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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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胡椒危机
就在16世纪还有几个月就要到来的1499年7月，威尼斯共和国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因为一条刚收到的消息骚动不已——葡萄牙的船队绕过非洲的南端，横渡印度洋，到达了加尔各答（Galcutta）。
发现了前往印度新航线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刚出炉的时候，内容相当混乱。最初从开罗传来的消息中，竟然把葡萄牙船队的船长说成是哥伦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渐渐地有所修正，从亚历山大传来的消息称葡萄牙船队离开了加尔各答，而来自里斯本方面更明确地指出，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已在7月10日返航。
面对不可动摇的事实，可想而知里亚尔托商业街所受到了怎样的震撼。在过去的300年里，威尼斯凭借着地中海航线的优势，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而香料又是支撑威尼斯贸易最主力的商品。手里拿着记录前一天商品最终批发价日报（我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的商人们，不停地讨论着此次事件给今后带来的影响，直到交易时间结束也久久不肯散去。
如果《里亚尔托日报》刊登的内容不只是商品价格一览，而是像《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样话，相信1499年7到8月之间的头版头条，连日都会出现以下字样：
葡萄牙发现印度新航线！
葡萄牙舰队有意封锁红海？
胡椒危机！威尼斯经济面临灭顶之灾！
政府火速召集元老院会议！
政府考虑暂时关闭里亚尔托市场！
编年史作者，同时也是里亚尔托常客的银行家吉罗拉谟·普留利（Girolamo Priuli）形容威尼斯当时的情景“如同没奶吃的婴儿”。
随着达·伽马的英勇事迹逐渐清晰，乌云罩顶的里亚尔托分化成乐观和悲观两派。
乐观派认为，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往返一次需要两年的时间。虽说可以通过不断的航行来缩短时间，但毕竟距离太远。达·伽马船队的13艘船，只有6艘安全返回。风险如此之高，最终葡萄牙会放弃这条航线。因此，它对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影响。
可是，普留利并不接受这样的论调。包括他在内的悲观派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反驳：“葡萄牙人势必会继续使用这条航线。以他们的航海技术，迟早能将时间缩减至目前的一半，途中的损失也会不断地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无须通过中间商，可以直接向印度人采购廉价的商品，不必像威尼斯商人那样交易过程几经转手，支付多重关税。因此，以威尼斯人主导的地中海贸易前景黯淡。”
然而，普留利等悲观派们的预言，只说中了一半。虽然葡萄牙没有放弃新航线，但威尼斯的经济也没有因此毁灭，仍然以一贯的方式接受了这场挑战。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严格地说是发现西印度洋群岛的1492年，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这场揭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事件的确改变了西欧以往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地中海为中心，威尼斯在其中始终扮演着主角，但从今往后，舞台转向大洋，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主导权。然而，将威尼斯的衰退，简单地归咎于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潮流，又实在是过于简单化。
航海者们
正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并非是横空出世，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壮举，亦非偶然，基础从200年前就已经打下。让鸡蛋立起来，只是跳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但探索未知世界的航海，则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坚强的意志，而且绝对需要运气。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麦哲伦，他们都属于幸运的男人。
越是接近未知的世界，就越需要精准的地图。最早的近代地图，是在14世纪初期，由一位威尼斯的神父和一位贵族，以及一位定居威尼斯的热那亚制图工匠共同制作而成。这张涵盖了中东以及地中海周边地区位置的地图，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依然相当的准确。三位制图人的本意，旨在为基督教进攻伊斯兰世界助力，尽管愿望没有实现，但这张地图的出现，却成了近代地图、航海图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弗拉·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为南）
进入15世纪初之后，威尼斯在制作地图领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虽然热那亚人也擅长地图绘制，但由于他们欠缺共同体意识，根本没有想过让地图成为公共资源，在这一点上，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活跃于海上的葡萄牙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葡萄牙地图，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威尼斯制作，或由威尼斯人复制的。
15世纪制作的地图或航海图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视野向外伸展了许多。其中，威尼斯穆拉诺岛的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更是复苏了自古代以来便中断的世界地图的制作，而且在内容上增加了最新的知识。毛罗修士不仅认真地学习古代地图，详细研究了马可·波罗的记述，还幸运地得到了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的帮助。
在与毛罗相识之前，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已经绘制过两张航海图。他的主业是威尼斯商船上负责警卫的战士。由于职业的缘故，比安科不仅对黑海沿线的塔那、贝鲁特、亚历山大、希腊诸岛了如指掌，对北非沿岸地区也是烂熟于心。他曾经7次跟随走佛兰德斯航线的威尼斯商船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
有一张海图是他在伦敦绘制的。地图上“巨大的确实存在的岛屿”，甚至出现了美洲的形状。从未涉足大西洋群岛的比安科的这份丰富的想象力，可能是在与那些乘坐威尼斯商船从里斯本到南安普顿的大西洋专线的葡萄牙领航员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
然而，要挑动起人们的冒险之心，仅靠地图、海图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字记录。诸如旅行记之类有过实际经历的人们的叙述，会点燃起那些尚未成行者心中的火焰。在这方面，威尼斯始终走在前列。西欧最早的游记全集就是威尼斯在1550年出版的。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了有关新世界的记述。最初问世的，是威尼斯贵族阿尔维泽·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的手记。他本人的经历，是许多因缘巧合而踏上未知之地的威尼斯人的典型例子。
1454年，阿尔维泽搭乘佛兰德斯固定航线的威尼斯商船去伦敦做生意。商船在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里斯本的途中，为等待顺风而临时靠港。在那里，阿尔维泽见到了葡萄牙王子的家臣、日后被称为“航海王亨利”的男人。这种见面，属于友好国之间惯有的礼节性拜访，话题通常以商业为主。而那一次与葡萄牙人的谈话，却深深地吸引了时年22岁的阿尔维泽，激发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过，谈话之后，阿尔维泽还是按计划从南安普顿上岸，在伦敦办完事情后，返回了威尼斯。
第二年，阿尔维泽带着在非洲可能会热销的货物，再次登上佛兰德斯航线的商船。这一次，他在里斯本下船，换乘葡萄牙的船，沿着非洲海岸线南下，到达塞内加尔（Senegal）。当地的酋长相当“友好”，一匹马可以换到9——14个原住民。黑人奴隶在里斯本很有市场，但阿尔维泽赚到的不仅是金钱，这次经历让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又过了一年，阿尔维泽再次乘坐葡萄牙的船，在他的建议下，航行的目的地将再往南延伸至冈比亚（Gambia）。不料，途中遭遇大风袭击，船偏离了航线，结果偶然地发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之后，阿尔维泽·达·莫斯托在里斯本居住了10年，专营欧非贸易。他将同胞从威尼斯带来的商品以及葡萄牙本地的货物卖到非洲，再购买非洲的土特产带回里斯本销售。其间，他把自身的经历记录下来，内容还包括葡萄牙水手们转述的所见所闻。
结束10年的海外生活之后，阿尔维泽返回祖国，开始忠实地履行威尼斯贵族应尽的义务，后半生一直担任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公职。他曾经参加过对土耳其的战役，当选为元老院议员，指挥过舰队，也出任过海外基地要塞的司令官。阿尔维泽在工作之余，将迄今为止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册，有关非洲赤道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便出自他手。
除了非洲，在14世纪末期，还有一位威尼斯人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Greenland）。这个人名叫卡洛·泽诺（Carlo Zeno），是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的英雄卡洛·泽诺的弟弟。卡洛曾在1358年时担任过固定商船队的指挥官，来往于佛兰德斯航线。之后，因为出任莫东——科伦总督时犯下的恐吓罪而遭到追诉，从此不再担任公职。
在佛兰德斯航线上任职时，卡洛从英国水手那里听到了各种见闻，引发了他向西远航的冒险心。被剥夺公职之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在卡洛留下的旅行记录中，对拉布拉多（Labrador）的爱斯基摩人的房子、皮划艇的描述十分准确，应该是确定目睹过这些事物。他还提及有一个修道院用热泉取暖、煮饭，这块土地日后被证实就是格陵兰。
不过，格陵兰是否是由卡洛·泽诺所发现，至今无法定论。因为这份记录是在150年后，当赖麦锡计划编纂游记丛书时，在泽诺家的书库角落里发现的，因此，很难判断说内容没有经过后人的添补或修正。卡洛本人从北大西洋旅行归来后不久，便在1400年去世，估计是没来得及公开发表游记。
与北美洲有关的，还有一位。他虽然不是威尼斯人，却有一个威尼斯的名字，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卡博托年轻时便移居威尼斯，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孩子也出生在威尼斯。1472年，卡博托在威尼斯的居住时间满15年，因此获得了威尼斯的市民权。他经营香料生意，常常来往于穆斯林统治地区，他在书中还提到曾经去过麦加。1493年，卡博托在瓦伦西亚（Valencia）的卡博托，遇见了途经此地，正要赶回去向西班牙国王及女王报告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哥伦布。
哥伦布告诉卡博托，自己找到了去往印度距离最短且最好的航线。可是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在东方与印度商人有过接触的卡博托，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看出哥伦布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的当地产品以及原住民，都不是真正来自印度。而且他也不相信，往西航行只要那么点儿时间，就能到达当时被称作契丹（Cathay）的中国。
不过，与哥伦布的相遇，还是激励了卡博托。虽然他和哥伦布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有新大陆的存在，但他认为，哥伦布所说的地点，不是通往亚洲的最佳航线。如果地球是圆的话，横穿纬度最高的大洋，由此从陆地南下至Zipangu（日本），从那里继续往南到盛产香料的岛屿，才是最有效率的航线。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卡博托选择以英国为起点。因为以前在南安普顿时，他就听说英国西部的渔夫自100多年前开始就在爱尔兰近海捕鱼，他们十分了解北海的航线。卡博托决定征集水手，并效仿哥伦布的做法，向国王请求资金上的赞助。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七世。也许是因为玫瑰战争已结束，可以腾出精力来考虑国家建设，热衷于振兴商业的亨利七世答应卡博托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卡博托将家人从威尼斯接到布里斯托（Bristol），正式着手进行远航的准备。英国国王承诺，如果在大洋彼岸发现了新土地，当地居民不是基督徒的话，土地将赐予卡博托。至于资金方面，国王则是推荐商人们提供。
可是，英国人天生疑心重，1497年出发的卡博托的探险队，最终只有一艘船参加，船员加上两位布里斯托的商人代表，总共才18个人。或许是上帝怜悯这支形单力薄的船队，海上一路通畅，35天后他们发现了特拉诺瓦（Terra Nova，即纽芬兰岛），卡博托将英国、罗马教会和威尼斯的国旗插在岛上。之后，他们沿着陆地继续南下了300里格（League，约2000公里）。距离日后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越近，卡博托就越是确信他发现了一块富饶的新大陆。然而，现有的装备，无法支持他们继续往前航行，一行人决定先返回布里斯托。
