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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圣祠街

　　成都人十分熟悉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后面就是四圣祠北街，与之相邻的还有四圣祠南街和四圣祠西街。四圣祠街的得名是由于过去在这里有一座四圣祠（旧址在今四圣祠北街的四川神学院），祠中祭祀孔子的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和子游。四圣祠在成都人心中并没有多少印象，但是这条街上却发生过若干让成都人难以忘记的故事。

　　清光绪十八年（1892），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的传教士赫斐秋等人来到成都，在玉沙街租房传教。第二年即在四圣祠北街设立布道所，1894年在布道所的基础上建成并开设了成都第一个礼拜堂（当时还是中式平房），发售与散发各种有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书籍与单页印刷品，成为成都地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早期中心，不仅医院建于这里，育婴堂、印刷厂也都设在这里。1905年在本街20号正式营业的华英书局是成都市最早的一家使用铸铅排字的近代印刷厂，主要设备全部从加拿大运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家印刷厂的基础之上成立了成都印刷厂）。今天这里还保留了一些老建筑。在成都市公布的第一批22处文物建筑物中，在这附近的就有5处，其数量仅次于华西坝，有两幢当年的医院楼房至今仍然被二医院使用，在二医院设备科这座小楼的青砖上至今还可看到“民国十一年壬午造”的字样。这些建筑中最重要的是1920年由加拿大海外布道会集资第三次重建的福音堂（1933年改名为四圣祠礼拜堂，现名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由加拿大牧师兼传教士苏继贤（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苏约翰之父）设计并监工，两楼一底，可容千人，具有德国古典巴伐利亚式建筑风格，以金堂淮口硖石用铁水浇铸为基。因为使用了主要由众多教民捐赠的100万块青砖，所以又被称为“百万砖教堂”，最后一次维修是在1989年完成的。这座教堂顶部的北端原来还有四层钟楼，内悬合金巨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曾经亲自登楼敲钟，与万民同庆。遗憾的是这个钟楼与其中的巨钟均已在“文革”中被毁。

　　四圣祠街 2001年 王晓庄摄影

　　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外景 2004年 黄晓帆摄影

　　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内景 2004年 黄晓帆摄影

　　福音医院 1913年 杨显峰提供

　　这条街对成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仁济医院。

　　成都历史上开办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就是仁济医院，这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医院，由中华基督教会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创办，地点就在当年的四圣祠北街12号。主持者为加拿大医生启尔德，医院初建时名为福音医院，实际上只是启尔德夫妇二人开的小诊所。1905年医院得到了成都官方1500两黄金的资助，修建了一座四层楼的医院大楼，这座大楼也是成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新式楼房（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拆除，在原址上修建了二医院的职工宿舍）。1907年大楼建成之后，仁济医院拥有病床120张，成为成都规模最大、医技力量与设备最强的医院，医生主要来自加拿大。很多近代的医疗技术与设备，例如我国第一个牙科是1907年由加拿大医生林则建立在这家医院（1912年发展为我国第一家牙科医院），X光机最早在成都的使用是1924年在这家医院，四川最早的癌切除术也是在这家医院。医院1928年被正式命名为仁济医院，1940年改名为四圣祠医院，1946年改名为成都慢性病医院，一批医护人员与设备合并到华西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几次扩建之后，医院规模大为扩大，正门也从四圣祠北街改在了庆云南街。

　　限于清代末期中国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习惯，男性与女性不允许有肢体接触，更不允许在私宅之外解衣露体，哪怕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医院也不可能男女混杂，所以四圣祠医院早期的全名一直叫仁济男医院，只能医治男病人，另外附设了一个妇孺医院来医治为数不多的妇幼病人。1896年教会又在惜字宫街开办了一所仁济女医院医治女病人。1940年，仁济女医院毁于火灾，一时无法恢复，仁济医院才将妇孺医院并入，公开医治女病人，并改名为四圣祠医院，真正成为男女病人一同就医的医院。

　　谈到四圣祠医院，我们应该记住成都人民的好朋友启尔德一家三代。

　　启尔德

　　启尔德（1867—1920）加拿大人，本名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英美会传教士，美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1891年，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先遣队的队员，带着妻子詹妮来到中国上海，次年来到成都，在四圣祠北街租了几间民房，从一个小小的夫妻诊所开始，第一次把西方的近代医学知识与医疗技术带到了成都，为成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开一代新风、解万家病痛的难以估量的作用。妻子詹妮到成都的当年就因为染上了成都流行的霍乱而去世，时年25岁。两年后，启尔德娶了第二个妻子丽塔，中文名启希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硕士、医学博士，她是成都第一家妇女儿童医院即惜字宫街上的仁济女医院的开办者，一直到1942年逝世，为成都人民服务将近50年。启尔德还是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最早的发起人、校董会首任主席。学校开学以后又担任了医学院首任院长，而仁济医院则是华西医学院学生最主要的实习基地。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协会四川分会的发起人之一。

　　启尔德一家

　　据说，当与中国传统医学迥然不同的西医治疗方法初入成都，被成都人误解、抵制甚至诋毁的时候，启尔德曾经雇用了三个工人每天用中国传统的敲锣鸣街的方式敲着铜盆沿街宣传，邀请病人前往免费治病。

