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穆斯林开始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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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穆斯林开始反击
1144年，曾吉57岁，急于征服整个叙利亚。此时，他决定首先攻击埃德萨，接下来进攻大马士革。
✞ 埃德萨的陷落
此时的埃德萨伯爵领地，由13年前战死的若瑟兰·德·库尔特尼之子守卫。这位领主虽然没有其父的能力，却受到埃德萨居民的爱戴。又因为其母出身亚美尼亚王室，若瑟兰二世可以得到来自北方亚美尼亚人的支援。在其防御之下，曾吉对埃德萨的进攻必将是一场恶战。
而曾吉则采取了诱使若瑟兰二世离开埃德萨城的计策。当若瑟兰与附近的穆斯林领主发生摩擦时，曾吉的大军突然出动，对埃德萨发起总攻，并以一部分军队阻挡若瑟兰回到埃德萨城内。
于是，担负中近东穆斯林国家侧翼防御的埃德萨，就不得不在没有总司令的情况下开始守城了。此时埃德萨的城防长官，是三位宗教领袖：天主教的埃德萨大主教于格，亚美尼亚使徒教派的主教约翰，以及希腊正教的主教瓦西里。在东方基督教城市埃德萨城内，同时生活着三大教派的信徒。
攻城战开始之时，城内的居民不仅相信若瑟兰二世一定会返回，还认为附近的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会出兵相救。因此，对曾吉发动进攻之前的两次劝降，城内守军都断然拒绝了。
十字军主要都市和城堡城塞
然而若瑟兰由于受敌军阻挡，一直不能回到埃德萨。安条克公爵则像缩头乌龟一般地躲在自己的领地之内。统治耶路撒冷的梅丽森达，在是否派兵援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等援军出发时，早已贻误了战机。
埃德萨的居民顽强抵抗了四个星期。最终，在12月24日，埃德萨城被攻陷。曾吉对任何不接受劝降条件的对手，都会采取屠杀和劫掠的手段，即使同是穆斯林也难以幸免。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埃德萨，烧杀抢掠的事件自然发生了。
埃德萨的主要贵族，包括大主教在内，都被处以极刑。在巴格达哈里发的许可之下，这些人被念着如下的诗文处死：
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我们承你之名取得了胜利。这些崇拜偶像者的血，为证实《古兰经》教导的真实而流。
埃德萨的陷落，在穆斯林看来，是夺回了自己原来的领地。因此，即使是生还的原是基督教一方的俘虏，也被贩卖为奴隶。据史载，这次被卖的奴隶数量超过两万。
在城陷之时，曾吉还承认基督教化之前的埃德萨居民所拥有的土地和房屋。两年之后，其子努拉丁完全不承认任何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并彻底破坏了整个城市。穆斯林将埃德萨的街道破坏，使基督徒无法回到城中生活。这不啻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城市的一大惩罚。
从此以后，基督教世界失去了埃德萨伯爵领地。这座第一次十字军的东方桥头堡落入了穆斯林之手。若瑟兰二世没能回城，也未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而另一方面，曾吉也去世了，未能完成其进军大马士革的心愿。他的死因，是在埃德萨陷落之后，被一位憎恨自己的奴隶所杀。
得知埃德萨的陷落，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两国深受冲击。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西欧也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西欧的基督徒都相信，十字军国家的成立是实现了上帝的期望。因此，十字军国家自然有来自上帝的护佑。作为十字军四大国之一的埃德萨的陷落，给这些相信上帝守护的人们心里，打下了巨大的问号。
✞ 修士贝尔纳
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从北到南依次是埃德萨伯爵领地、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耶路撒冷王国。其中一国被穆斯林攻陷之后，信仰上帝的人们就担忧起来。令他们恐惧的是，上帝不再守护自己的国家了。这种恐惧感在上至国王、下至庶民的整个社会蔓延开来。
而在西欧的基督教世界里，修士贝尔纳的呼声高涨起来。第一次十字军是由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们倡议发起的，而第二次十字军则由更为激进的改革派基督教会，批判克吕尼修道院的西多派修道院发起。
后来被天主教会奉为圣人的“圣贝尔纳”，公元1090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香槟地区。有不少人从香槟地区前往东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贝尔纳6岁时就已亲眼目睹十字军的盛况。
贝尔纳的父母双方的家族均是勃艮第公爵的家臣，属于中等贵族，也是居住在城堡中的阶级。贝尔纳排行七兄弟中的第三位，属于早熟的少年，为村内的神父和教师服务，同时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11岁时，贝尔纳就和兄弟五人一起，在父亲的山庄生活。这充满祈祷和冥想的静修生活非常有吸引力，一年后，在山庄内生活的人增加到30名。
这30人最终都决定到西多修道院，舍弃世俗的人生，发誓成为修士。于是，12岁时，修士贝尔纳的神职生涯开始了。
此时，整个法国乃至整个西欧最著名与最权威的修道院，是克吕尼修道院。由于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且成功收复了耶路撒冷，克吕尼修道院深受人们的尊敬。但贝尔纳并未选择门庭若市的克吕尼修道院，而加入了时人知之甚少的西多派的修道院。这一方面是因为克吕尼派的改革已经造成了很多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贝尔纳不愿在等级森严的大修道院屈居人下。在西多修道院三年之后，贝尔纳也选择了离开。
1115年，25岁的修士贝尔纳与12名同修在亲戚所赠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新的修道院，并移住其中。新修道院沿河而建，附近的森林郁郁葱葱。贝尔纳将其命名为“克莱尔沃”，意为“清澈的山谷”。此后，他也被称为“克莱尔沃的贝尔纳”。
然而，修士贝尔纳并不甘心安居于山谷内的修道院。三年之后，他就开始了布道活动。贝尔纳的布道不只是进行单纯的说教，而是集合与其有共鸣的人士，打造信仰的基地。他开始云游法国各地，建立修道院网络。到他去世时，贝尔纳倡议修建的修道院达到343所。他不仅勤于思索，更善于行动。
中世纪的欧洲可谓是“修道院的时代”。修道院对俗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自从圣本笃在意大利南部的蒙特卡西诺建设修道院开始，本笃派的修道院最为兴盛。克吕尼修道院也属于本笃派。因此，在这座修道院中，修士们都要遵循创始人圣本笃所制定的基本原则：清贫、服从与贞洁。
由于其成功发动第一次十字军的功劳，克吕尼修道院不仅汇集了信仰虔诚的人士，也充满了来自民众的捐款。有记载说，从意大利北部登陆前往法国南部劫掠的海盗，劫掠了前往罗马觐见教皇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获得了丰厚的物资。时人多流传，克吕尼修道院内的高级僧侣，其奢侈程度甚至超过了罗马教皇。
生来就讲原则的贝尔纳，辛辣地批判了克吕尼修道院的奢靡。说起讲原则，贝尔纳是非常极端的。他不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时时注意他人的言行。
本笃派修道院除了前述的三个原则之外，还有“安定”（拉丁语stabilitas）。贝尔纳对清贫等原则十分认同，但拒绝接受这一原则。在贝尔纳看来，所谓的“安定”，就是完全不关心人世间的事务，潜心接近上帝。而他所确信的观点是，神职人员必须积极介入世俗事务，才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治理整个基督教世界。
因此，比起以医疗服务为最主要任务的圣约翰骑士团，贝尔纳更加赞赏以对抗异教徒为己任的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成员的身份都是修士，这与贝尔纳心中“战斗的修道者”的观念不谋而合。
在法国生活的贝尔纳的对手，并不是异教徒，而是对基督教信仰有不同认识的“异端”人士。当时西欧的著名知识分子，很多都被定性为异端，成为像贝尔纳这样年轻僧侣组成的宗教迫害团体的牺牲品。其中著名的例子，包括陷入谴责的哲学家阿贝拉尔，最终被罗马教皇处以绝罚。
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呼声较大的主张，自然容易引起大众的注目。支持贝尔纳的人与日俱增，他所属派别的修道院所收到的捐款也随之滚滚而来。西欧的修道院逐渐从克吕尼修道院所属的派别的支配之下，转变为以贝尔纳所属的西多派为主。在埃德萨陷落后一年的1145年2月初，支持贝尔纳的新教皇尤金三世上任了。
在给新教皇的信中，位于神职人员序列最下层的贝尔纳，对最上层的教皇直接说了下面的话：“您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与我面谈。”
这句不合正常礼仪秩序的话，反映了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所拥有的权势。与第一次十字军的发动者乌尔班二世相比，贝尔纳自然没有教皇的地位，甚至不是大主教或者主教身份。然而正是这一介普通修士，成了第二次十字军发动的原动力。
这是因为，修士贝尔纳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
首先，贝尔纳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物。在中世纪欧洲，君主和诸侯重视的只是军事和武器装备。而知识与教养，则为神职人员所垄断。世俗权威只懂得如何作战，却缺乏语言的艺术。
虽然贝尔纳只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他对于辩论术和修辞学却十分精通。因此，贝尔纳善于在辩论之中说服拥有世俗权力的贵族。因此，在神职人员与世俗贵族集中的场所，他以语言为武器，无往而不利。
修士贝尔纳（弗拉·安杰利科画）
此外，在我看来，贝尔纳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外形。
贝尔纳出身贵族，身材高大。然而，与其他高大魁梧的君侯相比，贝尔纳的体型极端瘦削。由于他发誓一生清贫，与其他修士相比，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其他修士每人每周斋戒一次，而贝尔纳每周要封斋三次。有时候其他人会绝食一日，贝尔纳则能做到断食一周。在修道院的日常生活，对他来说就是苦行的生涯。
由于中世纪治安很差，修道院都建成城堡的模样。到了冬季，石壁石床上会升起难耐的寒气。在修道院中，唯一的取暖方式是烧柴的壁炉，墙上的绒毯、床上的毛皮都被作为奢侈品而禁用。修士身上穿着的依然是春秋季节的粗布僧衣，脚上仅仅穿着拖鞋，至于食物，除了面包和蔬菜以外，只有少量葡萄酒。除了每周五可以享用一次鱼之外，修士与其他的肉类完全无缘。此外，每周只有一次外出的机会。
这是相当程度的苦修生活。然而，贝尔纳却能逐渐做到连一点儿食物都不进的绝食修行。
在留诸后世的记载中，贝尔纳是以粗布僧衣包裹着的瘦骨嶙峋的身体，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外貌出现的。与营养充足、身形健硕的皇帝和王侯们相比，他的贫弱外形，成了有力的无声武器。
看到贝尔纳的外形，权贵们就会有一种被压倒的感觉。冲击着这些穿着华丽服装的肥硕身躯的，与其说是羞耻，不如说是负罪感。接下来，他们会听到这位善于讲述基督事迹的僧侣侃侃而谈，顿时有自愧不如之感。
但是，听从贝尔纳说教的，并不仅仅是权贵们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在平民中的影响力也极大。他展示了自己的清贫，却令穷人们信服地认为，贫穷决不是一种罪过。这使贝尔纳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
这就是贝尔纳的外形带来的影响力。
在基督徒看来，见到其他人的苦难，例如衣不蔽体的情况，都会动恻隐之心。他们看到贝尔纳的样子，就会认为他是在代自己受苦。因此，中世纪基督徒常常会极为尊敬苦行僧。他们往往会认为这些僧侣是感上帝之圣灵的圣人，而由衷地对他们产生崇拜。这自然是因为十字架上受难而死的耶稣基督，常驻在基督徒内心的缘故。基督教是常常以痛苦而非愉快使人感动的。毕竟，人们总会有设身处地思考的倾向。
以极端严格的苦行考验自己的贝尔纳，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死都保持这样的外形。因此，在当时的民众眼中，贝尔纳是未背负十字架的基督式的人物。他以自己的全身心代替民众赎罪，从而赢得了尊重。
但是，与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同，贝尔纳经常听取周围的声音。他也相应地叱责众人，为何不能匍匐倾听上帝的教诲。在中世纪后期，贝尔纳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身着华丽服装的罗马教皇和大主教们。
✞ 第二次十字军
对埃德萨陷落感到强烈危机的女王梅丽森达，请求教皇尤金三世派遣新的十字军。教皇立即将女王的要求转告了贝尔纳。贝尔纳接受了教皇的委托，着手游说王侯们组织第二次十字军。
与克吕尼修道院出身的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第一次十字军不同，第二次十字军的主导权落入了与克吕尼派相敌对的西多派修道院手中。不得不说，宗教界内部也与世俗社会一样，充满了敌对意识。
第一次十字军，没有皇帝与国王誓师参战，主要依靠诸侯的力量取得了成功。而为罗马教皇组织第二次十字军的贝尔纳，则不像乌尔班二世那样选择诸侯作为游说对象。他径直前往法国国王的宫廷，相信自己能够说服国王御驾亲征。
此时的法国国王，是年仅25岁的路易七世。路易七世的王后是在法国西南部拥有广大领地的阿奎丹女公爵埃莉诺尔。两人结婚时分别为17岁和16岁，妻子对丈夫施加了很大影响力。
史称“阿奎丹的埃莉诺尔”的女公爵，是拥有比丈夫法国国王直辖领地更大领地的女继承人，性格十分强势。在与路易七世结婚之前，她是包括阿奎丹公国、加斯科涅伯爵领地和普瓦提埃伯爵领地在内，占今日法国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领地的女主人。而在婚后，她又拥有了法国王后的头衔。
国王夫妻自结合以来，时时刻刻与邻近的诸侯展开争夺领地的斗争。虽说这样的斗争对当时的国王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却出现了一起不小的事故。
这起事故发生在一次王家军队对巴黎以东150公里的村落的攻击之时。当1300名村民逃入村中教堂以后，国王的士兵点火烧死了里面所有的教士和平民。虽然此后国王深表忏悔，惨剧引发的流言仍然传遍了整个西欧。
法国卡佩王朝的纹章（蓝底百合图案）
罗马教皇对穆斯林的牺牲可以放任不管，但这次事件中惨死的民众都是天主教徒。教皇当即命令法国境内全体神职人员停止执行所在教区内的工作。当这一“神职休止令”下达之后，无论是初生婴儿的洗礼，还是婚礼葬礼都无法举行。而此时王后埃莉诺尔正怀着第一个孩子。
孕中的埃莉诺尔只好来到克莱尔沃的修道院，向贝尔纳求助。她自然是希望贝尔纳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劝说教皇收回成命。
贝尔纳具体做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结果是法国全境的“神职休止令”撤销了。此时比穆斯林攻陷埃德萨早8个月的时间。
有了这一次的人情关系，1145年寒冬季节身着粗布单衣出现在法国国王夫妻面前的贝尔纳，很轻松地达到了游说组织十字军的目的。
贝尔纳出身贵族，自然对人情的来往谙熟于心。纵然他绝口不提此前国王军队烧毁教堂的暴行，国王也知道自己必须对这位全欧洲景仰的人物言听计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贵族面前都是能言善辩的。
路易七世原本就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很容易产生一种以参加十字军东征而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赎罪的心理。他对由于“神职休止令”解除而成功受洗的新生公主的怜爱，也影响了这位国王的决策。王后埃莉诺尔甚至向贝尔纳提出，要将女性贵族组织起来，向圣地进发。
当然，组织十字军不仅需要进行战略层面的谋划，还要有一番宣言和庄重而严肃的出征仪式。这样，出征的诸侯就可以在宗教的“大义”之下，获得应有的名分了。而神职人员最适合的，就是策划和导演这些仪式。
法国勃艮第的小城市韦泽莱，成了贝尔纳的舞台。1146年3月1日，背对韦泽莱大教堂正门站立的贝尔纳，向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了反响热烈的演讲。
他采用宗教人士常有的布道方式，以现实世界的堕落与罪恶而开始。接下来，贝尔纳指出，世人已经无法忍受俗世的苦难，而面对上帝对世人缺乏信仰的愤怒，人们唯有赎罪才能洗涤自己的罪恶。
贝尔纳话锋一转，将埃德萨被异教徒夺取的消息，告知了聚会的大众。他详细描述了埃德萨陷落的惨状，以及圣地基督徒的不安与恐惧。在演讲的最后，贝尔纳声嘶力竭地叫喊：
“驱逐异教徒、解放圣地，是你们赎罪的正途，是对上帝的报偿！”
裹在粗布里的瘦削身躯所发出的呐喊，给朴素的信众心中带来强烈的震撼。群众自发地呼喊着“这是上帝的期望”，仿佛又回到了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的时代。
26岁的路易七世感动异常，径直跪倒在贝尔纳面前。贝尔纳特意赠予国王一把为东征而制作的精美的小十字架。跪谢的国王，双手捧着十字架，含泪接受，并在这把十字架下，向贝尔纳发誓参加十字军。
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朝的纹章（黄底黑色狮子）
比国王年轻两岁的王后埃莉诺尔，也为丈夫所感动。跟随国王一起跪拜的她，也得到了贝尔纳的祝福。与第一次十字军不同，第二次十字军正式允许女性参加。在路易七世决定亲征之后，法国的诸侯踊跃加入十字军的行列。图卢兹伯爵、香槟伯爵、弗兰德斯伯爵等曾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家族纷纷再次出兵，俨然一副法国国家军队的气势。
法国全国的参战并未使贝尔纳感到满足。他越过莱茵河，游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康拉德三世皇帝参加十字军。
贝尔纳劝说53岁的康拉德的方法，也是把十字军东征当作赎罪来讲解。康拉德三世是在漫长岁月中与各路对手顽强斗争之后，才得到了今天的地位。虽然他还远未掌握德意志全境，毕竟已在8年前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要正式坐上皇帝的宝座，还需罗马教皇亲自加冕。
这加冕仪式的许诺，就成为了贝尔纳的武器。最终，二人之间达成了十字军东征成功之后，康拉德就能够在罗马加冕的约定。这样，贝尔纳在说服法国国王以后，又促成了德意志皇帝的参战。
依照第一次十字军之例，平民参加十字军，就可以得到罗马教皇的免罪宽恕。但对皇帝和王侯来说，只准备天堂的席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关系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存续的大事，不能只依靠平民的信仰，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皇帝与国王所率的军队。
第二次十字军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与诸侯率领的第一次十字军不同，这次十字军的首脑是皇帝与国王。修士贝尔纳的设想，在东征伊始圆满实现。此时没有人怀疑第二次十字军的成功。
✞ 通往圣地的道路
翌年（1147年）5月，皇帝康拉德三世离开了德意志，向东方进发。关于其军队的规模，现代人只知道包括2000多名骑兵。这支军队中，包括许多受到贝尔纳布道影响的德意志农民，他们并不完全听从康拉德三世的命令。
