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北辰和陆伯年早已走街窜巷地聚集了很多百姓去看知县审案，他们并没有向外人哭诉柳文新是多么混蛋，要屈意诬告陆安歌，更不提陆安歌有多么无辜，他们只是告诉那些人，三天之后知县大人会审理一件现在全京城都在议论纷纷的案件，他们自然就来了，无非就是想来看看热闹。想听听这知县大人是如何审理全京城最让人瞩目的案件。
衙署大门西侧建有申明亭。这是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县修建的，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调解，由各里的里长及县衙的有关吏员，在此对双方纠纷晓之以利害，说服双方让步，妥善解决。少数经调解无效者，可拟状击鼓，由知县升堂审理，判决。
虽说申明亭规模不大，但它是明朝初年对封建法制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和创新，解决了千百年来知县整天被各种鸡毛蒜皮官司困拢，而难以用较多的精力谋一县治理的弊病。即使申明亭中不能调处解决的官司，在场吏员已对事情梗概有所了解，转给知县，审判时就快捷多了，这也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一项有效措施。
仪门
县衙的第二道门叫“仪门”，顾名思义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必须上下有别，贵贱有等，礼制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必须遵循“礼制”，仪门通常是关闭不开的，只有在知县上任，恭迎上宾，或者有重大庆典活动时才可以打开，以示隆重。仪门两侧有东西两个角门，按封建礼制，东为上首，故东角门称为“人门”，也叫“喜门”，是供知县平常出入的，而西角门则称为“鬼门”，也叫“绝门”，通常也是关闭不开的，只有在提审人犯，押解死囚赴刑才开，且死囚必须走鬼门。
仪门是县衙署中最为高大雄伟的一座门，立于两层三级台阶之上，青墙灰瓦，乌梁朱门，上有黄铜大钉，足以显示其威严庄重之仪。由于官府均为红漆大门，于是朱门便成为官府的代名词，成为封建上流社会的象征，仪门门外有联曰：
门外四时春和风甘雨
案内三尺法烈日严霜
此联通过对比反衬出衙门内外氛围的天壤之别。“四时春”“和风甘雨”意味着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若没有“案内三尺法”、“烈日严霜”、“除暴安良“又怎会有百姓的安居乐业？仪门内侧也悬一联曰：
百载烟云归咫尺
一暑风雨话沧桑
此联以烟云、风雨比喻世道变迁，官海沉浮。
大堂
大堂上书“亲民堂”坐北朝南，高耸威严，在建筑上是县衙署中最为宏伟的，在职能上也是最为重要的，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要在这里审理，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为三楹公堂，公堂楹柱上悬有一联曰：
1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一县之长，官虽不大，但毕竟是一方百姓所仰仗的父母官。因此，知县的优劣直接影响黎民百姓存亡，关系国家兴衰。所以，官员的任用，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首先，是“别流品”，即官员必须出身清白，凡娼、优、隶、子孙均不准入仕；其次，是“观声音”，即品貌端正，言谈流利，身体健康。此外，还有“核事故”“论资考”“定期限”“密回避”“验文凭”等。每一条都严之又严，。
大堂内，正中屏风上绘有山水朝阳图，山正、水清、日明，即“清正廉明”，这与宫阁上方所悬匾额“明镜高悬”可谓异曲同工，意即告诉百姓本知县办案公正、廉明。“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正是身为一任知县所应有的品格和气度。
屏前高出地面约一尺的地方称作“台”，台上四根柱子围成的空间称作“官阁”，是知县审案时所在的地方，由于官阁四面通风，冬天断案时，通常在台上的案下放一火炉，以供知县取暖，所以官阁又称为“暖阁”。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惊堂木等升堂用品。案的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官阁顶蓬上绘有三十六仙鹤朝日图，象征皇权一统，四海归一。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是钱粮库和武备库，明清时期，户房收集的田赋丁银除上交外，地方还要留存一部分，供地方日常开支及灾荒年间赈灾济荒，这些开支银两及帐册均存放在钱粮库，由县丞负责，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财务室，西侧的武备库，是明清时存放升堂时所用的刑具和部分兵器。以及县衙所有兵器刑具清单的地方，平常典吏负责管理。