无论是迎接船队远航归来的布里斯托商人，还是得到探险成功报告的英王亨利七世，当然还包括卡博托本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就是亚洲的某处。这一次，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决定资助卡博托中断了的前往中国的探险，让他实现途中停靠日本，最终到达香料群岛的远航计划。翌年，从布里斯托出发的卡博托船队中的航船增加到了5艘。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任何船或人归来。
过了一阵子之后，去大洋彼岸新大陆的话题便在英国销声匿迹。继任亨利七世的新国王亨利八世对寻找新大陆也没什么兴趣。乔瓦尼·卡博托留在布里斯托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 Caboto）虽然握有父亲遗留下的横渡大洋西行的全部资料，可惜形势不尽人意。结果，他离开英国，去了西班牙。
塞巴斯蒂亚诺在西班牙做了30年的总领航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负责汇总、研究航海历史记录，再配合气象观测，为远航大西洋的西班牙船队制定航线。气象观测要到16世纪中期，才成为航海技术的主流。1508年时的塞巴斯蒂亚诺，不知道是在哪里学到的气象观测的知识。如果是来自父亲的指点，那么其父乔瓦尼·卡博托的航海技术水平显然是远远超过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同时代的航海者。
也许是塞巴斯蒂亚诺·卡博托厌倦了书桌上的文案工作，他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组织船队探险的计划。他列举了各方面的实例证明，完全有可能发现通往契丹（中国）的最佳航线，唯一欠缺的就是资金。塞巴斯蒂亚诺拥有威尼斯市民权，所以才会向威尼斯共和国提出资金援助的要求。
威尼斯政府收到塞巴斯蒂亚诺的申请后，令因编纂游记丛书而与塞巴斯蒂亚诺有书信往来的赖麦锡，先对计划进行评估，最终由委员会做出决定。不久，人在西班牙的塞巴斯蒂亚，收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回复，威尼斯拒绝赞助，理由是计划不切实际。
威尼斯原本就不是一个突出个人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正好和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开拓新市场还是发现新航线，热那亚人始终领先于威尼斯人一步。
然而，哪怕是被外国人抢先了一步，但只要威尼斯判断事情有利可图，政府和个人必同心协力，赋予其实际的意义。尽管开发新商品的速度迟缓，但将其产业化的能力，威尼斯却是一流的。他们重视共同体利益，一切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个人创造力十足，但背后无国家支持的外国商人，常常会被威尼斯陷于不利的处境。
威尼斯之所以对大西洋航线始终态度消极，既不是由于国力衰退，也不是国民丧失了进取之心，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渡大西洋，不会对胡椒生意带来实质的效益。
达·伽马船队从印度归来的消息让威尼斯人惶惶不可终日。相较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没让里亚尔托商业区的威尼斯商人们感到震惊。这是因为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满载香料而归，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远洋船带回了印度人，但没带回一粒胡椒。
除此之外，威尼斯人对所谓的殖民帝国完全没有兴趣。如果对比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写的旅行记，就会发现两者的着眼点非常不同，西班牙人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如何占有新土地。不管怎么说，世界的确已经发生变化，进入了西欧各国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扩张势力范围的时代。1542年发现的群岛被命名为菲律宾，就是源自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不是对任何无利可图的事情都毫不关心。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收集情报似乎成了他们的习性。1550年出版的题为“航海与旅行”的游记丛书中，竟然收录了关于当时与威尼斯毫不相干的日本的内容。
编纂这套丛书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Battista Ramusio），是决定威尼斯重大事项的机构、大名鼎鼎的“十人委员会”的书记官。他的编文周到缜密、公正客观，水准不亚于任何专业的出版人。这套游记丛书共计6卷，如果按照当今的装帧方式，每卷都超过了1000页。下面我将介绍全集的目录，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威尼斯人所关注的范围。
第一卷
*莱奥·阿菲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本名哈桑·瓦赞（Al Hasan Al Wazzan），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非洲见闻。
*阿尔维泽·德·莫斯托、佩得罗·辛特拉（Pedro de Sintra）、迦太基提督安诺内（Annone）、无名葡萄牙领航员等人的非洲西海岸航海志。
*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M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的非洲航海记录。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本人提交给佛罗伦萨共和国统领的有关他两度远航新世界大西洋沿岸的报告。
*洛多维科·达·瓦尔泰马（Lodovico da Varthema）来自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旅行记。
*希腊人扬波罗的印度洋航海记。
第二卷
*安德烈亚·柯撒里（Andrea Corsali）寄自印度的两封书信。
*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的埃塞俄比亚旅行记。
*赖麦锡与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关于尼罗河洪水的对谈。
*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主帅尼亚尔霍斯（Niarchos）的波斯湾航海记。
*威尼斯商船船长有关印度孟买、波斯湾、红海的旅行报告。
*奥多阿尔多·巴尔博萨（Odoardo Barbosa）有关东印度的记述。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有关从红海至中国一带的各王国、城市和居民的记述概要。
*尼科洛·达·孔蒂（Niccolo da Conti）、吉罗拉莫·桑多·斯特瓦诺（Girolamo Sando Stefano）的东南亚旅行记。
*麦哲伦（Magallanes）有关环球航行的报告。
*赖麦锡关于胡椒贸易的考察。
*路易·洛佩斯·维拉洛博斯（Ruy López de Villalobos）的太平洋航海记。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等耶稣会传教士寄自日本的5封书信。
*胡安·巴罗斯（Juan de Barros）关于亚洲的5篇纪文。
第三卷
*马可·波罗的亚洲旅行记。
*海顿·阿尔梅诺（Hayton Armeno）关于波斯的历史。
*乔瓦尼·马利亚·安杰耶洛（Giovanni Maria Anjoiello）、无名商人、霍萨瓦·巴尔巴罗（Giosafat Barbaro）、安布罗焦·孔塔里尼（Ambrogio Contarini）等的波斯旅行记。
*艾伯特·肯培塞、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等人关于莫斯科的著述。
*西吉斯蒙德·冯·赫尔本斯泰因（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报告。
第四卷
*古罗马人阿利亚诺（Agliano）的环黑海航行记。
*乔治·因特力阿诺关于高加索人生活的报告。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关于西多族的记述。
*皮耶托·奎里尼（Pietro Querini）、克里斯托弗·菲奥拉万特（Cristoforo Fioravante）、尼科洛·米迦勒（Nicolo Michele）等人的挪威航海及其海难记。
*卡博托父子的大西洋航海记。
*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波斯旅行记。
*卡洛和安东尼·泽诺的格陵兰岛发现记。
*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西莫内·迪桑·昆蒂诺（Simone di San Quintino）的蒙古人领地游记。
*奥多里科·达·波尔代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两篇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
*亚历桑德罗·瓜尼尼（Alessandro Guagnini）和马泰奥·米科奥波的东欧报告。
第五卷
*彼得·马特·丹吉安拉（Peter Martyr d'Anghiera）所著的关于新世界的十章概要。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所著的西印度群岛史概要。
第六卷
*费尔南多·科尔特斯（Fernando Cortez）的关于墨西哥的三份报告。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和迭戈·戈多伊（Diego Godoy）关于危地马拉的报告。
*西班牙无名商人关于墨西哥人的报告。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等人的墨西哥探险记。
*弗朗西斯科·拉乌劳的加利福尼亚湾探险记。
*科罗纳多、安东尼奥·德·门多扎（Antonio de Mendoza）、马可修道士、费尔南多·德·阿拉孔（Fernando de Alarcon）等人有关北美（现美利坚合众国）的探险报告。
*西班牙无名骑士、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Francisco De Xerez）、佩德罗·皮萨罗（Pedroo Pizarro）关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秘鲁的报告。
*亚马孙流域探险记。
*法国人的北美（现加拿大）探险记。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等人的北美东岸探险记。
*切萨雷·费代里奇（Cesare Federici）等人的北美旅行记。
*荷兰人的三次北海航海记。
以16世纪中叶的编纂水平，这套游记丛书的内容可以说几近完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可或缺的哥伦布本人所写的航海记没有能够被收录其中。当初，赖麦锡四处寻找文稿，结果还是徒劳无功。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来是西班牙政府顾忌与葡萄牙之间的政治形势，不想公开哥伦布的航海记；二来是因为原稿已经遗失，仅剩下封面和其中的两页。即使是复制本（应该说是忠实于原文的概要）也是到1825年才问世。赖麦锡编纂这套丛书时，哥伦布离开人世已经半个世纪。从复制本轻易转手来看，哥伦布的后人对此似乎不怎么在乎，因此不会像卡博托那样与赖麦锡书信往来，沟通相关事宜。
尽管游记丛书中没有出现哥伦布，但威尼斯政府对于他的丰功伟业并非一无所知。威尼斯驻西班牙的大使秘书官皮萨尼曾将哥伦布的航海记复本概要作为绝密文件送回本国，后来元老院议员兼武将的编年史作者马利皮耶罗（Malipiero），又把内容浓缩成两页，写进了自己所著的《年代记》中。
威尼斯政府对一粒胡椒也没带回的哥伦布都派了间谍去打探消息，更何况是对满载而归的瓦斯科·达·伽马舰队。葡萄牙国王公开发表的那些消息，威尼斯自然是不会照单全收，自己派人火速去了葡萄牙。
乔装成商人的威尼斯间谍帕斯奎诺（Pasquino）刚到葡萄牙，就因佛罗伦萨人的告密而遭到逮捕，后经威尼斯大使背后斡旋，很快被释放。出狱后的帕斯奎诺，表面上做着生意，暗地里不断地收集情报送回威尼斯。
帕斯奎诺的报告巨细靡遗。从达·伽马船队离开里斯本和归来的具体时间、船队的船只种类、船员人数、航线及其风向、船只的损失状况，到抵达加尔各答后印度人的反应、当地采购香料的实态，一应俱全，甚至连带回的香料的种类及其数量都有记录。帕斯奎诺还提到，达·伽马船队往返耗时16个月的航程（去程12个月，回程4个月），有可能缩短到8到10个月。
也不知道葡萄牙国王是否了解帕斯奎诺的真实身份，在接见时告诉帕斯奎诺，今后如果埃及的苏丹不肯卖香料，威尼斯可以来里斯本采购，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葡萄牙计划每年向印度发40艘船，同时也在考虑征服印度。
有关瓦斯科·达·伽马远航的详细情况之所以为后世所知，并非是因为他留下了航海记，而是在达·伽马在归国后，在里斯本做生意的佛罗伦萨商人向本国做了报告。然而，这份报告长期无人问津，一直到它被收录进赖麦锡编纂的游记丛书中，达·伽马远航的事迹才广为人知。但是，早在书籍出版的半个世纪之前，威尼斯政府就已经掌握了非常详细且准确的情报。也就是说，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威尼斯在资讯方面完全没有落后于人。
那么，为什么威尼斯自己没有组织远洋船队呢？难道他们没有征服殖民地的野心吗？那么对大西洋航线的消极态度姑且说得通，但无法说明他们对非洲航线的忽视。与葡萄牙前往印度航线的船队相比，当时的威尼斯在规模上明显更具有优势。倘若再加上他们的组织能力，葡萄牙根本不是对手。然而，威尼斯竟然一次也没有尝试过远洋航行。
站在后世的角度评判历史的人们，认为当时威尼斯的不作为，体现了他们的保守性。可是，如果东地中海的市场情况真的是那么令人绝望的话，威尼斯应该无暇去纠结是否在远洋技术上落后，必定会全力以赴地开辟非洲航线。胡椒之于威尼斯经济，就像婴儿之于母乳一般重要。事实上，地中海的贸易不仅没有陷入绝境，反而形势相当好。至少葡萄牙人并不是由于西欧香料短缺的原因，而开始积极开辟非洲航线的。
