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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透过这份长长的名单，徐妤还是看出了其中考虑欠缺周全之处。首先，即使普国军人日渐占优，将近30万联盟军中，富有战斗经验且占据超过半数的，仍是旧帝国出身，经历过第二次北方战争的南方官兵；此外，名单将老普军参谋部的人马排除在外，等于是在本就根基不深的普国军人之中，又硬生生地划开了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痕。这是因为，参谋部乃是老普军的灵魂所在，多数军人，特别是那些有着数代从军传统的世族大家，都只认定沙恩铭、裘文和等几个长期在参谋部任职的高级将领，如果贸然将他们排除在外，非但军中多数军官不会买账，就是那些时刻希望普国再次复兴的老世族，也会将闻熹一伙视作为了金钱出卖同胞与传统的叛徒和逆子。
看到这里，徐妤明白，无论这份纪要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只要它见诸报端，定然会在军队、贵族甚至民众之中掀起轩然大波。追随皇党北迁的军人、官吏还有贵族自不用说，就是老普军、老普人，也会惊诧于王坤凌、闻熹等人狼狈为奸、抢班夺权的丑态。原因无他，一旦这份名单中的许愿成为现实，军队被王坤凌牢牢把握，商团便等于三分天下有了其二。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拥有文官支持的季若新便显得孤掌难鸣。反观商团，只要林怀衷主导的国民大会有军方作为后盾，行政机构对其颁布的法令规章就只得乖乖服从；加之官府不同于理事会，人事任免权力掌握在各级国民大会手中，商团只要像笼络军队那样撒下大量金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国民大会，进而控制整个行政系统及所有文官。
显而易见，曹永浜主动透露的消息，很可能是唐敏宁背后授意。其目的在于，通过将名单公之于众，迫使那些摇摆观望者，特别是在军中颇有影响的老普军参谋部迅速站到王坤凌的对立面，与闻熹等人划清界限，进而支持自己继续掌控军队。如此一来，便可能巩固自己在国内军内的地位，形成唐敏宁、林怀衷、季若新三派并驾齐驱的平衡局面。无论从哪个立场上看，这都是对于联盟的发展与安定最为有利的选择。
只不过，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唐敏宁心中非常清楚，虽然王坤凌的鲁莽举动必然引起林、季二人的警觉和反击，但是，由自己抢在两人前头发起攻击，不但最为合适，也最为有利。因为对手长剑所指，首当其冲的便是军队，由军队的人出面反击，既名正言顺，也不会亏欠两派人情。而通过这种反击，唐敏宁也能够在新老军中积累更多的声望，进而奠定自己在军中无可动摇的地位。毕竟军队不似官场，交换和交易虽然存在，但声望和感情更被军人所看重，一旦那一任君主曾经率领军队建立战功，或是挺身而出维护军人利益，无论形势及力量对比如何变化，这位君主都会在军队中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
至于自己为何中选，徐妤清楚，除了源自军人后裔的感情纽带外，还由于《龙吟》极为便利的地位：它是龙丘理事会的机关报，因此敏感的政客与观察家们不难发现；同时，这份报纸不高的级别，也使得以个人身份刊登影响如此重大的消息不会遇到太多的阻力。甚至于，为了提高影响力，本就居于劣势的党报管理层更乐于见到此类文章不断在自己的报刊上独家发表，进而在与商团大报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徐妤拿到纪要后，立刻回家托仆役次日和报社告假，自己则闭门不出，连夜研读并撰写报道。经过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的奋战，在报社下班前收集文稿准备开印的前夕，这位欠了读者一日专栏的宣传干事及时将这篇重磅文章递交审编校对排版。由于牵涉联盟军政要员，且预估影响重大，值班的副总编不敢作主，只得命正在审稿的一名编辑将主编唤回。
不出所料，苦于如何扩大党报影响的主编见徐妤的文章价值极大，粗略看过后立马拍板刊发。虽说为了避免外界将此次报道疑为早有谋划，文章仍使用徐妤负责的“民情寻访”栏目，但报社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即便没有放在头版，龙丘内外敏锐的观察家们，仍然能够准确无误地了解到其中所透露出的信号与动向。而只要做到如此，《龙吟》必将发挥龙啸一般举世皆知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声音闻达东西内外。
