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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技术变革是一把双刃剑。它为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机会，也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破坏性影响，引起经济震荡和社会混乱。技术变革是社会空前繁荣的主要驱动力，它使人类摆脱了几个世纪前的“孤独、贫穷、脏乱、野蛮和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使贫困和暴力日渐减少，物质短缺越来越少见，物质改善的前景越来越广阔（平克，2012；罗斯林和伦隆德，2018）。但技术变革有时伴随着经济冲击和结构性变化，无法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会因此受到生存威胁。技术变革虽然是取得长期进步的先决条件，但也可能是短期内经济和社会两极分化、政策僵局和政治动荡的根源。

　　平衡技术进步的成本和收益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技术的应用方式必须能够支持和促进普惠性增长。我们所说的普惠性增长能够提供平等的机会，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就业机会并从中受益，同时使最脆弱的社会成员免受潜在破坏性混乱的负面影响。

　　普惠性增长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各国的重要政策目标。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革命对普惠性增长的影响一直是人们激烈辩论的主题。概括来说，有三大阵营：一是悲观主义者，即技术恐惧者，他们认为混乱和破坏不可避免；二是乐观主义者，即技术爱好者，他们认为增长的浪潮必将惠及所有人；三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普惠性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是持续的政策干预和跨部门合作可以使较晚或较慢采用新技术的人免遭排斥。本书的目的是展示数字经济如何帮助我们将愿景变为现实。

　　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创造性破坏

　　在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中，一些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对普惠性的影响是负面的，他们非常悲观，被称作“沮丧的科学家”。他们认为，机械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和不平等，劳苦大众的生活将难以为继。马克思（1894）认为机器是一种比工人更优越的生产投入，由机器驱动的资本主义将埋下毁灭自身的种子。

　　凯恩斯（1963）创造了“技术性失业”一词来描述“暂时性失调”，其他人则对可能出现的长期混乱和就业机会的永久减少表示担忧。每当重大技术创新浪潮引发人们对长期前景的担忧时，长期混乱、就业机会的永久减少这样的问题就会被再次提及。机器人永远不会老，也不需要休假，这让人们感到恐惧。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加剧了这种恐惧，该研究表明，美国有47%的就业机会将受到自动化的威胁（弗雷和奥斯本，2013）。尽管作者后来表示，他们的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将出现“技术性失业”，但报道这一预测的头条新闻已经在全球被广泛转载，引起了悲观主义者的深切担忧。

　　历史表明，对整个社会来说，技术革命的失业效应大多是暂时的，尽管那些无法适应新形势的社会成员会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渡阶段。以美国为例。1800年，美国90%以上的劳动者是农民。到190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41%，而现在已不足3%。然而，美国的失业率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技术革命创造了数十亿个就业机会，其中许多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十亿人因此摆脱了贫困。现代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技术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和分析师在预测这些趋势时缺乏想象力，对技术进步表现出了持续的焦虑。当然，我们对损失总是比对收益更敏感，这只是人类的本性（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91），尤其是当收益难以预测时。

　　在另一个极端，乐观主义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必定是水涨船高、惠及所有人的。按照经济学家的预测，在均衡增长模型中，这种乐观的结果在以下条件都满足时就会出现：资本投入（购买厂房和设备的投入）的增长速度与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同；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需保持平衡。即使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也会扭转这一趋势（库兹涅茨，1955）。这种乐观主义并不能说服悲观主义者，因为它不能直接应对经济在技术冲击下的短期动态反应，也不能消除就业机会和不平等状况在现阶段可能受到的影响。如果那些跟不上技术革命步伐的人被忽略，那么风险会随之而来——导致社会情绪高涨，这种情绪会阻碍（对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而言很有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毕竟，凯恩斯说过：“从长远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

　　熊彼特（1942）的术语“创造性破坏”最能概括短期技术冲击和混乱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正如他观察到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革的形式或方法，它永远都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维持经济运行的根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促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运输和通信革命拓展了市场，两者都促进了竞争，以便从新产品和生产流程中受益。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基于平台的协作，打破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数字信息的生成和共享使人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复杂的文明（康纳，2016；豪斯曼等，2014）。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能更好地使用材料、能源和信息（莫里斯，2013；伊达尔戈，2015），构建更加精细、基于法律和规则的数字化世界，大规模的人类专业化、互动和协作将变得更加经济和更具普惠性（赖特，2000；布鲁姆，2000）。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会带来一系列重要结果，而现代金融、教育和通信服务只是其中几个例子。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否会让人类失业，而是如何确保这些技术创新为所有人提供生产率和报酬更高的工作，为所有人提供更具普惠性的机会，同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以缓解技术落伍对适应能力最差的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本书探讨的焦点并非是否要放弃寻找，而是如何磨砺技术变革这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钝化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简而言之，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将“创造性破坏”转化为服务于各方的“创造性建设”。

