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郗虑和赵松立时明白了李玮的意思。昨天太学发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经知道了，而且马上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无法拒绝的建议，但这位丞相大人可不会如此慷慨，他现在正挣扎在改制的漩涡里，以他行事的一贯风格，他巩固新经地位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从改制漩涡里摆脱出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目的。

　　郗虑和赵松忐忑不安，担心老师郑玄被李玮利用了。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了，而李玮以弱冠之龄追随大将军征伐西海，久历官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早在十几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万万不能轻率答应，以致害了老师和新经。

　　李玮微微一笑，对两人的谨慎和担忧不以为意。

　　“昨天，向大师发难的是高堂隆。”李玮慢条斯理地说道，“高堂隆是什么人？他是泰山平阳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高堂生，其家传《礼》学，历代都有人出任太学博士，乃青州世家。高堂隆的老师是谁？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邮，有次薛悌和都尉发生争执，此人一怒拔剑，要杀泰山都尉，后来因为此事遭到弹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谋逆被诛后，他受到牵连，被解职归家。”

　　“高堂隆发难后，响应者很多，而新经学派的崔琰、赵商、公孙方、王基，还有两位大人……”李玮手指郗虑和赵松，“你们都是大师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奋力驳斥。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对手是谁？”

　　郗虑和赵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消息正确的话，率先响应高堂隆的是王朗、华歆、宋衷、颖容、王凯和董访。”李玮看到两人都不说话，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说，“王朗是徐州东海人，他以“通经”闻名于世，他的老师是杨赐，就是太傅杨彪的父亲。华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师也是杨赐。宋衷是颖川人，和水镜先生司马德操齐名，以研习《太玄》而著名，（《太玄》是本朝大儒扬雄所作，兼采儒、道和阴阳。）他的老师是杨赐。颖容是豫州陈国人，他师从杨赐。董昭、董访兄弟的老师也是杨赐，而两人上次能逃脱张邈、孔融谋逆案的牵连和杨彪的保护有莫大的关系。王凯是兖州山阳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畅，其父是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他的老师是杨彪。”

　　李玮说完后，笑吟吟地望着郗虑和赵松。两人暗自惊骇，寒意层生。李玮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对付杨彪了，要打击以杨彪为首的关洛士人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对付太傅大人？”李玮似乎看破了他们的心思，捻须而笑。

　　两人愣然。难道不是？

　　“新经是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因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顾两种经学的优点，同时也要照顾到两种经学的缺点，这就难免遭人诟病。”

　　李玮犹豫了半晌，后边话没有说了。他身份特殊，说话份量重，对经学不能随意评价，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郗虑和赵松很想知道李玮对新经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朝廷国策的修订，关系到新经地位，所以两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书房的门。赵松抢先说道：“大人，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话，说到哪算到哪，出门就忘，绝对不传出去。”

　　李玮笑笑，想了片刻，继续说道：“新经能够成为官学，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需要。”

　　两百年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对于打破师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古文经学基本上是在民间传授，因为研习者少，学习者就要广泛求师。贾逵之父贾徽曾先后从刘歆、徐恽、谢曼卿等大儒学习，班固和马融也是“所学无常师”，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再加上有条件阅读各家著述，使这些大儒们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华，而不必拘泥于一师之学说。

　　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不受师法家法的约束。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就无师法家法可言，这随即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经学要争取官学地位，古文经学的儒士们要想进入朝堂，则必须破除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

　　在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家各派为了共同抵御对手，不得不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取长补短，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其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开始逐渐削弱。大儒张玄习《颜氏春秋》，但又兼通数家，因此丢掉了博士职位，但儒生们认为他学问高深，愿意从其学习，弟子上千。这种混淆家法的作法渐渐受到儒士们的欢迎，甚至盛行于太学之中。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仍在力图维持师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但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作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孝顺皇帝时，曾规定诸生举孝廉，务必试家法，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左传》，被举为孝廉，可见“试家法”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卢植大师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竟被任为博士；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

　　自光武皇帝以来，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今、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还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谶纬、数术，比如蔡邕、荀爽、杨彪、郑玄大师等人。

　　另外，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也大大促进了“通学”的发展。在经学传授中，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经的不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统一，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灵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并由蔡邕书丹于碑，立于太学门外。

　　古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的衰落，师法家法的淡化，经文文本的统一，种种事实证明，今、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

　　郗虑和赵松闻言，大喜过望。

　　李玮是大汉朝丞相，是一位年轻的丞相，他在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玮这句承诺，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但是，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最显著的便是《易》学。古文经学的《易》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易》学相差无几。”

　　“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在注解《易》学的时候，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颖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责的原因。”

