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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的李世民不知道，上天其实只管刮风下雨，其他的什么都管不着。中国古代人一直坚定地认为，每个人活多少岁、当多大官都是上天早已安排好了的，而像陈胜那样具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唯物思想认识的人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李建成和他的妃嫔战友们将李世民的这番话进行加工后，转送到李渊耳朵里，不过他们传给李渊的是语言经过升级的“新版本”。他们跟李渊讲，秦王说他“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觉得自己是授命于天的天下之主，没想到儿子竟然也这么想，觉得这儿子野心比野草长得还疯，如果不给他上点颜色，恐怕要把自己弄下野了，于是派人把李世民召来，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一顿好骂：“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

　　面对父亲的责骂，李世民觉得很冤枉，他摘下头上的王冠，朝父亲磕头不止，请求老爸将自己交给执法部门查办。这当然不是李世民自愿认罪伏法去接受劳动教养，而是以退为进、自证清白的一种方法，希望通过司法介入来给自己平反。但李渊已先入为主，不相信李世民的辩解，仍然余怒未消。正在这时，有官员前来奏报突厥犯境入寇的消息。

　　对李世民来说，突厥来的正是时候。当时的唐朝，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突厥来了，迎接他的是李世民。李世民就是李渊手上打突厥的猎枪，他先前之所以大发雷霆，是因为害怕这杆猎枪对准自己，而现在需要枪口朝外的时候，表情灵活度不逊川剧演员的李渊马上玩起了快速变脸：“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

　　李渊果然是一条真龙，一条真的“变色龙”。听说有突厥侵扰，他阴沉的脸立刻转晴，既往不咎，和刚才还被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野心家商量起对付突厥的办法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都有演员的特质和冲顶奥斯卡的潜质。

　　李渊，才人啊！七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李渊。

　　李才人三个儿子间的煎斗风波愈演愈烈，一直向纵深发展，最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夜，李建成请李世民到太子宫赴宴，不能确定李世民在宴席上是否划拳了，但肯定是喝酒了。而根据李世民的酒后反应，可以断定太子请秦王和项羽请刘邦一样，是场不怀好意的“红门宴”------因为李世民回府后吐了很多红色的鲜血。这顿吃了一个时辰的晚餐让后人怀疑、争论了一千年。有意思的是，后世读者还是不相信官方史书对此事的记载，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立场一致地认为李建成在李世民的酒里下毒了。《新唐书》说“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旧唐书》载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言之凿凿地说“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 哥哥竟然想毒死亲弟弟，还真应了那首流行歌曲呢：“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如若依照正史，“太子欲毒杀秦王”是一桩不容置疑的铁案，李建成就算是用硫酸冲澡也洗不干净自己。至于甲方到底有没有毒杀乙方的行为，由于双方当事人的作古，已经无法直接作出判断。但若用现代医学观点来推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史书上的记载违背了现代科学常识。

　　所有的史书都说李世民在这场夜宴后“吐血数升”。 “吐血数升”是什么一个概念呢？相关资料显示，唐代一升大约等于今天的零点五四升，也就是五百四十毫升。既然用了个“数”字，怎么地也得三升以上吧。这么说，李世民当晚至少吐了两千毫升鲜血。现代医学知识表明，一个体重五十公斤的健康人，体内血液总量大约五千毫升，李世民总不会是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大胖子吧？他能一次哗啦啦地吐出好几碗血？就算他这个所谓的真龙天子腿比别人粗、血比人家多，但一次吐掉那么海量的鲜血，也不可能比一点血没吐的人还生龙活虎吧？史料显示，李世民吐血是六月初一晚上，吐完后应该是身体漂浮、脚步踉跄，因为是“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的。既然走路都要人搀扶，可见是伤得不轻。但就在两天后的六月初四，这个吐血吐得一塌糊涂的伤病员就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而且还在现场亲自骑马操弓，一箭就准确地射死了太子李建成！失血那么多，居然不用静养休息、居然眼不花、手不抖、仍然能精准地“百步穿李”，这似乎不大符合常理。我们现在献两百毫升血，单位还给一天休假时间呢，何况“天文数字”的两千毫升乎！所以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千年前的这桩“血案”，是一桩扑朔迷离的“血疑”案。