300年来始终是威尼斯贸易主力商品的香料，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它的交易渠道大约有以下4条途径：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①和②两条路线由于盗贼的出没而越来越不安全。安全系数降低意味着风险增大，商品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虽然威尼斯商人没有撤离黑海沿岸的塔那、特拉布松等地，但在这些地方采购的商品主要是皮草和小麦等，从远方的波斯运来的商品几乎已经消失无影。
威尼斯香料贸易路线
③和④路线中的利比亚、埃及，由于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相对比较安全。1400年之后，这两条商路不仅运送东南亚群岛的香料，还有来自中国的货品。
话说回来，以埃及为大本营的马穆鲁克王朝，尽管控制了包括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地区，可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如今的伊朗）却没有威慑力。换言之，经过巴格达的这条商路，无论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大马士革或阿勒颇（Aleppo），还是穿过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登陆，经大不里士前往黑海，都无法保证安全。最好就是避开波斯统治下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一带。
不管怎么说，经由红海的③和④两条商路所运输的货品，无论是从质或量上，还是远远地超过了①和②路线。红海线路还兼有前往麦加的朝圣功能，对穆斯林商人也十分便利。
从印度运来的商品，在吉达（Jeddah）港卸货。结束朝圣后，穆斯林商人们便组成庞大的商队（caravan），穿越沙漠北上。人数之多，据说仅走出麦加城门就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当商队行至苏伊士附近时，分成两队，往北的前往大马士革，往西的则经过开罗前往亚历山大。
香料之路
迎接穿越沙漠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开辟的叙利亚商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不仅是香料的集散地，也是威尼斯商品的输出地。尤其是帖木儿帝国将首都设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后，大马士革的很多工匠被强制迁移至撒马尔罕，叙利亚对威尼斯的依存度因此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威尼斯工业的发展在刚起步时，就是为了满足叙利亚的需要。叙利亚商路前往地中海的出口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
基于上述理由，保证红海商路的安全，对于威尼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条线路虽然总体上比较安全，但还是会出现种种麻烦。穿越沙漠的大商队即使有武装士兵护卫，但对那些骑着阿拉伯快马如疾风般袭来的贝都因人强盗还是防不胜防；埃及苏丹善变捉摸不定，再加上红海沿岸地方土豪们对埃及苏丹并非那么驯服，他们坐地起价，随意征税，这些问题都给威尼斯商人稳定商品成本带来了障碍。
到142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威尼斯向埃及提供武器，协助苏丹成功地控制了包括亚丁（Aden）在内的整个红海地区。这不仅减少了红海航线的风险，从此也不必被迫停靠亚丁港，支付高额的关税。若无靠港的需要，阿拉伯的商船可以直接前往吉达。
埃及苏丹势力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沙漠霸主贝都因人。这一连串形势的变化，都促进了商品成本的降低，所以威尼斯才会把通商的主要地区，锁定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因为这样，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没有让威尼斯的经济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300年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对威尼斯人而言，犹如当今的纽约、伦敦对于商界的重要性。经营大宗贸易的商人或银行，都会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哪怕是那些没有条件派专人常驻的中等商人，也会花钱委托代理人处理商务和收集情报，否则就没法在亚历山大做生意。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领事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活动经费都远远地超过驻开罗的大使馆。
威尼斯在亚历山大有两间大商馆。虽说建馆的目的为商用，但建筑物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威尼斯人的美学品味，它们被誉为亚历山大最美的建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仅拥有一间商馆，加泰罗尼亚人和刚参与地中海贸易的法国人在亚历山大的据点都只有巴掌大。
由于是在异教徒土地，商馆的四周围起高墙，墙上是被威尼斯人称为“花边纹样”的阿拉伯独特装饰。这种装饰风格对威尼斯建筑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元首官邸等建筑中看到“花边纹样”。
商馆中心区域的中庭，种有草木，装置喷泉，这也属于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进出不绝的商品放在拱门相连的回廊上，边上的房间有的作为仓库，有的则是谈生意的会客室。楼上是短期停留亚历山大的商人的宿舍，长期在当地的商人，大多会在商馆附近寻找独立的空间居住。为了防止火灾，厨房和面包作坊都设在楼上，另外还有理发室，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
商馆还设有教堂。虽然馆内属于治外法权，但只要苏丹一声令下，这个权利随时都可能作废。为了保护基督徒不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伤害，馆内人员在夜间和伊斯兰教休息日的星期五，都不得外出。除了亚历山大，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内，威尼斯在所有的商业重镇都设有类似的商馆。
所谓交易，就是以物易物。单向进口的商业形式既不健全也没有持续性。就像叙利亚需要威尼斯商人的货品一样，埃及与威尼斯之间同样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威尼斯向埃及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德国人卖到威尼斯的铁、黄铜、铜和银器，以及意大利生产的纺织品、威尼斯特产的玻璃制品等。小型的携带式指南针也很受阿拉伯人的欢迎，不过他们主要不是用于航海，而是穿越沙漠时使用。
话说回来，以上这些商品不属于威尼斯商人的独家销售，热那亚、加泰罗尼亚、马赛等地的商人们也做着同样的买卖，只是商品种类的比重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威尼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并非是源自商品的特殊性，而是将通商贸易彻底地系统化、组织化，这才是他们的独到之处。
前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威尼斯固定航线，以每年初冬返港的日程一直在稳定地运转着。船队通常由10艘商船组成，另有加莱战船负责保驾护航。安全且有规律的贸易是威尼斯人为自己定下的通商原则。
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政府的管理具体到每一条船，每一个商人。设立于各商业重镇的威尼斯大使、领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领袖保持密切地联系，保护和监督在当地的本国商人。
可是，如果政府的“行政指导”做过了头，又会抑制个人的活动。因此，还需要有变通性。比如说威尼斯的海商法规定，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必须由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负责运输。但如果固定商船队的负荷过重，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还是可以先用帆船将香料从亚历山大、贝鲁特运往克里特或塞浦路斯岛，然后再从那里改换加莱商船运回威尼斯。
有法可依，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心感。但过分的循规蹈矩，就像不爱运动的人容易出现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预防“动脉硬化”的问题。
15、16世纪威尼斯的建筑风格
威尼斯政府张弛有道的政策，为威尼斯商人在伊斯兰世界成为最受信赖的商业伙伴起到了帮助，任谁都愿意与守时的人打交道。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占据地中海贸易总量的2/3到四3/4，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纯粹的经济思维方式。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哪个生意人可以保证自己只和观念相近的民族打交道。无论叙利亚还是埃及，掌控红海这条商路的是马穆鲁克王朝的专制君主苏丹，而且这些国家信仰的还是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保持共存共荣的商业关系，苏丹在理性上是认同的，但他的理性，时不时会被愤怒代替。
苏丹的这种“伊斯兰的愤怒”一旦爆发，即使是在商馆内享有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照样会遭遇入狱、商品被没收等无妄之灾。但凡要求他们像威尼斯保证境内的穆斯林商人的权益一样，保证威尼斯人的商业自由和人身安全，当权者总是回应称此乃真主的意志。与穆斯林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再小的事情也是谨慎地对待，尽量不让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这里举一个例子。1442年，在巴勒斯坦亚阿卡经商的威尼斯市民皮耶罗·马切洛（Piero Marcello）因叙利亚人在生意成交后迟迟不肯付款，一怒之下将这名叙利亚人绑上了船。马切洛驾驶着这艘与朋友共有的帆船在贝鲁特靠港上岸。他不仅没有释放叙利亚人，还以谈生意的名义，将10名穆斯林骗上船，一口气开到罗德岛，把这些人卖给了当地人做奴隶。
威尼斯政府闻讯后，立刻宣布判处马切洛绞刑，并悬赏4000达克特的奖金活捉马切洛，交出尸首的人也能获得2000达克特。同时，火速派特使赶往开罗，要求勃然大怒的苏丹释放所有因受牵累而遭逮捕的威尼斯人，恢复威尼斯在当地享有的商业特权。双方交涉的结果一切如威尼斯所愿。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北非。当时正在北非沿岸航行的威尼斯商船遇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不仅船被拖到他们的根据地罗德岛，船上的10位穆斯林乘客全被卖为奴隶。
保护乘客的安全是船长的义务。于是，威尼斯政府下令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立即出动。抵达罗德岛的威尼斯舰队，在港口一字排开，船上的大炮齐齐对准要塞，逼着骑士团要么释放穆斯林，要么开战。不用说，威尼斯的船和乘客最后都平安归返。
很不幸，世间的事情并非因为做得有道理便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威尼斯的举动，遭到了基督教各国的非难，他们斥责威尼斯为了利益，毫无节操地勾结异教徒。从高举消灭异教徒大旗的圣约翰骑士团，到出没于地中海的法国、西班牙的海盗船，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去袭击威尼斯的商船。为固定航线的商船队保驾护航的威尼斯加莱战船除了要对付北非的专业海盗，还得提防同为基督徒的船只，在没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绝不轻易地靠近做礼节性的拜访。
其实，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非那么亲密。如果摆出强硬的姿态，能够解决问题，威尼斯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控制红海商路的埃及的苏丹，一直盘算着提高香料的价格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有一次甚至威胁说不到要求的价格，绝不出手。对此，威尼斯方面以价格不合理而断然拒绝。
拒绝了苏丹要求之后，威尼斯政府首先令国民将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财产或投资全部转移到克里特岛和莫东岛，除了外交人员之外，当地的商人及其家属全体撤往克里特岛。待苏丹无法再以没收财产或扣留人质相要挟时，威尼斯政府这才向所有到港的威尼斯商船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要立即卸下带来的货品，见机行事，而且必须在船上进行交易。
结果，1430年出海的商船队只带回了少量的香料，但是在第二年的1431年，船队则是满载胡椒而归。
当然，专制君主的欲望不会因为一次的挫折便偃旗息鼓。被称作哈里发的埃及苏丹不断地尝试着去控制香料市场。遇到这种情况，威尼斯既做出过反抗，也有不得不妥协的时候。不过即使妥协，威尼斯人也会死缠烂打，能多争取一分算一分。与苏丹交涉的威尼斯大使，顾不上讲究什么体面，毕竟这件事关威尼斯商品的库存量。
最终，威尼斯按照苏丹提出的价格签下了210大袋的胡椒。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准许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的集市自由购买胡椒。210大袋的胡椒，仅是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集市采购的数量的1/10。