但康拉德手下的2000骑兵，都是从头到脚以钢铁盔甲武装的重装骑士，是会使接近的对手感到巨大压力的战斗集团。直接指挥这支骑兵团的，是康拉德的侄子，22岁的腓特烈。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德意志皇帝出发以后一个月离开了巴黎。他与王后埃莉诺尔同行。在拜占庭编年史家笔下，埃莉诺尔所率的女子军团，身穿胸甲，乘马行军，颇有古代亚马逊女战士的风采。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部分是因为戈德弗鲁瓦、波埃蒙多等诸侯坚持共同行军。而当第二次十字军出发以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得到了教皇传来的消息，不敢对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国王的军队补给有所怠慢。因此德法两军不必花时间去劫掠行军路线上的村庄，因此得以顺利地沿着经东欧、巴尔干半岛，直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前进。而在此之后，第二次十字军遇到了问题。
德意志军队首先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皇帝亲切而隆重的迎接仪式后，德意志皇帝面前呈上了“效忠宣誓书”。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情形一样，皇帝被要求在文书后面签名。
文书的内容也与此前毫无二致，要求署名者发誓绝对效忠拜占庭皇帝，并将未来收复的（300年前）拜占庭帝国在中近东的全部领土交还拜占庭皇帝。
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国王，在外交上与拜占庭皇帝是对等的。因此曼努埃尔一世的做法，实在是失礼的行为。让皇帝和国王像诸侯一样屈尊签名，令康拉德三世无法接受。他当即面露怒色，扫兴地离开了宴席。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康拉德最终还是签名了宣誓书。一个月后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国王，也毫无愠色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曾令各路诸侯抵抗的“效忠宣誓书”，怎么换成皇帝和国王，就以简单的签名应付了事呢？
第一个原因，渡海前往小亚细亚，必须依靠拜占庭皇帝才能提供足够的船只。这是与第一次十字军最终签名相同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经过第一次十字军的实践，证明了所谓“效忠宣誓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如果这些宣誓真的奏效，十字军国家早就纳入了拜占庭皇帝之手。既然宣誓书没有实际的效力，那么皇帝和国王在上面签名与否，也就无所谓了。
经过了半个世纪，拜占庭皇帝依然毫无道理地让十字军领袖们在所谓的宣誓书上签名，实在是缺乏外交手腕。强制采取这种毫无实效的手段，只会使西欧天主教世界对拜占庭帝国更为轻蔑。法国国王一到君士坦丁堡，就表现出对拜占庭帝国明显的嫌恶。
拜占庭的外交失误不仅恶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对本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半个世纪以后到来的第四次十字军，转而把矛头对准了君士坦丁堡。
引发十字军对拜占庭帝国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曼努埃尔一世的“两面外交”。
对于同是来自西欧的十字军，曼努埃尔当然不希望他们失败。如果十字军东征成功，拜占庭帝国可以借机扩张自己的领土。
但皇帝也采取外交手段，避免与一直占据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冲突升级。在突厥军队面前，拜占庭帝国屡战屡败。
在十字军和突厥人之间保持中立，看上去是最好的策略。作为强者保持中立，对自身的利益固然有好处。但像拜占庭帝国这样的弱者，中立不仅在战争中无效，甚至会对本方有害。如果以拜占庭的军事力量和第二次十字军做简单的对比，就能看出其弱势了。
另一方面，无论是多高的头衔的十字军领袖，都需要依赖防御本国的曼努埃尔所提供的船只，前往小亚细亚。因此他们不得不签字宣誓效忠。当获得船只以后，康拉德三世得到了忠告。曼努埃尔告诉他，与其深入小亚细亚内陆跋涉行军，不如沿着海岸线，到小亚细亚南岸登陆，前往近东。
曼努埃尔没有细说为何要求十字军选择这条路线，但真实的原因是他已经与塞尔柱突厥人缔结了停战条约。此时的小亚细亚内陆，已经完全回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的状态。穆斯林占领了小亚细亚大部，只有南部沿海的一些地区还处于拜占庭帝国控制之下。
拜占庭帝国与突厥人的秘密条约，并不为西欧所知。倘若罗马教廷得知了这一条约的存在，西欧人必然会敌视君士坦丁堡一方。曼努埃尔一世之所以要求十字军取道海路，也是为了不走漏风声。
第二次十字军进军路线
并不知道密约存在的康拉德三世，把曼努埃尔一世的忠告当作对德意志军队的轻视。再次感到受辱的康拉德，拒绝了拜占庭皇帝的建议，选择与第一次十字军相同的道路，前往小亚细亚。
由于尼西亚城尚在拜占庭帝国控制之下，康拉德准备在进入小亚细亚之后从尼西亚出发，向东南行军。然而，在离开尼西亚城30公里后的多利留姆，他们遇到了塞尔柱突厥军队的伏击。
第一次十字军就曾在多利留姆遭到突厥军队伏击。兵分三路的戈德弗鲁瓦、波埃蒙多和圣吉尔，率军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而此时康拉德的部队则是孤军深入。
突厥人与第一次十字军的多利留姆之战，距离第二次十字军已有40年。当年的突厥军队，还为无法射穿西欧人的钢铁铠甲而苦恼，而今他们早已习惯了法兰克人的甲胄。他们清楚，全身披挂的重装骑士拥有极强的防御力，但缺乏足够的机动性。
与第一次多利留姆之战完全相反，40年后遭遇伏击的第二次十字军，完败于突厥人之手。如果伊斯兰史料记载属实，成功逃脱的德意志军队仅占总兵力的1/10。康拉德三世负伤而逃，所幸其率领的2000名骑士损失不大。
逃回尼西亚的康拉德和他的残兵败将，在刚刚到来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迎接下回到城内。曼努埃尔一世出于隐藏密约的考虑，也劝告路易七世不要深入小亚细亚内陆。但路易七世并未听从劝告，直接进入了小亚细亚。
康拉德和路易最终得知了拜占庭皇帝与突厥人缔结秘密和约的消息。他们怀疑是曼努埃尔提前告知了突厥人十字军的行军路线，从而导致了多利留姆的伏击。善良的路易七世最终也相信了拜占庭皇帝与突厥人相互勾结，以使通过小亚细亚的十字军无法到达圣地。最终，康拉德和路易决定，听从曼努埃尔的建议，沿海路前往小亚细亚南部。
然而康拉德在多利留姆之战中负伤以后，已经无法离开尼西亚继续行军。得知这一情况的曼努埃尔，请康拉德考虑返回君士坦丁堡接受治疗。恼怒的康拉德不得不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将属下的残兵委任给自己的侄子腓特烈，跟随法国军队登船南进。
虽然拜占庭皇帝可以根据停战条约保存自己的实力，小亚细亚的突厥军队已经回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之前的水平。因此，即使十字军沿海路前进，也并不安全。
路易七世所率领的法国军队，也不断遭到突厥游击队的袭扰。路易想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度过圣诞节，却总在行军路上遭遇敌人。进入1148年以后，法国军队已经无法忍受突厥游击队的袭击，不得不在小亚细亚南岸调遣船只，前往安条克附近的圣西蒙港，直接进入安条克公国的领地。然而由于船只有限，跟随国王的许多朝圣者还是只能沿着海岸地区的陆路行进，由弗兰德斯伯爵和波旁伯爵为之护卫。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一年内，可谓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而这一状况，在十字军到达安条克公国以后，没有丝毫改变。
1148年的安条克公国，由于先前波埃蒙多二世的战死绝嗣，转而归一位生于法国西部普瓦提埃的雷蒙统治。普瓦提埃属于阿奎丹公国的一部分，而雷蒙则恰恰是法国王后埃莉诺尔的伯父。
迎接远道而来的法国国王夫妻之后，安条克公爵雷蒙恳请国王协助其攻击占领埃德萨的曾吉之子努拉丁。当时努拉丁的部队正驻扎在阿勒颇。埃莉诺尔立即爽快答应，但一旁的路易拒绝了雷蒙的请求。他的理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还在君士坦丁堡养伤，而十字军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能没有皇帝的参与。
路易的拒绝令王后极为不快。她为丈夫不帮助自己的亲族而感到愤怒。自此之后，夫妻俩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此时的埃莉诺尔，是跟随以赎罪为目的的丈夫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因此还不能直接挑战国王的权威。但她深受修士贝尔纳的影响，一方面颇具利己精神，另一方面又有着很强的信仰之心。
1148年的复活节是4月3日。当时，第二次十字军已经抵达耶路撒冷，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其中的首脑人物包括：
从君士坦丁堡赶来的伤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
从安条克南下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
迎接以上两位西欧最高统治者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以及事实上治理耶路撒冷王国的梅丽森达。
与法国王后继承了其父遗留的广大领地一样，梅丽森达也作为鲍德温二世的长女，继承了耶路撒冷王国。5年之前，其丈夫福尔克驾崩，儿子鲍德温三世只有13岁，因此梅丽森达成为了圣地事实的统治者。她并未以摄政施行统治，而是作为女王的身份君临耶路撒冷，因此在第二次十字军到来之时，她的身份与德法两国的首脑完全平等。在这女性领导者辈出的时代，本已十分复杂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了。
而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男性统治者鲍德温三世，刚刚年满18岁。他虽然具有法国血统，却生长在中近东。这位年轻的国王，已经有了与穆斯林对手斗争的经验。
有一位要人并未出席此次耶路撒冷的峰会，这就是安条克公国的领导人，兼领普瓦提埃伯爵的雷蒙。他未能到场的理由是要在安条克防备随时可能来犯的努拉丁，但事实上是由于路易七世没有同意进攻阿勒颇，而令这位贵族不快。
除此以外，紧邻安条克公国的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也没有响应德法首脑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若再加上已经落入敌手的埃德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中近东基督教国家只有耶路撒冷王国一个。这无疑给以协助十字军国家为目的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泼了冷水。
1148年6月24日，全体十字军在海港城市阿克集结完毕。第二次十字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以得知埃德萨陷落而组织起来的第二次十字军，为何不首先以收复埃德萨为目标，或以攻占埃德萨的曾吉之子努拉丁所在的阿勒颇为目标，而选择大马士革来进攻呢？
虽然没有任何当事人的证言，我想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如果大马士革被十字军占领，可以成为耶路撒冷的重要屏障。
第二，夺取大马士革，就会阻止以巴格达为首都的突厥系穆斯林，与以开罗为首都的阿拉伯系穆斯林，形成统一的力量。
中近东的阿拉伯人和突厥人有很大的分歧。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成为十字军国家得以在此立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第二点，实在是非常正当的理由，而且也是从基督徒的所谓“大义”出发的。
至于第三个原因，则是大马士革在西欧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埃德萨和阿勒颇。因此，第一次十字军一直未曾试图攻占的大马士革，成为刺激第二次十字军领导人虚荣心的地方。这种想法当然是非常自私的。
既然打算进攻大马士革，十字军就应该整合兵力，向目标行进。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未这样做。
四月初集会的十字军领导人们，直到三个月以后的6月底才开始行军。这与法国国王的游历有关。
路易七世不仅在耶路撒冷城内瞻仰了耶稣时代的遗迹，还到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曾传教的拿撒勒、受洗礼的约旦河畔等圣地巡礼，以祈求作战的胜利。
于是，十字军战士们也就多了一层作为朝圣者为耶稣基督而战的意味。
领导第一次十字军的诸侯先作为战士一路杀到耶路撒冷，而后才转变为朝圣者的身份，而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人法国国王，则是先作为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再领导部下以战士的身份出征。两次十字军的情况截然不同，第一次是十字军以武力夺取耶路撒冷之后朝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耶稣生前游历的地方已尽在基督徒之手。
由于路易七世朝圣优先的决策，作战直到6月底才开始。在中近东夏季的酷暑中开展军事行动，简直是疯狂的行为。厚重的甲胄包裹着汗流浃背的身体，还如何能够作战？何况，十字军所要进攻的城市，是叙利亚的第一大都市大马士革。
但法国国王与王后，已经在最适宜作战的春季与初夏，耗费在圣地的巡礼与观光之中。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则在这段时间内视察了中近东地区十字军控制的城堡。康拉德年轻时曾经来到过耶路撒冷朝圣，因此这次出征期间，他没有花太多精力观光。
而穆斯林一方则在这三个月内充分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 进军大马士革
这时的大马士革，由一位奴隶士兵出身的领主奥努尔统治。
大马士革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富饶的都市，周边分布着肥沃的土地，到处是连年丰收的农田。除了四通八达的商路之外，大马士革本身也出产各种商品。除了盛产各种农产品之外，这里还是手工业的中心。直到今天，西欧人还将当地出产的厚实的豪华丝织品称为“大马士革的织物”。
大马士革自然成为了象征叙利亚的都市。古罗马时期有六条大道汇集于此地，而在穆斯林从阿拉伯半岛向北扩张的时期，一度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之后才在美索不达米亚腹地建设巴格达城，作为新首都。可以说，大马士革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之一。
谙熟大马士革辉煌历史的曾吉，怀着统一整个叙利亚的野心，一直把大马士革视为自己的征服目标。当他遇刺之后，统治大马士革的奥努尔感到松了一口气，并与曾吉之子，30岁的努拉丁缔结了和约。
奥努尔刚刚制止了虎视眈眈的努拉丁对大马士革的垂涎，紧接着又面临西欧来的皇帝与国王的进攻。无计可施的奥努尔不愿坐以待毙，但他也明白，与西欧来的基督教军队相比，身边的努拉丁更为可怕。
奥努尔最终的决定，是不得不与努拉丁结盟。他向阿勒颇派出使者，请求努拉丁派军支援，条件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对努拉丁来说，接受这个条件，就离父亲没能征服的大马士革近了一步。
努拉丁虽然答应派遣援军，却并未明确表示何时出兵。他其实并不愿意组织大军前往大马士革。
身在阿勒颇的努拉丁，已经得到了十字军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是从自由进出近东各城市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地的商人传到与之交易的穆斯林商人耳中，再由后者带到阿勒颇的。对穆斯林来说，由于商业往来的便利，很容易得到基督徒一方的各种信息。因此，十字军在阿克集结的具体情况，很快就到了努拉丁手中。
那么，集结完毕的第二次十字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呢？
根据研究者的推测，在阿克集合，向大马士革出发的十字军兵力，大致是这样的：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所率的骑兵2000人；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所率的骑兵700人；
弗兰德斯伯爵所率的骑兵600人；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以及其领地内诸侯部下的骑兵550人、步兵6000人；
圣殿骑士团骑兵130人与圣约翰骑士团骑兵不到100人，合计约200名骑士。
总计骑兵4050和步兵6000人，其中从西欧前来的，包括3300名骑兵。
当然，每名骑兵还带有至少3名步兵，以及随从和马夫。因此3300骑兵的总人数，实际达到2万之多，虽然主要的战斗力还是由骑士本人来体现。而自西欧远征前来的十字军中，并不包括任何步兵的力量。
这些兵力，基本上就是西欧天主教世界最强大的两支力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军队总和了。在并没有皇帝与国王参加的第一次十字军中，骑兵与步兵共计5万，其中骑兵只有1000多人，而主力则是重装步兵。相对于步兵来说，骑兵是更好的突击力量。
在后世人看来，皇帝与国王亲率的总兵力，肯定是一支大军了。同一时代的穆斯林，看到相当于伊斯兰世界两位苏丹的人物御驾亲征，也必然对其声势有足够的了解。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央集权还未确立的时代，皇帝与国王都难以约束属下的诸侯，其兵力也未必比诸侯多多少。证据之一，就是弗兰德斯伯爵亲率600名骑兵，并不比法国国王所率领的700名骑兵少多少。如果不是与继承了广大领地的埃莉诺尔结婚，路易七世也很难扩大自己的领地。
可以说，以骑兵步兵共计一万出头儿的兵力，想要攻陷叙利亚第一大城市大马士革，不啻是天真的想法。在这个“骑士时代”成为西欧最高世俗领袖的皇帝与国王，大概是太过于相信骑兵的战斗力了。因此，在阿勒颇远观第二次十字军动向的努拉丁，并不急于向大马士革派出援军。
而第二次十字军有着比第一次十字军更为有利的一点天然优势，这就是不必担心军粮补给。与深入敌境包围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诸侯的十字军相比，皇帝和国王可以很好地得到西顿、推罗、阿克这些基督徒控制下的城市运送而来的军粮。令第二次十字军感到苦恼的，并非食物的匮乏，而是中近东炎夏季节的酷暑。
在7月中旬的热浪中，第二次十字军从阿克出发，开始分为三个序列向大马士革行军。
走在最前面的是熟悉地形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的军队。其中包括王国境内诸侯的55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以及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200名骑兵。
紧随其后的第二部分，是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所率的部队。这支军队包括路易亲率的700名骑兵和弗兰德斯伯爵带领的600名骑兵。
作为后卫的第三部分，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所率领的2000名重装骑兵。
这支部队的总兵力，包括4000多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可谓是一支大军了。然而，从行军伊始，跟随在十字军后方的补给车辆就遭到了穆斯林游击队的袭击。虽然负责后卫的德意志骑兵最终将这些游击队击退，十字军的行军阵形也因此被扰乱。
第二次十字军和努拉丁前往大马士革的进军路线
7月23日，大军来到了大马士革以南12公里的基斯瓦，并在此处安营扎寨。选择在这里宿营的问题，是距离大马士革太远，而且供水不足，因此十字军计划第二天到大马士革以西4公里的米扎·雅巴尔重新宿营。
7月24日，十字军到达了米扎·雅巴尔并在此处构筑营地。设置营地的工作于第二天完成。
然而在25日拂晓，大马士革的军队突然出城迎击。十字军全军动员，终于在日出之后将穆斯林击退。德意志骑兵纷纷下马，变为重装步兵作战。
到26日，十字军迫近了大马士革城墙的西侧，此时大马士革的守军再度出城迎战，城墙上也不断飞下弓箭手射出的箭矢。