宅门
二堂与大堂由一道院门隔开，这道院门称作“宅门”，宅门是通入内宅的咽喉之地，两旁设有“门子房”，是看门人的住所，“门子”日夜轮流值班，闲人免进。门子房既是传达室，也是保卫科。门子虽地位低贱，但却是知县亲信，知县手中有权，难免有人情相求，但若想见知县，必须由门子通禀，门子虽然年俸仅有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对其行行贿赂，否则，在这里就吃了闭门羹，连知县的面都见不上，就别提办事了。
二堂
穿过宅门，有一道屏门，由四扇转扇门组成。跟仪门一样，只有在重大庆典活动时才开，平时用于挡隔人们视线，屏门上原先绘有秦叔宝，尉迟恭二门神像以镇宅避邪。
穿过屏门便是二堂，二堂外悬一联。曰：
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
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
其意不言自明，但值得注意的是下联的“愧”字少一点，而“民”字多一点，意即对百姓要少一点“愧”，巧妙的寓意是中国文字所特有的。
二堂是知县的日常办公室，知县每天除上午升大堂理事外，多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级，小范围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多数的民事案件也常在这里审理。这是因为民事案件的审理不需要大堂的森严气氛。
二堂正中屏风上绘有“松鹤延年图”，这与大堂的“山水朝阳图”相比，无疑多了几分生活气息，案上的令签也与大堂不同，只有黑色而没有红色，表明在二堂一般不判处死刑，屏风上方悬有匾额“思补堂”，原称“退思堂”，均为退思补过之意。知县坐在堂上，抬头便可见对面屏门上所悬“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这六个字提醒知县断案时要权衡三者，做到合法，合理又合情。
明清时期，民刑案件的审理是分开的，刑事案件在大堂审理，民事案件则在二堂。在二堂断案时，知县通常是给原、被告讲一些三纲五常之类的内容，用这些封建伦理道德来教育他们，从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一般很少动用刑罚，除非当事人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单靠说教不能解决问题才用刑。
内宅
穿过二堂，便到了知县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内宅，内宅所悬匾额为“勤慎堂”，这是由于古代作为一个好知县的标准是清正、勤快、谨慎，“清”字是为官之本，是众所周知的身为一官的基本准则，所以不需写出来，加之，清初大兴文字狱，“清”字又是国号，所以后人慎用“清”字。由于一些涉密的案件也在内宅审理，故老百姓也称为“三堂”。内宅所悬楹联为：
治赋有常经勿施小恩忘大体
驭官无制法但存公道去私情
意思说做官有做官的原则，不要为了一些小恩小惠忘了基本原则，要
“存公道去私情”。虽然匾额中“勤慎堂”将“清”字略去，但在这副对联中却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可见“清”是身为一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的。
明清两代，知县须在500里以外异地当官，朝廷制度森严，知县不许携带家眷，知县家属也不许来探望，加之交通不便，知县一年四季辛劳在任上。只有每年腊月二十至次年正月二十为封印期，为知县的一个月假期，知县方可以回家，由县丞、主簿、典吏等处理县衙日常事务。
内宅东西厢房为客房，有上级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
大仙楼
平遥县衙署中轴线上的最后建筑是大仙楼，这是其它县衙所没有的.大仙楼是平遥县衙署中唯一的元代建筑，始建于元至正六年，历次的重修；扩建都很少动这里，以至使这里地势最低，然而建筑却是衙署中最高的，而且保持了初建时的格局。
楼下东屋是衙署的厨房，根据汉族居所建筑风水学“坎主震灿巽门“，都把厨房建在东面。西房是炊管人员的住房。正房是北方的特色建筑窑，窑冬暖夏凉，这里是知县用餐的地方。正窑门外悬挂一联，曰：
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
孝悌忠信礼义廉无有铜钱可做来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除了神仙每一个凡夫俗子所离不了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朱子八德“是宋代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提出的做人的基本品德。
大仙楼上供奉着守印大仙，据民间传说，守印大仙就是狐仙，知县为求得仕途平安，将其奉为“守印大仙”虔诚供奉于此.大仙楼外的楹联是：
