益，保持适当增速，促进终端需求稳定可持续增长。终端需求结构的持续升级和结构优化，是以其总量增长为基础的。中速稳定增长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新场景，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因此，必须加快经济转型，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掘增长潜力，把终端需求的蛋糕持续做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概括地说，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补短型增长”，另一种是“升级型增长”。补短型增长是指低收入阶层追赶中高收入阶层而带动的增长，关键是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根据课题组测算，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4亿人左右，还有9亿多人处于低收入阶段。从前文也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当前整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距离高收入经济体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他们与中高收入阶层的差距，是终端需求增长最大的潜能所在。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基本需求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提高享受型、发展型等服务消费比重。我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城市化进程已从数量扩张阶段逐步转向质量提升阶段，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就要在中速增长平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终端需求结构的持续优化。对居民的基本需求，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由“有没有”向“好不好”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稳步提高享受型、发展型等服务消费比重。一方面，应加快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和质量，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进口，让中国消费者分享到更多国际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均衡性、稳定性。
优化投资内部结构，降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比重，逐步纠正终端需求中的结构性扭曲。地方政府要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绩观、目标体系和预算约束机制，改变以大干快上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简单观念，逐步降低基建投资比重，与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平衡，与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要求相适应，更多地从投资回报率角度来评估投资决策。在基建投资内部优化资源配置，更多地向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倾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先进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房住不炒”的正确导向，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形成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动以人力资本提升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要与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幅降低由诸多不当行政性干预造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切实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性支出比重，以改善民生为主要方向，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加快完善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尤其要重视机会公平，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