　　“谶纬和繁琐是新经的两个致命缺陷，尤其是谶纬，更成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共同攻击的对象。”

　　“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在今文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以新经指正新经，以新经反驳新经，以新经纠正新经，不能不说他们的智慧非常高，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

　　郑玄大师本人更偏重于古文经学，他在注经的时候，没有遵循师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几百年来，谶纬之学已经深深扎根于经学，对儒生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对谶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的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今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

　　“王充大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符瑞灾异说虽然有其文化底蕴，但朝廷必须放弃以符瑞灾异为主的谶纬神学，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纯儒学，恢复纯儒学的精义，才能对社稷有益，对百姓有益。”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王充大师在《问孔》、《刺孟》诸篇中的话，与其说是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传统的诘难，不如说是基于本朝儒士们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面目的呐喊。”

　　“古文经学的儒士们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建构，为大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国策，以扭转社稷的衰落和制约祸国奸佞对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双重打击下，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这种残酷的事实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国的儒士，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危机，而又不至于因爱国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儒士们冷静反思的结果，就是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要么拒绝出仕，搞纯儒学研究、培养弟子，要么采取迂回攻击之术，这使得朝野争斗更加复杂化、激烈化，朝廷无奈，对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们实行了禁锢之策，就是党锢之祸，结果是什么？天下崩溃。”

　　“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外戚和奸阉祸国，如果社稷一直稳定，百姓一直安居乐业，如果朝廷能够和儒士们齐心协力共建大汉，那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的同时，在张衡、马融、蔡邕、郑玄等一代代大师的努力下，儒家学说应该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家伦理以适应各种危机的挑战，推动大汉的进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愿望而发展，大汉还是走向了倾覆的深渊。”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训，要恢复纯儒学，要让大汉的儒士们齐心协力，重新建构可以推动大汉中兴、社稷长治久安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把谶纬全部清除除经学是必需的，把新经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习的经学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给各派儒士们以最大限度地学术自由，让儒学迅速恢复本原，让儒学迅速发展，这是今后新经研习的原则。”李玮坚定有力说道，“这是朝廷对官学的原则，不会改变。哪一派经学符合朝廷的原则，哪一派就是官学，这个观点朝廷不会改变。”

　　郗虑和赵松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丞相府，匆匆赶到馆驿拜会老师郑玄，商讨对策。

　　丞相李玮今天召见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安抚他们，而是要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这从他最后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虽然他一再说朝廷坚持新经为官学，但其背后的意思很明显，新经如果不做出重大调整，前途黯淡。

　　李玮说朝廷希望恢复纯儒学，那么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李玮急召议郎王朗和郎中许混。

　　李玮首先对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坚持的“反谶纬”、“反繁琐”主张予以了肯定，然后提出了恢复纯儒学的建议，并且重申了朝廷选择官学的原则：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无论哪一种经学，只要它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它就是官学。

　　李玮这番话让王朗和许混又惊又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朝廷对新经中的“谶纬”和“繁琐”非常不满，有意重定官学，而首选目标就是古文经学。

　　两人匆匆离开丞相府。

　　王朗去拜会杨彪。杨彪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他知道李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现在李玮既然提出了“纯儒学”的观点，那么经学之争的帷幕就已经拉开了，谁都输不起。他即刻邀请在京的今文经学大儒名士商讨对策。

　　许混回家禀报自己父亲的许劭。许劭很激动，古文经学为了恢复纯儒学奋斗了两百多年，为了重新构建儒家伦理也奋斗了两百多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他急速邀请王剪、许靖、崔琰、淳于嘉等人到太学会晤，商讨对策。

　　将作大匠赵戬、太史令马丰先后赶到丞相府。

　　关中马家是古文经学世家，马融大师的地位极其崇高，郑玄、卢植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马融大师反对谶纬之学，反对注经繁琐，当代古文经学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是出自马融大师。

　　李玮详细解释了朝廷对经学的态度后，对马丰说，朝廷坚决支持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是朝廷当初选择新做经为官学的主要原因，只要这样，儒学才能发展，儒学才能帮助大汉中兴和推动社稷进步。“反谶纬、反繁琐”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更好更快地融合，以便快速推动儒学的发展。

　　“但儒学向那个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儒家伦理的重新构建符合朝廷的利益、符合大汉的利益、符合百姓的利益？”

　　李玮伸手从案几上拿出一卷竹简，缓缓打开，霍然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戬和马丰恍然大悟。李玮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说到底还是为了改制。