为了解决两种采购价之间的差额，威尼斯政府以税金的形式向亚历山大的商人们征收，这样，胡椒的价格就不会因为对苏丹的妥协而受到波动。
如上文所述，威尼斯人对降低商品的成本和保证红海航线的相对安全，可谓是不惜余力。从1420年到1440年，威尼斯市场的胡椒批发价成功地下降了50%。每大袋胡椒40达克特——50达克特的市价，直到15世纪末都没有做过大幅度的调整。威尼斯就是以这个价格每年向西欧运送2万吨到4万吨的香料。顺便提一句，由于胡椒是香料市场的大宗商品，因此，香料整体价格的波动是以胡椒价格为指标。
这就是15世纪末期，以达·伽马为代表的葡萄牙向南，西班牙投资哥伦布向西，为寻找香料而探索未知世界的时空背景。那时的西欧不仅不缺香料，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真正意图在于瓦解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牢不可破的垄断体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让地中海变成少人问津的边陲。
危机
既无法自给自足，又人口稀少，仅靠国民的智慧和意志力这两种资源存活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应对所有考验的方法史。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省略了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逐一叙述过于复杂，恐怕没人有这个耐心阅读，更主要的是我自己的脑袋先会麻痹。虽说历史的复杂性是其最精彩的地方，不过我认为提炼、整理还是必要的。
看着这些整理出来的“考验”，我时常会想，若是换成其他国家，大概会惊慌失色、骚动不已吧。根据当时的记录，威尼斯人面对种种困境时，同样也会六神无主，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安慰，看来保持沉着冷静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
不过，威尼斯在手足无措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地会走出一条阳关大道。人无法预知前景，只有等待幸运的降临。然而，等待也需要有忍耐的体力。威尼斯之所以能承受住西班牙、葡萄牙的挑战，靠的正是他们的“多元化经营”。
1499年对威尼斯是一个难熬的大凶之年，两件坏事接踵而至。
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的胡椒，不到威尼斯年交易量的1/50，因此他的远航事迹再怎么令人震惊，事实上也不能左右里亚尔托的市场价格。真正的威胁是同年爆发的对土耳其的战争，它很快就在第二年撼动了里亚尔托市场。
破坏维系了20年和平关系的，不是逢战必遭受损失的威尼斯，而是陆地型国家土耳其。已经把希腊全境完全纳入囊中的土耳其，无法忍受伯罗奔尼撒半岛先端的一小块地区仍然属于威尼斯。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的两个海军基地——莫东和科伦。
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两只眼睛。威尼斯开往东方的固定航线商船队，出亚得里亚海之后，会依次停靠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它们等于是威尼斯铺设的海上“高速公路”的两处驿站。正如科孚岛和克里特岛是必停港一样，莫东和科伦也是威尼斯的所有航船必须停靠的港口。因此，当这里受到攻击时，威尼斯明知战争对己不利，还是不得不挺身而出。
威尼斯国内原本就没有为应因战争而设立常备海军。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无法立即调集大量的舰队。他们的常备海军，只有那些驻守在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等海军基地，负责周边警卫的舰队。所以，一旦发生状况，不可能指望国内组成新舰队迅速赶来支援，通常都是动员国内或各个基地等待出港的军舰，或者是正好在附近海域保护商船队的护卫舰，组成临时的作战舰队。这一年，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向护卫舰下达了集结令。
这样一来，那些按规定必须有护卫舰才能出海的固定航线的商船泊在码头，动弹不得。其他船只还是可以航行，但仅限于走固定航线的运输胡椒的商船，进货量因此几乎降到了零。与前一年1498年每大袋胡椒56达克特的单价相比，1500年上涨到100达克特。威尼斯垄断香料市场80年，凭借的就是将每大袋胡椒的单价维持在40达克特到50达克特之间的本事。胡椒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它人照样能够存活。突然上涨的价格导致购买量下降，这个结果给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元老院连日举行会议，就是否解除护卫舰集结令，或者在无法解除的情况下，商船队是否能够单独出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根据编年史作者萨努多的记载，手里拥有胡椒库存的和没有库存的议员形成对立的两派。在里亚尔托商圈，甚至传说舰队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家族因这次骚动赚进4万达克特。
1501年2月，里亚尔托市场的代表商品胡椒的批发价已经飙升至130达克特。元老院终于做出决议，准许商船队在没有护卫舰的情况下出港。一个月之后，胡椒的价格回落到62达克特。
但葡萄牙的挑战，从那个时期开始，已经对里亚尔托市场造成了威胁。1500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大舰队前往印度洋。他们攻击了非友邦的加尔各答，还击沉了一艘在印度洋上满载着香料的阿拉伯船。这个事件的影响，在1502年的秋天显现而出，当时威尼斯胡椒的价格，又上升至95达克特。
在胡椒价格上升的同时，印度洋通往红海航线的安全性不断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过这条航线运输的香料数量减少。威尼斯的胡椒价连续几年在100达克特，居高不下。
同样因为销售量减低而受到影响的埃及苏丹为了一举弥补损失，提高了亚历山大市场的香料售价。威尼斯分析涨价后的香料无利可图，于是中止了当年的固定航线。
话说回来，在不得不对抗葡萄牙的挑战的问题上，埃及和威尼斯倒是利害相一致的。尽管双方围绕胡椒价格有所冲突，威尼斯还是派遣特使前往开罗，与苏丹认真地商讨了对策。
向来信奉先尽人事再待天命的威尼斯人，请苏丹去要求印度王停止与葡萄牙的交易。虽然印度王与苏丹有多年的贸易来往，但在葡萄牙大炮威胁下，也不敢点头答应老朋友的要求。
在和印度交涉的同时，威尼斯又怂恿苏丹威胁罗马教皇，如果葡萄牙不撤出印度洋，他们就破坏圣城耶路撒冷，让欧洲的基督徒无法前去朝圣。可惜，这招也没奏效。因为葡萄牙国王迅速派特使去见教皇，强调苏丹绝不会破坏为他带来莫大利润的圣城。有关这一点，将朝圣旅行产业化从中获利的威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打着这种幌子去胁迫教皇，看来一向精明的威尼斯人多少也是有点儿黔驴技穷了。
倒是苏丹更实质性向威尼斯提出了武器和技术支援的要求。为了把葡萄牙船队驱除出印度洋和红海，穆斯林需要改造船的构造。尽管他们的船体量大而且坚固，却不敌装有大炮的葡萄牙舰船。在大炮制造技术上，埃及要远远地落后于同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
对于埃及的请求，威尼斯却不能轻易地答应。葡萄牙开拓香料市场，以不让穆斯林染指为由，获得基督教世界的一致好评。身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威尼斯如果借异教徒之手对付葡萄牙，势必会招来政治上的麻烦。
最终，威尼斯政府还是拒绝了苏丹的请求。不过内心期盼埃及战胜葡萄牙的他们，暗地里向苏丹出谋划策，要他向土耳其购买大炮，从希腊招募船员。当然这些台面下的工作，是由威尼斯商人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
就这样，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埃及舰队，从红海驶向印度洋，在与葡萄牙人的海战中，首战告捷，第二场却输得一败涂地。祸不单行的是，埃及为重组新舰队从土耳其采购了大炮和建材，运输船在南下东地中海的途中，被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抢劫一空。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印度洋和红海成了葡萄牙人的天下。威尼斯迎来了最糟糕的事态。
150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和解，开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固定航线的商船队再次得以自由航行，可是却没有来自红海的货源。第二年，前往亚历山大的商船仍然没有运回任何胡椒。威尼斯政府开始考虑苏伊士运河。
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远至古代，古书中就有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热衷于此的记载。威尼斯人这时也想起了古人的构思，只要在同样的地点打通运河，连接起地中海与红海，就能解决目前的困境。以威尼斯海军的力量，不仅对付葡萄牙绰绰有余，甚至还可以代替阿拉伯人夺取红海的制海权。
威尼斯计划承担所有建设费用，而且当时的意大利有着代表工学最高水准的技术人才。然而，这项原本轮不到雷赛布主持就能提前实现的远大计划，终究因遭到埃及苏丹的坚决反对而破灭。苏丹反对的原因是担心运河开通后，威尼斯会跳过他直接向印度采购。
就在威尼斯想方设法寻找对策之际，葡萄牙人以里斯本为大本营，在安特卫普（Antwerp）设立分支，开始慢慢地渗透进香料市场。而另一方的威尼斯，1505、1506连续两年没有胡椒货源，市场形同关闭。当然，胡椒也不是颗粒无收。企图全面封锁红海的葡萄牙，始终未能攻下扼制红海口的亚丁。既然入海口不在葡萄牙人的手里，就会有少量的香料进入威尼斯。只不过这点儿数量对于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实在是杯水车薪。
1506年，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最大客户的德国商人决定将胡椒的采购地由威尼斯转往安特卫普。在德国人之前，英国人、法国人、佛兰德斯人已经做了变更。无论如何想保住与德意志的生意的威尼斯，考虑从里斯本入货，再在威尼斯出售的可能性。可是，这种交易方式，有两个大问题。
首先，葡萄牙的香料价格过于昂贵；其次，是失去东地中海市场。东地中海不仅是威尼斯进口香料的市场，同时也是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
面对不利的形势，威尼斯政府设立了直属元老院的“通商五人委员会”（Cinque Servizi di Mercanzia），负责重新审视威尼斯的经济与产业现况。
少了胡椒的威尼斯，犹如没奶喝的婴儿，实际上已经处于断奶的阶段。委员会在对形势做出判断之后，决定振兴国内产业，为嗷嗷待哺的孩子找到替代的乳汁。所幸，威尼斯重整旗鼓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委员会同时也研究了各种新方案，试图找到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莫斯科经里海，绕过鞑靼人的居住地，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但由于从北边进入印度的道路过分艰险，计划遭到了否决。也有人提出移植胡椒树苗，在地中海的岛上进行栽培。但是在看过东南亚岛屿的气象记录后，移植案也不了了之。威尼斯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通过陆路到过苏门答腊、爪哇岛和锡兰（斯里兰卡），对当地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正所谓祸不单行。除了商业技术，威尼斯人剩下的资源，就是高超的外交艺术。可是就在经济面临困境的当口，他们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误，导致整个欧洲与威尼斯为敌。
1508年，康布雷同盟（League of Cambrai）成立。主要成员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向来以分化敌人而出名的威尼斯，这次犯了一个不能被原谅的错误。
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现实主义者的错误是，往往认定对方与自己的思路相同，不会轻举妄动地做出鲁莽的行为。威尼斯人一战丢掉了800年以来他们所有的努力成果。”
康布雷同盟宣战的正式理由是：威尼斯奉行侵略主义，放任自流将给欧洲带来危险。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威尼斯拥有最大面积的海外领土，作为一个城邦国家，其势力无人能比。不过，威尼斯直辖统治的地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自治。威尼斯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通商路线的安全。
然而，对于在意大利半岛扩张势力，并且已经成功拿下南部的那不勒斯和北部米兰的法国、西班牙各国而言，唯一作为实质的独立国家存在的威尼斯是一个眼中钉。而教会因意大利中部的领土问题与威尼斯有冲突，也趁机加入了反威尼斯联盟。
在意大利独立的问题上，威尼斯与罗马教会原本是同一阵线的。将教会推往敌人一方，是威尼斯外交的败笔。罗马教会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军力，但它能让那些拥有军事力量的敌对国得到堂皇的借口，让战争成为名正言顺的圣战。所以与教会打交道，务必得小心翼翼。史料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
某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皮萨诺见面。话题依旧围绕着罗马涅（Romagna）地区两个城市的归返问题。皮萨诺像以往一样，摇头不肯答应。被激怒的教皇咆哮：“既然如此，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小渔村。”
面对盛怒的教皇，威尼斯大使冷冷地回答：“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也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
