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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在“伟哥”的极致诱惑面前，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和另外两个非著名二世皇帝胡亥、杨广一样，毫不犹豫地关上了亲情的门，把自己的亲哥送上了断头台。李世民的行为证明了一个定理：人性的贪婪与残忍与才智无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被杀后，秦王府将领欲对两人的部下进行清洗，他们逮捕了东宫和齐王府的一百多名亲信，准备将其全部斩首。但尉迟敬德坚决反对这一将杀戳扩大化的残酷行为，他再三向李世民进谏道：“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这个“严惩首犯、宽宥从犯”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李世民的批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得以避免。

　　这条措施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为迅速安定玄武门政变后的局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如果不是尉迟敬德，后来在中国名闻遐迩的大唐宰相魏征以及王珪、韦挺等在贞观年间颇具影响的大臣都将难逃身首异处之灾。而如果没有了魏征，唐初的历史发展的中心思想虽然不会改变，但主题将会变得不太突出，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深哲的著名言论。因为唐太宗时期难能可贵的直谏之风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在魏征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的。面对无上的君权，魏征敢于坚持正义、冒死犯颜进谏的行为一直是其他谏臣效仿的对象。正是李建成手下的魏征、王珪等人一起成就了唐太宗从谏如流的美名。

　　其时，唐高祖李渊颁诏特赦天下，说对两宫将士的前尘往事一笔勾消，不予追究。这当然是李世民的意思，因为此时的李渊只剩下了在诏书上盖章的权力。听说警报解除了，先前在玄武门前要为太子报仇的积极分子冯立、谢叔方等人战战兢兢地从躲藏地跑了出来，毕竟天天像逃犯一样猫在角落里也不是个事，生活没质量呀。但另一个藏在终南山中的积极分子薛万彻却担心李世民秋后算账，一直躲在山沟沟里唱着信天游磨磨蹭蹭不肯出来。李世民多次派人带话叫他出山，向他打招呼拍胸脯，答应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就差没送给他一份人生意外伤害保险单了。薛万彻等人出来后，李世民果然不食前言，不但没杀他们，反而对这些不久前一心想置自己于死地的对手们赞不绝口，说他们“皆忠于所事，义士也。”

　　勇于原谅别人、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这是李世民的又一英明之处，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宿卫将领确实是忠于职守，很有职业道德的。他们在主帅危难的时刻，奋身而起的行为是值得提倡的。薛万彻也是唐初名将，他后来随“二李”征突厥、伐薛延陀，多立战功，还“尚高祖女丹阳公主”，成了李世民的妹夫。“尚”是娶皇家公主的专用词。唐朝廷曾专门下诏规定，娶公主称“尚主”，而公主出嫁则称“出降”。同为婚嫁，诸王之女出嫁只能叫“适”，娶诸王之女叫“娶”。唐时，只有皇帝的女儿才有资格叫公主，与之相区别的是，太子的女儿叫郡主，诸王之女则叫县主。这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的，如果把娶诸王之女叫“尚公主”，那就是大逆不道的谋反死罪。不过，“尚”了丹阳公主的薛万彻最终晚节不保，在唐高宗时期因实实在在的谋反罪被处死。

　　六月初七，玄武门政变后的第四天，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他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只是此时，李世民也许并没有兴奋雀跃的感觉，因为其时他行使的早已不是太子的权力，而是太子爸爸的权力。李渊那时候已经完全沦为了一个花瓶，成为李世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试想一下，当李渊还是皇帝的时候，李世民将哥哥弟弟的十个儿子全部斩首，而作为爷爷，李渊眼睁睁看着一大群亲孙子被施以极刑却无力阻止，他的境遇可想而之。在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同时，李渊还下了一道自宫权力的诏书：“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这就是彻底放手不管国家军政大事了，自今往后，无论是种西瓜还是收芝麻，一切都有太子儿子做主，完了跟皇帝老子吱一声就行了。

　　李渊的这封诏书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隋恭帝杨侑为他下发的那道诏书。那时，刚攻破长安李渊立杨侑为帝，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也下了一道内容大同小异的诏书，将一切权力都免费下放给了丞相李渊，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彼时的李渊的地位恰如此时的李世民的地位。李渊当年逼别人这样做，现在自己也被别人逼着这样做，历史的轮回无处不在。