第二次十字军没有携带任何攻城器械，就匆忙来到了大马士革。在高耸的城墙面前，他们来不及建造攻城所必需的塔楼。
7月27日、28日两天，正当第二次十字军进攻大马士革城之时，在距离城墙以外数公里的地方爆发了新的战斗。
与第一次十字军一样，第二次十字军并没有设置全军总指挥。但第一次十字军中的各位诸侯都颇具军事才能，且能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兵共同作战，第二次十字军的三位领导人并没有司令官的气质，也没有明确的攻城策略，只能依靠骑兵和步兵个人的勇敢来与敌人斗争。
7月28日夜晚，十字军领导人们得知了阿勒颇领主努拉丁带领援军前往大马士革的消息，并且已经到达了霍姆斯。从霍姆斯到大马士革的直线距离为130公里，以当时的行军速度，5天就能到达大马士革城下。
✞ 撤退
7月29日，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人们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营帐中决定全军撤退。撤退行动于当天开始。
算起来，从阿克出发不到两周，进入大马士革的领地只有一周而已，从米扎·雅巴尔宿营之后仅仅5天，而与敌人不过交战了4天，现在十字军居然就撤退了。这段时间内，康拉德三世和路易七世一次也没有去过城下指挥士兵，可是一听到努拉丁来袭的消息，就决定撤退了。这简直是对敌人闻风丧胆的态度。
第一次十字军攻占安条克，是忍耐了8个月之后的成果。
而第一次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攻城战也持续了5个星期。
相形之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这两位西欧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所率领的军队，只经过4天就退兵了。
如果说撤退是为了减少损失，事实却并非如此。
史料中没有留下十字军全体的损失情况。大概是由于皇帝和国王不愿将这次败绩的具体情况留给后人，因此没有完全记载吧。然而，关于高级贵族的损失，则有档案留存下来。这大概是因为骑士与贵族多为高位出身，因此以下所举的例子，代表了第二次十字军中领导人物的命运，共计113人，其中：
战死者——22人
归国者——42人
去向不明者——49人
关于去向不明者，其中很多生死不明，还包括负伤或被敌方俘虏的人。其中运气较好的，在支付赎金以后就可以重获自由，但这样的幸运者为数很少。被杀死，或贩卖为奴隶，或通过改宗伊斯兰教避免死亡和奴隶生涯的基督徒不在少数。
几乎完全没有取得正面战绩的第二次十字军，从经过小亚细亚时就已经有大量兵员损失。而在大马士革附近修筑营地时，十字军又受到敌人游击战的袭扰。49位去向不明的贵族中，有不少受到穆斯林士兵的追击，最终脱离己方军队，在战斗结束后不知所终。
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位在撤退之后，留在巴勒斯坦的，是弗兰德斯伯爵。而他所率的600名骑士究竟有多少残存，则不为我们所知。
从大马士革撤退之后，最早离开近东的是皇帝康拉德三世。他并没有直接回到西欧，而是从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登陆，作为拜占庭皇帝的贵客愉快地度过了冬季。康拉德三世上次在多利留姆负伤以后，曾在君士坦丁堡治疗，其间与曼努埃尔一世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两位皇帝在基督教世界共同利益的框架下，构筑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友谊。在春季返回德意志之前，康拉德三世的女儿还与拜占庭王室贵族结为了夫妻。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则在第二年春季离开了巴勒斯坦。这位未能获得丝毫名誉的国王之所以长留在中近东，恐怕是因为责任感所导致的羞耻之心。而路易七世也没有直接前往法国，而是经由海路，到达意大利南部，受到西西里国王鲁杰罗的迎接，并在此过冬。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国王都十分厌恶拜占庭皇帝，因此他们谋划着进攻拜占庭帝国。但这初次谋划并未成为现实。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出发的第四次十字军，才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君士坦丁堡。当路易七世于秋季率军返回法国时，距其率领十字军出征时已有3年之久。
没有取得任何荣誉就撤退回国的路易七世，也许还能使家臣保持对其的忠诚，但却无法赢回王后的爱了。在返回法国以后，夫妻之间的不和已经彰显无遗。
第二年，罗马教皇的公会议正式宣布，路易七世与埃莉诺尔的婚姻无效。由于天主教徒不能离婚，宣布婚姻无效就等于撤销了婚约。
两年后的1152年，30岁的阿奎丹的埃莉诺尔，与比自己年轻11岁的诺曼底公爵亨利结婚。这位公爵于两年后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从此，法国西南部富饶的阿奎丹地区，从法国国王手中转移到英格兰国王手中。
亨利二世与埃莉诺尔恋爱结婚之后，育有几位王子，其中之一就是率领第三次十字军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而这次婚姻使阿奎丹的易手，则成为了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一直保持强势的阿奎丹的埃莉诺尔，也成为一位颇受争议的女性。
曾经大张旗鼓宣传的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在西欧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积极倡议组织这次十字军的修士贝尔纳，也受到了波及。
得知第二次十字军最终结局的贝尔纳，说了如下的话：
“这些不能令上帝满意的人们所做的，当然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常常这样总结自己所鼓动事件的失败。以执行者的信仰不够坚定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变化。
为第二次十字军祈福的罗马教皇尤金三世，在大马士革之战以后5年离世，此间对于第二次十字军一言未发。他很可能也像贝尔纳一样，把十字军的失败归结为信仰之心不足。
700年后的1872年，这位罗马教皇被封为天主教会的“至福者”（拉丁语：beatus）。“至福者”在天主教会中，比“圣人”（拉丁语：sanctus）的地位略低，和圣人一样，是信众们生活中的榜样。
修士贝尔纳死于教皇死后一个月。这位组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著名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赞赏圣殿骑士团：
穆斯林中间充满了各种恶行。他们借恶魔之手而生，是我们眼中罪恶的标本。
面对穆斯林，我们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连根铲除。
杀啊！杀啊！必要之时，我们要在他们的刀下杀身成仁。因为这才是为了基督而生活。
留下这样激烈说辞的修士贝尔纳，于死后21年的1174年被封为“圣人”。因此这位修士以后在天主教徒中被称为“圣贝尔纳”。8月20日，是这位“圣人”的纪念日。他在西欧天主教徒心目中，是农民的守护者。
比28岁的法国国王和18岁的耶路撒冷国王年长很多的康拉德三世，返回西欧时55岁。他在回国三年以后，即1152年离世，比罗马教皇和修士贝尔纳早一年。他到死都没有实现被罗马教皇加冕的夙愿，没能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去世以后，曾经随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侄子腓特烈继任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红胡子腓特烈”之名，成为第三次十字军的三位主人公之一。
与康拉德年龄相差一代的路易七世，一直活到1180年才去世。这位国王的后半生，一直在与占据了自己前妻广大领地阿奎丹的亨利二世的斗争中度过。他一直被描绘成一位良善之士，但在大马士革城下，由于害怕被穆斯林俘虏而临阵脱逃，则为他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继承路易七世的是其子腓力二世。此人以腓力·奥古斯都之名著称，也是第三次十字军的主人公之一。
在西欧，以失败告终的第二次十字军并没有带来多少社会问题。毕竟相关的人物都很快淡忘了这次远征。然而，第二次十字军对中近东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的。
✞ 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首先给中近东的基督徒带来了极度的失望。他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代表了西欧最强大的势力。可是这两位大人物所率领的军队，草草与敌人作战四天，便全军撤退，让当地人觉得，是西欧抛弃了自己。
而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击败第二次十字军大大提高了士气。如果以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与基督教世界做对比，哈里发就相当于罗马教皇，而苏丹则相当于基督教世界的皇帝与国王。这些法兰克人的“苏丹”们所拥有的军力，超过小亚细亚突厥贵族的苏丹们，而与开罗、巴格达哈里发的军事力量相当。
哈里发和教皇的区别在于，前者世袭罔替，后者由选举产生。在普通穆斯林看来，哈里发和教皇都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他们自然也会将西欧人的皇帝与国王和伊斯兰世界的苏丹等量齐观。为了维护宗教权威，宗教领袖会授予世俗的权力，这一点在西欧和伊斯兰世界是一样的。
如果把伊斯兰世界眼中的第二次十字军，用日本中古史的名词来理解，可以这样做比方：
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进攻的基督徒诸侯领导人是“大名”，那么抵挡他们的穆斯林领导人艾塔伯克和埃米尔，也相当于“大名”。而其中的胜者，是基督教一方。
相比之下，第二次十字军则是“将军”亲率大军进攻了。但西欧基督徒的“将军”有两位。他们的对手，则是两位“大名”，一位防御大马士革，另一位则从阿勒颇出兵。只经过四天的战斗，在穆斯林世界两位“将军”完全不必出马的情况下，就将基督教世界的两位“将军”赶回了西欧。
将穆斯林的看法换个角度，就是中近东基督徒对此次十字军东征的看法。
第二次十字军是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最为惨淡收场的。从头到尾，这次东征都一无是处。因此，伊斯兰世界的一位“地方大名”就足以让整个十字军一败涂地。
✞ 十字军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是移植了同时期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
首先，在中近东，统治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是和西欧一样头衔的“男爵”（Baron）。前面所提到的耶路撒冷王国的诸侯，就是这些“男爵”们。将英语的Baron翻译为“男爵”，仅仅适合皇帝和国王完成中央集权统治之后的时代。在十字军的时代，这些封建领主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诸侯”。
这些地方豪强表面上服从于皇帝与国王之下，形成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说是表面上服从，首先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站队，其次则是因为皇帝和国王还是在神权之下进行统治的。对诸侯来说，他们不得不考虑领地内重视神权的信众们的想法。
然而，诸侯的土地并非来自皇帝或国王的授予。他们的土地都来自祖先的遗产，并通过对近邻的攻击与兼并而扩张领地。因此，从一开始，这些诸侯的独立意识就非常强烈。皇帝和国王很难对诸侯形成有力的约束，这一方面因为关系其自身地位的加冕权掌握在罗马教皇与主教们手中，另一方面则是其自身实力有限。耶路撒冷王国可以算是一个缩小版的西欧社会。
因此，对耶路撒冷国王来说，制约国内的诸侯是最为重要的事务。他会让诸侯尽到守卫圣城耶路撒冷的义务——这也是所有十字军国家都要履行的义务。
这些十字军国家也反映了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特点——对还不到20岁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来说，王冠所带来的权威和义务同样重要。
关于这一时期十字军国家的记载中，最值得信赖的，是由一位名叫“推罗的威廉”的神父所著的作品。这位作家生于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推罗，在天主教会供职，颇具才能与智慧，年纪轻轻就已是十字军国家的上层人物。威廉生于1130年，与鲍德温三世同龄。
推罗的威廉是这样描绘鲍德温三世的：
他的个子比一般男性都高。由于这位国王身材十分匀称，他的身高并不令人觉得突兀。国王的面孔生的尤为俊朗，人们一见到他的面貌，就能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魅力。一双大眼睛放射出炯炯目光。他的金色长发并无突出的特点，而同样颜色的胡须长满了整个脸庞。虽然他的外形非常强壮，脱去甲胄和华丽服装之后，国王和其母与其弟阿莫里一样，既不胖也不瘦。
在这位同时代推罗人笔下，鲍德温三世的形象颇为丰满。这位国王喜欢阅读，特别是阅读同时代的历史与法律书籍。他还是一位无论谈话对方地位高低，都能与之平等对话的领导人。
同样，由于鲍德温三世对各个宗教的宽容态度，耶路撒冷城内住着不同人种、不同宗教的居民。
除了西欧来的天主教徒以外，圣城内还居住着同属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此外，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之后被流放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也逐渐回到耶路撒冷城内。
耶路撒冷国王有治理耶路撒冷的责任。如果城内各个社区的领导人求见，鲍德温三世都会很快接见。
可以说，鲍德温三世是一位完美的绅士。
而在穆斯林看来，同属“法兰克人”的西欧人和出生在中近东的十字军后代，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清一色基督徒的西欧，像贝尔纳那样，敌视穆斯林，恨不得将其全部根除的人不在少数。但在中近东，即便是贝尔纳赞赏的圣殿骑士团，也不再将杀戮穆斯林作为自己的目标。
“杀啊！杀啊！”这样的话，并不是能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毕竟，交付赎金就能使被穆斯林俘虏的基督徒重获自由，因此金钱交易对十字军国家来说必不可少。此外，为生产粮食而占有土地的诸侯与骑士团，还必须依赖生活在自己领地上的穆斯林所支付的地租和农产品过活。与异教徒接触，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这样看来，所谓的“杀啊！杀啊！”，实在是不现实。
而以医疗为主要任务的圣约翰骑士团，对贝尔纳的呼吁就更为冷淡了。为了交流医术而加强与穆斯林的接触和交流，是圣约翰骑士团从一开始就缺乏宗教狂热的原因。
这两个宗教骑士团都是为了防御穆斯林，而在十字架下发誓成立的骑士集团。但在中近东的事务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那就是来自意大利滨海城邦的商人们。他们从来都是以经济利益优先，因而决不会倾听贝尔纳的呼声。如果参加十字军，也只是不得不在十字架下发誓要与异教徒穆斯林作斗争罢了。
这些中世纪的“经济动物”，居住在十字军统治下的中近东海港城市内的“居留区”内。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人的居留区与普通的社区不同，相当于十字军国家内的“经济特区”。
意大利商船将武器和各种军事用品装载到港口，然后运送到附近的居留区，在仓库内收纳起来。购买这些特殊商品的不仅包括基督徒骑士们，还有阿拉伯和突厥商人。
穆斯林的武装也逐渐受到十字军的影响而加强了其防御性。由于穆斯林认为西欧的钢铁制品质量更好，他们逐渐开始大量进口西欧生产的武器。虽然罗马教皇注意到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正变得日渐强大起来，而颁布了对穆斯林商人武器禁运的敕令，意大利商人并未听从教皇的呼吁。在努拉丁和萨拉丁的胸甲上，都镌刻着“米兰制造”的字样，一时传为笑谈。
而穆斯林商人所出售的，也大都是东方生产的高级产品。包括摩苏尔的特产薄平纹细布，大马士革的特产丝织品，以及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出产的形形色色的绒毯。
在这些出口到西欧的高级织物中，纤薄的摩苏尔平纹细布包裹着贵妇的头部和胸部，而厚实的大马士革丝织品则将王侯们从繁复的着装中解放出来。穆斯林生产的绒毯，也渐渐取代了野兽的毛皮，成为最重要的室内装饰品。
教皇以下的高级神职人员，也逐渐适应了这一风潮。虽享用着东方的各种高级物产，这些西欧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相信，向东方派遣十字军是正义的行为。
推罗的威廉作为神职人员代表，经耶路撒冷国王授意，向西欧出发，请求教皇派遣新的十字军。而在此之前，威廉曾前往埃及开罗，与苏丹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对伊斯兰世界首都之一开罗的繁荣景象有了深刻的认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近百年时的十字军国家，在西欧人眼中，已经彻底堕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并没有积极准备在第二次十字军之后派遣新的十字军。
此时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无疑是肩负着全体十字军国家防御重任的。他的母亲梅丽森达是这位国王面前巨大的障碍，她并未将统治权让渡于已成年的儿子。
父亲福尔克死后，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三世年仅13岁，因此由母亲梅丽森达代行统治。当时梅丽森达并未成为摄政，却要求母子共享王位，最终得以成为共治的君主。但直到鲍德温成年以后，梅丽森达一直没有放弃其统治权，将国政操于自己之手。从统治能力上来说，她并不为政治家所看好，在民众中间的评判也非常低下。
鲍德温三世试图劝说母亲远离政坛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只好率兵攻击梅丽森达，夺取王国的统治权。绅士的国王并未将梅丽森达流放，也没有把母亲投入监狱，而是为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使母亲体面地退出政坛。24岁的鲍德温三世，终于将国政从母亲手中夺回。而梅丽森达可算是介入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政治的女强人之一。
但就算是得以独立治国的鲍德温三世，也并非处于自由行动的状态之中。鲍德温18岁时所率的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兵力，是王国内男爵们提供的55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而占据大马士革之后的努拉丁，坐拥数以万计的兵力。
鲍德温三世的常备军的数量，比500名骑士、6000名步兵少得多。为了防御而能够出战的部队，远不能提供决定性的兵力。而且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也不会与耶路撒冷王国共同出兵。虽然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会出兵援助，它们的兵力也不过100名骑兵。而且，这些骑士团往往在平时分兵把守各地的城堡，能够出战的骑士数量非常有限。
如果努拉丁此时从大马士革派大军进攻，耶路撒冷很可能会陷落。然而，时局的两点变化，暂时挽救了耶路撒冷。
✞ 大地震
第一件大事，是1156年发生的叙利亚大地震。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大城市普遍受灾。地震延缓了努拉丁扩张的脚步。他不得不将进攻十字军国家的计划搁置下来，优先重建受到大地震破坏的城市，并对受灾者提供救济。