名场似奕无同局
吏道如诗有别裁
做官尤如下棋，要勤动脑，慎动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勤一慎，这也正是内宅“勤慎堂”匾中所蕴含的为官之道。“奕无同局”“诗有别裁”，即“治赋无常经”为官者必须能够驾驭各种不同的局面，无制法可循。可以看出做官也是一门学问，需用心去体会其中的奥妙。
粮厅花厅以南为粮厅，是县衙存储粮食的地方，粮厅旁还有磨房，原先有一座大石磨，用来加工粮食，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由壮班衙役干的，粮厅前有一棵古槐高耸入云。
六房
“吏”“户”“礼”“工”“刑”“兵”六房位于大堂东西两侧，“吏”“户”“礼”居东，“兵”“刑”“工’居西，它们分别与东边的钱粮库和西边的武备库这两库房合称“东司”和“西司”。
东库房由县丞(正八品)分管，西库房由典吏（从八品）分管，六房的正职称“经承”，副职称“管年”。其中，吏房管理县所属吏员的升迁调补，下委任状，负责登记本县进士，举人副榜封爵等，其职能相当于“人事局”，户房又称“户粮房”，主管全县征粮纳税折成银两押解上缴朝廷国库，遇灾荒之年还办理赈灾放粮事宜，户房的“经承”又习惯称“钱谷师爷”，户房相当于今天的“粮食局”。礼房主要管理儒学、教育、庆典、祭祀等，科举考试时协助知县教谕，组织童生应试，监场、发放试卷，操办各种庆典，主管知县出巡、仪卫、鼓乐。兵房主管全县征集兵丁、马匹、训练兵卒，向上级输送兵员，驿站、铺兵、城防、剿匪等均属兵房管辖之事。刑房主管本县民刑案件，其手下有“管年”、帮助、刽子手、狱卒、仵仆等。工房主管全县蚕桑、织造、修筑公署、城防、庵观、庙、塔、兴修水利、铸造银两、铸造枪炮器械、雕刻塑造、销毁假币等。六房各司其职，同时由知县统筹管理。
陆北辰随时在衙门当差，可是对于刑狱之事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早早的向人打听了。
县官是一县父母，也是首席法官。在他之下，有一个由县丞、县尉以及主簿组成的法官团队。这些人或依职权，或经授权，以主审官的身份处理刑事、民事案件。击鼓原是下班号一有冤情，便可“击鼓”？大堂前所设的那面大鼓，本来是为宣告县太爷下班所用，普通老百姓要打官司，须先递状子。所谓的状子，官方称谓“诉状”，。这份状纸，两造具备，案由与事实清楚，笔法老练，严格遵循着诉状的法定格式，极有可能出自持有官府颁发执照的法律文书撰写人——“代书”之手。口供、五听和刑讯如此一番折腾之后，方能进入正式的审判。按照审判程序的规定，先审原告，再审被告，其后询问证人。首先由原告跪在公案左边的原告石上，按照法官的要求，将案由和事实陈述清楚。然后拘唤被告，被告的位置在公案右边的被告石上，法官将根据原告的控诉，讯问被告。如果被告不服，则询问证人。证人证言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证言与原告指控相吻合，则继续讯问被告；如证言各执一词，则使原告、被告、证人当堂对质。口供，主要指被告人的供词，在证据制度中占据最重要地位。古代法官对口供非常重视，审判程序围绕口供的取得进行，最终的判决也建立在口供基础之上。口供作为古代诉讼证据之王的地位，随着“五听”狱讼审案方式的应用而确立，并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五听是一种通用审讯方法，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应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曰辞听，即所谓听其言词，理屈则辞穷；二曰色听，即所谓察其颜色，理屈则面红耳赤；三曰气听，即听其气息，理屈则气不顺；四曰耳听，即审其听觉，理屈则听不清；五曰目听，观其双目，理屈则眼神闪烁。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刑讯是获得口供的法定手段。为了避免刑讯滥用而造成冤狱，法律对于刑讯程序的规定非常严格。所谓的“大刑伺候”，主要就是打板子。例如在唐代，刑讯时使用长三尺五寸，大头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的专用讯囚杖，只能击打背、腿、臀，且要求这三个部位受刑相等。刑讯不能超过三次，用刑总数不能超过二百下。如果达到了法定的考囚次数被告人仍不肯招认，便可以取保，并反过来拷问原告人。结案判词花样多案件审理完毕，即进入结案程序。古代对案件的审结都要求司法官吏能引用法律、依据事实做出判决。与现代法院的制式判词不同，古人的判词非常简练，且透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肃穆的公堂，头顶着“明镜高悬”匾额的县太爷端坐在公案之后，如狼似虎的衙役分列两班，惊堂木一声脆响，不仅把堂下的人下了一跳，更是把围观的百姓唬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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