　　1920年，启尔德病逝。1921年，他的长子、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学硕士、医学和哲学博士启真道偕妻子、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珍妮特（中文名启静卿）一同来到成都继承父业，他先后担任了华西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牙医医院总院长，作为一个杰出的医生与教育家，一直为成都人民服务了30年。在一次成都城内的军阀巷战中，他在现场救护伤员时曾经被流弹击中左肩，以致留下了终身的左肩残疾。1952年，启真道离开大陆，出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在那里继续为中华同胞服务。启静卿于1947年病逝，但是以她的藏书为基础建立起来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启静卿图书馆，曾经以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规模而长期为成都的医学事业服务。除了启静卿之外，启真道的第二任妻子吉恩也在华西医院工作。启真道的妹妹启智明从1922年至1950年一直在华西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华西坝上很多人都是以成都人对小妹的昵称叫她“启幺姑儿”。启真道的女儿玛丽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也曾经于1949年来到成都，在华西医院短期工作。启尔德一家三代七口在成都与香港为中国人民工作一直到1966年，在四川先后创办了12家仁济医院。

　　1923年启氏一家三口（二排左起：启真道、启静卿、启智明）与华西大学医科的全体员工合影。 四川大学档案馆提供

　　我国著名医学家、有“中国皮肤病学鼻祖”之称的翁之龙晚年就工作与生活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翁之龙（1896—1963）江苏常熟人，1920年赴德国留学7年，专修皮肤病学，获得博士学位，担任两所大学的研究员。回国后曾任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抗战之中来川，先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1946年辞去各种行政职务来成都开设自己的私人诊所行医。1950年来成都二医院工作，筹建皮肤科并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皮肤科人才，写出了我国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一批皮肤科的专著（其中的《皮肤病学》至今仍然是大学教材），他发现的稻田接触性皮炎被命名为“翁之龙皮炎”，他研究命名的“婴儿复发性皮炎”被后人称为“翁氏皮炎”。在他的引领和培育之下，成都二医院皮肤科至今在学术界和病人心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地位。

　　由于四圣祠街是成都早期教会活动较为集中的街道，所以成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教案”也是发生在这里。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中日甲午之战以签订《马关条约》而结束，这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使得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情绪与仇外排外情绪同时高涨。5月28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当天下午五点，参加“掷果会”（参见“东较场街”）的一些群众回家时从四圣祠北街福音堂门前路过，适逢加拿大传教士史蒂文森和何忠义带着小孩在街上玩，还向其他小孩散发糖果。有的群众出于看“洋娃娃”的好奇而形成了对传教士的围观，加之当时在民间流传着洋人要拐骗中国小孩杀了用来制药的流言，乃至少数人的围观变成了较多人的聚集，秩序失控。医院负责人启尔德和传教士史蒂文森采用向天鸣枪的办法驱散人群，可就是这两响枪声激怒了愈来愈多的成都市民，他们当即用各种方式攻击传教士，并将四圣祠北街的福音堂和诊所全部捣毁。以此为开始，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在全城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反洋教行动，成都市民将当时在成都所有的教产捣毁，包括平安桥、一洞桥（今向荣桥）、玉沙街、正通顺街、陕西街等地的教堂、医院、住所等。这一行动迅速波及四川全省，有70处教堂被毁，一些意欲保护教堂的清朝官吏也遭到群众的攻击。这就是从四圣祠北街开始的著名的“成都教案”，也是成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教案。教案之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教案参与者朱瑞亭等6人处以极刑，17人枷杖充军，赔偿全省各教会白银近100万两，成都知府等十几个官员受到撤职处分，连四川总督刘秉璋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福音堂旁边的平民诊所 1922年 四川大学档案馆提供

　　这次教案之后，成都保存了多年的端阳“掷果会”被取消。据说后来只有在彭州的红岩乡、万年乡等山区还有“掷果会”的习俗保存。

　　抗日战争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成都办事处于1942年至1945年设于四圣祠北街，经常在这里举行各种座谈会，接待各方人士，散发各种新闻资料。当时英国与美国在成都没有设立领事机构，这里就成为成都一处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

　　1945年5月，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又一次来到成都。1945年7月，在四圣祠西街一位曾姓医生家中，由他亲自主持，成立了进步团体“利他社”成都分社，用于联络与团结各界抗日力量。“利他社”成都分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48年冯玉祥将军去世以后方才结束。

　　基督教四川神学院至今仍然设在四圣祠北街的恩光堂。

　　著名学者与书法家谢无量曾经多次在成都居住，据笔者所知有王家塘街、吉祥街20号、提督街12号，最后的两处居住地是慈惠堂街37号和四圣祠西街36号。

　　谢无量（1884—1964）乐至人，六岁时已有自著诗集一本，成为著名的“神童”。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与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同班，并于此时开始著述与翻译，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任北京《京报》主笔，1909年回成都任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兼主讲，时年25岁，存古学堂改名为国学院后任院长（副院长是吴之英与刘师培）。1912年离川至上海，连续撰写出版了一系列著名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佛学大纲》等，名震全国，孙中山和鲁迅都给予他很高评价。1923年到广州，任孙中山特约秘书、大本营参议长、黄埔军校教官。孙中山去世后，长期在各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国难晚刊》，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武装特务强迫停刊。1940年回川，继续反蒋，并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1946年，尊经国学专门学校在金牛坝成立（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大学在三台开办的草堂国学专门学校，校长蒙文通，代校长杨向奎），谢无量出任了董事长，校长仍为蒙文通。这所四川文化史上最后一所国学院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停办，学生并入了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有关科系，谢无量和蒙文通两位大师也就写完了从清代开始的四川国学运动的最后一章。1947年，他被家乡乐至县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总统时，他拒选蒋介石，而把票投给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新中国成立以后，谢无量出任川西博物馆馆长、川西文管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1956年作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赴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与宴请。以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任顾问与教授。1960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谢无量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之一，他的“孩儿体”行草书法长期受到极高的推崇，连草书大师于右任也称赞说：“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也。”

　　抗战时期谢无量为故宫博物馆来成都展出题写的展品目录 刘永禄提供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