不久之后，在联盟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的教皇答应加入康布雷同盟。威尼斯大使的错误，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警示：外交上必须恪守分寸，有些话只能放在心中，绝不能脱口而出。这位令米开朗基罗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势头正如日中天的尤利乌斯二世，在神职界的起步就是从乡间的一介神父开始的。
战争的最初阶段，威尼斯还处于优势，但之后的阿纳戴罗（Agnadello）战役却输得一败涂地。即使在香料进口量跌倒谷底时也少有波动的政府国债，这一年的价格暴跌了50%。当时认为威尼斯800年的成果毁之一炬的，肯定不只马基雅维利一人。
不过，两年之后，威尼斯在军事上，尤其是外交上逆转局势，他们首先成功地说服教皇脱离了同盟，紧接着又分化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之后又更成功地与德国、教廷和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
结果，在领土上与威尼斯最有利害冲突的法国，非但没有占领意大利，反而被扫地出门。威尼斯一点一点地重新收复了大部分被夺去的领土，国债也很快地回到了正常的价格。地中海贸易的漫长冬季，眼看着就要结束。
卷土重来
世事难料，永远猜不到谁会是你的福星。为威尼斯重振东地中海贸易助力的，竟然是它的老对手土耳其和新对手葡萄牙。
葡萄牙之所以能将威尼斯赶出香料市场，靠的不是它的商业竞争力，而是用武力阻断了威尼斯的进货渠道。
事实上，从里斯本运到安特卫普市场的香料，其高昂的价格正如威尼斯人所形容的那样违背了贸易常识。葡萄牙国王的商业逻辑和操作，与埃及苏丹如出一辙，垄断货源，就是为了抬高价格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这种做法，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行得通的。德国、法国、英国的商人就是因为没有其他卖家，才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葡萄牙的香料。然而，购买力并不如葡萄牙所预期的那么理想。其实，就算是购买力增大，葡萄牙也没这个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形同国有企业的模式。也就是说，利益越赚越多的，始终只有国王一个，其他人都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一旦遇到有效运用资本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的弊端即刻暴露无遗。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传统上就是一个非万不得已，绝不企业国有化的民族。虽然获取商业通路，需要仰仗海军及外交等国家力量，但买卖商品，完全属于个人的行为。就像走固定航线的商船，船是国有的，但每次出海，都是以竞标的形式，租用给个人。甚至国家银行，也一直到16世纪末才设立，而且担任银行总裁的并不是国家公务员，而是三年合同制的经理人。在威尼斯，国民个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但作为国家整体，却上下团结、一致对外。
总之，威尼斯与葡萄牙两国的商贸观念相差甚远。威尼斯希望通过稳定、合理的价格，来延续并扩大市场，因此需要持之以恒的国家方针和个人的自由竞争。而葡萄牙人只是想方设法干掉对手，然后牟取暴利。香料贸易原本就利润丰厚，现在葡萄牙的路线少了层层中间商，就算是有海路遥远的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可是葡萄牙人却以惊人的高价销售，难怪当时的威尼斯商人指责说他们牟取暴利。
编年史作者、银行家的吉罗拉谟·普留利等悲观派在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时曾经预言威尼斯的经济将在葡萄牙人的挑战之下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换位思考，如果是威尼斯发现了新航线，葡萄牙的经济一定会崩溃。
按照这些悲观派的思路，葡萄牙在封锁红海断绝威尼斯进口路线的同时，会系统性地降低非洲航线的成本，再加少了中间商的费用，可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就算是威尼斯重振地中海贸易，在价格上也无法和葡萄牙竞争。
现实主义者的错误，就是以为对手会和自己有同样模式的思维和行动。当然，这次错估葡萄牙，对威尼斯而言是犯了一个愉快的错误。
葡萄牙是否能垄断香料市场，取决于他们封锁红海的军事力量。因此，任何军事上的威胁，都意味着对垄断体制的威胁。土耳其在1516、1517年相继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这个比过去的马穆鲁克王朝更强劲的对手，让葡萄牙绷紧了神经。虽然威尼斯并不乐见宿敌的势力不断扩大，但土耳其牵制住葡萄牙，却让威尼斯有机会振新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是为了控制麦加，在宗教上也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完全掌控红海地区，当然就成了它的主要目的。土耳其派精锐部队常驻红海入海口的亚丁切断了葡萄牙原本就不算完整的红海封锁线，红海通商路线，得以被再次开启。
葡萄牙与土耳其的争斗不仅在红海，为了保证印度洋的制海权，葡萄牙与波斯王联手共同对付土耳其。葡萄牙虽然因此掌控了波斯湾，但作为与波斯王的交换条件，葡萄牙必须将印度运来的相当一部分香料由原先的非洲航线改为经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卸货。
经由波斯湾运送的商品，集散地在巴格达。在这里集中的香料，大多会运往需求量大的地中海流域。即使国与国对立，商人们在赚钱问题上，还是很有共识的。结果，葡萄牙千辛万苦运来的香料，有一部分就这样去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而在那里等候的正是威尼斯商人。威尼斯政府在得知波斯线路重开之后，立刻在阿勒颇设立了与亚历山大规模不相上下的商馆。
葡萄牙人帮忙的事情还真不少，其公务员的走私行为也让威尼斯从中得利。葡萄牙的船长、船员们一向不满国家拖欠他们的薪水，土耳其的出现，更增大了海上的风险，不能准时拿到薪水使得船长和船员们的负担变得日益沉重。于是，船员们将一部分货物偷偷卖给穆斯林，货物通过红海，最终又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
成功救活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降低了香料的价格。那些带着本国产品去安特卫普换取香料的欧洲各国的商人们，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威尼斯市场。眼看着情况不妙的葡萄牙这才急着调整价格，但受制于其商业模式，实行得并不顺利。
中间商多，是地中海贸易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上、下家之间距离较短，风险相对较低。但如果遇到中央政府影响力不足，地方土豪各自为王，设立层层关卡、随意征税，商品就不可能在低价位销售。相反，如果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些非法的苛捐杂税便会减少，流通成本因此降低。与从前的马穆鲁克王朝相比，土耳其是一个中央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这对贸易商们当然是件好事。而葡萄牙由于运输航线漫长，途中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损失，这也是他们无法大幅降低香料价格的原因之一。
从1517年起步、1530年进入正轨的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发展到1550年前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半个世纪前那段黑暗的日子恍如隔世。
从麦加出发的由20万商人和30万头骆驼组成的超大商队，仅为红海商路，就带来了3万吨——4万吨的香料。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又完全回到了达·伽马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情形，当然，在数量上也远远地超过了里斯本。胡椒交易活跃，意味着其他商品的流通性同样向好。在这个时期，一些需求量大的产品威尼斯已经可以在本国生产，迄今为止对工业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而其对手葡萄牙，不仅没有发展工业，甚至连国家的独立都岌岌可危。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
话说回来，虽然葡萄牙没能够长期垄断香料市场，但威尼斯独占市场的风光也不再来。16世纪中叶，波斯、红海、非洲三条通商线路并存。保留非洲商路是因为一旦与土耳其开战，波斯和红海商路势必瘫痪。所以，威尼斯通过采购香料专用的形式，维持着非洲线的运转。
在地中海贸易正式复兴之前，为保护地中海贸易，威尼斯政府曾在1519年出台法律规定，从里斯本采购的香料要比来自东方的多支付3%的关税。这条法律在1570年被废除。1570年是土耳其进攻塞浦路斯的一年，翌年，则是勒班陀海战发生的一年。
1580年吞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帝国，在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统治之下，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版图包括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南美洲、非洲沿岸以及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部分南亚地区。在欧洲部分，西班牙不仅拥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支持，而且掌控了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立王储代理统治。那个时期的西班牙拥有史上最强的陆、海军战斗力，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整个世界能够和菲利普二世一比上下的，唯有土耳其的苏丹。从爱尔兰到东欧、多瑙河、地中海、波斯湾、苏门答腊，都是两大势力较量的战场。
从1530年开始，土耳其开始着手苏伊士运河的建设。他们和欧洲人一样，也燃起了对亚洲的野心。和当初威尼斯人企图打通运河不同，土耳其已经控制了埃及，因此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成功与否，只看土耳其的决心。
威尼斯对此事非常关注，甚至派间谍打进内部，查探进展情况。威尼斯和土耳其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目的不同，前者为了商业，后者为了军事，但都迫切需要利用地中海通往印度洋，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利害关系一致。不过，土耳其人在年底中止了运河建设，因为与波斯打仗需要资金。
土耳其重新开始运河建设是在1586年。那一次的进展速度比较快，但再度因对波斯的战争而中断。
就在差不多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为了筹集经费建设殖民地，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一个建议，他希望通过非洲航线振兴香料贸易。因为精明的威尼斯人在复苏地中海贸易的同时，导致了非洲航线的衰败。
西班牙国王于1584年正式提出的方案，详细如下：
抵达里斯本的所有香料，交由威尼斯独家销售。
国王保证每年从非洲运来的香料总量，不低于三万吨。
给予威尼斯低于他国的关税优惠。
从里斯本到威尼斯的运输船，由西班牙舰队护送至西西里岛。
威尼斯向国王支付的手续费，只需要支付1/3的现金，剩余金额分6个月付清。
其实早在5年之前，威尼斯就觉察到国王的这份心思，但正式提案的魅力，还是超出了想象，让他们感到难以抗拒，不过还是不敢贸然答应。政府指示“通商五人委员会”严格检讨提案的风险性，在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后，元老院又进行了数次谨慎的商议。
提案中最没有问题的是，由西班牙舰队护送威尼斯商船至西西里岛。威尼斯在西地中海的军事基地网，原本就不如东地中海一带来得完备，能省去舰队的护卫，当然是再好不过。
第二个魅力是关税的减轻。当时威尼斯向土耳其所缴纳的关税，远高于土耳其同盟国的法国。
然而，提案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因素。首先，仅靠非洲航线，是否能承载如此庞大的香料数量。对于威尼斯人的这个疑问，西班牙国王对威尼斯大使肯定地回答道：只要威尼斯的财力、造船以及航海的技术，投入西班牙的航海事业，便能解问题。国王的言下之意，只要威尼斯愿意接受西班牙的军事保护，市场可以扩展至亚洲，甚至新大陆。这对威尼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接受西班牙保护，意味着独立的主权受到撼动。
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件事视为万事开头难的好例子。有人批评16世纪的威尼斯人缺少他们祖先的进取精神，12世纪时威尼斯因为加入了拜占庭帝国的伞下，才得到了发展。而进取心的缺失正是导致威尼斯衰败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互惠互利关系的成立，必须得保证提供对方最需要的东西。拜占庭帝国给予威尼斯零关税的优惠，威尼斯则以海军保护回报。而威尼斯能够给西班牙的财力、商业、造船、航海技术，没有一项是西班牙必不可缺的，这些只属于锦上添花。一旦专制君主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找在这些方面并不逊色于威尼斯的热那亚代替。
就算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双方的商业合作一旦开启，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东地中海的贸易。否则，加上地中海线路采购的香料数量，势必会供大于求，导致胡椒价格暴跌，影响整个香料市场的经济。何况，谁也无法保证可以彻底阻断通过红海或波斯湾进口的香料，葡萄牙的失败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威尼斯就算是垄断了里斯本的市场，它原本在东地中海贸易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
