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决云下定了决心就不更改：“不去了，未必非要关着避世。”

　　曲丛顾此时还浑身泛着红，伸了手拽了一角被子盖在自己身上，轻声说了个：“不。”他还讲起了道理：“你早些去，突破了就再也不用闭关了，不然以后还得再折腾不说，跟人家打架你也打不过。”朱决云好笑地拍了拍他的脸：“打不过怎么，嫌弃我了？”“没有，”曲丛顾看着他，“你不要找茬。”朱决云又笑了，再次俯身去亲他。把他亲的眼角通红，张着嘴喘息。朱决云深深地看着他有半晌没有说话。曲丛顾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多明事理啊。”

　　好像这两天一直使脸色的不是他一样。本来么，两口子之间的事情，就该关起门来慢慢谈。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沉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刹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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