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岸有一个小村，村民们早已逃难而去，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村子。除了只几小猫轻快地跑过，整个村落安静地有些吓人。包括从旁边经过的日军在内，谁也没有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人在活动。

　　在一处偏僻的院落里，一名战士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笔，正在写写画画。电话线从墙洞穿出，沿着隐蔽的沟渠向前延伸。如果一直往前走，就能在一处电话线杆上找到它的连接点。

　　这名战士正写着什么，突然皱起眉头，脸上浮现出不可抑制的怒气。旁边的战士忙低声问道：“怎么啦小李？”

　　小李摆摆手没有说话，又继续监听了一会儿才将电话机搁下。他把手上一张纸片递给旁边的战士，说：“小王，马上报告给处长，特急，加密！”

　　小王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飞机、轰炸、毒气等字样，吓了一跳，忙跑到另一个角落里开始发报。随着一阵嘀嘀哒哒的声音响起，一道道电波迅速消失在天边。

　　北岸，97军指挥部。

　　“报告！”情报处长张占元匆匆赶来。

　　郑卫国打趣道：“哟，张处长真是稀客啊！怎么，今天终于开张了！”

　　由于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加之方法上有所欠缺，前段时间情报处的工作一直未能打开。郑胡子这话既是玩笑，也是含蓄地表示不满。

　　张处长老脸一红，忙递过来一份文件。说：“军座，这是情报人员刚刚监听到的。土肥原要用飞机向我军阵地投放毒气！”

　　郑卫国看到上面用红笔写着“特急，加密”四个大字，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匆匆看过数行，忙把文件递给周参谋长，说：“参谋长，这件事情你马上去安排一下！”又对张处长说：“干得好，回头向战区给你们请功！”

　　张处长兴奋地说：“军座您放心，卑职一定尽心尽力！咱们的潜伏小组已经深入日军占领区域的腹地，等下还会有情报传来。”

　　郑卫国满意地点点头。说：“嗯。好好干！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去吧！”

　　看着张处长的背影，段双虎嘿嘿一笑，说：“这个张占元总算是开窍了！”

　　周参谋长一脸忧虑。显然没有心情开玩笑。他犹豫了一下。说：“军座。我刚才计算过了，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免不了遭受较大的伤亡。依我看，不如暂时放弃在南岸的阵地。”

　　郑卫国摇了摇头。说：“不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退缩！要是让小鬼子尝到了甜头，以后只会越来越猖狂，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

　　日军在侵华战争初期，对于毒气的使用还是比较克制的。相对于之后几年，使用的次数较少，而且多以非致命性，比如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为主。之所以不敢大肆使用，一方面是担心中国的报复，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国际上的舆论。

　　为了掩盖进行毒气战的罪行，日军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规定将毒气称为特种烟，弹药和弹药箱的标记必须除掉后才能交付部队使用。同时在使用中要求部队必须努力歼灭敌人，以便毁灭人证。显然日军对于使用毒气是有所顾忌的。

　　遗憾的是国府并没有及时向日本施加压力——第一次通过国际社会抗议是在1941年秋的宜昌攻防战之后。也不敢采取对等报复的手段迫使日军放弃使用毒气——**手上有一批毒气，但是抗战时期一直没敢使用。

　　由于国府的软弱，再加上日本国力渐渐匮乏，38年以后日军开始大量使用毒气，并称为决胜瓦斯，可以说后面几年一直是靠毒气在撑着。在战争中，毒气使用的频率和致死性毒气所占比例迅速攀高。

　　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中，日军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此后日军在中国各个战场上纷纷使用毒气，尤其是自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统计（仅限国统区数据），日军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年9次，1938年105次，1939年455次，1940年259次，1941年231次，1942年76次，1943年137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总计1312次（1945年的数据不完全统计）。

　　从这份数据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日军使用毒气的一个大致状况，从37年到39年增长的势头惊人。40年以后数据上虽然有所下降，但那是因为中国战场已经趋于稳定，若以战斗次数来算，使用毒气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

　　见郑卫国把事情提高到了“战略性”的高度，周参谋长就不再反对了，只是一再打电话要求南岸各指挥官们做好准备，加紧防范。

　　呜呜……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战士们都把头抬起来四处张望。军官们纷纷吼道：“敌机空袭，马上隐蔽！”

　　一名班长一边带着战士们躲进工事，一边嘀咕道：“排长，小鬼子飞机怎么来得这么快，防空哨也没预警！”

