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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语这里说的暗语，都是普通语，只是暗含着言说者们各自特殊的感觉经验，不容易被听者理解。严格地说起来，这些普通语都是必须小心提防的暗语。有关例证太多，这里仅略备几则：

　　暗语一：地主

　　太平墟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最好的一个要算嵩山大队的乔爹。据说闹红军的时候，红军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国民党军队杀回来，有人劝他报仇，说县里关了好多共匪，你老人家与县太爷是朋友，何不要县太爷给你杀几个祭坟？乔爹叹了口气，说我与县太爷至交不假，我要他上午杀，他不会拖到下午；我要他杀三个，他不会杀两个半；只是杀得再多，我儿还是活不转来呵。

　　他没有报复。大概就因为这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他网开一面，虽然定为一个地主，列为阶级敌人，但只是划了一块地让他去劳动改造，种点红薯和包谷，自己养自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山路上遇到他，发现他老得驼了背，一只眼球蒙着白絮一朵，是严重的白内障。他不认识我，见我读书人模样，当成乡政府的干部，“干部同志，我一定要请你帮个忙呵。”他递上一支皱巴巴的纸烟，“政府还有没有地主分子的指标？要是还有，你一定要照顾我一下，给我一个，我实在是困难呵。”

　　我以为耳朵听错了，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不是在开玩笑，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我真是没有活路了。今天一张红纸来，明天一张白纸来，都是来要我的命。我有五个侄儿，八个外甥，还有六房表亲，你说我还能活么？我怎么这样没有八字呢？我这样反动，什么坏事没做过？政府英明伟大，怎么就不再定我一个地主？……”

　　我后来才明白，他是说他的亲戚多，需要送礼的红（纸）白（纸）喜事也就多，人情负担实在不堪承受。想来想去，还不如当年劳动改造的时候，亲戚们都不敢与他沾边，邻居们也不敢与他沾边，一个人倒也吃了碗安稳饭和清静饭。他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早已消失，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在很长时间内曾让人们心惊肉跳，更不知道乡政府眼下掌握的扶贫涉及到贷款、化肥、种籽、粮食、棉衣但独独不可能有什么“地主”指标分配。他完全不明白这一切。

　　他老泪纵横，感慨命运如此不公，竟把他的地主帽子给摘掉了。他甚至羡慕一个过失纵火毁林的刑事犯，说“他八字好呵，好得不得了，还没怎么反动，烧一把火就住进牢里去了，什么红纸白纸都没有了。这人与人比得么？”

　　暗语二：开会

　　我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时值文化革命后期，同事们最喜欢开会。开会的吆喝声一起，大家涌到会议室里，摆上茶，摆上烟，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个要好好开上一把的劲头。先是闭着眼养养神，薄薄地汲几口茶水润润肠胃，等馆长把某个上级文件读完，好，良辰已到，各位开讲，城南的麻子城北的跛子，冬天的豆腐夏天的酸菜，唐朝的侠客明朝的妖精，一五一十都翻出来算是深入讨论文件精神。在这里，没有人会说出反对文件的话，拥护和颂扬甚至有些过分，比如有人会大声宣布“我们决不能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待听众吓得目瞪口呆，再弹一弹烟灰，吮一口茶水，左右看看，解开一个得意的包袱：“我们铁定要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条狗！要我们咬张三就决不咬李四，要我们不吃肉就只吃点饭。”

　　这一类话当然不会有政治问题，有点可笑也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哄堂大笑中，还有人诡秘兮兮交流着一些眼神，真实态度尽在不言之中。

　　这些政治学习是神仙会，嘴皮子操练，俏皮话会餐，故事传奇大比拼，外带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买卖行情以及家务经验，一个星期好容易才开上两次，常常开得与会者们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纷纷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学习深入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都说，我们觉悟低，不多开几个会怎么行呢？这文件很深奥，不多讨论几次怎么能吃透精神呢？工作再忙也不能放弃主观世界的改造吧？面对这乱糟糟的一锅，馆长大为放心又觉得味道不正，心存疑虑又觉得无懈可击，只能糊糊涂涂地带过算了。

　　多少年后，我在国外过了一段冷清孤独的日子，碰到一个记者，被问及我最想念中国的什么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开会。”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没有听明白，在我再次重复这两个字以后，还是满脸惊诧连连摇头。这没有什么奇怪，他没有参加过我的那些会，他采访过的另一些中国人肯定也没有我那一套开会的经历。据说有个七十年代偷渡出国者碰到他，解释自己非偷渡出国不可的理由，只有语气极为恐慌的一句话：“他们那边要开会！开会！开会！”

　　暗语三：小姐

　　太平墟很多农民也进城打工，包括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自父亲被判死缓以后，卫生院的临时工当不下去了，也进城来找出路。

　　知青们是他们的联络对象。独眼木老爷在生意场上路子宽，给很多人介绍过工作，见雨香长得还有模样，就介绍她去一家歌舞厅当小姐，也就是农民说的“吃花花饭”。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老朋友都觉得老木缺德，竟把老领导的骨肉往火坑里推。当年雨香他爹对知青还算不错，你怎么可以这样没心没肺？