地中海市场对于威尼斯而言，不仅只是香料的进口地，同时也是销售德国、意大利以及本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居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亚历山大、开罗这4个城市的威尼斯人家庭，多达4000户以上，他们早已在东方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虽说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举国投资成功获利，国家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实即便那一次的投资失败，损失也是有限的。更何况，菲利普二世提出合作建议时，正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计划可能实现的时期。
威尼斯政府拒绝了西班牙国王的建议，他们的决定纯粹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是明智的。
在遭到威尼斯拒绝之后，菲利普二世又陆续向米兰、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的商人提出了相同的方案，结果一律被拒。
直到1586年，合伙人总算出现。这是一个以富格尔家族（Fugger）为首，由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人共同出资，为香料生意特地创建的国际投资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富格尔，公司在安特卫普、吕贝克（Lubeck）、米特尔贝格（Mittelberg）、汉堡、威尼斯都设有分支。
1591年，商业活动正式运作，大量的香料抵达吕贝克和威尼斯。起步相当不错的生意，没多久便出现了停滞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在三年前的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气焰高涨的英国海盗比以前更为猖獗，不仅是大西洋航线，甚至连非洲航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受此影响，经由里斯本销售的胡椒价大大高于威尼斯市场，就连富格尔公司的股东们都承认从威尼斯采购更符合经济利益。他们原本是卖香料给里亚尔托市场，结果反倒成了买家。
西班牙国王与德意志商人垄断香料市场的野心，因17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崛起，终于化成一团泡影。这就是是威尼斯人决定抽身离去后事态发展的结局，没有任何人对他们当时的拒绝表示异议。
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受到致命性打击，是在进入17世纪之后。在那个世纪的上半叶，荷兰人将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做到了当年葡萄牙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不是通过封锁通商路线，而是用直接统治产地的方式，来掌控香料市场。威尼斯的衰退并非因为落后于大航海时代，无法因应殖民帝国的崛起，才是他们走向末日的第一步。
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香料贸易无论如何还是支撑了一个多世纪。但有些商品却很快便败下阵来。
首先是糖。中世纪时糖的主要供货源，来自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岛经营的大农庄。1470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他们使用大量的奴隶和燃料在当地进行甘蔗的栽培。进入西欧的马德拉产的蔗糖，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1490年，也就是达·伽马发现新大陆的10年之前，威尼斯与安特卫普两地的蔗糖批发价只有以前的1/3。之后，当马德拉群岛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时，巴西出现了。
糖市场的失利，对威尼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1489年和平合并塞浦路斯后，威尼斯便计划大规模地振兴制糖业。所幸，他们立即把塞浦路斯改成了棉花种植地。当地原本就生产棉花，所以只是将生产重心从糖变成了棉花。
塞浦路斯的棉花生产量很快就增加了三倍。时值德国棉纺织业兴起，所以原料不愁销路。1571年塞浦路斯岛落入了土耳其手中，但土耳其人不擅长经营。在整个16世纪，塞浦路斯岛的棉花，始终是经里亚尔托市场的威尼斯人之手销售的。至于新大陆的棉花进入西欧市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威尼斯不生产仅做转手贸易的染料，也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的商品之一。这是一个伴随着纺织业的日益发展，需求量在西欧市场不断上升的商品。
染料中需求最大的是红色，它是从寄生在希腊橡树、山毛榉上的虫子身上提取。几百年来，一直是由威尼斯从希腊、克里特岛进口，在西欧销售。进入16世纪后，人们发现一种叫“布拉吉莱”（Brasile）的树也可以提取红色染料。这种红色的树木产自南美，其中巴西是最大的产地。巴西国家的名字就是源自这种红木。16世纪下半叶，巴西生产的染料，垄断了整个西欧市场。
白银和黄铜（铜锌的合金）也是从市场败退下来的商品。它们的主要产地是德国和匈牙利，以前一直都是集中在威尼斯市场交易。威尼斯商人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到以突尼斯为主的北非地区，与穿过撒哈拉沙漠而来的商人交换黄金，剩余的部分则是经过埃及，去往印度，以换取香料。这种贸易形式，直到葡萄牙人从非洲直接带来了黄金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从北方产地过来的白银集中在威尼斯，威尼斯商人就有机会将它们销往南方或东方，继续赚取利润。可是，自1580年开始，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将德国银逐渐逼出市场。美洲白银的进口量在1590年到1600年之间，达到了高峰。威尼斯再也不是白银的重镇，市场转移至安特卫普。
美洲白银的大量出现，不仅把威尼斯挤出了白银市场，也导致西欧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350年到1520年之间，金银的价格几乎没有波动，金币的含金量保持稳定。直接用于交易的银币的含银量多少有降低的迹象，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到了16世纪末，变化突然增剧，波动前后的国家财政的数据差距甚远，简直没法做对照比较。当时做数据统计的只有威尼斯一个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统计的话，想来情况也差不多。
145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1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93年——1达克特金币=200苏尔多银币（含银量减少近2/3）
威尼斯1500年的国库收入为115万达克特，157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既是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不落反升的最好证据，也显示了美洲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对保持了近300年稳定的经济的冲击。
有失必有得。威尼斯在失去部分传统商品市场的同时，也开辟了新市场。当然除了从糖变成棉花之外，他们还找到了其他的替代商品。
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大都将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归结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土耳其帝国的强大这两个点之上。不过，正如香料市场的变迁一样，这两大要因带给威尼斯经济的并非全是负面的影响。
首先，随着新航线、新大陆的陆续发现，威尼斯长年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热那亚作为国家已丧失了独立性），以及逐渐成为新对手的葡萄牙、西班牙，都将注意力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让原本就在地中海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威尼斯，有了更多的机会。再加上西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易的活跃，为大洋贸易与地中海贸易提供了一个两者共存共荣的空间。
其次，土耳其帝国的兴盛，对威尼斯威胁虽大，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帮助威尼斯重新收复了香料市场的失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10万左右，到1580年已增加到70万之多。帝国鼎盛时期首都人口的增量，意味着财富也在不断地积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土耳其人对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些商品中包括了威尼斯生产或者是中介的商品。
不仅是土耳其人，因工业发展而逐渐富裕起来的西欧人，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非生活必需品。
东、西两方国情虽然不同，但对物质的需求一并上扬，而且还能保证供给。东方由于是强大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流通过程简单、安定。而西方则是因为产业的发展。在供方和需方都富足的情况下，交易的胜负，便取决于对市场动态的判断力和迅速且有弹性的行动力。在这两方面，威尼斯人从来都是佼佼者。
丝绸，是需求量暴增的产品之一。大量的丝线从波斯运集到阿勒颇，然后经威尼斯商人之手，运往德国位于法兰克福、科隆的丝绸产业中心。在那里制成的成品，再循着原料运来的反方向路线，回到东方。不过，大多数成品的终点站不是波斯，而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丝绸产业也很活跃，有关这点我会在稍后展开。威尼斯使用的丝绸原料并非来自东方，而是产自北意大利的一种更为轻柔的丝线。制成的成品同时出口东、西两方。
除了丝、棉之外，16世纪时需求激增的还有葡萄酒和葡萄干。玛尔维萨的葡萄酒，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香槟。其主要产地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玛尔维萨以及威尼斯移植成功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玛尔维萨葡萄酒向来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所爱，但因为价格昂贵，需求量一直有限。随着航运风险的减少和生产效能的提高，在15世纪末时，威尼斯成功地将南安普敦的批发价降到原来的一半，市场的购买量自然增大。
葡萄干原本是威尼斯商人去希腊各个产地收购的。自从他们有计划地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开发成供货产地之后，生产量得到大幅的提升，价格也逐渐下降。葡萄干主要销往英国。不过，究竟是英国人爱吃的鸡蛋布丁和磅蛋糕（Pound cake）中必须加葡萄干，威尼斯人因此增量生产以降低价格，还是威尼斯人卖的葡萄干便宜，英国人才放进了甜食，这个因果关系，我倒是没有调查过。
通商与工业及其他
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非但没有被急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吞没，反而在综合实力上，更胜于经济飞跃期的14、15世纪。威尼斯的成功，靠的不是贸易的多样性，而是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当贸易垄断已经变得不可能的16世纪，威尼斯致力于手工业的振兴，充分激发并有效地运用了潜能。
在16世纪之前，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始终将经商视为贵族的天职，甚至对同时期积极从事丝、毛纺织业的佛罗伦萨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虽然也对本国的手工业做些投资，但几乎不参与经营。他们更愿意自己驾驶着船，去遥远的异国他乡买卖商品。进入16世纪，当发展工业变得必要时，那些所谓贵族的事业乃贸易之类的话，统统被他们扔在了脑后。这种见风使舵的态度，多少也反映了威尼斯人的性格。
1506年，当香料贸易陷入危机时，威尼斯政府成立了“通商五人委员会”，提出了在经营贸易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的计划。根据委员会的方案，政府降低了原料的运输费和关税，并推出开拓原料新市场以及保障工人权益等政策。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威尼斯工业在16世纪得到了发展。其中呈飞跃性进步的，当属毛纺织业。以前，威尼斯在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有两大生产基地，甚至在远方的德国也有加工厂。威尼斯主要是向这些生产厂家提供原料和销售成品。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政局变化，为威尼斯带来了机会，不仅本国的生产量增加，而且发展成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之一。