　　排长没好气地说：“我咋知道，兴许是飞得高呢！”说着带头把防毒面具带好。战士们也小心翼翼地带上，还让战友们帮忙检查是否严实。

　　以前大家对毒气还有些不以为然，嫌这玩艺儿有些累赘，现在都知道厉害了，都当成了宝贝。

　　日机在天空中盘旋一圈之后，开始投弹。轰！一枚重磅炮弹落地开花。一大股黄绿色的气体迅速弥漫开来。

　　轰！又是一枚炸弹落下，这回飞溅而出的却是像茶籽油一样的液体。一个新兵蛋子有些好奇，伸出手指想去沾一点，幸好一旁的班长眼疾手快，狠狠地一巴掌把他给抽了回去。

　　咕咕，一只青蛙跳了几跳，突然肚皮朝天躺在地上抽搐起来。战士们惊讶地看了过来，只见青蛙身上沾了一点褐色的液体，然后迅速开始糜烂，不一会就变得血肉模糊。

　　排长心底一阵恶寒。忙挥挥手。把部下全部带走，转移到了另一处阵地。班长带着面具，声音嗡嗡作响，说：“排长。啥玩意儿这是？一沾就死！”

　　一名战士接口说：“是化骨水吧！”

　　排长摆摆手。没有说话。他脸色很难看。好在戴着面具看不出来。对于没有经历过毒气战的战士们来说，首次碰到这种恶毒的武器，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若非军令在身。只怕他们就要慌忙逃走，而且是逃得越远越好。

　　呯呯呯……有几架敌机越飞越低，不知道是为了确认战况，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轰击。防空团（由原防空营升格）管不了那么多，立即开火。看着铺天盖地的防空火力，日机吓了一跳，慌忙拉升飞走。

　　赵云祥朝天上看了看，松了口气，说：“他奶奶的，终于走了！”说着习惯性地就要取下面具。

　　一旁的工兵团第三营营长忙伸手拦住，说：“赵司令（赵云祥被临时委任为南岸支队司令员），不能摘面具，毒气还有残留！”说着一面让部下们开始消毒作业，一面通知南岸各旅各营继续防毒。

　　黄副旅长奇道：“风一吹，还怕啥？”

　　三营长解释说：“这回的毒气比早上的更厉害，有很强的滞留性和潜伏期！”像那种黄褐色液体就是大名鼎鼎的芥子气，有2—6天的潜伏期。芥子气的刺激性不大，甚至还有点儿“好闻”，如果不小心进入毒区，一开始很难发现异常，等发现时就已经造成大量的伤亡了。

　　黄副旅长气得破口大骂：“小鬼子我操你姥姥！”又打电话问道：“医护人员和担架什么时候到，是不是要等人死绝了才来啊！”

　　赵云祥忙劝道：“别把火撒在自己人身上！”

　　正说着，一队担架兵已经赶了过来。一些不幸中毒的指战员们被迅速抬走抢救。工兵团三营则在一些主要的阵地上喷洒消毒液。这还是从日军兵站仓库里面搞到的福利，用完就没有了，所以非常珍贵。若非是为了避免花园口惨案，郑胡子还舍不得拿出来。

　　得知有不少战士中毒，郑卫国内心非常不好受，甚至有些自责。可是没有办法，想要拯救国家和民族，早晚得有这么一天。

　　“军座，你怎么在这儿！”就在郑卫国陷入沉思的时候，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把他叫醒。

　　郑卫国抬头一看，只见是余曼霞带着一队医护人员正从南岸赶了过来。同行的有十几副担架，这还只是一个医疗队的，可见中毒的人数真不少。

　　他心里一阵抽搐，说：“我听说弟兄们中毒的很多，就到医院来看看。”

　　一名伤员看见郑卫国挣扎着要起来，说：“军座！”

　　郑卫国忙道：“躺着别动，感觉怎么样？”

　　伤员咧嘴一笑，大概是因为疼痛，笑容有些扭曲。他捶了捶胸膛，说：“俺已经没事了，军座，俺要回去打鬼子！”

　　郑卫国安慰道：“养好伤再回去，有的是鬼子让你打。”又问道：“不是有防毒器具吗？你怎么中毒的？”

　　伤员郁闷地说：“俺闻到一股葵花味儿，突然犯恶心，一头就栽地上去了，等醒过来就躺在担架上了。”

　　余曼霞解释说：“他的防毒面具上面破了个口子，加上有伤在身，所以昏迷了。”

　　郑卫国点点头，又叮嘱说：“好好照顾这些弟兄。”

　　柱子好奇地问道：“葵花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儿？”

　　郑卫国略想了一下，说：“应该是路易氏剂，是一种剧毒的糜烂性毒剂！”

　　白院长突然气呼呼地冲了出来，大声嚷道：“郑，日军使用了化学战，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你必须向国联申诉日军的暴行！”

　　郑卫国郑重地说：“你放心，日军一定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包括寺内寿一和土肥原！”

　　白院长愤恨地说：“这种事情实在是无法忍受，我要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的罪行。郑，你得帮我搜集证据。”

　　郑卫国点点头，说：“责无旁贷！”

　　正说着，一名通讯员突然闯了进来，柱子拦住他询问一番之后，忙附耳低声说了几句。郑卫国闻言一震，辞别白院长他们，急匆匆地赶回了指挥部。

　　周参谋长抬头一看，说：“军座，您来的正好，小鬼子又开始发起反扑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