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严刑峻法，想不到萧兄弟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啊？”朱元璋放下手中的茶杯，双手重重的一拍笑道：“不瞒萧兄弟，当年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当时我心里便暗暗立下誓言，若是有一朝一日，我能主宰天下，一定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所以，在我听到有人胆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做出欺压百姓，贪污受贿的勾当，我极为气恼，一口气把那些贪污的官员全杀了，只是我没想到这些官员，并不知悔改，才不过几个月的功夫，竟然重新巧立名目，继续干出欺压百姓的勾当，我一怒之下，又杀了一批，连番杀了几批，金陵城的贪污之风才好转了一些，只是一直杀下去，却也不是个法子，所以前两日我与召集百官商议此事，谁知这些平日里诵读圣人诗书大臣，人人嚷着不如百姓，死活不同意严刑峻法，让我效仿宋太祖？着实让我好生气恼，一怒之下，将几个文臣武将扒光了衣衫，好生打了一顿，这事情才算消停了一阵？“
朱元璋虽随口说来，但萧云却听得惊心动魄，这个时候朱元璋还不是后来的洪武大帝，这些臣子自然不知道深浅，一听严刑峻法，哪里会同意，但朱元璋毕竟是朱元璋，虽然不至于杀了这些反对者，但也没让他们吃些好果子，心中暗暗叹了声：“这么些时日不见，朱元璋不但气势压迫人，这手段也是雷厉风行啊，日后的洪武大帝已经初见端倪了，洪武一朝的官员，日子不好过了？”
“前些时日，我让李善长，刘伯温，仿照各朝各代律法，编成法律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这些法律倒是很完善，只可惜天下百吧并不知这些法律的含义，这让我好生苦恼，这些时日，我在思量一种的新的律法，一种人人都能明白，都能说出来的律法，街头巷尾，三教九流，便是普通孩童，也能知晓我的律法，懂法，到最后畏惧法律，只有这般那些贪官污吏才不敢为所欲为，不敢这般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国家才能清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不惧怕贪官污吏？“朱元璋说着目光闪烁一种自豪，一股杀气油然而生，让萧云起了一个寒颤。
若是当真这样的话，那实在太可怕的，这就好比后世文化大革命时，人人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般，试问自秦朝推行法家学说一来，泱泱中华，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一千余年，何从有这样的手笔，人人懂法，这样的场面，如何不让萧云吃惊呢？“
朱元璋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伟大构想之中，并没有理会萧云，自古自的道：“若是有我亲自指定一本律法，律法之中，陈列历朝历代著名案例，将那些贪官污吏，奸臣，鱼肉百姓之人的案件放入其中，酷敛百姓，贪污税粮；放卖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扰民，私吞商税案；谎报灾情，侵没赈济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案，编辑成好听的故事，让普通百姓，茶余饭后能当故事细细听来，百姓无形之中知道了我的律法，还知道各种酷刑，这样岂不是能起到警示作用，日后我金陵人人知法，懂法、从而畏惧律法，绝不敢再犯，岂非政治清明。”
萧云一愣，忽然想到了后世流传的一本律法，他想起从一些史料中看到过的记载，那上面说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以《大明律》在刑罚方面明显较前有所减轻为由，为了纠补这种刑轻现象，贯彻其以“刚猛治国”的既定方针，在三十年《大明律》刊布时，特将其另行制订的《大诰》条目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当时萧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皇帝亲自指定律法，而且这律法，还颇有些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想不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朱元璋在《大诰》颁行时，他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只可惜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萧云沉浸在自己的惊讶之中，朱元璋同样沉浸在自己的吃惊之中，他目光两道光芒闪射而出，许久才喃喃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唯有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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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友看了上一章，问“高薪养廉”古代好像没出现过，对于这个问题，小景说明一下，高薪养廉在古代还真是出现过，根据史书记载：清朝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相当于现代的正部级以上官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到十几两银子(京官有所谓“恩俸”，即照原俸饷另给一份；另外给一点有限的俸米)，小一点七品官知县之类，每年俸银只有四、五十两。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但是，当时许多官僚生活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他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靠灰色收入。
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雍正年间，为了革除这个弊病，就把耗羡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每年给“养廉银”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
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敲诈勒索，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诈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