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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囚鸟》

　　【点击作者】

　　库特·冯尼格特（1922～）是当代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生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代表作《猫的摇篮》、《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主》、《第五号屠场》、《顶呱呱的早餐》、《囚鸟》等。

　　【情节浓缩】

　　全书以主人公华特·斯代布克回忆的形式写成，用第一人称“我”。

　　我父母在1908年与萨柯、樊塞蒂等同时移民到美国，当时的老板希望美国有大量廉价而又容易吓唬的劳动力，可以把工资压得低低的。我父母就这样进入了佣仆阶级，当时我母亲21岁，来自立陶宛，当了厨娘；我父亲19岁，来自波兰，当了保镖兼司机。我就在麦康的欧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宅邸静如死水，没有一点欢乐气氛，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娶洛克菲勒家小姐爱丽丝为妻，她比他还有钱，因嫌他口吃，大部分时间带着女儿克莱拉在欧洲度日，很少回家。小麦康也因口吃而很少踏出家门。他的口吃病主要起因于那次大屠杀。1894年圣诞节早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库耶霍加桥梁铁制公司的工人与军警发生了冲突，民兵开枪杀死多人，史称库那霍加大屠杀。就在当天，哈佛大学毕业的亚历山大·麦康在圣诞节晚餐前做祷告，却发现自己说话已无法成声，口吃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后他只与一个孩子交朋友，经常与他下棋，这孩子就是我——华特·F·斯代布克，小麦康认为我是天才，准备将来送我上哈佛大学深造，为此目的大约在我10岁时把我的姓氏由斯坦凯维奇改为斯代布克，说什么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姓氏在哈佛就会受到器重。

　　1931年我进了哈佛大学，从三年级开始成为激进派，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哈佛支部的联合主席和激进周报《海湾州进步派》的联合主编，是一个公开的，而且引以自豪的持证共产党员，直到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才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半信半疑拥护者。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做共产党员一度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此我做共产党员并不妨碍我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得到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进修，也不妨碍我在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任职。到了大萧条时期，眼看一场争夺天然资源和市场的大战就要发生。如果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解散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军队，取消了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从此以后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甚至以父母子女相待；如果全世界的老百姓都这样做，战争就不会再来，而在那样一个博爱慈善的社会中，唯一受到排斥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想得到比自己实际需要更多的财富的人，要是我有这样的看法，又怎能把我当作精神有毛病的人呢？即使时至今日，我已到了悔恨莫及的66岁高龄，如果遇到有人仍认为将来总有一天地球上会出现大同世界，我仍感到满腔的同情，我的这种理想主义后来在白宫的岁月里或者以后在监牢里，都从未丧失。

　　此外，我一辈子只爱过4个女人——我母亲，我死去的妻子露丝，一个与我好歹做了7年朋友的莎拉以及与我发生成熟的性关系的第一个女人玛丽·凯塞琳。莎拉与我虽一度相恋，但我们在性方面不协调，我从来没有能够说服她同我过性生活。我们如果结婚是绝不会幸福的。我妻子露丝是犹太人，比我小6岁，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被关入纳粹集中营。我第一次见她是1945年8月底在德国纽伦堡，我当时32岁，是作为国防部的文职人员被派去照看美、英、法、俄四国战争罪行审判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问题的。露丝身材瘦小，由于营养不良，看上去像个15岁的孩子，当时她被盟国军队临时拉来当翻译。我们闲聊谈到她身世的时候，她突然在我汽车里昏了过去，我送她进军用医院，让她不花一文钱得到了地球上最优等的医疗照顾。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尽管她过去有过许多悲惨的经历，她还是处女，我也几乎是童男。露丝始终对我忠贞不渝，五、六十年代我失业时还供养我，直到1974年在我被捕前两个星期睡熟时死于心力衰竭。话说回来，1949年我带了我的小家庭——我已有了儿子，一个很不招人爱的人，痛恨自己的父亲，如今是《纽约时报》的书评家——从纽伦堡回到华盛顿，买了一所房子，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就受到众议员一个委员会的传讯，向我提问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加州的众议员尼克松。国防部居然任命我这个前共产党员去把一批科学家和军人组成一个特遣组并领导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方案，对付战场上的小型核武器，尼克松先生想要知道，有我这样政治历史的人能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这次传讯以后，我就被调到国防部一个次要部门工作，调查士兵饮食的口味并绘制图表。两年后，我被叫到陆军助理部长瓦克的办公室，瓦克先生代表国家对我多年来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之后，告诉我从我的行政才能，如果用在私人企业方面，一定可以得到更为优厚的报酬，换句话说我被一脚踢出了国防部。尽管我认识不少重要人物，在五、六十年代我开始不走运，那儿也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差使，全靠妻子露丝把我们这个受人冷落的小家庭维持下来。尼克松靠传讯我和处理我的案件名扬天下，20年后当了总统，他的手下人发现我失业在家帮我妻子做室内装饰生意，尼克松知道后，想起没有那次对我的传讯就当不了总统，于是通过手下人赏了我一个差使，让我担任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年薪36000元。可惜好景不长。

　　“水门事件”发生后，地下室下层我那个不起眼的办公室被选中为最理想的窝赃地点，在我的默许下藏了一百万元非法的竞选捐款。赃款被发现了，我因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但很快被营救出狱。我当天就乘飞机去纽约，在马路口邂逅遇到我在30年代的旧情人玛丽·凯塞琳。她化装成一个叫花婆，谁知她乃是杰克·格拉汉姆夫人，控制着拥有全国19％财富的拉姆杰克公司。玛丽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不减当年，嘱咐我说：“我死后，你看看我左脚的鞋子，华特。你会在鞋里找到我的遗嘱。我要把拉姆杰克公司的股票还给美国人民，他们是最合法的继承人。”我认为她动机虽好，却一点改不了人民的生活方式，觉得把这样的东西给人民，不过是跟他们开个玩笑，结果我因未执行遗嘱在1979年再次进了监狱。

　　【作品赏析】

　　本书没有什么主要故事线索或情节，也缺乏理性和逻辑性，人物象木偶，没有性格发展，内容荒诞得甚至到了难以理解或可笑的程度（例如写玛丽把自己的全部财富放在鞋里），悲剧的内容可以作喜剧的处理，痛苦和绝望也成了开玩笑的对象。作者在书中往往信笔所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随便变换时间空间，一个故事可以分割成零碎片断，分布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中间穿插一些莫名其妙约滑稽插曲或作者本人的奇谈怪论（如书中谈到最后毁灭地球的东西可能是胆固醇），这样勾勒出一幅幅疯狂的、荒诞的画面来影射现实，讽刺现实。 青少年名著快读100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