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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店老板好好饲养这些蛇，别让它们渴着饿着。言下之意就是，要是蛇减肥瘦身变苗条或者死亡了，咱们没完。

　　这么一说，老板知道遇上无赖爷了，哪还敢再催着要钱？求求各位大爷，您行行好，把蛇仙带走，今儿个这餐算我请客还不行吗！

　　“五坊”就是这么个垃圾单位，在唐德宗时期最乱，跟“宫市”一起称为两大害。

　　唐文宗坐上龙庭后，说老鹰猎狗鹞子啥的，都给我放了，在那里上班的都买断工龄回家再就业去，宫廷不养闲人闲鸟了。

　　这些履新措施很好且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但这些问题也是个挺有喜感的问题，如果通读唐史，我们就会发现，李家许多皇帝上台时都喜欢干放鹰放狗放宫女的“三放”工作。打唐太宗开始就皇恩浩荡放还宫女、禁止各地向朝廷进献鹰犬马鸟什么的，而后好几个皇帝都精简鹰狗猛兽之类的玩物。但事实上这些东西一直都未曾减少，甚至膨胀。上一任放了宫女，下一任又海选秀女；先皇罢了鹰犬，继任者又搜求网罗。如此前去后来、循环往复的现象跟今天的一些机构改革倒是很相似，年年听到改革声音，就是不见机构减少。

　　这个不能怪，咱的老传统。

　　生活上，唐文宗也很节俭，他业余时间不打球不看戏不打猎不泡美女，“惟以史书之娱”，最大的爱好是看历史书。这爱好挺好，既省钱又能长知识。李昂同志是个积极上进的好皇帝，现在的年轻人若都像李皇帝这样，那咱也不至于不好意思在这里说出中国低到可怜的成人阅读率了。

　　穿衣服李昂更不讲究，别的皇帝所穿的衣服，无论再精工细作，都跟一次性快餐盒似的，脏了就脱下扔掉换新的。这点李唐皇帝做得很不好，跟满清皇帝一个德行，爱新觉罗家族皇帝有的龙袍一件价值几百两白银，一水不洗就丢掉了。有时候吃饭不小心衣服上弄了滴菜汤，皇帝嫌影响光辉形象了，咋办？脱、扔、换。等于一滴菜汤就值几百两银子，有钱人啦！

　　李昂不是这样，他的黄龙袍是洗后再穿的，有次他还曾扬着衣袖，以带着点自夸的口气对当时的翰林学士、大书法家柳公权说：“此衣已三浣矣！”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都已经洗了三次了。

　　现在谁要对你这么说，你也许会担心他是不是有病。难不成谁买件衣穿三次就扔了？不过现在是现在，那时候，作为皇帝，他能做到一件衣服穿好多次，很难能可贵了。要是清朝皇帝听到他这么说，说不定真会以为这皇帝有病呢：人家都潇潇洒洒穿完好几套了，你一套还洗洗涮涮巴在身上！

　　李昂自己不穿华丽服装，也不许别人把钱浪费在穿着打扮上，他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精雕细琢的华服出现，他下令将所有专门纺织精细布匹的高档纺织机械全部烧掉，同时规定神策军将士一律不准穿着绫罗绸缎。连驸马有次头上戴了个当时很流行的比较贵重的头巾，都被他批评要求下不为例。

　　种种事实显示，这是一位想干事业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清醒皇帝。他的确是很清醒的，曾经跟大臣交谈时说过“朕每读书，耻为凡主”的人生理想，他觉得做一个平庸平凡的皇帝很耻辱，很失败。

　　但很遗憾，他的一生虽算不上耻辱，但却真的是很平庸很失败的。原因倒不能太怪他，实在是他所处的创业奋起的外部环境太恶劣，限制了他的拳脚和空间，虽然人不在江湖，但他一样身不由己。

　　到底是什么古怪的强大力量能让一国之君身不由己呢？

　　宦官。

　　文宗一生是成也宦官，败也宦官。他因为宦官势力强大而当登上帝位，也因为宦官势力强大而抑郁身死。他的皇帝职业生涯并不开心，完全受制于宦官，国家的大事小情都得听宦官的，身为正牌皇帝，搞得像个职业经理人，好像这大唐天下的所有权是宦官的。

　　所以，他很郁闷，就想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宦官大山。在文宗十几年的皇帝生涯中，前后分别有王守澄、仇士良两大集团的宦官牵制左右过他的皇权。