而使耶路撒冷免于受到进攻的第二点原因，是冷酷而有能力的武将努拉丁，摇身一变成为温厚而平和的统治者。这一变化，即使在异教的基督徒中间也广为传颂。
通过努拉丁对受灾者的救济和灾区的重建工作，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地建起了壮丽的清真寺。努拉丁不惜代价地修复了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清真寺，并扩大了医院，还从巴格达招募了优秀的医生。
努拉丁高薪招募的对象，不仅有医生，还包括许多学者。以此为契机，大马士革的教育水平比以前上了一个大台阶。大马士革的学校除了教授《古兰经》之外，还传授各行各业的知识，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代表伊斯兰世界教育最高水平的大马士革接受教育的，包括当时年仅18岁的萨拉丁。
在38岁的努拉丁的治理下，大马士革发展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雄伟壮丽的都市。鲍德温三世依然十分担心努拉丁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因此他与拜占庭帝国走得更近了。在叙利亚大地震之后次年的1157年，利用与努拉丁“自然休战”的时机，鲍德温派出特使，前往拜占庭帝国寻求政治联姻。
鲍德温三世求娶一位拜占庭公主作为自己的王后，而曼努埃尔一世自然也明白他的意图。最终，皇帝决定将自己的侄女嫁给鲍德温三世，同时希望耶路撒冷国王正式承认安条克公国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 拜占庭式外交
由于一直没有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行动，大都市安条克和周边的安条克公国逐渐与耶路撒冷王国疏远起来。而且，安条克公国的统治者，普瓦提埃公爵雷蒙，也在与努拉丁的斗争中战死。继任为安条克公爵的雷诺·德·沙提永也被努拉丁的军队俘获，囚禁于叙利亚的监狱中。
因此，安条克公国的防御，也只有交由鲍德温三世负责了。但一直专注于耶路撒冷的他，对遥远的安条克鞭长莫及。在他看来，与安条克落入努拉丁之手相比，不如让同是基督徒的拜占庭皇帝来统治。
于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一直拒绝交付的安条克，在60年之后终于落入了拜占庭帝国手中。
1158年，鲍德温三世迎娶了拜占庭皇帝的侄女特奥多拉，两人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成婚，新郎28岁，新娘还不到13岁。
就这样，中近东的十字军势力，于1144年失去了埃德萨，1158年失去了安条克公国。在最初建立的四大十字军国家中，只剩下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耶路撒冷王国两个。
1159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于安条克首次会晤。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同盟，两人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
在会晤仪式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骑士之间的挑战比赛。年轻的鲍德温三世亲自披挂上阵，结果在对方真刀真枪的挑战面前负伤离场。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亲自为国王疗伤。这位皇帝以行医为个人爱好，且医术高超。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在多利留姆大败负伤的皇帝康拉德三世，也是在逃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经曼努埃尔的治疗而痊愈的。
曼努埃尔治疗鲍德温的伤势之后，向耶路撒冷王国提出了联姻的请求。皇帝想要迎娶的对象，是以“安条克的玛丽亚”而著称的前任安条克统治者雷蒙的遗孀玛丽亚，鲍德温三世的表妹。
鲍德温推荐皇帝迎娶特里波利伯爵的亲戚，另一位同名的玛丽亚。但这一建议显然不会为企图加强拜占庭与安条克联系的曼努埃尔一世所采纳。
最终，安条克的玛丽亚和曼努埃尔的婚礼在1160年举行。从此，安条克开始了拜占庭化的过程。
两年后，在与穆斯林的一次小冲突之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在贝鲁特卧病不起。传说他是被曼努埃尔一世毒害而死，但客观上看，毒杀鲍德温三世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并无利益可言。如果鲍德温三世的确转变了对拜占庭帝国的立场，他也的确可能成为曼努埃尔一世眼中的障碍。
推罗的威廉这样记载了不到32岁的耶路撒冷国王的死：
国王的遗体从贝鲁特运往耶路撒冷的8天之中，路边站满了为国王之死致哀的人群。居民们纷纷含泪相送。到了耶路撒冷周边，人们的哀号之声此起彼伏，有很多人不禁大声号哭起来。
与对此前一年梅丽森达之死毫无反应的情况相比，当地居民对鲍德温的同情，可见是相当认同国王的功劳。
由于鲍德温三世和特奥多拉未能生育子女，耶路撒冷的王位由其弟阿莫里继任。
丧夫的特奥多拉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婚前所在的阿克城。16岁的特奥多拉，并非梅丽森达那样强势的女子，她满足于阿克城主的位置，而对耶路撒冷王国没有任何帮助或损害。
得知鲍德温三世之死的努拉丁，这样回答劝说他进攻耶路撒冷的家臣：
“法兰克人正沉浸在失去他们所敬爱的优秀君主的悲哀之中。此时进攻他们，并不是我的作派。”
利用这一机会的，是拜占庭的皇帝。26岁的阿莫里在母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始料未及的情况下继任王位，对当时的局势深感不安。
曼努埃尔一世借机向这位耶路撒冷国王推荐了拜占庭皇室家族的成员之一玛丽亚作为王后。玛丽亚年仅8岁，5年后才跟阿莫里完婚。这样，拜占庭皇帝在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中普遍安插了自己家族的势力。
然而在与玛丽亚成婚之前的5年中，阿莫里必须恢复独身。他与结发妻子阿格尼丝·德·库尔特尼的婚姻，被天主教会宣告无效，而这次婚姻所生的两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却要在教会中保证为合法的继承人，为此国王做了大量工作。对天主教国家内的一国之君来说，这类事务必须获得罗马教皇的认可。
21世纪欧洲所谓的“拜占庭式”，指的是工于细枝末节的计谋，而失于大局的情况。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中间，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拜占庭皇帝一直垂涎于安条克及其周边的土地。曼努埃尔一世终于在60年后实现了这一领土野心。此后，帝国应当做的是负责安条克的防御。但由于安条克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小亚细亚地区大部分为突厥人所占领，两地的陆路联系非常困难。于是，拜占庭帝国只能利用小亚细亚南岸的港口城市，以及罗得岛、塞浦路斯岛等区域为基地，从海路加强安条克的防御。
与此同时，耶路撒冷国王与拜占庭帝国结盟，还在于希望拜占庭能协助加强耶路撒冷王国内的防御。
那么，拜占庭皇帝真的有心帮助耶路撒冷吗？
答案是否定的。
拜占庭皇帝毕竟是基督徒，那么，他对耶路撒冷的防御真的关心吗？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是很复杂的。他既不是完全不关心，也不是真的关心。
耶路撒冷直到今天都是基督徒的圣地。它是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首都，也是十字军所代表的天主教徒所统治的城市。
而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则是与天主教有所不同的希腊正教。对希腊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当然也是一座圣城。比如说，耶路撒冷城内最重要的圣墓教堂，就是拜占庭这座城市的建立者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修建的。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习俗，则也是从君士坦丁大帝之母赫莲娜的朝圣而发端。对继承君士坦丁大帝国家的拜占庭皇帝来说，将耶路撒冷置于自己的统治下，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但是，耶路撒冷王国从建立之时，就一直处于天主教徒的统治下。虽然拜占庭皇帝为了介入耶路撒冷的事务，强行将自己家族的王女嫁给阿莫里，君士坦丁堡方面的行为必然遭到西欧国家的抵制。而西欧的抵制，将会带来莫大的损害。
众所周知，率领第二次十字军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就坚定地反对拜占庭帝国。路易在回西欧途中，在意大利南部停留，与一直进攻拜占庭领土的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会晤，一起谋求反对拜占庭的同盟。此后，路易七世还造访罗马，向教皇述说了拜占庭皇帝背信弃义的行为。
而拜占庭皇帝则绝不能容许西欧天主教世界内出现堂而皇之地进攻自己的局面。
此外，耶路撒冷也是穆斯林的圣城。如果拜占庭插手耶路撒冷的事务，就很难不引起穆斯林的反拜占庭情绪。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前，曼努埃尔一世曾经秘密地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领主结盟。通过承认突厥人对小亚细亚内陆的占领，君士坦丁堡避免了受到这些来自亚洲腹地的入侵者的袭击。当第二次十字军失败返回西欧之后，拜占庭帝国又与新近取得大马士革的努拉丁结盟。这一同盟的目的在于，希望努拉丁承认拜占庭对安条克的主权，与此同时拜占庭保证对其他地区的事务保持中立。所谓的其他地区，并不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拜占庭帝国跟耶路撒冷王国也缔结了同盟条约。关于这一同盟，拜占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耶路撒冷王国承认其对安条克公国的主权。同时，这样做也是拜占庭帝国对中近东的基督徒和远在西欧的天主教世界宣示主权的必要行动。签署同盟条约时，200艘船只组成的拜占庭舰队前往巴勒斯坦沿岸海域，表示可以担负起海上防御的任务。
但这支舰队最终全部转回了君士坦丁堡。这一方面是因为耶路撒冷王国并不需要大量海军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对地中海东岸造成祸害。
✞ 海军力量＝制海权
被穆斯林称为“法兰克人”，主要从法国和德意志前来的欧洲人，都是备受称赞的中世纪骑士，非常善于在陆地上作战。但这些国家都不是发达的海上霸主，几乎没有海军。而强大的海军必然诞生于拥有海运传统的民族。
第一次十字军占领了许多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而这些海港城市一直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由于伊斯兰世界只有埃及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十字军所占领的海港城市一直恐惧的，就是埃及的海军。
但在法兰克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具有海运传统和海军力量。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曾经不断进出于东方的海港。到12世纪中叶，阿玛尔菲从第一线消失，其余三个城邦一直担负着十字军的海上支援力量。
对没有海运传统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海军。而海运则要求运送货物的船只平安无事地前往目的地，自然需要组织高效的军事力量来护卫。
这三个意大利的共和制城邦国家，人口不到法国的百分之一。因此，这些国家必须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每一位国民。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对船的大小、乘员数量、如何防御海盗、航海术、驾船技能等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它们的战斗力比以宣示皇帝威严为目的而建设的拜占庭海军强大得多。
意大利各城邦海军的介入，使十字军一方牢牢掌握了中近东海域的制海权。意大利海军在与埃及海军的海战中屡屡获胜，使埃及军舰再也无法靠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将这些港口城市的居民从对埃及舰队的恐惧中解救出来。这期间，拜占庭海军由于遵守皇帝与哈里发之间的秘密协议，并未出现在近东的海岸。
而在与耶路撒冷王国结盟的时刻，拜占庭海军却悉数南下。在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水手们看来，拜占庭海军的巡航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巡航期间，拜占庭的海军还遭到了埃及船只的袭击，不得不依靠意大利船只的帮助而脱险。
因此拜占庭海军退回君士坦丁堡的决定，很可能是因为损失惨重不得已而为之。曼努埃尔一世虽然与鲍德温三世结成了同盟，却无法给十字军国家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只能顾及自己对安条克的主权问题。
当此事传达到西欧时，引发了不同的看法。西欧人普遍认为，拜占庭帝国只是觊觎安条克，却毫无防御耶路撒冷的意志。
拜占庭皇帝本想既不与天主教徒为敌，又不与穆斯林为敌。可惜其中立态度为西欧各国所曲解。拜占庭的中立外交路线一贯如此，本意是保守自己的利益，只是因为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帮助其他任何国家而已。但奉行这一中立路线的结局，却使西欧国家失去了对拜占庭的信任，也使其国为伊斯兰世界所轻视。
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红绿两色条中间的白色部分，中部的盾牌形纹章从右上角顺时针依次是热那亚、比萨、阿玛尔菲和威尼斯的纹章）
而努拉丁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他会尊重之前的同盟，而对十字军国家按兵不动吗？
努拉丁还是派出了部队。他并未亲率大军，而是命令属下小规模进攻耶路撒冷王国。阿莫里只得率军应战。努拉丁属下的行动，就像现代的工会组织为了体现自身存在价值而发动的罢工一样，向耶路撒冷国王表示自己作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军事存在。
在中近东的基督徒看来，努拉丁本人的态度有所转变。据同时代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努拉丁的变化是由于其身患重病而导致的。在基督教一方，并没有人探求其不再大规模进攻十字军国家的原因。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主要是我个人的想象。
一个人如果有野心，那么在有条件实现的情况下，一定会尽可能去实现。此外，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或者更为冠冕堂皇地说，“愿望使然”。任何人都有野心和虚荣心。没有这两者的人，除了远离世俗的隐士之外，恐怕并不存在。
问题在于，一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当中，哪一个比较大。另一个问题则是，当良机出现时，让一个人心动的究竟是野心还是虚荣心。
在穆斯林史家笔下，努拉丁是这样一个人：
身材高大而匀称，浅黑色的皮肤富有生气，脸上遍布浓密的胡须，额头高耸，目光时而非常锐利，时而一变为平和。与他相会的人，都对他的不凡举止尤为赞叹。
努拉丁汇集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期待。为了反击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法兰克人的侵略，他是唯一能够不负真主的期望，率领突厥与阿拉伯兵士，联合一直互相争斗的穆斯林领主们，将不信者赶出伊斯兰的土地的大人物。
以上的描述，符合1154年之前努拉丁的情况。当他的军队离进攻大马士革的第二次十字军还有5天路程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就闻风而退。努拉丁对大马士革城静候5年，然后兵不血刃地取得这座叙利亚的大都市，一时间传为佳话。36岁的努拉丁，成为勇敢与慎重的象征。
从其父曾吉开始的叙利亚统一事业，终于为这位冷静的领主所完成。努拉丁所移居的大马士革，也成为了他所统一的叙利亚全境的首都。
但是，在努拉丁统一叙利亚两年之后，发生了毁坏城市的大地震。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倒塌并未造成大规模的火灾，但大马士革附近的河流却发了洪水。道路和桥梁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需要进行大量重建工作。
努拉丁全力投入了叙利亚震灾的救济与受灾地区建筑的修复工作。在此时期，他的脑海中大概也会认为，这是真主期待自己所做的吧。
这位30多岁的统治者，一发不可收拾地投身到重建的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重现了往日的辉煌，并且变得更加雄伟壮丽。
当地发达的教育机构和文学社团，使努拉丁广为穆斯林知识分子所称赞，而普通平民则大大受益于他所建设的救济孤寡贫穷的设施，以及免费的医疗机构。在当时中近东的免费医疗机构中，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医院可以治疗2000名患者，但努拉丁建造了远超这一规模的大医院。在伊斯兰世界中，与基督教世界一样，慈善事业也是为人们所赞赏的大事业。
努拉丁也是一位积极履行前往麦加朝圣功课的穆斯林，以其虔诚而著称。
最终，巴格达的哈里发向努拉丁授予了苏丹的职位。可以说，努拉丁已经集伊斯兰世界的敬意与赞赏于一身。
意气风发的努拉丁，在每周五清真寺的礼拜中，位列于先知穆罕默德与历代哈里发之后而被广为传颂。能够取得如此殊荣的人物，在以前的苏丹当中还从未有过。
但是，仅仅对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热心，并不能长期得到人们的敬意与赞赏。用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必须努力实现“真主的期望”，哈里发与苏丹才能在周五的礼拜中得到传颂。努拉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最终，努拉丁回到了与十字军作战的轨道上，重新开始了军事行动。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消灭十字军，而是在小规模的袭扰之后，被骑士团的反击所击退。
突厥和阿拉伯兵士本身并不善于进攻高耸的城堡和狭长的城墙。他们虽然十分勇猛，但欠缺长期作战的耐心。作为总指挥的努拉丁，在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缺乏了以前的执着。对于收复圣地的热心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减少。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努拉丁最终没有对十字军国家大规模用兵。
人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很好，但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就不大容易做好了。反之，人们对自己能做好的事情会更为关心，而对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就会缺乏足够的关注。
一直热心于规划叙利亚全境震后恢复的努拉丁，对战场渐渐失去了热情。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常常可以见到全副武装的卫士簇拥着腰间悬挂宝剑的努拉丁闲庭信步的场景。他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热烈的感谢与欢迎。而在战场上，迎接他的将军与兵士要么十分紧张，要么陷于沉默，负伤的士兵还会时不时发出呻吟声。习惯了平安、愉快与稳定的人，会对战场的压力感到十分沉重而无心应付。