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可以说是一团糟，以至于对形势悲愤不已的马基雅维利奋笔疾书地写出了留名青史的政治哲学杰作。正如他的作品所示，当时的意大利不断遭到德意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瓜分，沦为欧洲的战场。威尼斯也被卷进了康布雷同盟的战争。所幸，浮于潟湖上威尼斯之城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
而在其他国家，战火破坏了工厂，原料及成品的流通完全停止，工人们失去了工作，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毛纺品产量大幅减少。不安的政治局势，让资本家们失去了投资的欲望，工人们丧失了劳动的意愿。拥有资本的人属于统治阶级，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不能轻易地移居外国，而那些没钱一身轻的劳动阶层随时可以远走他乡。大量的工人从伦巴第、托斯卡纳来到威尼斯。
这些外来劳工愿意移居威尼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里几乎没有成为战场的危险。
第二，政局稳定，无须担心内乱。
第三，可以确保原料的供给，以及成品的销售。
第四，政府鼓励发展工业。
就这样，威尼斯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地引进了技术人才。
借这些熟练技工之力，威尼斯的毛纺织业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威尼斯1516年的毛纺品年产量是2000匹（pezzo），50年后（1565年）年产量增加了10倍，达到两万匹。再4年后（1569年）产量记录继续更新至2.6万匹。到1598年，产量以每年平均9.6%速度持续增长，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在同一个时期，西班牙的羊毛产量超过了英国，原料的运输成本因此降低，威尼斯的毛纺织业，非常幸运地遇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除了毛纺织业，在16世纪欣欣向荣的另一个行业是丝织品工业。劳工人数也比从前增加了三倍，至16世纪末，从事丝织品工作的劳工数量，据说已经超过了造船行业的木匠和油漆工。工人数量增加的原因和毛纺织业如出一辙。
制造肥皂，是16世纪威尼斯急速发展的第三项产业。对肥皂需求的增长，大概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比不爱洗澡的古罗马人，更懂得讲究清洁了吧。这个想象还是挺让人愉快的。话说回来，粉状的肥皂溶于水之后，就是一个对付敌人攻击的利器，滑溜溜的肥皂水让人伸不开拳脚。威尼斯的加莱船，常备有相当数量的粉状肥皂，它们不是给船员洗澡用的，而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说不定警察向示威队伍发射的水枪中也掺有肥皂水。
也不得不提一下玻璃制造业。这个行业与造船业向来是威尼斯的传统产业，16世纪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除了水杯、吊灯这些主要产品之外，穆拉诺岛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这里生产的沙漏钟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外国传教士送给日本战国时代武将们的沙漏钟，说不定就是威尼斯制造的。除此之外，随着水晶镜子的技术开发，威尼斯镜子的生产更是供不应求。由于镜子产量的节节攀升，从业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564年时，镜工们脱离玻璃工会，单独成立了镜工工会。
眼镜的普及，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特色。据说早在13世纪时，穆拉诺岛已研发出镜片，不过根据史料记录，眼镜的制造许可，是14世纪初颁发的。最早的一张戴着眼镜的人物肖像画，创作于1352年，如今保存在威尼斯附近的修道院，画中人物是一位枢机主教。
眼镜从研发到普及大约用了200年，其中大半的时间，也许是用于镜片制造技术的成熟。进入16世纪以后，戴着眼镜或手中拿着眼镜的肖像画变得不再稀奇。到了16世纪末，又出现了望远镜。
玻璃窗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项产业。它的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此之前，教堂的窗户用的是打薄的大理石，一般的民居，则是贴一块布料。当时能装玻璃窗的（虽然厚的像一排排瓶底），只有政府的建筑物和少数的大富人家。16世纪以后，玻璃窗的使用逐渐增加，据说威尼斯的每一个区必定有一户装有玻璃窗户的人家，想来人们一定会感觉屋内的生活，要比以往舒适许多。
提到玻璃工业的中心穆拉诺岛，就不得不说一下花边工业的中心布拉诺岛。如果观赏16、17世纪的画作，我们会发现，除了裸体画之外，几乎每张绘画中都出现了花边。花边工业在高峰时期时，布拉诺岛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穆拉诺岛。
当然，16世纪的威尼斯也不是人人都忙于振兴地中海贸易或手工业。提香、丁托列托、保罗·委罗内塞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文艺复兴绘画中，最富于感官魅力的威尼斯画派，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迎来了黄金时代。
作为文化事业的分支，技术水平堪称欧洲最高水准的当属威尼斯的出版业。与艺术不同，出版行业属于企业，它在16世纪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版业作为对威尼斯多元化经济贡献颇丰的产业之一，我觉得有必要花点儿篇幅介绍一下。
众所周知，铅活字印刷术是在15世纪中叶，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这项技术引进威尼斯是在20多年之后。威尼斯最早的印刷书是西塞罗的文集，总共耗时4个月，印数100本。之后文集再版，虽然印刷的时间与初版相同，但数量增加至600本。显然，印刷的效率高于誊写。
威尼斯出版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与毛、丝纺织业一样，最初都是因为借助了其他国家的优秀技工之力。这些出版行业的人才选择移居威尼斯的理由，也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们相差无几。
不过出版业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威尼斯之所以选择西塞罗的作品作为最初印刷的书籍，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的阅读兴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要满足读者这一需要，首要条件是必须处于一个容易获得手抄原本的环境。拜占庭帝国在灭亡之前，逃亡意大利的枢机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带来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威尼斯国立图书馆就是以这些藏书为基础建立而成的。
然而，单是有机会阅读原本还不足以出版古典书籍。要出版古代典籍还需要有能够校对原本中错误的有识之士，而且多多益善。所幸，威尼斯在这类人才的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出版业同样兴旺发达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也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以上两个条件。
不过，出版业兴盛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证言论的自由。当时的言论自由，意味着摆脱宗教上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威尼斯肯定比同时代的罗马要来得自由。其自由程度甚至胜过佛罗伦萨、米兰和巴黎。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威尼斯共和国长久以来一直极力排处罗马教廷权力的干涉，可谓是国家的传统。因此，只要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唱反调的内容，哪怕是教廷的禁书，统统能在威尼斯出版。
路德、马基雅维利，还有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均能在威尼斯找到。色情书籍在威尼斯不仅没有被禁，反而遍地开花。可以说大众文学的兴起正是从威尼斯起步的。除了保证言论的自由，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承认了出版权这一概念，至于著作权则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自1495年起的97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出版了1821种新书，其中的447本是在威尼斯出版的。相较之下，出版量位居第二的巴黎只有181本。威尼斯出版业顶峰时期的16世纪后期，威尼斯113家出版社在50年里，合计出版新书高达4416本，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话说回来，一味出版新书，并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出版社要健康运转必须要有大量的书籍再版。威尼斯出版界在这方面同样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拥有再版20次以上书籍的出版社超过了50家，10家以上的出版社拥有数本再版了40次以上的书籍，更有甚者手中握有再版132次的常年畅销书。
说到威尼斯的出版业，不得不提及一位为威尼斯出版界奠定了根基的人物——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通过对他的认识有助于大家了解威尼斯出版业兴盛的原因。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印刷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刚开始时，印刷本依然无法摆脱手抄本的影响，以精美的大开本居多。这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在传统生产手抄本的修道院中印刷的缘故吧。印制精美的书籍价格自然非常昂贵。不过，修道院出版的书籍，向来有一群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又基本上是担任神职的学者，无须自费购买，因此这些出版物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阿尔杜斯却是一家没有特别惠利享受的私人企业。从内陆本土移居到威尼斯的技工阿尔杜斯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他认为，唯有开发新读者群体，印刷本才有未来。在没有大学附属出版社的那个年代，新读者群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为了让读者加深对出版社的印象，阿尔杜斯首先为自己的企业设计了标识。社标由海豚与船锚组成，海豚代表出版的速度，船锚则代表内容的正确。
接下来，阿尔杜斯出版了“袖珍本”（口袋书）。大开本的书籍既不方便携带，价格又过于昂贵，而袖珍本正好相反，容易携带而且价格便宜。
然而，小型书的印刷，面临着一个问题：在大开本书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哥特式字体，纸面缩小后则变得不易辨认。于是，阿尔杜斯发明了一种如今称为Italic的斜体，解决了小型书的文字识别问题。
阿尔杜斯出版社的标识
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最先作品是维吉尔的诗歌集。由于书本小巧玲珑，价格只有大开本的1/8，它迅速成了学生们喜爱的畅销书。
和现代的口袋书不同，当时书的封面用的是硬板纸，制作软封面，成本反而较高。
这是因为当时不少的藏书家们，有欣赏封面的爱好。他们通常会按照个人的喜好定制封面，统一藏书的风格。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兴趣，出版社会销售没有装订的书籍，读者买下后，再请装帧师用毛皮或者是豪华的布料，甚至是银质的浮雕制成封面，装订成册。
这样一来，那些希望用有限的钱多买几本书，不想把钱花在封面上的读者的需求就难以满足。当时的软封面，真是软绵绵的，完全没有保护书籍的功效。哪怕是想用普通的牛皮纸做个封面，也得另外找人装帧。为了免除读者此类的困扰，阿尔杜斯社的低价版口袋书索性使用硬板纸封面装帧。
阿尔杜斯以口袋书、斜体字体、硬板封面的三点组合，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并获得了许可。不过，还是很快地就被其他出版社效仿。无论如何，这种低价书的出现，对扩大读者群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阿尔杜斯在商业上的创意源源不断。他还策划了出版全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1480年，阿尔杜斯首先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相继推出了贺拉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全套文集。除了通常本之外，还专门出版了拉丁语对照本，广受知识分子的好评。阿尔杜斯也没有忽视现代文学，基本出齐了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a）等人的主要作品。另外，还有出版目录提供给读者，目录中除了自家出版的书目之外，还收录了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如果自己的书在某家出版社出版，既能显示身份，又保证销量，相信任何一位作者都会有兴趣与它合作。伊拉斯谟在1507年主动与阿尔杜斯接洽，并于第二年出版了7年前他在巴黎出版的《格言集》。
阿尔杜斯社出版的《格言集》销量大好，截至16世纪末已再版132次，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
在阿尔杜斯出版社的大门口，张贴着一张招工广告。这张广告用考究的拉丁语书写，伊拉斯谟也帮忙修改过文字。自己也是一流知识分子的老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大概是想以此当作招聘考试吧。