　　本朝研治《孟子》的大儒，前有扬雄著有《孟子注》，后有程曾著有《孟子章句》，赵岐著有《孟子章句》，郑玄著有《孟子注》、刘熙著有《孟子注》，还有一个就是卢植大师的弟子高诱著写的《孟子章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岐老大人的《孟子章句》是自《孟子》成书以来，本朝儒士第一次对《孟子》系统的整理和义理的串释。在赵歧老大人看来，孟子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传承者，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他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是儒学通统中应时而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孟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当然不是王充大师在《《刺孟》中所批评的那些宿命观点，而是《孟子》的“人本”或“民本”观念。

　　赵岐老大人在注解《孟子•梁惠王》中着重提到了孟子的几个“人本”理念。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方始也。”

　　“圣王之德，与民同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怒神怒，则国灭祖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贸已裕穷，则斯民集矣。”

　　“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伤民，民乐其亡，以挺服强，仁与不仁也。”

　　赵歧老大人对这些治国观念的重视，无疑是基于自己对大汉陷入重重危机的深切感受，是想借助《孟子》的治国理念，唤醒儒士们对早期儒家“人本”思想的关注，复兴这种有利于社稷和百姓的治国理念。

　　综观《孟子》的核心理念，无疑就是“民贵君轻”，提倡“王道”，主张“仁政”，而这正是当前的大汉所迫切需要的。

　　本朝国策一直建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上，李玮此刻提出纯儒学，重建儒家伦理，很显然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完成改制，确保大汉中兴的成功和社稷的长治久安，而重建儒家伦理的方向无疑就是《孟子》的“民本”理念。

　　李玮伸手拍了拍案几上的《孟子章句》，郑重说道：“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以确保儒家伦理的构建方向符合大汉的利益。”

　　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一前一后走进了丞相府。

　　“大将军到了河西吗？”李玮把两人请进书房，笑着问道。

　　张燕抬头看了看他，“你身体好些了？”

　　“太累就歇几天。”徐荣关心地说道，“你一旦躺倒，朝廷基本上就瘫痪了。改制的事不要急，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

　　李玮感激地笑笑，摇摇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这么大一堆，难道还撑不下去？”

　　“陛下和大将军已经到了武威，马上就要到亦不剌山了。”张燕说道，“大将军回信说，北疆平叛的事可以拖到七月，就是大漠雨季结束之后。这段时间，他先让阎柔将军带着军队赶到河套一带会合大单于刘豹、右贤王刘冥，然后陈兵于云中，威胁扶罗韩。”

　　“陛下呢？他是和阎柔将军一起到云中吗？”李玮问道。

　　“大将军说，他打算带着陛下到张掖、酒泉一带转转，让他看看玉门关、阳关，让他知道西域在哪。”徐荣笑道，“看样子，将来大将军有意让陛下亲自率军收复西域，打到葱岭了。”

　　“没钱打什么？”李玮没好气地说道，“他和陛下游山玩水，把我们丢在京城受罪，哪有半点兄弟之情？”

　　徐荣和张燕失声而笑。

　　贾逵和温恢抱着书简走了进来，分别递给了徐荣和张燕。这文卷是刚刚草拟的，墨迹尚未干透。两人看完之后，都有点疑惑。

　　“仲渊，太学闹起来了，无益于改制之策的商讨和制定。”徐荣说道，“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利益，是利益分配。”张燕把竹简放到案几上，“经学上的争论，儒家伦理的重建，并不能让他们从中受益。”

　　“对，两位大人说得对。”李玮笑道，“但经学各派为了从这场争论中受益，肯定要做出策略上的调整，尽可能让自己的治国理念迅速融入到国策中去，并从中受益。”

　　“现在呢？”徐荣把书简卷起来，举到了李玮面前，“现在我们等着经学争论的结果？”

　　“对，朝廷有原则，对官学、对经学、对儒学伦理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相信这场辩论很会就有结果。”李玮非常肯定地说道，“但为了章省时间，朝廷需要做出一些姿态。”

　　张燕笑了起来，“好，听你的，我们明天都到太学去。”接着他看看徐荣，“仲渊请我们来，当然不会是为了邀请我们，你看……”

　　徐荣皱皱眉，“长公主亲临太学，安全上的事……”

　　“我保证。”张燕笑道，“我亲自负责殿下的安全。”

　　三月二十六，长安，太学。

　　在朝廷的推波助澜下，太学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辩论。

　　今、古文经学两派首先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但新经一派没有正面应招，而是虚晃一枪，把辩论方向引到了《周礼》上，挑起了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内讧。马丰和赵戬马上抛出了《孟子章句》，经学辩论的主题随即由儒家伦理转到了“纯儒学”上。

　　四月初七，经学辩论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地儒士在老师、同窗、朋友的召唤下，日夜兼程赶到长安。