无论掩藏如何巧妙，这篇名为“统一党普通党员”的《封官许愿加钦定，无视党纪忽视程序》文章，如同钓上了一条巨大的海鱼一般，将原本暗流涌动的龙丘搅得波涛汹涌。原本积极站队，准备跟随林怀衷或季若新一党在全代会后分得一口权力蛋糕的各路人马，不约而同且惊恐万分的发现，在两大巨头背后，竟存在着这样一个超越派系，横跨党政军的秘密组织。它利用台面上两派急于瓜分军权的心理，借助商团充足的财力，将建立起来的军中关系网据为己有，在林、季两派中制造军队已被自己人掌控的假象，最后等待羽翼丰满时取而代之！
此时，原本踌躇满志的王坤凌才如梦方醒，他忙不迭地后悔自己为何会在闻熹和罗北辉等一种少壮派军官的鼓噪下，许下那样鲁莽无知的诺言。就算民众乐于见到那些敢说敢想的军队明星们得到重用，文官和老世族们却不见得会对此置若罔闻。毕竟帝国有重文轻武的传统；普国则论资排辈，唯老世族是从。如果单纯改革军制，改善管理，则并没有多少阻力，而若是彻底打破原有传统，任用一帮鼓吹先军政治，急切要求上位的军国主义分子，则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文章刊出之后，王坤凌赶忙四处灭火，一面通过各种途径找大佬们求情，一面雇佣文人解释和反击。然而，林、季二人的态度，着实让这位年轻的军政部副部长心寒到了极点。为摆脱干系，林怀衷下令商团中断了对王的资金支持，同时授意商团喉舌刊文表明对徐妤文章的肯定；季若新的回应则更为直接，除了对亲自登门的王坤凌避而不见外，还放出话来，称“殿下虽未继位，却是我帝国臣民当之无愧之君主，历朝历代，为君者手无兵权，世所罕见也。”。言下之意，他宁可唐敏宁继续掌握军队，也决不愿看到林怀衷或是商团其他人取而代之，威胁自己的地位。至此，王坤凌为自己的得意忘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退一步说，即便真要启用一班新锐，也应当在位置稳固后不动声色，不留痕迹地完成。王坤凌还未大权在握，却急于露底表态，此等嘴脸一旦被人揭穿，必将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弃子。
就在王坤凌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卷得疲于奔命的时候，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新锐们一心取而代之的唐敏宁却依旧不动声色，她既没有四处活动笼络人心，也没有落井下石打击对手，而是一如既往履行着本职，闲暇时和曹永浜读书讨论，全然没有大战将临，全力以赴的紧张和忙碌。
这便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分别。依照法家理论，治国手段有三，一曰术，二曰法，三曰势。术者，计策权谋是也，往往涉及如何打压对手、抬高自身，或是沽名钓誉，谋取政治资本，如此种种，虽为政争必须，却也易使自身、党派与国家陷入内耗与自利之中；法者，则为依照利益均衡所订立之规矩制度，凡事依法而行，赏罚分明，一视同仁，谓之法治。法治可确保官民有章可循，争讼有条有理，是为安邦定国之根本；至于势，若以早古先贤观点论之，乃是君王与生俱来之权势与威望，君主有此权威，则可一言九鼎，若有利在千秋万民之政令国策，必使邦国富强，民众安康，只是，先贤论述，却未曾言及如何得势，如何护势，对于如何防止此一势为昏主暴君所用，更是避而不谈。究其原因，则是君权神授之就有观念，法治不过驭下治民之工具耳。因此，今日学者所谓“势”，更多指的是在法治基础上所规划之长策远谋。而政治家之所以优于政客，其根源则在术法势三者相辅相成，以术为用，以法为基，以势为首，凡事先公后私，先国后己，立足法治，占据高势，同时只需必要手段防止小人暗箭伤人，则不必费心争取，亦能够立于不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如此重大的变故和机遇面前稳若圣山，很快，一名家仆便带着主人的来信找到了曹永浜，信中所托并不令人意外，乃是希望曹作为中间人，约唐敏宁与自己见面。商谈内容虽未言明，但不用多想即可得知，应是与王坤凌出局后的人事任免有关。不过，这封信最出人意料的并非内容，而是寄信者的身份——前普国国相，曾经的智囊路钊勇。 江雪孤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