　　经济在过去是如何增长的

　　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和传播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斯宾塞，2011）。18世纪中叶之前的至少800年是第一阶段，彼时全球人均GDP基本上停滞不前，增长微乎其微。接下来的200多年是第二阶段，工业革命先后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发生，人均GDP每年增长1%~2%。这种经济增长是选择性的，而不是普惠性的，工业化国家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造成了所谓的“大分流”（琼斯，2003；彭慕兰，2000）。

　　第三阶段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一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革命的好处已经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在“雁行模式”（赤松要，1962）中，日本率先腾飞，接着是“亚洲四小龙”，之后是中国大陆和越南，所有这些经济体都能够在几十年间保持每年7%以上的增长率，相当于每10年翻一番。印度作为新崛起的大国，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见图0.1）。

　　这种广泛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用各国技术传播的演变来解释（科明和梅斯特里，2018）。200年前，各国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麦迪森（2004）称作西方旁支国家。这些国家和欧洲国家比其他国家平均富裕90%。

　　到2000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至750%。如今，有证据表明，全球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但这主要是由东亚和印度的快速发展推动的，预计这样的趋势会持续下去（见图1.1）。

　　图1.1 2003年和2013年全球收入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赫勒布兰特和毛罗，2015。

　　从长远来看，技术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主要障碍不是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缺乏动力，而是存在阻碍技术传播的系统性障碍。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要么无法获得新技术，要么负担不起，因为它们还没有想好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并从中获益。二战结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

　　审视最近几年的情况，就能清楚地看到，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更快的传播，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这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快速改善的结果，同时与二战后建立的重要的全球性机构有关，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刺激因素共同构成了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的支柱。亚洲经济体的腾飞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的劳动力受益于技术采用和技术渗透，这种优势与它们新发现的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见图1.2）。

　　图1.2 1930—2005年全球出口商品的贸易成本及其价值占GDP的比例

　　注：左轴为运输和通信成本相较于1930年的变化情况（1930年=100）。

　　资料来源：奥尔蒂斯-奥斯皮纳，贝特基恩和罗泽，2019年。

　　事实上，通过一体化的市场进行技术传播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技术进步使市场扩张变得越来越容易；反过来，更大的市场能够提供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激励，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图1.3用贸易量作为衡量市场扩张情况的指标。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欧的贸易量实现了大幅增长。

　　图1.3 1807—1965年西欧贸易量

　　注：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贸易额（1913年=100）。

　　资料来源：比较历史国民核算数据中心。

　　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量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出口额占GDP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见图1.4）。

　　图1.4 1827—2014年各国或地区出口商品价值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米歇尔·富昆和朱尔斯·胡戈特，2016年。

　　不仅技术突破本身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适当的机制、妥善的体制安排（它们促进了知识传播和市场一体化）也发挥了作用（见图1.5）。正如诺斯（1987）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增长是制度发展的结果，这些制度“允许一个经济体受益于尖端技术所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而这些技术是西方世界在过去几世纪中发展起来的”。

　　图1.5 1945—2014年收入和贸易增长

　　资料来源：米歇尔·富昆和朱尔斯·胡戈特，2016年；麦迪森数据库，2018年。

　　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在市场上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信息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包括衡量交换物的价值属性所需的成本，以及保护权利、审查协议和执行协议带来的成本。这些衡量和执行成本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来源”（诺斯，1990）。

　　这种见解在数字时代非常重要，因为数字技术正在为信息的生成、处理和传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数字技术和普惠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数字技术如何提高市场以及企业和政府等非市场组织对信息的利用效率。只有当增长具有普惠性时，技术传播所必需的全球和国家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普遍支持，并得到维持和加强。正如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2005）中指出的那样，当经济增长具有普惠性时，它就可以与促成更好制度安排的社会支持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何将他的观点变为现实，这是一项挑战。

　　鉴于技术在塑造经济史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仔细研究技术传播的过程将大有裨益。粗略地说，技术传播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技术采用和技术渗透。

　　技术采用是使用和完善新技术的早期阶段。190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大概有一半是因为“采用滞后”（科明和梅斯特里，201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滞后有所缓解。例如，手机和互联网被发明后几十年内就惠及了全球大部分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再来说一下技术渗透。随着新技术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它可以实现越来越高的效率（科明和梅斯特里，2018）。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期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技术渗透率差距扩大，这导致了经济分化。在数字时代，技术渗透率能否以普惠的方式得到提升？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数字技术有什么不同

　　数字革命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不同于以前的技术革命。

　　第一个方面是其前所未有的渗透速度。在美国，各种技术的渗透率达到25%所用的时间均不相同：电话用了35年，收音机用了31年，电视机用了26年，电脑用了16年，手机用了13年，而互联网仅用了7年（见图1.6）。

　　图1.6 美国数字技术渗透率

　　资料来源：米克，2018。

　　第二个方面是数字技术的渗透比早期技术革命更少依赖经济发展水平，这要归功于其可负担性的大幅提高。以数字技术采用指数来衡量，许多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达到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的技术渗透率（世界银行，2016）。关于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有很多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同时在向数字经济快速转型。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者。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销售额占中国零售总额的23%。中国经济逐渐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尤其是线上消费（见图0.2）。