　　以上的分析是基于客观的科学常识。从主观方面分析，李建成也不可能傻到在自己家里下毒，让政敌直挺挺地死在自己的家中。因为他当时还不具有可以令自己为所欲为的最高权力，他上面还有一个随时能剥夺自己一起的如来佛爸爸。一个有所忌惮的人不可能也不敢做出肆无忌惮的事。在极具诱惑的权力皇冠面前，他也许有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想法，但这一切只能是静悄悄地在水面之下进行的。再说，作为一个实力太子，偷偷除掉竞争对手，可以有其他更隐蔽的方法和手段，那时候虽然没有子弹没有炸药没有交通事故，但让一个人彻底消失的恐怖手法，其它选择空间还是相当充分的。所以，从内在逻辑上来看，李建成给李世民下药的可能性不太有可能。

　　得知儿子喝酒吐血后，李渊亲临秦王府探望慰问，了解病情。之后，李渊给李建成下达了“禁酒令”，说“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从此以后你哥俩晚上不许再在一块喝酒了！李渊真是一个用心良苦好爸爸，他希望以阻止儿子一起喝酒来阻止他们之间的互相伤害，但他不明白，如果是存心算计，时空是无法阻隔伤害的脚步的。他不知道，两天后，他的唐朝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唐朝，他的三个最疼爱的儿子，别说在一块喝酒了，在一块对视的机会都没了。

　　两儿子斗到这个份上，李渊当然知道是为了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他不想让事情继续恶化下去，便打算用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让两个儿子皆大欢喜。既然有靠背的椅子只有一把，那就再打把凳子吧。老大靠沙发，老二坐板凳，一楼二楼，全齐啦！

　　大唐皇帝李渊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组织谈话。他说，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如果大家一起住在京城，将来肯定会发生纷争。现在我让你回到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这个条件是很优厚的，等于是让李世民在洛阳成立自治政府了。

　　洛阳是李世民的大本营，是他假定自己在遭遇到政治不测时的避风港。几年来，李世民一直精心经营洛阳：“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如果政局发生紧急变化威胁到自己生命安全时候，李世民将毫无疑问地出长安进洛阳，将洛阳作为根据地。他派自己的亲信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镇守洛阳，同时还让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名精兵强将常驻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张亮用李世民批拨的大量军费，四处结交各路英雄或有一技之长的“特长生”，有意识地进行人才储备。结果，一心想整垮李世民的李元吉向朝廷状告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唐朝司法部门抓住拷问，但这位张将军是块硬骨头，在严刑面前一言不发，替他的上级李世民扛过了一道坎。因为没有证据，主审官不得不将张亮终无罪释放。

　　洛阳其时是陕东道大行台的治所所在地，而李世民被李渊封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大行台是唐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陕州大行台的面积不小，包括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等一大块地方。李渊把这些地方全部让李世民做主，其实就和汉以前“封建”制下的诸侯王待遇没多大差别了，相当于是国中之国。

　　李渊此时的想法确实是想让李世民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诸侯国国王，他不但准备让李世民在陕东道完全做主，而且还给他特批了一个令任何臣下都感到无上荣光的补充条款：“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汉梁孝王是汉景帝刘启的弟弟刘武，因为特别受到母亲窦太后的宠爱以及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战功，景帝特赐他在自己的封国内建天子旌旗，出行时的仪仗卫队和皇帝相同，当时的刘武就是一个“二皇帝”，威风着呢。对于父亲的这个提议，李世民心里是愿意的，虽然没有谋到太子之位，但争来个“一朝两制”也算是后半生的安全有保障了。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李世民知道，面对着砸向自己的馅饼，决不能张口就咬，这样的便宜事不好马上一口答应，那样显着太急吼吼了。像梁孝王推辞哥哥的特殊赏赐一样，李世民也以不愿远离父亲膝下为理由，拒绝去洛阳另立门户。估计李渊很感动，谈话的口气由语重心长变成了苦口婆心，说“东、西两都，相距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他劝儿子放下亲情包袱去东都洛阳当家作主，并且承诺以后会随时歇探亲假去看望儿子，可见李渊是生怕儿子不答应。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