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轻松幽默侃唐朝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姚崇比我聪明，他什么道理都懂。开元初年延续了唐中宗以来的佛教政策，天下僧尼拥有一系列免税优惠条款，所以很多人削掉头发、削尖脑袋找关系、托门子挤进佛教界当和尚尼姑，有的财大气粗的人家干脆自己家投资兴建一座寺庙，全家集体喜滋滋地当和尚，爸爸是方丈，妈妈是主持，儿子女儿都是寺庙中层干部，管你服气不服气，反正他们家的税赋，朝廷一个子儿也收不到。

　　这种不正常的乱象在姚崇任相期间被终结，姚崇向玄宗说，现在假和尚、花和尚太多了，建议清理纯洁和尚、尼姑队伍，净化社会风气，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于是，一场整治风暴全面展开，官府进行了严格的和尚尼姑人口普查，“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勒令一万两千多名假和尚、假尼姑还俗。

　　你剃个光头，可以成为葛优陈佩斯孟非乐嘉，但要混进和尚队伍，不行。一万两千人虽然现在看上去不是很多，但若按照人口基数比例，开元时期的一万两千人至少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万人。想想看，当今中国的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凭空多出三百万个假冒伪从业者，将会是怎样的一副乱象？

　　姚崇的思想是超前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他是一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这从他对身后事的安排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如果具有唯物思想，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很先进的新新人类了，如果这个新新人类在人生晚年或者生命终结前夕还矢志不移地坚持和捍卫自己的唯物思想不动摇，那这个人完全可称之为一个纯粹的人。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不乏唯物主义思想的明君大帝，但他却并不纯粹，年轻时他不敬神不信鬼，但在生命晚年却跌入了鬼神之道。在这方面，姚崇是真正的彻底，比李世民做的好，他一直认为人死如灯灭，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改变。

　　唐代时的官民普遍相信今生来生相互轮回，所以都侍死如生，去世后流行厚葬，值钱的东西都一古脑往墓里埋，指望着带到阴间二次使用。

　　唐三彩都知道吧？

　　美丽的名字、艳丽的色彩、富丽的古董。可这东西在唐朝的时候全是给死人陪葬的冥器。

　　看着有点不是味儿，是吧？原来那么名气冲天，活人都用密码箱提着成捆钞票在拍卖行争抢得热火朝天的这种漂亮的瓶瓶罐罐跟咱们现在的纸钱、冥币一样，专门是给死人用的！

　　唐三彩为什么在唐朝迅速发展到后世无法达到的高峰？原因在在于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大家都争相购买这种黄、白、绿三色陶器朝墓里填。需求量大了，生产量自然水涨船高，与之相关的市场规模、工艺水平突飞猛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姚崇却不屑于唐三彩和金银器，他在死前告诫子孙不许厚葬自己：“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

　　象征身份的紫衣玉带、代表财富的金银宝器一律不许放进墓中。春夏秋冬服装各置备一套就可以了，别弄得跟纽约时装周似的，搞许多时尚值钱的衣服埋棺材里。

　　姚崇的薄葬理念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有他的先进性，他在说服下一代薄葬自己时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

　　人死后就和无知无觉的粪土一样，何必要劳民伤财地厚葬！可惜这样看似浅显的道理，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没整明白。不少人家里老人去世时还是大肆操办，虽然不往墓里埋财宝了，但修墓造墓还是大把花钱。厚葬之风是中国的糟粕文化之一，这种糟粕习俗使中国成为了地球上的盗墓天堂。数千年来盗墓行为屡禁不绝的最核心原因就是厚葬之风屡屡不绝。你把黄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种在土里，人家当然会去挖。如果都像姚崇交待的那样，就弄几套衣服，谁愿意撅着屁股、提心吊胆地去挖墓？

　　阅读本书的读者都知道，我在写作历史时加入了杂文笔法，时不时以历史为镜，照对现实。而杂文的灵魂是批判，所以，但凡古今对照时，多是在鞭笞现实，像上文那样歌颂笔法书中并不多见。

　　虽然写了姚崇的死，但姚先生的事迹还没有讲完，他一生可讲且值得讲的事情很多很多。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尤其是姚崇为相的开元初年完全称得上是一个英明领导，但即便是这样英明的皇帝，也是“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可见姚崇在当时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和姚崇同时担任宰相的虽然还有卢怀慎、源乾曜等人，但因为姚崇的政才太突出，和他同时代的宰相的光芒全都被他遮盖，就像高敏时代的跳水、邓亚萍时代的女乒，开元初年的宰相是“姚崇时代”，只要他在朝，永远都是“花儿一朵、绿叶一丛”的景象，别的宰相“但唯诺而已”，只能是陪衬。史书对姚崇独当政务的描述是：“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

　　国家朝廷的一切政事姚崇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从没有积压的处理不了问题，任何疑难杂症他都能处理得令人满意。

　　对于如此能力出众的宰相，唐玄宗特别信任，对姚崇简直到了依赖的程度：“朝夕询逮。”一遇到棘手问题，皇帝不分白天夜晚都派人去征询姚崇的意见。

　　“朝夕询逮”放到现在不是问题，一个电话打到姚崇家就行了：大姚啊，我最近晚上老是失眠，躺炕上数羊都睡不着，这可如何是好呀？

　　姚崇回复：那就别数羊了，改数铜钱，搬吨把铜钱放炕上，数累了自然就睡着了。

　　OK了，简单。

　　但我们都知道那时没有即时通讯工具，当时条件下，皇帝李隆基如果要想很方便地日夜和姚崇交流，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满足条件，就是姚崇住得离皇宫很近。

　　而事实情况却是“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

　　姚宰相竟然是无房户，他在京城长安市区内没有住宅，家在离办公室很远的偏僻郊区。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不得不租住在单位附近的一家旅店里。

　　宰相大人在城里居然连套商品房都没，这可能会让今天许多已习惯了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员们拥有左一套、右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民众们惊得跌破眼镜无数。

　　作为大权在握的朝廷宰相，姚崇如果想要住房不是难事，只要稍稍在官员提拔、工程招标等关键问题上动动嘴、松松手，联排别墅都能买得起。

　　从宰相没有市区房的现实，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说明姚崇品德高尚，不贪不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唐朝的治贪政策和方法是很对头有效的。特别是贞观时代，政府官员清廉指数非常高，贪污现象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微的时代，也不知道这些李氏子孙是用了什么灵丹仙术成功抑制住了人性中那与生俱来的贪婪？

　　看来房子历来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仅是姚崇为房所困，名垂千古的欧阳修、苏辙、杜甫、白居易都曾有过当“房奴”的经历，北宋头号大才子欧阳修当年在京师工作时，因买不起房只能“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租房蜗居在破落的小胡同里；和欧阳同时代的苏辙也曾因为住房问题发出“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的遗憾心声。都快六十岁了，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弄得子孙们经常抱怨。唉，没想到苏轼的弟弟也遇到了“恨爹不成刚”的尴尬。杜甫的房事咱都知道，他在鬼不下蛋的山区搭了几间茅草房，结果一阵乌云来，一阵风儿刮，房顶茅草全给掀没了，最后，杜先生有感而发，写了篇博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抒发住破房子的郁闷。看来那时也挺脑体倒挂的，写一手好诗的人买不起房子，买得起带露台的别墅诗意地栖居的人连诗都看不大懂；大诗人白居易也是没房一族，他是在离京城五环以外的郊县买的房，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两头跑，辛苦的很。

　　名字叫白居易的人都没房子住居，太看不过去了。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