　　即使历史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也能肯定，李渊的这封诏书绝非本意。他不可能心甘情愿成为大唐甩手先生的。对任何一个男性皇帝来说，权力和女人都是绝对不可以和人分享的，更何况是将一切权力拱手送人？虽然被送的对象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父子亲情在权力面前只是一根微不足道的橡皮筋，表面上拉得老长，其实稍微用力一绷就断。李渊之后的唐睿宗李旦和清高宗弘历虽然都主动把皇位让给了继任者嘉庆和唐玄宗，但其实都是假模假样，退位后还都紧抱着最高权力的大腿迟迟不肯放手。同样是太子和父亲，宋太宗赵光义在得知自己的太子被京城臣民赞了一句“真社稷之主也”，就把副宰相寇准找来发火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所以，相信如果李渊但凡还有一点办法，都不可能无怨无悔地让自己成为权力的全裸者。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去想办法也是一种好办法，唐高祖李渊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他没有去想办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实权的皇帝，而是想办法让自己成为了皇帝他爸。

　　八月初八，唐高祖李渊向全国发布了执政生涯的最后一道诏书，宣布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史籍上说面对老爸的这个决定，“太子固辞。”就是李世民再三推辞，不肯顶替父职。这和发生在汉魏、南北朝时期那些受禅权臣的表现差不多，没啥奇怪的，如果老爸一说让位，儿子就迫不及待坐上龙椅，那才奇怪呢。按照“套路”，李世民一定是在皇爸爸面前说了不少诸如“万万使不得、这多不好意思啊、国家不能没有你”等一堆客套话。末了肯定是李渊黑着脸发火了，说你要是不当这个皇帝就是不给我面子，看不起我这个老爸，我不想活了。最后为了避免出现命案，李世民只得“万般无奈”地接受了。每个权臣受禅登基过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大致程序大差不差，专利所有，仿冒不究。

　　在推辞了一天之后，八月初九，李世民登基即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二任皇帝。此后，李世民带领他的工作团队，精心治理国家，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政权上最著盛名的繁荣社会------贞观之治。“贞观”是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使用的惟一年号。在唐朝二十多个皇帝中，一生只使用一个年号的皇帝共有十位，但历时二十三年之久而不变年号的只有李世民一人，这是他创造的一项唐朝之最。他的儿子李治一生更改了十四个年号，而李治的老婆武则天更猛，她为帝二十一年，启用了十八个年号，这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年号夫妻”。年号和庙号的区别朋友们千万别搞混了，会出人命的，这两个概念是有着生死之别的。年号是皇帝活着时自己给国家起的，庙号是皇帝死后国家给他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皇帝都没机会知道自己的庙号，因为当他有这个名号的时候，他已经被供在庙里了。比如大家脱口就能而出的“唐太宗”这个李世民的庙号，李世民却一次都没听别人叫过，他要说他听见过，那真的就是见鬼了。

　　当然，在新老皇帝交替之时，年号的启用是有规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第二年才能更新年号。就算新皇帝是在正月继位的，也得在剩下的十一个多月里继续使用老皇帝的年号，等过完这年才能换自己的新年号。当然，也有少数不讲规矩的历史流氓，他们一登基就忙着以新换旧，像宋太宗赵光义，他在公元976年接替哥哥的皇位时，已是这年的十月下旬，但他却不愿再等上二十天，而是于当年的十二月将哥哥赵匡胤的“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这一反常举动引来众多猜测，认为他这是因谋杀了哥哥而心里发虚，欲尽快为自己正名。但李世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第二年，即公元627年改年号为贞观的。

　　不过，自明代开始，年号就不能由着皇帝性子随便改换了，明清两朝都实行一帝一元制，即一个帝王一生只使用一个年号。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只有一个洪武年号，所以一提到洪武皇帝我们都知道是朱元璋。还有像大家十分熟悉的，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清圣祖康熙以及他的孙子、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清高宗乾隆，都是六十年如一日地使用康熙和乾隆两个惟一的年号。

　　唐高祖李渊也只用了一个年号，所以叫他武德帝也说得通，武德皇帝李渊从618年5月登基称帝，到626年8月下诏让位，总共做了八整年皇帝，而他做太上皇的时间比他做皇帝的时间还多出一年。萧伯纳曾经说过，六十岁以后，人生才真正开始。出生于公元566年的李渊，在让出皇帝宝座的那一年正好是六十周岁。真怀疑那个英国老头是说这个中国老头的，因为李渊就是从六十岁开始了另一种太上皇生活的。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