当努拉丁44岁时，比自己军事才能低下的对手鲍德温三世驾崩了。得到这一消息以后，努拉丁的部将建议乘机进攻耶路撒冷。然而努拉丁却认为，不能乘对手不幸的时候发动进攻，这表现了一定的骑士精神，但也不能不说是十分消极的。当阿莫里继任为耶路撒冷国王以后，努拉丁以前所具备的善于抓住机会的特点，却没有发挥出来。
努拉丁的变化，也许跟这时十字军的以下特点有关。在没有涌现优秀领导人，又等不来西欧新十字军的情况下，十字军国家能够在努拉丁率领的伊斯兰世界得以存在，有三个原因：
一、十字军拥有战斗力十分精锐的“特种部队”作为常备军，即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二、苦于长期兵力不足的中近东十字军部队，采取了重点防守的策略，其重点是第一次十字军时期就开始建设的城堡。
三、从西欧来的十字军战士和宗教骑士团的骑士都曾在十字架下发下重誓。这些穆斯林统称的法兰克人，有着相同的天主教信仰。
未在上帝面前发誓击败异教徒的“法兰克人”，对十字军国家的存在也有着积极贡献——这就是以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滨海城邦的商人。他们在地中海纵横航行，是成功的商人和优秀的水手。可以说，他们一手担负起了十字军国家的海军与海运力量。
✞ 宗教骑士团
如前所述，以侍奉上帝为生活准则的修士，同时又成为为上帝而战的骑士。这些男子集合而成的宗教骑士团，就是十字军时代的特殊产物。
宗教骑士团的代表，是以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所在的中近东为基地而创立的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在第三次十字军的时期，条顿骑士团建立起来。这一骑士团的创立与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德意志及其附近地区，因此对圣地的贡献远不如上述两大骑士团。
虽然宗教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的产物，它们决不是没有任何基础突然出现的组织。
中世纪欧洲可以称得上是封建制度与修道院的时代，修士集中的各个修会的势力非常强大。究其原因，是封建诸侯、皇帝和国王常常为各自的领地而斗争，修会却是能够独立于其间的团结的组织。
拥有许多修道院的克吕尼与西多修会，并不受所在地的主教与大主教管辖。它们也不受所在地的封建领主支配，即使是作为君主的皇帝与国王，也无权对修会发号施令。唯一能管辖修会的，只有罗马教皇本人。
而在中世纪的通信条件下，罗马教皇的圣谕在西欧境内需要一个月才能传达，传达到中近东地区更是需要两个月以上。这还只是在罗马教皇接到报告就立即反应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各地的修会自然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了。这样，各个修会的修士能力日渐增强，修会整体也就强大起来。
在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内诞生的圣殿骑士团与圣约翰骑士团，都是舍弃世俗生活的修道士组成的集团。与西欧的修会不同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与穆斯林敌人的斗争。这两大宗教骑士团不必遵从耶路撒冷牧首的命令，也并不听从耶路撒冷国王的指挥，事实上是完全独立的组织。因此，在努拉丁所率的大马士革军队接近时，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由的。
在这一时刻，宗教骑士团就会与耶路撒冷国王一起战斗，不经过罗马教皇的许可就大开杀戒。自主判断、自主行动，这就是宗教骑士团的生存法则。
由于具备独立性，宗教骑士团成为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的“剑”。在和平时期，不用拔剑社会就能安定，而在战时，拔剑应战是生死之间必然的选择。
十字军国家的两把利剑，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在1118年就创立为战斗集团了。1118年也是鲍德温一世去世的年份。已经确立了20年统治的十字军国家，从这时开始进入守势。因此，圣殿骑士团被视为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的标志性存在。
根据前面的年表，十字军的守势从1118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1148年，达到30年之久。而第二次十字军失败以后到第三次十字军出征，则间隔了40年。
发动新的十字军，自然需要西欧投入大量兵力。而在中近东停留一两年之后，这些兵士又大都回到了原籍。这一来一回，就分别过了30年和40年……
在此间的岁月，中近东的基督徒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防卫圣地，但一直陷入长期兵力不足的状态中。相比之下，出色的穆斯林领导人曾吉、努拉丁和萨拉丁相继集合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这绝望的时刻，立于最前线的是宗教骑士团。宗教骑士团在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超过500人，绝对数量并不多。因此，在其独立作战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占领。
但作为迎击的军事力量，宗教骑士团还是发挥了其作用。由于它们是职业的战士集团，都不会考虑返回西欧，而志愿一生奉献给圣地，宗教骑士团自然成为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最需要的常备军事力量。
在两大宗教骑士团中，更为受人注目的是圣殿骑士团。这一骑士团与圣约翰骑士团相比，以宗教狂热而著称，最终以悲剧的结局而收场，因此成为吸引大众兴趣的重要存在。
✞ 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从创立伊始就是以消灭异教徒穆斯林为目标，以战斗为唯一方针的集团。其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城中公元前犹太国时代的所罗门圣殿中，因此得名为圣殿骑士团。
所罗门圣殿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成为基督教堂，而在伊斯兰征服以后成为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当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以后，圣殿为耶路撒冷国王与圣殿骑士团所瓜分，成为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城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公然以这座圣殿为总部，并堂而皇之地自称“圣殿骑士团”的组织，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骑士团的性格。
圣殿骑士团从创立时的1118年到解散时的1314年间，共有23名团长。而关于团长以下的人员情况，则完全缺乏资料。当骑士进入圣殿骑士团之后，和其他修会里的修士一样，立即变为没有名字和面貌的存在，按照宗教骑士团的清规，与世俗断绝了关系。在以与异教徒战斗为唯一目标的圣殿骑士团中，团员互相称为修士某某，到死都只留下名字，而没有姓氏。
圣殿骑士团的僧侣服装，都是白底色，在胸前画有红十字的样式。他们都发誓甘于清贫，对上帝绝对服从，并一生保守独身——这与其他修会的僧侣并无二致——圣殿骑士团的骑士，还要加上一条誓言，那就是“消灭异教徒”。
若以尚在俗界时的社会地位来看，圣殿骑士团的团员大都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下层人士。
西欧封建社会中，所谓“骑士”指的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但圣殿骑士团的团员，在加入之前并非封建诸侯属下的骑士，而是像日本“浪人”一样的无业者。中世纪能够受到教育的，仅限于神职人员和上流社会的人士，圣殿骑士团的团员以前大都是没有知识的人物，对世俗社会也没有多大影响。
但这些人与中世纪西欧的平民一样，拥有很强的信仰之心。他们志愿前往中近东，身披白底红十字的制服，常常以死于异教徒的剑下而告终。他们的生命，就此长眠在远离故乡的东方土地上，没有墓穴，没有名字，也没有关于他们容貌的记忆。
本卷封面上以头盔覆盖面容的圣殿骑士团群像，就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这些骑士们的精神风貌。
作为为全体基督徒的圣地耶路撒冷执行防御任务，坚持在前线作战而不求回归故土的骑士组织，圣殿骑士团收到了来自西欧基督徒的大量捐助和遗赠。
捐献的内容包括耕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也包括现金和其他类型的动产。这些产业在圣殿骑士团的管理下，从耕地上生产为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提供的小麦，建筑物则大都被变卖为现金，而并没有作为房产经营。
十字军国家内设立的宗教骑士团与西欧的修道院一样，对团员入团时所捐献的私人财产加以管理。由于圣殿骑士团从团长以下都是社会中下层出身，团员所捐献的财产少得可怜。因此，圣殿骑士团的初始运营费用来自现金捐助。
创立30年以后，圣殿骑士团的功绩已广为西欧社会所知，从此开始得到了远超必要经费的捐款。此时，圣殿骑士团开始对外投资。从此开始，圣殿骑士团总部为了金融管理，设置了专人处理投资业务。他们虽然不得不生产商品，却不直接进行商品贸易。圣殿骑士团所生产的商品就是货币，而在中世纪参与此类活动的，就是当时的金融家。
圣殿骑士团从事信贷业务的客户，除了十字军国家内的国王和小领主，还包括骑士团仇视的对象——穆斯林。导致圣殿骑士团后来悲剧的一个原因，就是早期过度介入金融行业，导致其运营费用出现问题。
虽然骑士们都是不领薪酬侍奉上帝的，但宗教骑士团的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
因为这些没有俸禄的骑士，需要相当数量的活动经费。
首先，重装骑兵的装备包括钢铁制的甲胄、剑、枪和盾牌。准备一套往往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四五套。这些装备都在西欧制造，而在中东当地只有一些冶炼作坊可以进行修理。因此，质量上乘的武器装备都要经意大利商人之手，从西欧远道贩运而来。
对骑士不可或缺的战马，也要从西欧进口而来。十字军也从中近东买入阿拉伯马。身穿厚重甲胄的骑士们乘马在战场上驰骋，发挥了阿拉伯马的特点。体型最大的战马产自西欧的弗里斯兰。宗教骑士团的马厩中以阿拉伯马居多，而骑士的随从则使用弗里斯兰马。这样，仅仅是战马一项，费用就相当高昂。
一般来说，每个骑士有三五个随从。随从有时是轻骑兵，但大多数时候是步兵。这些随从既有从西欧前来的，也有在当地雇佣的改宗基督教的突厥人。为他们提供武器、服装、军粮和住宿，则是十分必要的。
对骑兵非常重要的马夫们，则是不发工资就不服务的。每位骑士都配备有多匹战马，因此需要相应数量的马夫，而这些马夫除了服务马匹，也兼任骑士的随从。
此外，骑士团内部的各种事务，也有专人来管理。因此，历史记载的圣殿骑士团有300名骑士，实际数量达到这一数字的10倍。而高昂的管理费用则都要圣殿骑士团自己来承担。
在此之外，骑士团所拥有的城堡的建设费用，以及维护这些城堡的必要费用，都是高额开支。
总之，在宗教骑士团这类组织当中，运营所需要的资金相当高昂。捐献给骑士团的资金，除了运营过程中所使用的部分以外，大部分被用来投资，这大概是由社会中下层出身人士所组成的圣殿骑士团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式。
圣殿骑士团所放的高利贷，往往以穆斯林为对象。因此骑士团逐渐避免与穆斯林发生摩擦，使消灭异教徒的原则无法得以实现。但如果真的投入战斗，圣殿骑士团的勇武依然是与此前相同的。他们完全不欠缺勇气，在勇于献身这一点上，比十字军国家内的其他人都强烈。
拥有这一特征的圣殿骑士团，并不考虑自身的座右铭。也许是由于骑士团中欠缺这方面的思考能力。他们完全是理论方面的门外汉，最多只能附和着第二次十字军倡议者贝尔纳的话：
“穆斯林是恶魔的化身。面对他们，我们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连根铲除。杀啊！杀啊！必要之时，我们要奉基督之名杀身成仁。”
这位贝尔纳死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天主教的圣人。这位信仰坚定，勇气远高于时人的朴素修士，叫喊的是“杀啊！杀啊！”的口号。圣殿骑士团的军事行动，简单概括就是迅速出动，杀人，然后快速归队。研究者常常称其为一千年前的特种部队。而这一特种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自法国。
同时代同一地点活跃着的圣约翰骑士团，则与圣殿骑士团相当不同。
✞ 医院骑士团
首先，与身着白底红十字制服的圣殿骑士团不同，圣约翰骑士团的制服是黑色的，胸前则是红底白十字图案，也有黑底白十字图案的制服。在作战时，圣殿骑士团成员的胸甲上覆盖的是白底红十字的胸衣，而圣约翰骑士团覆盖的胸衣是红底白十字。
圣殿骑士团的骑士，有身着统一制服的习惯。在城内街头通行时，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身穿胸前带有大红十字的白色制服，昂首阔步地经过。
而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则完全身着黑色和棕色的普通修士服装，胸前绣着小型的白色十字。骑士团的成员大都来自西欧社会的上层，在他们的房间内放置着饰有家族纹章的银器。
圣约翰骑士团创立的时间比圣殿骑士团早半个世纪。在耶路撒冷还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时代，意大利的滨海城邦中最早从事东方贸易的阿玛尔菲，就为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欧基督徒修建了医院。这座医院建立在朝圣者首先要瞻仰的耶稣基督圣墓教堂旁边。从此，以施洗者约翰为守护圣人的医疗集团，就作为圣约翰骑士团的先驱开始运营了。
从圣殿骑士团创立的1118年开始，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进入了守势。圣约翰骑士团也相应地从单一的医疗服务，发展为以防御异教徒为目的的骑士集团。此前以医生和志愿者为主的人员结构，转变为以医生和志愿骑士为主。
与圣殿骑士团不同，圣约翰骑士团的医生和骑士都必须是贵族出身，要求加入者是封建领主家族的男性后代，来自西欧的上层社会。在《罗得岛战记》中，大量记述了相关的情况。因为出身的限制，圣约翰骑士团的志愿者人数并不多，常少于同一时期记载中的圣殿骑士团。
十字军时代骑士团的武器装备
由于限定骑士必须为贵族出身，与规模较大的圣殿骑士团相比，这使圣约翰骑士团获得了一些优势。
属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在当时大都是比较有学识的人物，其教养与武力显得十分相称，也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与圣殿骑士团的狂热暴力形象相比，圣约翰骑士团的修养要好得多。
我一直将全称为“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组织，简称为“圣约翰骑士团”。在与这一骑士团相关的作品《罗得岛战记》中，作者将其称为“罗得岛骑士团”，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下卷中，这一骑士团以“马耳他骑士团”之名，在奥斯曼帝国的围攻之下，完成了一次气势磅礴的保卫战。这些守卫不同地点、不同名称的骑士团，都是不同时期的圣约翰骑士团。
但在圣约翰骑士团最初的创立地点耶路撒冷，它明确的本质就是“医院骑士团”。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史书，大多数情况下都称其为“医院骑士团”。与只和穆斯林做斗争的圣殿骑士团不同，医院骑士团一直为朝圣者提供医疗服务。
在圣约翰骑士团加入作战职能以后，医生仍然处于最高的地位。每一位骑士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周一天，或者在战事结束后连续数天作为医生的助手，为医院收容的病人进行服务。在十字军势力处于守势以后，圣约翰骑士团虽然执行防御的任务，但一直坚持其本职工作。
这一点也表现在圣约翰骑士团所选择的工作场所上。在医院骑士团的建筑物中，最大的房屋是病房。在耶路撒冷的总部中，为患者提供的房间很大。能够治疗2000名患者的医院，得到了穆斯林的好评，成为阿拉伯和突厥医生常常访问的机构。
对以战斗为职业的骑士来说，需要广大的空间来放置马匹。圣约翰骑士团没有搬迁到新的总部，而是选择在总部之外新开辟一片场地作为马厩。
由于耶路撒冷完全处在基督徒的控制下，圣殿骑士团选择了没收后的清真寺作为自己的总部，但医院骑士团并没有这样做。圣殿骑士团的总部位于醒目的金色圆顶清真寺，而医院骑士团则与阿克萨清真寺此起彼伏的祈祷之声并存。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们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习惯与圣所，体现了超越宗教差别的智慧。
十字军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城市图
对于所捐赠的不动产和动产，医院骑士团的使用方法也和圣殿骑士团不同。
圣约翰骑士团通常将自己的耕地和在西欧得到的土地委托给当地人耕作或管理，而不是出售以换取现金。在中东的土地往往委任给穆斯林管理，负责耕作的也是穆斯林农民。因此，与圣殿骑士团主要接受西欧运送来的农产品不同，就地获取食物的圣约翰骑士团不必向意大利商船支付运费。
对于捐献所得的房产，圣约翰骑士团也选择了出租，而非出售的方式将其处理。渐渐地，医院骑士团在西欧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不动产。
由于医院骑士团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它并未染指金融业。其军费开支委托耶路撒冷国王进行融资，获得一些低息贷款。
圣约翰骑士团的人数虽少，运营费用却并不低于圣殿骑士团。
以所拥有的城堡数量来衡量，医院骑士团比圣殿骑士团还要多些，其中不少是在与穆斯林控制区接壤的边境地带建设的城堡。一千年后仍历历在目的“骑士之城”，就是由医院骑士团从零开始建设，并负责防御的要塞。为了维持各地兴建的城堡，骑士团需要大笔经费开支。
医院骑士团的团员从加入伊始，也需要将私人产业完全捐献。由于成员都是贵族出身，医院骑士团只要求加入者捐献自己名下的财产，而不是家族的财产。这样下来，仅靠入团时的捐献，并不足以为随从和马夫支付工资。可以说，医院骑士团缺乏长期固定的财源。最终，它也不得不开始发放贷款。
留在西欧的医院骑士团战士们，与日本的“在家僧”极为相似。圣约翰骑士团要比以“第三等级”而将在家修行制度化的圣方济各修会早100年。而在此之后，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往往成为枢机大臣、公卿将相或王侯。这些大人物一开始时，都是“在家僧”。
长期正常运转之后，圣约翰骑士团就能够成功地利用其在西欧的地产了。毕竟，除了圣殿骑士团的各项开销之外，医院骑士团还有一大笔购买药剂的支出。
在医生与患者大部分来自西欧的十字军时代，药剂供给也大都来自西欧。医院骑士团在西欧捐献的耕地中，实践草药栽培的计划。为了将干燥后的草药运往中近东，医院骑士团买下了两艘船。药剂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由自身拥有的船只运送。相反，圣殿骑士团就完全不用关心海上的事务了。也是因为如此，当十字军势力被逐出巴勒斯坦以后，圣约翰骑士团还能够从海路撤退到其他地区。
到1118年圣殿骑士团创立以后，圣约翰骑士团也开始以与穆斯林作战为目标。但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与圣殿骑士团完全不同。
圣殿骑士团成员的那种“杀啊！杀啊！”叫喊的气势，非消灭异教徒不可的过激的原则，在圣约翰骑士团之内完全不存在。圣约翰骑士团并没有用他人的言论来为自己的成员洗脑，而从自身的存在意义出发，用理论武装了自己。
在圣约翰骑士团遗留下来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多少对骑士们内心想法的介绍。而在“骑士之城”内部回廊拱门上雕刻的这段话语，却多少反映了这一骑士团的宗旨。原文为拉丁文，是这样的：
“Sit tibi copia， Sit sapientia， Formaque detur， Inquinat omnia sola， superbia si comitetur。”