　　早期的王守澄牛得很，根本拿唐文宗不重视，唐穆宗、唐文宗父子俩的皇位都是他给弄来的，你说他能拿皇帝重视吗？再加上他又是禁军首领，所以文宗在王守澄面前永远没脾气。有脾气也没用，把你气放了，把你脾摘了，你又能咋的？反正他老王弄死皇帝的手法熟练的很。

　　不过这个王守澄最终还是被偷偷以守为攻的唐文宗给悄悄弄死了，文宗利用提拔宦官新秀仇士良的方法剥夺了王守澄的军权后，派人给他送了壶毒酒结束了他的生命，成功搬掉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座大山。

　　但要命的是才赶走了狼又迎来了虎。仇士良成为执掌禁军的宦官头子后，和王守澄一样不可一世，拿皇帝不当干部。据史料记载，仇派宦官当时已张狂霸道到了“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的程度，皇帝宰相在他们眼里没有级别，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你。宰相李石因为正直贤良，竟被仇士良派刺客追杀，刺客不仅明目张胆在上朝路上用箭射他，还大摇大摆在他家门口埋伏着用刀砍他。对这件令人震惊的谋杀案，唐文宗“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皇帝清楚地知道谁是幕后指使刺杀宰相的凶手，但就是不敢追查、不敢处理。

　　如此嚣张地对当朝宰相实施恐怖暗杀，唐朝近三百年历史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前面说过的武元衡，另一次就是李石。武元衡被刺后，唐宪宗立即下令全城搜捕，不惜一切代价，最终抓住并处决了凶手。而到唐文宗时，面对性质同样恶劣的案件，和宪宗暴烈的化学反应不同，文宗连温和的物理反应都没，完全是无反应，只能像个小媳妇一样低着头咬着嘴唇抠着指甲不吱声。

　　如果打个比方，仇士良当时就像唐僧，唐文宗则是孙悟空，他头上总套着个限制他的金箍箍。这让文宗很烦，金属圈圈套在手上，那叫戒指；套在脖子上，那叫项链；套在头上，那算啥呀？相当于镣铐。所以他想象除掉王守澄那样除掉仇士良，解掉镣铐。

　　于是他找来两个帮手：郑注、李训。

　　这两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郑注把脉看病相当不错，李训的《易经》讲得比唱红歌还好听，都属于唐朝的学科带头人。说来好笑，这两人起先是宦官王守澄推荐给唐文宗的，应该算是宦官集团人物。但后来唐文宗用高官厚禄成功策反了两人，使他们成为了打入宦官心脏内部的特高科成员。根基深厚的王守澄之所以能被顺利地干掉，就是因为郑注、李训的帮忙。王守澄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亲手培养了埋葬自己的两个吃里爬外的小兔崽子。

　　王守澄死后，郑、李二人极受唐文宗重视，郑注集御史大夫和节度使重职与一身。李训更显赫，宰相。文宗多次和二人悄悄商量对付仇士良的办法，最后想到了一条很好的点子：利用王守澄的葬礼！把王守澄的个人葬礼办成宦官头目的集体葬礼。

　　具体安排是，文宗选个日子对宦官们说，某天为王守澄同志召开追悼会，请王公公生前同事好友准时参加。文宗的计划是，在追悼会会场布置好刀斧手，将与会宦官全部斩杀。

　　这是个很周全的计谋，借口非常合理，因为王守澄是在家里被悄悄赐死的，外人不知道他的死和皇帝有关，所以对皇帝的动机毫不怀疑。可以说，这个计划如果成功，那危害唐朝几十年的阉祸毒瘤将会被肃清，外朝的士大夫重新掌权后，朝政焕然一新不是梦。

　　但由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郑、李二人钩心斗角的政斗，这次计划终成梦想。唉，这皇帝大师兄眼光差了点，找的这二师兄、三师弟素质太次，比沙僧、八戒差远了。

　　郑注、李训虽然在同一战壕，但两人一向是貌合神离，都生怕对方在皇帝面前更得宠，抢了自己的风头，所以暗地里互相算计提防。本着抢先立功的自私思想，李训抛开了起先商定好的行动计划，决定“先期诛宦官，已而并注去之”。这家伙太阴险了，他想一人提前单干，然后在收拾掉宦官的同时，顺便把郑注也给收拾掉。

　　李训的这次自私莽撞行为使晚唐失去了最后一次剪除阉祸的大好时机，并引发了震惊当世、影响后史的“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早朝时，李训的亲信、禁军将领韩约故意上殿向皇帝报告说，禁军办公大院内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夜降了甘露（大冬天哪来的露水？）。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