　　在获得第一次技术革命，即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多好处后，新兴市场正大步迈向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同时采用多种新技术意味着新兴市场可能会沿着与发达经济体截然不同的数字化道路前进。例如，美国前100家零售商的销售额占美国零售总额的40%以上，但在中国这一比例不到10%（见图1.7）。

　　图1.7 2009—2014年中国和美国前100家零售连锁店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美国零售业联合会，2017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和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2014年；罗汉堂。

　　与其他新兴市场一样，中国的零售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本地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借助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为千里之外的客户提供服务，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不必再经历发达经济体经历过的零售业整合阶段。

　　第三个方面令人惊讶，那就是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生产商普遍对数字技术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联合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和印度90%以上的人都强烈或比较认同互联网利大于弊，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不到70%，在日本，这一比例不到60%（见图1.8）。

　　图1.8 2017年互联网信任度与人均GDP的关系

　　注：信任互联网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源于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调查报告，指的是对“你信任互联网吗？”这一问题给出了肯定回答的受访者。

　　资料来源：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银行，罗汉堂。

　　人们对移动支付的态度差异更大，这体现在接受移动支付的受访者比例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超过90%，印度超过80%，肯尼亚接近80%，美国不到45%，法国不到31%，日本不到30%（见图0.3）。更普遍的是，新兴市场跨过了个人电脑时代，直接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仅在开发和采用移动支付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发展移动互联网所支持的丰富的、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人们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前的金融和零售服务在新兴市场的效率往往要低得多。所以，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在新兴市场上采用数字技术，边际收益要大得多。此外，发达市场上现有的传统服务提供商更倾向于抵制变革。

　　值得注意的第四个方面是，数字技术会带来意外的挑战：就业机会消失，技能要求迅速变化，隐私和数据安全以及竞争政策相关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非常复杂，尤其是与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纠缠在一起时。

　　我们应该如何拥抱数字技术

　　促进技术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有两个：一是提高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以利用新技术，二是降低技术传播相关的技能要求。虽然这两大驱动因素都很重要，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区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掌握一项新技术需要花很多时间并且需要持续地边用边学。降低技术采用门槛更容易，也越来越重要。更低的技能门槛可以加快边用边学的进程，为新应用创造更多机会，促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许多数字技术的技能门槛相对较低，这有利于实现上述两个目标。

　　较低的技能门槛大大加快了新兴市场的技术传播速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发展中国家80%的成年人拥有手机。拥有手机的人比拥有干净水资源的人还多。如图1.9所示，到2017年，手机渗透率的提高与否不再取决于GDP的变化。如果说教育带来的惠普性是涓滴细流，那么较低的技能门槛带来的惠普性就是倾盆大雨。当前，技术传播的速度和普惠性都远超以前的技术革命，这是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图1.9 2017年手机的使用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新范式正在全球快速形成，这一范式为实现更具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更好的途径。规模更小、资本密集程度更低、更环保的技术的广泛传播，促成了惠普性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满足全球贫困人口的需求，而大部分未开发的人力资本和潜在消费需求就来自这些人（卡普林斯基，2018）。

　　与此同时，通过振兴老工业区（阿格塔米尔和巴克，2016）和将旧工业部门改造成新的创新中心（莫雷蒂，2012），发达国家的知识多元化和集约化趋势也将提升普惠性。

　　有些数字技术被迅速而广泛地采用，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它们的技能门槛和使用成本都比较低，并且彼此互补。数字技术的显著特点是网络效应明显，一个用户采用新技术，可以使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其他所有人都受益。这一点极大地缓解了采用滞后，显著提高了技术渗透率，为各个国家提供了更多促进普惠性增长的机会（见图0.8）。

　　社会科学将政策分析和预测奠基于日益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上，这表明其已走向成熟。对于如何建设基础设施和营造商业环境，以便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获得最大收益，很多人已经做过有趣的分析，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要想预测数字技术对增长和普惠性的影响，就必须从丰富的数据和可靠的科学试验中获得确凿证据。然而，技术爱好者和技术恐惧者的看法仍然大相径庭。双方都不理解数字技术是如何传播、如何使商业运作实现现代化以及如何服务于劳动者、消费者和家庭的。在经济分析中，市场和公司的运作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黑箱”（皮萨里德斯，2010）。现在，我们要研究它们的微观基础，以更好地理解上述现象。

　　我们越理解当前面临的机会和相关权衡，就越能更好地实施相关战略，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性增长，应对意外的挑战。简而言之，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可以变成更可行、更有力的“创造性建设”。

　　本书将从新兴市场的角度审视我们迄今为止在数字技术采用和渗透方面所学到的知识。虽然大部分讨论都是关于中国的，但我们的目标是探索数字革命如何创造出生产效率更高、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造福于每个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每个人。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