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意思：
“你们可以享受富足、智慧与美貌所带来的喜悦。然而，如果因为傲慢而妄自尊大，你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会受到污损，而陷于卑俗。”
这段警句，是以当时西欧社会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写成，而作者就是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这段话，自然不是只知道“杀啊！杀啊！”的圣殿骑士团能够写出来的。
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战斗方法也完全不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并不会贸然从城堡出击，相反，会以据守的方式达到战略目的。
骑士们都是十分宝贵的战斗力。因此，骑士团缺乏历史记录，部分原因是由于要保守秘密，而在骑士团员被穆斯林俘虏之后，一般会用交换俘虏或者支付赎金的方式，来努力保证骑士得到释放。
此外，圣约翰骑士团较少出击的原因，也是由于其大量成员在战场服役不足一年，就回到医院中进行服务。
相反，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就很少用交换俘虏或缴纳赎金的方式恢复自由。他们当中被俘的，往往会死在穆斯林一方的牢狱之内。
此外，两大骑士团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就是骑士的出身地。圣殿骑士团的全体成员几乎都来自法国，而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则来自西欧各个国家。
在圣约翰骑士团当中，有许多来自法国的成员。然而法国人也分三类。来自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岛的属于法国北部人，来自奥弗涅地区的属于法国中部人，而来自普罗旺斯的则属于法国南部人。此外，还有来自英国、德意志、意大利各地的成员。圣约翰骑士团中很少有西班牙人。这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正处于针对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之中。
来自同一地区的十字军成员，常常一起行动。在防守城堡的情况下，往往是来自同一地区的成员组成一个分队。
从骑士团长的国别来看，圣殿骑士团的历届团长全部由法国人担任，而圣约翰骑士团的团长除了法国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英国人、德意志人，甚至还曾经有过葡萄牙人团长。
形成医院骑士团的国际化特点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
第一，由于医院骑士团从事医疗活动的医生已经组成了不分民族的混合队伍，在同时进行的战斗活动中，也就继承了这一传统。
第二，在中世纪西欧，无论是皇帝还是王侯，都不与自己国内的女性结婚，而是会与其他国家或领地内统治者的家族联姻。由于政治婚姻的缘故，全欧洲都发展成为了混血的社会。
全部以贵族身份入团的医院骑士团成员们，都来自西欧上层社会。他们自然大都是混血的，很多人生在德意志，却拥有法国的血统。骑士团的正式通用语是拉丁语，日常说法语，并没有人对此感到不适应。
而普通平民则一般与附近的人结婚。因此，大多数来自法国的圣殿骑士团团员都不讲德语或意大利语，在正式场合和日常情况下都说法语。
从两大骑士团的相互关系看，它们既不经常单独作战，也很少共同战斗，而是分别与耶路撒冷国王的军队一起，与穆斯林作战。与以勇气著称的圣殿骑士团不同，医院骑士团会在有良机的时候出战，而在不适合作战的时候按兵不动。
但这两大骑士团互相也没有任何竞争的关系。虽然双方特点迥异，但在防御十字军国家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总之，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是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手中的利剑。两者都是十字军时代的“特种部队”。
✞ 十字军时代的城堡
除了对伊斯兰文明的关注和对基督教、犹太教圣地的巡礼之外，令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旅行的人非常感兴趣的景点还包括十字军时代的城堡。在中近东处于英法两国统治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许多来自欧洲的研究者，对十字军时代的城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从这些城堡的建筑样式来看，早期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它们受到了拜占庭帝国城堡的很大影响。
然而，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英法两国中世纪城堡开展了长期的调查，然后来到中近东，写成了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研究论文。他认为，十字军时代的城堡完全不是受到拜占庭城堡的影响，而是在当时西欧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下建造的。
这位年轻学者的名字叫作T.E.劳伦斯（T.E.Lawrence），后来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称于世。此后，劳伦斯的历史研究向其他方面转移，但他关于十字军城堡的看法却未曾改变。
此后的研究者转而研究十字军城堡与当时西欧城堡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新观点，为十字军城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逐渐地，各个方面的情况清晰了起来。
12世纪以来十字军在中近东建设的城堡，从一开始就深受同时代西欧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但到了这一世纪的后半段，十字军的城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建筑风格，到13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堡反而受到了十字军的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
1150年到1200年的12世纪后半期，基本上包括了1148年出征的第二次十字军，到1190年出征的第三次十字军之间的时期。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给十字军国家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也让西欧从十字军的狂热中醒来。皇帝和王侯们都没有再次发动十字军的意愿。从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大量兵力的支援，长期兵力不足的状况一直无法得以缓解。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耶路撒冷国王能力的低下，十字军国家的领导力量也日趋弱化。
与之相反，穆斯林一方的领导人曾吉、努拉丁，以及即将出场的萨拉丁，都是能力出众的强势领袖。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常备军虽然善战，兵力却实在有限。它们能够作为特种部队发挥有限的战斗力，却不是能够左右战争结果的军事力量。
在这一状况下，大量建造能够有效利用少量兵力的城堡，就成为最为可行的防御方案。中近东的十字军，集中于12世纪的后半段建造城堡。
结果在这半个世纪当中，十字军建立的城堡数量和完整程度，超过了同时期西欧的城堡。出于战争的必要，十字军的城堡的战略功能也非常强大。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以后，英国国王狮心理查特别将十字军城堡的建筑方法带回了英国。
但从城堡来说，其形制绝非只有一种。根据建设所在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守卫城堡的军事力量的情况，城堡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类型。
中近东十字军所建立的城堡，大体上可以分为内陆和海岸建造的两种类型。
在内陆所建的城堡，以医院骑士团建造的“骑士之城”为代表，其目的是作为防御与出击的据点，以城堡的威严风貌而令进攻之敌心生恐惧。通过城堡的建立，能够成功地将周围的地区置于十字军的控制之下，因此需要在内陆地区大量建设城堡。
而在海岸地带建设的城堡，则能够与海港城市互为犄角之势，既可以作为进攻的基地，也可以作为防卫的据点。在这些城堡的作用之下，以城堡为中心的港口防御就得以完全有效地实施了。
耶路撒冷周边的主要都市和城堡
这类城堡比比皆是，却缺少典型的例子。沿着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建立的若干海港城市，大都为这些城堡所保卫。城堡往往沿着城市原来的城墙而建，因此，当城堡建成之时，海港的防御屏障就形成了。
在中近东相同区域互相斗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中，只有前者热衷于建造城堡。这一点需要在此阐明。也就是说，为什么穆斯林眼睁睁看着十字军修建城堡，自己却从不相应地建造城堡与之对抗。
这首先自然是因为双方的文化差异所致。
如前所述，中世纪欧洲的贵族阶层，往往居住在城堡中。而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则往往住在城内的庭院之中。
在穆斯林的庭院中流着清澈的活水，种植着树木，栽培着各种各样的花朵，还有鸟儿交相飞过。因此，穆斯林的上层社会居住的，是地上的乐园。屋内流水的清凉房屋，能让主人在微笑中安然入眠，其居住环境比简朴的西欧式建筑舒适很多。
因此，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苏丹与各地的埃米尔们，自然不会考虑在城市之外建设城堡了。即使他们攻下了十字军的城堡，也不会像基督徒那样，将其作为进攻与防御的基地。
穆斯林的军事行动也不是利用城堡，而是将城市内编成的军事力量一举投入。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像西欧人一样主动建造城堡。
此外，西方人喜欢建造城堡，还有一点历史原因。早在古罗马时代，来自欧洲的远征军就开始在近东地区修建城堡了。
相反，东方的穆斯林是以游牧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并没有建筑城堡的传统。
以上的诸多原因，证明了中近东的城堡，完全是十字军一方的设施。
那么，这些城堡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
首先，必须考虑的第一点是，它们是在哪里建造起来的。这些城堡并非建造在高山上——高山上的城堡固然利于防御，却不利于主动出击。因此，十字军通常把城堡建筑在高度适当的地点，参考防御塔的高度建设起来。
建造于内陆地区的“骑士之城”，首先是为了从往返于内陆和海港都市之间的商队收取过路费，而在周边穆斯林领主的主持之下建立起来。到了第一次十字军的时代，十字军才夺下这座城堡。因此，将“骑士之城”重建为十字军风格城堡的最初人物，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安条克公国的摄政丹克雷迪。
此后，这一城堡划归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并最终转入医院骑士团之手。在这一时期，经过大力改造，“骑士之城”成为威严的山上城堡。
这座在骑士团眼中不得不闲置的城堡，只完成了一半的建设。建造“骑士之城”时，利用了伊斯兰时代、拜占庭时代乃至古罗马时代的旧石材。不能利用的旧城墙，则尽数加以拆毁。
“骑士之城”建筑在距离地中海东岸35公里的地方，海拔650米，可以俯瞰海港城市特里波利与内陆的产品中转地霍姆斯之间的道路。
当建造地点确定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这一地点建设地基。由于城堡的重量相当大，地基必须十分坚固。此外，在地震多发的中近东建设城堡，还必须考虑防震的问题，而这一点与没有大地震的西欧不同。
供水的保障，也是在中近东建设城堡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无论城堡建于何处，都务必保证供水的畅通。如果泉水和井水不足以供应城堡使用，最普遍的解决办法是修建大的蓄水池。在中东地区，降雨非常非常稀少。因此，所有的城堡都建有巨大的地下蓄水池。
城堡建设之初，需要考虑的设施就是大型蓄水池。
除了蓄水以外，排水也非常重要。建设排水设施的主要目的，包括预防疫病，以及在被包围时保证城堡内的卫生。城堡内的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战斗人员，而一旦发生疾病，对城堡来说就非常危险。
考虑排水问题，首先要在城堡的最外侧挖掘壕沟。
壕沟的作用还包括延阻敌军的进攻，因此在城堡周围非常有必要修筑壕沟。对于长期兵力不足的十字军来说，建造壕沟显得尤为重要。与同时代西欧城堡周围的单层壕沟相比，中近东十字军国家修筑的城堡周围一般要修筑两圈壕沟。
在海岸边所建城堡的壕沟内可以引入海水，但在内陆的城堡中，由于缺乏雨水补给，基本上无法注水。像“骑士之城”这一级别的大型城堡附近，有古罗马时代留下的水道桥可供利用，由此建设的蓄水设施满足了城堡的要求。但其他的城堡则不一定能保证水能引入壕沟。这大概是十字军的城堡不得不建造两层壕沟的原因。壕沟的深度常常达到10米以上，其建设作业并非易事。
城堡内建造的蓄水池
在壕沟建设完成之后，接下来需要建造的是城堡的石墙了。建造石墙不必考虑地基的问题，只要在壕沟附近建设就可以。从壕沟内爬上来登上城堡墙壁的敌兵本来就没有多少，上来之后还有当时的“狙击手”弓兵等着他们。
在10米深的壕沟上耸立的墙壁，高5～7米就足够进行防御了。墙壁的前后距离大约20米，以半圆形的塔楼构成一百八十度的强化防御。
城堡与城外联系的路线，则由架设在壕沟之上的吊桥来保证。吊桥后面的城门两侧，往往有高耸的塔楼防御，特别是在面对穆斯林的东面，建造塔楼是十分必要的。
“骑士之城”全长1500米的石墙外侧还包围着一层墙面。在城的内侧，有一座高耸的城楼。因此，在外城被攻破的情况下，守军还可以退到内城进行防御。
以“骑士之城”为代表的双重壕沟，双重城墙，双重城堡的建筑样式，在十字军的城堡中多少有共通之处。为了能够合理地利用少量兵力进行防御，十字军有必要采取这样的建筑样式。
至于不同的城堡之间如何联系的问题，十字军想到了不同的方法。一般来说，采用狼烟联系，是城堡之间联络的主要方法。而十字军也学习了中近东的穆斯林对手，采取了使用信鸽联系的方法。显然，为了对临近的敌情加以传递，十字军的城堡之间常常互相联络。
医院骑士团控制的城堡，如何与圣殿骑士团控制的城堡进行联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得而知的了。历史上没有留下圣殿骑士团受到进攻时，医院骑士团前往救援的记载。相反的情况也没有记录。总的来说，十字军时代的两大常备军事力量，都是独自开展军事行动的。
在古罗马帝国的时代，监视塔和城堡驻扎着军团，一旦收到狼烟信号，就会派出骑兵进行联络。罗马帝国一直拥有单一的指挥系统，因此各个城堡可以形成一个集合的安全保障，就是罗马人自己说的“防线”（拉丁语：Limes）。
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建设的城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因此，并不能成为“防线”式的安全保障。它们只能作为据点进行防御，而无法指望附近的“军团基地”派兵援助。毕竟，在十字军的时代，西欧人并没有任何“军团基地”。
而且，在十字军国家中移植了西欧封建制度以后，军事指挥也是分散的。总的来说，十字军国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过统一的领导权，其防御系统也是社会特征的体现。
十字军的城堡作为进攻与防御的基地，必须考虑与西欧不同的中近东的地形。当时的西欧人建筑城堡的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因此十字军在中近东所建的城堡都与“骑士之城”十分相似。城堡的形制深受地形的影响。
例如在安条克公国境内同属医院骑士团的贝尔沃亚（Belvoir）城堡就是四角形的。它建筑于平地之上，被医院骑士团称为Castrum，这个词原先被用来指古罗马军团的基地。也许此地有千年之前的罗马军团基地的遗迹。
另一座因地形而建的例子，是医院骑士团建设的名为马尔喀布（Marqab）的城堡。这座城堡是三角形的，利用高地的地势而建成。
不论城堡的形制因地形如何变化，它们基本上都有壕沟和石墙，并且有内侧的城墙。
上述的三座医院骑士团所建的城堡，都是在对最初建筑的全面改造基础上建成的。
为了解决长期兵力不足的问题，许多城堡分两次建成。第一期工程在第二次十字军与第三次十字军之间的半个世纪内，而第二期工程则在第三次十字军以后。
在第一期工程时代开工的，都是医院骑士团的城堡。而到了医院骑士团建设第二期工程的时候，圣殿骑士团才开始修筑城堡。
原因很简单：修建城堡需要巨大的开支。而从资产来对比，圣殿骑士团比医院骑士团差了很多。
还需要提的是人力方面的情况。
直到四个世纪以后，西欧才开始大量出现善于修建城堡的工程师，以取得技术的革新。在十字军的时代，建造城堡主要靠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
在这一方面，出身贵族的医院骑士团自然有优势。他们来到中近东之前，就在城堡里长大，前半生中所学到的知识，自然能在中近东派上用场。这就是医院骑士团在建造城堡方面遥遥领先的原因。相反，出身社会下层，没有城堡生活体验的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在修筑城堡方面只能甘拜下风。
在硬件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的城堡，也在作为软实力的文化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来自牛津大学的年轻学者对十字军城堡与西欧城堡异同的比较，就体现了这一点。
十字军时代的城堡总数超过了100座。如果加上规模较小而不足以称为城堡的要塞，以及用于监视敌军动向的塔楼，防御建筑的总数达到200多座。
这些城堡集中在中近东西部狭长的地域内。这些城堡与宗教骑士团、意大利人的贸易和海军支援一起，构成了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得以存续的三大要素。
尽管现代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却始终未能统计出十字军所修建城堡的总数。十字军国家位于21世纪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境内。由于所处国家内部复杂的政局，对十字军时代历史的调查没有完成。很多地区是军事禁区，不对学术人士和普通旅客开放。此外，这一地区目前的居民主要是穆斯林和犹太人。他们对基督徒的遗迹并不关心。
对于已经确认存在的142座十字军的城堡，其中近一半由医院骑士团负责守卫。其他的城堡除了由圣殿骑士团守卫的以外，分别归耶路撒冷国王、特里波利伯爵、安条克公爵以及其属下的封建领主所有。每个小封建领主负责守卫的城堡不过一两座而已。
十字军城堡分布图
十字军城堡分布图
因此，中近东十字军所建的城堡，一半以上是两大骑士团负责守卫。这两个骑士团的人数虽少，却能保持常备的军事力量。但到底有多少人配置在城堡之中，却不为我们所知。
研究者目前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原因在于，其中有不少人战死，准确的数字就无法统计出来。
此外，在团员加入宗教骑士团时，他们都舍弃了俗界的地位，成为隐居的无名修士，一直到死。遗体一般都埋葬在教堂内，不为外人所见。
尽管如此，有时骑士团还是能够留下关于城堡情况的记录。提比利亚湖北侧所建的圣殿骑士团的萨法德城堡（Safad），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骑士团的记录，此城堡内驻扎着50名骑士、30名随从、50名改宗基督教的突厥步兵、300名弓兵、820名工人，以及400名穆斯林佣人，总计1650人。
但这一记录与实际的数字有差异。比如，在穆斯林前来袭击的时候，一部分从事修补工作的工人就会离开城堡。根据记载，1650人当中，有430人离开。
以“突厥子”（Turcopole）而闻名的改宗基督教的突厥步兵，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士兵和能征善战的战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墙上用弩射击，或者在塔楼上使用固定的投石器投掷石弹。他们与狙击敌兵的弓兵有分工上的不同。