　　征西将军钟繇也急奏朝廷，请求返京参加这场经学盛事。长公主准奏，钟繇带着数十名颖川大儒、名士飞速进京。

　　此刻，朝廷发起的麒麟殿议政已经搁置，朝中大臣们大都被卷进了这场无休无止的经学辨议之中。

　　李玮有些焦头烂额了。

　　四月十二日，骠骑将军鲜于辅急奏朝廷，乌丸人能臣氐和修武卢合兵一处，攻打白鹿王鹿破风。鹿破风向鲜于辅和白山大单于楼麓求援。鲜于辅急调鲜于银、柯比熊、射虎、射缨彤等人率两万铁骑进入上谷郡，楼麓也出兵相助。

　　能臣氐、修武卢随即向扶罗韩、射隆求援，鲜卑人以此为借口，率军越过长城，杀进了上谷郡。现双方对峙于治水（即桑干河）南北两岸，暂时还处于调停阶段。

　　鲜于辅说，如果北征大军迟迟不能到达大漠，大战估计将很快爆发，恳求朝廷给个准确答复，以便我决定是否即刻发动攻击。

　　大司马徐荣急告鲜于辅，朝廷改制之事尚未解决，目前不宜进行决战，请设法拖延战事的爆发，适当时候可以满足鲜卑人的一些要求。

　　四月十五日，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廷尉卿陈群、大鸿胪袁耀、太常丞袁涣、征西将军钟繇、老臣杨奇、刘和、司马防、赵温等人聚在一起，商议应对之策。

　　经过半个多月的辨议，今文经学一派遭到了重创，现在经学的辨议主要是古文经学一派和新经一派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古文经学内部的辩论，把今文经学一派彻底踢出去了，这是辨经之前，今文经学一派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文经学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竟然败落到如此地步。

　　如果不是很多今文经学大儒都是兼学今古文经，估计现在太学里都看不到今文经学一派的儒士了。

　　哀叹之余，要即刻想出对策，以便救助研习今文经学的门生弟子和儒士们。

　　今文经学是大家的饭碗，现在今文经学败落到如此地步，饭碗也就砸了。经学争来争去，说到底，就是饭碗之争，就是生存之争。

　　如何生存？马上改学新经？那也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家法，几百年了，这个观念在门生弟子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叫他们突然丢掉学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今文经，怎么可能？没有一代人、两代人，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今文经学的儒士们很难改变观念。

　　过去北疆人一直打击其它派系，比如关洛士人就曾经很长时间得不到入仕的机会，但那个时候主要是派系之争。自从新经成为官学后，研习今文经学的儒士们首当其冲，算是彻底丢掉了饭碗，这导致很多儒士迫于生计，不得不改学新经，但忠诚于今文经学的儒士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很多人如今一贫如洗，即使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也只能抱着竹简长吁短叹，无法一展抱负。

　　“我们即刻拟定一个选拔制度，代替朝廷现在实施的察举和乡评选拔制度。”杨彪说道，“这个新制度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以才能、道德为主，而不是以学习什么经学为主。新选拔制度的原则是唯才是举，这完全符合朝廷选拔人才的原则，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尽可能让今文经学的儒士们能够得到入仕的机会。现在朝廷的改制之策还没有最后议定，只要朝廷答应修改选拔制度，我们就让步，同意朝廷制定的一系列改制之策。”

　　众人眼前一亮，思路顿开。

　　“朝廷是支持新经的，只要新经大力改革，尽快从经文中把谶纬拿掉，古文经学一派还是输，所以他们肯定也支持选拔制度的修改。”老臣刘和高兴地说道，“只是，怎样改呢？把察举制度推翻了？”

　　“不用推翻，推翻重制，矛盾更大，还是尽力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问题，以断绝北疆人和新经儒士对选拔的控制和操纵。”荀攸摇手说道，“把选拔权一分为三，丞相府负责儒士品第的评定。尚书台负责监督和调章。中书监负责依状授官。各地具体负责乡评的官员也改由朝廷委派，这样通过各官署之间的制衡，将选举权完全收归朝廷，而皇权也能因此得到了有力的维护。一举多得。”

　　“扩大选拔对象，人才选拔的机会应该均等，有才能的庶民也可以入仕为官嘛。”钟繇说道，“如果朝廷和各地乡评能对所有儒士进行品评，真正做到唯才、唯德是举，那么此策完全可以去除察举制的弊端，对大汉中兴极为有利。”

　　众人连续讨论了一天一夜，然后由陈群、袁涣拟制了新的选拔制度，并征求多方意见。

　　四月二十日，以太傅杨彪为首的十一名大臣联名上奏，要求修改选拔制度，并呈递了以“九品中正制”代替“察举制”的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