来者不拒。阿尔杜斯希望您简短说明来意，尽早归去。如果您有心像赫拉克勒斯解救疲惫的巨人阿特拉斯一般向我们伸出援手，不胜欢迎。这里有许多工作适合有此志向的人们。
1515年，阿尔杜斯辞世，遗体周围堆满的不是鲜花，而是他生前出版的书籍。在阿尔杜斯奠定的基础之上，威尼斯出版王国的声誉又继续保持了100年。
劳资关系
所有的产业都蓬勃发展的威尼斯是怎样处理劳资关系的呢？这不禁令现代人感到好奇。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探寻威尼斯当时是否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划分的劳方与资方开始。
不仅是在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由一群以资本投资及其有效运用为首要目的的男人们所组成。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均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运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无疑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但如果涉及资本家是否直接参与经营，以及因此产生的劳资关系的问题时，由于各个业种的情况迥异，无法一概而论。那么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基尔特（Guild，同业公会）是不是在威尼斯也占有主导地位呢？事实上这方面也是根据各行业情况不同，再加上威尼斯特有的国情，同样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
唯一可断言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远远少于对发展贸易的支持。尽管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有产阶级的关注转向了工业，政府对此也给予积极的鼓励，但依然存在着不少法律上的限制。这也许是因为威尼斯政府为了吸引国外优秀的技术人才，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所以才会更着重于人才的保护和培育，而对投资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最典型的是丝绸纺织业的例子。根据威尼斯的法律，要成为丝织厂的持有人，除了需要充足的准备金外，本人还必须会操作纺织机器。这项规定将行业的从业人员清楚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提供原料、订购成品的商人，另一类则是纺织工人。
当然，尝试着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说手握订单的商人以固定的月薪买断工人的生产力。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遭到丝织业工会的投诉。工会在向政府的申诉中强调，如果将技工变成纯粹领钱干活的劳工，不但影响外来优秀人才的引入，而且让已经在威尼斯定居的技工们失去进取心，最终会导致丝织业的衰退。结果，工人们胜诉，丝织业工会决定，薪资按产出量决定。
第二次的尝试是由工人一方发起的。那些经济上变得富裕的技工们用手中的闲钱投资购买了纺织机，甚至有的人拥有30台之多。有了多余的机器，就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摊薄薪资。这些技工企业家们，向掌握订单的商人们开出优惠的条件，相较于其他工厂织1布拉乔奥的丝绸30苏尔多到32苏尔多的工资，他们只需要16苏尔多到20苏尔多。
对此，商人们当然是不胜欢迎。但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工人们可不答应，他们向政府提出了控诉。按威尼斯政府的规定，每一个织丝工所拥有的纺织机，最多不能超过6台。由于丝织业的发展迅速，产量激增，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条规定的存在。然而，不管是否被人遗忘，法律终究是法律。在威尼斯，只要没有修改的必要，哪怕是没人关注的法规，依然有着其法律效力。元老院做出了旧规不变的决定。第二次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环境之中，威尼斯丝纺业的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从1493年的500人，到1554年时已经超过了1200人，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蓬蓬勃勃的景象与日渐式微的意大利其他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对照。由于工人数量增长过快，甚至让商人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于是，政府修法要求技工必须自己负责货源，而且每个工人不能有超过两台的机器。
与丝织业相比，毛纺工业则显得更资本主义化。这可能和毛纺织物从原料到成品的加工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有关。工会的成员由拥有资本的商人构成，独立的劳工工会一直要等到1539年才成立。另外，由于制作毛线是在家庭内完成，干活的主要以女性为主，她们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毛线完成后的包括染色在内的5道工艺都有各自的独立组织，工作场所也各不相同。不过，除了染色工可以同时接受不同货主的订单之外，其余工种的工人们都是为同一个货主，即同一个资本家干活。因此，货主对产量的管理比丝织品行业要来得容易。不过资本家直接控制生产，容易引发工人的不满，1556年，便发生了罢工事情。
早在两年前，毛纺工人就以原材料和物价的上涨为由，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了加薪的要求。实际上他们是不满订货的商人们一面不肯加薪，一面却不断要求增产。
可是，接到申诉的政府委员会，又以典型的官僚作风，将皮球踢给了其他部门。等不到音讯的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罢工。
究竟是谁领导了这场罢工，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组织者的能力非常了得，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发起罢工，而且整个过程展现出牢不可破的团结力。
当时，威尼斯与叙利亚签订了一大笔合同，毛纺品的需求量正值高峰时期。威尼斯码头上停泊着大量的商船，万事俱备，只等工厂送来产品。
罢工发生在最后一道工序。货主们对着只差一口气的产品无计可施。任他们怎么央求，工人们不是借口称要询问同伴是否愿意，就是直接要求涨薪，也有人索性以工作量太大力不从心为由，一口回绝。商人们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会引发其他生产环节上的工人们的罢工。
这一次，轮到货主们向政府提出上诉，说威尼斯毛纺织业将面临崩缺。政府似乎也有同感，特地提高层级，由负责国家重大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出面，代替“通商委员会”商议对策。
“十人委员会”向罢工的所有工人发出指示，令他们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可是命令却不见效。工人们既没有破坏机器、烧毁在港口等货的商船，更没有组织游行队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政府不能强制他们劳动。
眼见着形势僵持不下，为了不再蒙受更大的损失，货主们又向“十人委员会”提出招聘外国劳工的申请。可就在委员会审议申请的过程中，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工人们接受增产，货主们同意加薪。并且决定日后调整薪资时，由劳资双方各派4位代表，组成8人委员共同商议。这不正是今日的劳工参与企业经营吗？
威尼斯的工会
被称为“基尔特”的中世纪工商业的同业公会，经济学家们认为它对近代工业的发展有三大负面影响：第一是对新技术的引进态度保守；其次是限制了会员人数；第三是不遵守市场供需的规律。不过，16世纪的威尼斯的工会，并没有出现学者们指出的这些问题。
首先，威尼斯政府对引进新技术及其合理化的使用，表现积极。为了鼓励创新，在1474年出台了10年专利权的法律，建立起一套专利制度。
16世纪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小插曲。某家呢绒制作厂，考虑购买能让毛料更为轻盈的机器。厂里的工人担心因此失去工作，便向政府提出了反对购买新机器的申诉。政府对此做出的判断是，允许厂方购买机器。但今后这道工序上生产出的产品，必须明确标示出手工或机器制造。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和工会都不反对合理化的生产。比如说蜡烛工厂，就是由工会主动展开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活动。不过，威尼斯所追求的合理化，重点在于改善产品的质量，并非是大批量的生产。
16世纪的确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物质需求均有上升的时代，但在规模上，与日后出现的大众消费时代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威尼斯各项产业之所以能从竞争中胜出，主要靠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产品制造者的水平，更是以质取胜的关键。很幸运，16世纪的威尼斯拥有大量自信、能干的技术工人。
其次，至于学者们非难的行会会员人数受限的问题，在威尼斯不仅没有发生，而且政府和工会双方都尽力地去增加人数。倒不是因为威尼斯政府特别保护工人，也不是工会成员对同业者非常友爱，主要是由于增加工会及其会员的数量，大家都有利可图。
对政府而言，可以解决士兵不足的问题。确保海军主力舰加莱战船的划桨手数量，从来都是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以往是以每个行政区为单位，实施征兵制。然而，各区的经济状况有别，征兵出现了不少弊端。经济好的区域，可以花钱买壮丁，凑足数量。相反，那些穷区不仅有达标的压力，还要面临本地人被其他区雇走的窘境。为解决问题，政府废除了行政区征兵的制度，改以工会为单位，根据各工会的经济能力，规定相应的征召数。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隶属某个工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入伍参军人人平等。至于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人，可以加入与同业公会性质不同的组织“大会堂”（Scuola）。这种慈善团体在威尼斯有6个，工会成员也允许参加。
政府向各个工会指定划桨手的配额，其效果等同于在当时尚未普及的征收直接税。对工会的设立及其人数的增加，政府之所以始终报以宽容的态度，其真正的理由便在于此。出于同样的理由，另一方的工会也深知限制会员人数对他们有害无利。所以，威尼斯的“基尔特”完全没有封闭的倾向。
最后，“基尔特”三大罪最后一条的不遵循供需规律，我想就不用说明了。理由很简单，如果不遵循市场供需规律，威尼斯怎么可能在近百年里保持每年10%左右的成长率呢？
总而言之，威尼斯工会对于安定中产阶级和稳定国内形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反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却因为不肯答应毛纺织工人建立工会而频频发陷入政局不安。
无论是谁，都有害怕失去的东西。因此只要稍稍满足人们自治的欲求，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经提及威尼斯的中产阶级虽然没有统治权，但在他们自己的行会内部，他们就可以做主人。威尼斯工会会长的选举制度与共和国元首的选举方法如出一辙，负责国政的贵族们可以加入工会，但不允许担任重要职务。其他国家的工会内部经常出现的政治斗争现象，在威尼斯工会不曾发生。
意大利语中有“peccato mortale”一词，意为“重罪”或“死罪”，犯罪者死后必下地狱。有时候也诠释为“千万做不得，不能昧着良心”等。
我一直在想，对威尼斯人来说，低效运用资本大概就属于“重罪”。耶鲁大学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学者洛佩兹曾经说过，威尼斯人以私人企业的精神经营国家政治。
13、14、15世纪的威尼斯人之所以将重心放在海外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主要仰赖于贸易，这是资本运用最有效的方法。16世纪他们依靠振兴国内产业，促使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同样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运作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乃商业之道。那些指责16世纪的威尼斯人丧失了海洋民族精神的说法，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爱上了感觉很帅的男人，在遭冷落后怨气冲天的无知少女。
不可否认，海上男儿的确很帅。甚至连海盗看上去都那么有型。然而，从前的威尼斯人并不是因为热爱大海才出海远航，而是去海上更符合其经济利益。
与祖先相比，16世纪的威尼斯人的海洋气息可能是淡薄了不少，但和威尼斯共和国衰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威尼斯人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进取之心。正是靠着这番进取心，他们才能摆脱16世纪初如同婴儿断奶般的困境，重新站立起来。
威尼斯共和国衰退的首要原因是一个城邦小国，却不得不面对君主制大国的崛起。在那个时代，城邦小国一个个陆续地走下了历史舞台。曾经与威尼斯同样蜚名四海的佛罗伦萨，还没撑到16世纪中期，共和国体制便于1530年灭亡。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4个海洋国家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城邦国家中支撑到最后的一个。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