通常的弓与弩
在比萨法德城堡规模更大的“骑士之城”的内城中的高塔上，居住着作为主要战斗力的60名骑士。而骑士以外的居住者，则可以通过城堡规模按比例估计。
我把在萨法德城堡内居住的300名弓兵称为“狙击手”，因为这些来自西欧的弓箭手们，一齐向天射箭，箭矢如雨，落在攻城的敌人头上。他们的射术比同时代的穆斯林强很多。
与之对抗的萨拉丁，后来不得不命令自己的兵士戴头盔并披挂出战，完全是因为城堡石墙上十字军狙击手的巨大威胁。率领第三次十字军的英国国王狮心理查的弓兵，各个都有罗宾汉一般的准头。
外面看上去威严耸立的城堡，内部十分简朴。骑士们只有最必要的家具，以及本地产的各色的绒毯，此外仅有的装饰就是防寒用的大马士革布匹了。骑士们身上只穿着僧袍，而下身只有一条衬裤。
虽然城堡内有壁炉取暖，在中近东木材短缺的情况下，能够接触明火的只有冶炼厂和厨房了。宗教骑士团的骑士们，说到底和修道院的修士没有什么两样。
监视周边广大领土的城堡，从50名骑士开始，一直发展到400多人守卫。对于成员数目曾达到500人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来说，保证每一座城堡都有足够的守备部队，是极为困难的任务。
成员数量较少的医院骑士团之所以能比骑士较多的圣殿骑士团负责更多城堡的守备工作，是因为耶路撒冷国王、特里波利伯爵等人属下小领主逐渐把城堡让渡给医院骑士团管理。此后，由英王狮心理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所率的第三次、第六次、第七次十字军，都将自己建设的城堡委任给医院骑士团来守卫。
这部分是因为出身贵族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欧领导人眼中比圣殿骑士团更有信用的缘故。此外，医院骑士团在中近东守卫城堡的成绩也颇具说服力。
然而，这些看上去建造完美的、难以攻破的城堡，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十字军所建的城堡的缺陷，是只从正面发起进攻的人完全看不到的。我所指的缺陷，是对城堡存在意义的怀疑。对努拉丁这样的敌人来说，十字军的城堡一直发挥着威力。问题在于，当新的敌人出现以后，城堡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
从地图上看去，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处在伊斯兰世界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包围之中。在这一状况之下，十字军国家坚持了200年。
在第一次到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每次东征都是在进行了一两年军事行动之后就返回了西欧。两次十字军东征的间隔最长达到40年之久。这中间，为何还有基督徒生活在中近东，而他们又是如何在此地生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考虑两点要素。
第一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存在。他们兵力虽少，却十分精锐，作为守卫圣地的志愿者，发誓埋骨于圣地，因此成为中近东常备的基督教军事力量。而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最为苦恼的兵力不足问题，并不能为前来东征一两年的部队所解决。
十字军国家能够得以存续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对城堡的利用。这是在长期兵力不足情况下产生的战略之一，而由于穆斯林没有利用城堡防御的传统，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总之，对于十字军来说，除了八次远征以外，值得一书的就只有宗教骑士团和城堡了。但我所认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与海军力量，却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究其原因，自然是提供经济支援与海军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在十字架前发誓，立志守卫圣地而已。
✞ 中世纪的经济人
从第一次十字军开始，直到第八次十字军，参加东征的人员，在穆斯林看来都是侵略者。从皇帝、王侯乃至普通的士兵，每个人都在十字架下面发誓要收复圣地。在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中，不仅骑士团员需要在十字架下发誓离开故乡守卫圣地，随从和普通的弓兵也要发下相同的誓言。无论是白底红十字，还是黑底白十字的制服，胸前的十字都代表着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中近东十字军所需的必要物资的海运工作，运送前来朝圣的西欧善男信女的工作，以及各种人力、战马、武器装备等运输的工作，都由意大利滨海城邦的船只来负责。
研究者一直将这些意大利人排除在十字军的成员之外。这是因为，他们并未在十字架前发誓守卫圣地。他们的服装上，也没有任何十字架标志。
但晚近的研究者也逐渐承认，意大利滨海城邦国家对地中海东部制海权的长期控制，为十字军国家的长期存在做出了很大贡献。即使在萨拉丁将叙利亚与埃及统一之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海军还是控制了制海权，使叙利亚、巴勒斯坦附近的海面上没有任何埃及的船只。此外，这些意大利人对经济贸易方面的贡献，则并没有人做深入的研究。
意大利四大滨海城邦国家
当然，这些意大利人的贡献并非为了基督教信仰，而是出于赚取金钱的目的。
在我看来，欧美人所著述的十字军历史中，包含着一点矛盾。他们认为，基督徒之所以要发动十字军东征，仅仅是由于十字架下发誓时的信仰之念。在我看来，这是有矛盾的。
欧美研究者常常赞赏那些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却在“解放”耶路撒冷，兑现自己誓言之后没有领土欲望，安然回国的人。相比之下，他们却会责难那些在兑现对上帝所发下的誓言以后，留在中近东，获得并守卫自己的新领地的诸侯，认为他们拥有世俗的欲望。
然而，正是由于大量十字军成员在兑现誓言之后回国，导致收复的圣地陷入长期兵力不足中。结果，先是埃德萨伯爵领地被穆斯林攻取，接着安条克公国落入拜占庭皇帝之手，最后，耶路撒冷也被萨拉丁夺回。
对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来说，这就是现实。当得知埃德萨被穆斯林夺取之后，西欧派出了第二次十字军。在为耶路撒冷失陷而震惊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从西欧出发了。然而，这些军事行动都来得太迟了。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赞扬那些没有领地欲望和赚钱目的的人，是因为十字军东征之初“上帝的期望”号令一下，基督徒就全部出发了。但从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和自己的欲望相比，究竟哪个能坚持更久，在人性的现实中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我自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而且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因此在我看来，以获取金钱为动机的意大利经济人，所做的贡献并不比在上帝面前发誓的十字军战士少多少。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这些意大利滨海城邦国家的商人，早在十字军东征前200多年，就已经开始与东方的穆斯林做生意了。
各国的纹章
威尼斯的大教堂以圣马可为名，教堂前的大广场也叫作圣马可广场。这一名称是从9世纪开始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活动时，恰逢穆斯林反对基督徒的暴动。他们将当地修道院内安置的使徒圣马可的遗骸买回，藏在穆斯林所禁忌的猪肉中，运回了威尼斯。
圣马可是《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之一的作者，是基督徒信仰的圣人中，仅次于耶稣的使徒之一。他的象征是手拿《圣经》的狮子。因此，威尼斯将圣马可作为自己的守护圣人。至于威尼斯商人运回的圣马可遗骸是不是真的，倒没有人介意了。它是一种寄托了当地人情结的存在。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按与穆斯林开始贸易的顺序依次排列，分别是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
威尼斯商人从9世纪开始才出没于地中海东岸，而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的同行们在此之前早就活跃在与穆斯林的贸易中了。
位于亚得里亚海最深处的威尼斯，和接近那不勒斯的阿玛尔菲，主要在地中海东部活动，而比萨与热那亚主要在地中海西部活动。比萨与热那亚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与近东的贸易则首先由阿玛尔菲，然后由威尼斯的商人所主宰。
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半个世纪，耶路撒冷已经有了为朝圣者修建的医院，这就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前身，由阿玛尔菲商人建立。耶路撒冷当时还处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在穆斯林社会建立为其他宗教人士所设的医院，自然需要得到穆斯林的批准。而当时准许创立医院的开罗哈里发，与阿玛尔菲商人毛罗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样的友好关系，来自意大利商人“宗教归宗教、商业归商业”的一贯方针。威尼斯人也有“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的格言。
进入十字军时代以后，帮助十字军在近东海域作战的，是比萨和热那亚的人。
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路线，都选择了陆路。两次东征的教训，使得西欧人了解到突厥军队出没的小亚细亚的风险。因此，收复耶路撒冷之后急剧增加的朝圣者们，几乎全部选择从海路往返。十字军的主力来自西欧北部，因而从这一地区前来的朝圣者数量最多。他们需要在漫长的旅行过程中得到安全的保证，因此会选择为对抗北非穆斯林海盗一直保持强大海军力量的比萨和热那亚两国的船只。
在十字军时代，此前一直充当近东贸易先驱的阿玛尔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为商人所主宰的阿玛尔菲共和国，被以征税为主要经济目标的君主国所吞并，活力逐渐丧失。打破“黑暗中世纪”的排头兵阿玛尔菲，最终成为了意大利南部诺曼王国内为数众多的海港之一。其作为滨海城邦国家时代的纹章，转变为医院骑士团的纹章。
这样，比萨、热那亚、威尼斯三大滨海城邦，逐渐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他们运送的对象，从朝圣者开始逐渐扩大了。
此时，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尚处于能够自给自足的状态，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匮乏。
将西欧的封建制度移植到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主要的经济产业是农业。在西欧，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农奴。西欧基督教社会中的农奴生产力十分低下，而在中近东，农奴主要是穆斯林。有时小麦也需要从西欧运来。在这一状况下，如果有敌人靠近，十字军国家不得不将耕地转让给穆斯林时，为十字军做农田交易代理的也是意大利的商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和穆斯林进行交易。
虽然粮食生产可以在当地完成，但还有其他类型的商品需要进口。兵器、防具以及各类战斗用品，在近东都没有能够制作与西欧相同品质的作坊。中世纪西欧武器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生产的武器集中到威尼斯，意大利北部生产的武器集中到热那亚或威尼斯，再由商船运输到中近东出售。
从第三次十字军开始，十字军选择从海路出征。兵士和马匹的运输，都需要通过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船来完成。
作为这些“十字军特需”运输的主力，意大利商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东返回的船只，不仅载着支付高额船票的归途朝圣者，也满载了各种东方的特产。
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绒毯、摩苏尔特产的高级棉布、以“大马士革丝织品”著称的高级丝织品、弥撒时不可或缺的阿拉伯半岛出产的没药、中世纪贵妇们喜爱的波斯湾产的珍珠、亚洲各地盛产的各种宝石、以胡椒为代表的香料和阿勒颇产的石碱。西方人喜爱的各种东方商品，都能在意大利商人的货船上找到。
最后提一下阿勒颇所产的石碱。从古代开始直到今天，马赛和阿勒颇是石碱的两大产地。
马赛和阿勒颇都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出产石碱的，而在中世纪开展石碱贸易的主要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会在沐浴时使用石碱，此外将其运用在作战中。他们用溶解了石碱的水溶液浇洒敌船的甲板，石碱溶液的润滑作用令敌人在甲板上经常滑倒。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秘密武器了。
威尼斯商人如果在马赛购买石碱，并没有什么特产可以用来交换。而在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阿勒颇，他们可以用西欧的特产来交换石碱，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 海军力量
中世纪地中海上航行的船只大都是桨帆船。无论军舰还是商船，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型。桨帆船与单靠风力航行的帆船相比，在风向多变的地中海航行更加方便，适合作为运输船。
意大利滨海城邦船只上的划桨手，并不是奴隶。滨海城邦会贩运奴隶到伊斯兰国家作为商品出售，但在自己国内不役使奴隶，因此在船上也不使用奴隶。
在伊斯兰国家中，基督徒常常被绑架为划桨手，而在本来人口就不多的意大利滨海城邦，划桨手也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
除了200名划桨手之外，每艘船上还有30名水手专门负责与海盗作战。海盗船主要是穆斯林船只，其中的划桨手是基督徒奴隶，他们不与基督徒的船只作战。因此，意大利船只从作战人员数量上比海盗船有很大优势。
意大利各城邦海军逐渐在与海盗的斗争中积累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些海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沿海居民的安全，以及控制地中海广大海域的制海权。
正如《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两卷所叙述的，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滨海城邦的居民逐渐成为了“海洋民族”。这主要是由海外贸易以及与海盗斗争过程中乘员航海术与战斗力的不断增长而导致的。
相反，埃及的海军是伊斯兰世界最强的。他们并不会受到穆斯林海盗的袭击。虽然埃及建造了数量庞大的船队，却一直缺乏海战经验。他们一直忠实于传统，使用没有战斗力的奴隶担任划桨手。
十字军在陆地上主要依靠来自法国和德意志的成员，而在海上则依靠意大利各国取得制海权。此后，穆斯林虽然在陆地上做出了全面的反击，却一直没有在制海权方面压倒西欧人。
叙利亚、巴勒斯坦两地十字军国家的主要城市，除了耶路撒冷以外，都位于地中海东岸沿海地带。如果穆斯林能够在海上组织起大规模的攻势，这些城市很可能悉数陷落。然而，即使是在萨拉丁统一伊斯兰世界以后，中近东的制海权仍一直牢牢掌握在基督徒一方的手中。萨拉丁的海军最终还是败给了意大利诸国的舰队，地中海东岸仍然一直没有穆斯林军舰通行。
基督徒对地中海东岸的制海权一直维持到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时刻。也是因为掌握了制海权，十字军国家不可或缺的物资补给一直能够得到保证。这都是以贸易利益为目的的意大利商人的贡献。
而且，这些意大利的“经济动物”并不满足于海上运输和贸易，也不满足于仅拥有制海权这么简单。
包括划桨手都参战的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只，从海上帮助陆地上的十字军攻陷原为穆斯林控制的近东海港。全体船员都一变而为海军官兵。威尼斯曾经一次派遣40艘船组成的舰队出战，总兵力达到一万人。这一巨大的兵力，决不比陆上的十字军兵力弱。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都积极参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港城市的攻城战。直到现在，意大利海军的军旗就是古代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而意大利的滨海城邦，一直以盛产海军而闻名。
✞ 居留区
积极参加十字军战争与建设的意大利人，普遍要求在十字军所占领的海港城市内得到本国人的居住区。他们一般要求在船只停靠的港口附近选择一处方便放置货物的地方，来作为自己居留区的一部分。
由于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对抗意识强烈，在一座城市中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居留区都是相互独立的。根据参与攻城战的情况，在雅法主要是比萨人的居留区，安条克和贝鲁特则主要是热那亚人的居留区，而推罗主要是威尼斯人的居留区。
在这些居留区内，各国居民建立以本国守护圣人命名的教堂。此外，居留区内还有各自国家风格的面包房。堆满从西欧运送而来的各种产品的仓库，也成了这些居留区内的一道风景线。
此外，在居留区内还有为穆斯林商人前来访问居住而设立的“商馆”。意大利商人居住在本国政府派遣来的领事官邸周围，领事是居留区内统治的负责人。
这些十字军国家内的意大利人居留区，成为十字军国家的“经济特区”。
在进攻这些海港城市时就要求建立居留区的意大利滨海城邦，常常被现代研究者以商人的物欲而责难。然而，这些人并未考虑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区别。
对于君主国来说，是否开战取决于国王或领主的意志。开战的费用自然是这些领导人自己负担。以十字军时代以后200年的情况来看，德意志诸侯之一符腾堡伯爵曾经对多明我会修士施密特说过这样的话：
“在人世之中，对是否该建议别人去做的事，最不容易决定的，第一是结婚，第二是战争，第三则是去圣地朝圣。”
这三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在君主国的国内，君主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而在共和国之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比萨、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由经济人主导的共和国。在十字军时代以后，重要的国政由元老院决定，而在十字军时代的威尼斯，像是否发起军事行动这样的重要事务，依靠市民集会来议定。
虽然市民阶级拥有权力，国政实际掌握在元首和内阁手中。而关于国政方针的说明则常常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民众对抽象的话语往往得出错误的判断，而对具体的话语总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对共和国的执政者来说，为了将自己的想法施行到大政方针中，常常要做具体的说明。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在圣马可广场聚集的民众面前，元首米歇尔讲了下述计划：
40艘桨帆船、28艘帆船和4艘大型桨帆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将在元首本人的指挥下前往近东。我们威尼斯人也是基督徒，因此为了支持解放了中近东圣地的十字军，我们将投入解放阿克、海法、推罗和亚实基伦四座城市的战斗。在军事行动成功后，威尼斯会在这些海港城市获得贸易基地。
这次军事行动的费用是×××，参加的人数为一万人。请诸位市民决定是否开展这次行动！
在元首说明之后，全民投票开始，这就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国的行政方法。与一人决定的君主国相比，共和国需要多数人来决定，因此常常要求元首说明责任。
热那亚和比萨也一样，早在与十字军共同作战之前，就决定要在攻占城市之后设立居留区。商人自然是以其商业利益的驱使来投入战斗的。事成之后，共和国再通过战果报告，向市民说明责任。
虽然后世的研究者会怀疑这些意大利人作为的动机，同时代的十字军诸侯却不会对此有所异议。无论是安条克的公爵波埃蒙多，还是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和鲍德温二世，都认同意大利人在海上的贡献。
这些意大利滨海城邦的海军力量，实实在在地为攻占海港城市付出了努力。可以说，他们是将地中海东岸的海港城市从穆斯林手下“解放”的重要力量。
而攻占这些城市以后的居留区，也作为经济基地极大地强化了十字军国家的经济力量。他们所付出的是实在的劳动，而不是十字架下的誓言。
✞ 商馆
当然，意大利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居留区，是因为这些城市被基督徒组成的十字军占领了。同在中近东的穆斯林控制下的城市，却无法设置这些居留区。中世纪的经济人自然不会放弃在穆斯林城市中开展经济活动。
虽然不能设立居留区，但意大利人获得了开办商馆的权利。这首先需要获得当地统治者苏丹或埃米尔的许可。
在这一时代，威尼斯人在阿勒颇开办了商馆。即使在十字军最兴盛的时代，阿勒颇也一直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后来，威尼斯商人还成功地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都市大马士革开设了商馆。
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城市设立的商馆，与威尼斯城内设立的德意志商馆类似，也与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商馆一样，都是携带商品前往所在国进行交易的商人商谈与交易的场所。
意大利人在伊斯兰世界城市内所造的商馆，和在与其友好的基督教国家内所造的商馆外观不同。在伊斯兰世界内所造的商馆建筑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宗教排斥，为简单的四角形，外侧的窗户细长，以避免遭箭矢射入。由于是为了商业目的所建，商馆周围自然没有高墙深壕。至于采光则主要依靠宽大的中庭。
围绕着商馆中庭的是一圈地窖，作为放置商品的仓库。此外，商馆内还有理发店和用于急诊的诊所。从中庭沿着石质阶梯可以上到一楼，这里是分隔成很多间的房屋，一般用来作为集会和交谈的场所。再上到二楼，则是为了短期居住的人提供的住宿房间。需要长期居住的商人，一般会在城市内租住。
商馆毕竟是在异教徒的土地上贸易的场所。因此，为了以防万一，商馆内储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为了防火，厨房设置在商馆的最高层。在用餐时，阿拉伯、突厥少年常常作为侍应往返于厨房和餐厅之间。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每周的确有一天是不同寻常的。
商馆规则的第一项，是绝对禁止在星期五外出。这一天是穆斯林的礼拜日，基督徒商人不能在街上活动。
前往伊斯兰世界的人，在从母国出发之前，都不再剃须，要一直把胡须留长。如果他们剃掉胡须，就会有被穆斯林视为男宠的危险。他们出发前都会带上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的双语辞典，以备经商之用。
马可·波罗在其前辈百年之后，出于中世纪意大利商人自发的行为，把意大利商人的足迹从中近东扩展到远东，开拓美索不达米亚以东远东地区的市场。
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人也对新市场的开拓十分热心。在十字军进攻时，穆斯林商人依然保持与“法兰克人”商人的接触，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在西欧法兰克人居住区的商机。商人们不会出于宗教狂热，而考虑将来自西欧的侵略者逐出中近东。即使有宗教狂热的人，也是希望通过战争而获取财富，而财富则是出自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人之手。
意大利的商人从伊斯兰世界的同行那里购买了大量的物产，并贩运到西欧。这一行为对一直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的存续起了相当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由于意大利诸国对制海权的控制，埃及海军一直不能有效地袭击十字军国家的港口。意大利的船只也为十字军国家提供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补给。
如果有人问意大利的滨海城邦是否是在十字军的大义面前团结一致行动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最先与东方贸易的阿玛尔菲共和国，早在十字军时代之前就渐渐衰落了。它被不重视贸易立国的领土型国家诺曼王国兼并。而决定另外三个滨海城邦命运的，是它们自身的对抗意识。
比萨在与热那亚的对抗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此后，比萨的国力衰微，只能依靠商人个体的力量，而不是整体的国力来取得发展。
击败比萨的西地中海霸主热那亚，则与威尼斯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两大滨海城邦国家的竞争，从十字军的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字军国家灭亡之后，持续了120年之久，其间爆发了4次大战。
在这部十字军历史中，我无法详述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故事。在《海都物语》中第六章“对手热那亚”部分，读者可以获得详细的了解。
可以说，在十字军时代的200年间，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不仅有战争冲突，也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流。经济活动促进了世界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在十字军时代也不例外。
✞ 温和的穆斯林
以透视的画风描绘十字军时代的中近东，将士列队时武器的声响，与前往圣地朝圣的人群的祈祷声构成了一组交响，贩运整车商品的商人来来往往，组成一道特别的风景。许多欧洲人兴致勃勃地穿梭在街道上。
至于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交流是如何实现的，从一位穆斯林留下的文章当中可以窥见一斑。
这位留下作品的穆斯林，是一度为十字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城市沙伊扎尔的埃米尔，名叫奥萨马·伊本·蒙齐兹。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生于沙伊扎尔，到1188年萨拉丁的鼎盛时期死于大马士革，可谓长寿。
奥萨马记录了从第一次十字军成功开始，一直到第二次十字军失败以后长时期的历史。他的领地沙伊扎尔位于叙利亚，虽然距离十字军国家很近，但一次也没有受到十字军的攻击。他的领地一直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面向十字军国家的最前线，由于如此接近的地理位置，他对前来侵略的“法兰克人”有最直观的认识。
在十字军势力确立的时期，穆斯林一方处于群雄割据的乱象之中。担任沙伊扎尔埃米尔（太守）的奥萨马，在与基督徒为敌时，并未到战场上拼杀。但从他的记载来看，他是一位具有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的人物，并且与十字军一方的重要人物有密切接触。
这位穆斯林军人政治家非常有教养。有一次，他受到盗贼的袭击，损失了大量财物。奥萨马首先感到遗憾的是自己丢失了4000卷藏书，而不是自己的财宝。他以阿拉伯语写作的关于法兰克人的评论被保留下来，成为关于十字军的宝贵记载之一。这部著作从穆斯林习惯的“真主惩罚不信者”开始，而之后的记载则颇为有趣。
@@法兰克的骑士们
法兰克人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是作为战士的价值。因此，骑士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力都要大。在他们的社会中，骑士担负和指挥军事任务，也拥有市民社会中各项事务的决定权。
在法兰克人与我们休战期间，在巴尼亚斯的基督徒的领地上劳动的农民，向耶路撒冷国王投诉其领主非法征发家畜的事件。
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立即召集了其周围的六七位骑士，委托他们进行调停。退到一旁的骑士们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在国王的允许下发言：“我们一致认为，被告人巴尼亚斯领主必须赔偿原告农民。”
国王接受了这一裁决，命令原告与骑士协商赔偿金额。最终裁定被告赔偿原告400第纳尔。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看到法兰克人社会中骑士拥有的绝对决定权，相反其国王没有这样的权力。此外，在法兰克人之间，骑士又拥有作战的能力，身材高大，因此特别受到尊敬。
有一次，耶路撒冷国王与我谈话。
“昨天朕感到心情不错。”
“陛下有何喜事？”
“朕高兴的是身边有像沙伊扎尔太守阁下这样伟大的骑士。与阁下这两日的交谈，使朕了解了骑士的伟大之处。”
“陛下，若鄙人也是骑士的话，那只能是鄙人所在世界（即穆斯林中间）的骑士了。”
@@法兰克人的医术
十字军统治下的穆那提拉的领主，依赖我伯父所派遣的医生治疗其部下的骑士。我的伯父相信为基督徒治病应选择基督徒医生，因此他派遣了一名叫作达维德的突厥基督徒医生。没想到，这位医生不到10天就回来了。他对伯父说，“没想到这么快治疗就结束了。”
医生接着说：
“我一到穆那提拉，就前往诊室，里面收容了一位骑士和一名女性。收诊的骑士足部化脓，而那位女性则只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略显憔悴。我首先把骑士的患处切开，用膏药涂抹处置，症状就略见改善；对女士则施以退烧处理，并开了食疗的处方，希望她能补充营养。”
“此时进入的法兰克人医生，突然大声叫了起来。我并不了解他的医术，只听他对骑士说：‘你是想留下一只脚而活着，还是带着两只完整的脚去死？’”
“惊讶的骑士不假思索地说，哪怕剩下一只脚，只要活下来就好。因此这位医生手持板斧，将骑士化脓了的脚完整地切除了。医生接下来对不能一次完整切除的脚骨，进行了二次切除。此时脚骨中的骨髓向四面八方飞散，骑士还来不及看就昏厥过去。”
“刚刚动过手术的医生，马上转向一边的女士。她刚刚被骑士凄惨的场景所震撼。根据法兰克医生的诊断，这位女士的病因是头上藏着恶魔。治疗的方法是剪掉头发。在理发的同时，为了对抗恶魔，医生还要求女士吃下大蒜。这位女士显得更加憔悴了。”
“最后，医生在她剃光的头皮上，用手术刀刻下一个十字，深及颅骨，再在伤口上面撒盐。女士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当场死去。”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问医生，这里是否还需要我。当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我就离开了诊室，回到您这里。我虽然不知道法兰克人做了些什么，却已经领教了他们的医术。”
沙伊扎尔太守的这段描写到此结束。这里不仅叙述了西欧人的医术，也证明医院骑士团的医院中有穆斯林患者。中世纪外科医生开的诊所，不是肉铺的，实属罕见。在文章中所提及的极端的例子，写出的是骇人听闻的消息，与现代记者喜欢捕捉的消息并没有多大差别。这篇记载说明，当时的穆斯林医生对基督徒医生有很强的优越感。
@@法兰克男子的嫉妒心
法兰克男子对自己的妻子充满了嫉妒心。有一天，一位法兰克男子携妻子外出，返回时遇到了一位妻子的朋友，妻子便与那位男性亲切交谈起来。此时，丈夫会远远地站在一旁，一直等到妻子把话讲完。而如果妻子与朋友的交谈时间很长的话，丈夫就会提前回家。虽然我们难以理解，这却是法兰克人之间的礼节。
@@法兰克人的羞耻心
我父亲留下的遗产包括一座浴场。下面的内容是根据在那里工作的萨利姆的原话转述的。
法兰克人喜欢到东方式的浴场沐浴，因此他们的骑士会常常光顾。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各自面前裸体。当他们习惯了东方式的沐浴以后，这些骑士也逐渐像东方人一样剃除体毛。
有的时候，新来的法兰克骑士看到其他骑士无毛的下体，就会喊来萨利姆，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剃毛。由于他的体毛与胡须一样繁密，剃毛之后的骑士会十分满足地对萨利姆说：
“萨利姆，你可以对女人做同样的事吗？”
得到萨利姆肯定的回答之后，骑士会命令随从叫来自己的妻子。当骑士的妻子来到萨利姆的面前，骑士说：
“萨利姆，请把对我做的，也对妻子做一次。”
当萨利姆为骑士的妻子剃毛之后，满意的骑士会给萨利姆双份的报酬，夫妻二人开心地离去。
听完这段话，我心里有复杂的想法。这些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法兰克骑士，却能在战场上勇敢战斗。而我们是有很强羞耻心的，虽然战斗力丝毫不逊色。
@@东方化的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之中，在侵占后的东方定居，并与穆斯林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并不在少数。我就在前往安条克访问朋友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位法兰克人。
朋友和我一起，到这位法兰克人家中赴宴。法兰克人早已从军务之中引退，在安条克郊外购买了土地，以平稳的收益愉快地生活。
他用洁净的美味招待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围坐在饭桌前，法兰克人说：
“请安心就餐吧。我已经很多年没吃法兰克餐了。现在我雇佣的是埃及厨师，每天吃清真餐。猪肉之类的食物，绝对不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两位只管安心用餐就好了。”
于是我们开始用餐，但我一直没有吃肉食。
宴会结束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城里的市场逛。突然，背后有一个女人戳了我一下。这个法兰克女人用我无法理解的野蛮的话语不停地对我嘟囔着什么。听到她叫嚷的法兰克人纷纷围了上来，对我面露怒色，一时状况非常险恶。
看到这一场景，宴请我们的法兰克人连忙冲了进来，对女人说：
“你要对我的穆斯林朋友做什么？”
女人高声回答说：
“我的弟弟乌索在战斗中被穆斯林士兵杀死了！”
法兰克人回答说：
“你看到了，这两位穆斯林根本没有武器。跟我一样，他们都是普通市民。我们同是商人，这里也不是战场。”
此话一出，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对峙，人们纷纷散去，我也最终回到了自己家里，躲过了法兰克人的袭击。
@@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
法兰克人是无视真主存在的。这里叙述的，都完全转述自他们的话。
到耶路撒冷朝圣，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并在其之内祈祷，对穆斯林来说都是自然的事。圣殿骑士团的团员得知我们的用意以后，他们也准许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进入清真寺祈祷。
我们知道，阿克萨清真寺已经被用作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在总部的一旁，还建造了基督徒祈祷用的小教堂。我的骑士朋友从这一侧带领我们穿过，就进入了清真寺。
我一个人在里面跪下，默念着“真主至大”，开始祈祷。
突然，一位圣殿骑士团的骑士进来，让我面向东方祈祷，“祈祷的方向是这边！”
当他被后面的几个圣殿骑士团同僚叫走以后，我继续自己的祈祷。从“真主至大”开始，我的祈祷进行下去。此时我的确是在朝向东边祈祷。片刻之后，我的骑士朋友进来，其中一个人对我说：
“这些骑士很多都是刚从法国来的，并不懂得礼节。在这里祈祷的时候，也像在故国时一样，朝向东方。”
对穆斯林来说，祈祷要朝向圣城麦加的方向。在耶路撒冷，祈祷的方向应是面向南方。但我被骑士恐吓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祈祷的方向。
@@圆顶清真寺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圣地圆顶清真寺，现在变成了基督徒的教堂。同行的友人说，他见过幼时的神。他跟我一起来到圆顶清真寺，墙上画着马利亚和婴儿耶稣。指着这一图案的友人对我说，这就是幼时的神。
看着这一图案，我的视线自然落在了圆顶之上。在这里，描绘着很多不信者心中的神灵（即耶稣）。
@@关于儿子前往法兰克人国家的对话
一位来朝圣的法兰克人与我十分亲密，简直如同兄弟一般。我们两人之间，有着超越宗教的理解。他经常来我的家，跟我14岁的儿子如父子一样亲密。
他就要回国之前，到我家里来做客，说了如下的话：
“兄弟，我要回国了，带上你儿子一起去怎么样？在我的故国，他可以像骑士一样长大。只要你同意，他可以在我们国家学习骑士精神，获得很好的教养，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
我深深感谢了这位朋友，但绝不能同意他的请求。不过，我自然得想出一个好的理由来说服他。思考片刻之后，我这样答复他：
“兄弟啊，你的热情我心领了。只是我的老母亲，我儿子的祖母，特别特别喜爱这个孙子。如果他去了遥远的外国，恐怕我母亲要难过地去世了。”
法兰克人听了我的话，只好就此告别了。
@@基督徒的信仰与穆斯林的信仰
我们的宗教也尊崇先知宰凯里雅和其子叶哈雅，因此我来到位于纳布卢斯地区的塞巴斯提亚，来拜谒他们的墓园。拜谒之后，我走出墓园，看到旁边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小教堂。教堂的门半掩着，我走近向内望去。教堂里面大概有10个人。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正全心祈祷着。里面每个人都面向东方，身着胸前绣着十字的服装，看上去每个人都是来朝圣的。
看到这一情景，我的心中充满感动，同时又十分惋惜而无话可说。周围的穆斯林，有几个能像这些老人一样，怀着信仰之心，向神祈祷呢？在赞叹与惋惜的同时，我离开了教堂。
几天之后，我到大马士革去，与一位朋友一起散步。他突然开口问我，“你有没有见过苦行僧？”然后我立即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的基督教堂去看看。
刚一进入教堂，里面仿佛空无一人。这是因为从外面进来，眼睛还不适应屋内的昏暗。当眼睛适应以后，我看到教堂中间铺设了很多祈祷者用的垫子。每个垫子上面都坐着一位苦行僧，安静而专心地祈祷着。他们在上帝面前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是只有深信的人才能做到的。可以说，他们真是信仰深刻的人。
这一情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我能理解，在基督徒中也有真心虔敬的人士，当然在我们穆斯林之间，也有非常虔诚的信徒。忙碌于世俗之中的我，直到这把年纪才见到苦行的僧人，和他们专注祈祷的样子。
到此，沙伊扎尔太守奥萨马的文章告一段落了。人世的现实，就是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之间，抱持着信仰去灭绝不同信仰的人们，从而陷入无休止的纷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在12世纪后半期的中近东，人们最朴素的愿望——和平，最终被打破。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