　　回到太平墟，我才知道没心没肺的是我们这些道德君子，倒不是老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有些乡亲说，莫看城里仔嘴巴说得乖巧，真要办实事，还是数那个独眼龙，那个木胖子，就他义道一些，你看他给人家雨香找了个多好的饭碗，松松活活就赚得大钱，两年就在家里盖起了新楼房，一进寨子就看得见。哪像某某某呢，竟然让人家去扫大街，一个月两百多块钱，还要吃自己的！乡里人就这样不值价呵？

　　其实村子里一开始对歌舞厅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的。雨香的丈夫修路时折了腿，还撑着一根拐杖，跑到乡政府大吵大闹，口口声声要离婚，说自己不愿意被别人戳背脊，又在门前备置了一个猪笼子，扬言臭婊子一回来，就要把她沉塘喂鱼。没料到年关前雨香从城里回来，一进门竟光焰照人，披肩发，高跟鞋，小皮裙，纹眉描眼，真皮手袋，围巾手套，又是手机又是寻呼机，打开钱匣子里面又是人民币又是港币，简直是个仙女下凡贵妃省亲，流光掠影照得丈夫几乎睁不开眼，镇得他根本不敢吱声。这哪里还是雨香呢？既然不是雨香，不像是雨香，丈夫准备得好好的一套恶词还派得上用场？

　　丈夫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烧水还是该去劈柴，不知道鼻子眼睛该怎么安置，脸上该有什么样的表情。他想收拾一下老婆从城里带回来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他一样都没见过，一样都不懂，怯生生地不敢造次。直到雨香捂着鼻子，对堂屋里的鸡鸭粪很不习惯，丈夫才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出路——赶快去哄赶鸡鸭和打扫房子。

　　几天以后，他慢慢放松下来了。他的娃仔已经受到羡慕，穿着鲜亮的运动套装，穿着洋式的旅游鞋，到小店里去买红红绿绿的袋装零食，还有一个电子游戏机让小朋友们好奇地围观。他自己也开始受到羡慕，抽着硬盒子的香烟，穿着油亮的皮鞋和挺刮的西服，在麻将桌上拍出五十圆的大票子眼都不眨，还在村道上接受各种客气的招呼和刮目相看的打量。有些不速之客也上门求见——估计这一家就要盖新房，他们一个劲地来推销机制砖、木材以及水泥。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晃悠悠地翘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吹出一个烟圈，“价格太贵了吧？你以为我家里的钱都是捡来的？”

　　“哪里，哪里，都知道你家雨香在外面打工不容易。”

　　“老子在家里又喂猪又侍候老小，你以为容易？”

　　“更不容易，更不容易。”

　　“你明天来听讯吧。”

　　“还等什么明天呢，你是大老板，不就是你一句话么？”

　　“是呵是呵，我们都来过三次了，不就等你一句话么？”

　　被人家反复央求，丈夫心情很好，发现自己也是个人物了，而且发现并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人们是真心地巴结他，是真心地等待他一言定乾坤——他不说了算谁说了算？

　　这正是雨香的妇道所在，并不因为多赚了几个钱就不给男人面子。这也正是雨香口碑良好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夸她赚大钱不忘节省，据说在城里有时只吃方便面，一个个钱都攒着带回家来，回到家里还喂猪砍柴，不像九家湾一个婆娘，有钱就变心，居然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们还赞扬雨香热心助人，遇到家乡姐妹们去找她，她介绍姐妹入行从不留一手，有业务大家做，有机会大家上，不像坳背里另一个婆娘最会吃独，说话总是含含糊糊，行踪总是躲躲闪闪，留给姐妹们的电话号码从来不是真的，无非是怕别人去抢了她的饭碗么……我从这些议论中慢慢地发现，道德标准依然存在，只是出现了一些下调，比如不再对从事何种行业做出评价，只是对业内竞争是否公平一类问题做出评价。道德力量在这里仍然强大，只是出现了一些退却，比方并不规范人们如何赚钱，只是仍在约束人们如何用钱。

　　道德不是明明白白地还在么？有些人一见歌舞厅里脂凝粉乱，就痛惜当今之世道德沦丧，是否知其一不知其二？

　　衣食无忧的人，最有义务讲道德，但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指责雨香这种人的庸俗乃至恶俗，则可能放过了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雨香是庸俗的，甚至是恶俗的，然而想一想她丈夫重伤的腿，想一想她家孩子无钱上学时的凄凉，想一想她家老人有病无钱医治时的焦急，想一想她家那个破烂小土房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倒以及夫妇俩的束手无策欲哭无泪，再对比一下眼下他们的扬眉吐气，她怎样才能够不庸俗乃至不恶俗？如果社会或他人不能及时解除她的困迫，她能不能把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最实际和最具体的生活打成一个包，搁置起来，等数年或者数十年以后再开始过？

　　可惜的是，老木能够帮她，而我不能够帮她，即便窥探到“小姐”这个词里一种陌生的义涵，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词的轻薄。

　　我在陌生的义涵面前束手无策。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内心中，道德标准既然能够下调，那么就能够上调；道德力量既然可以退却，那么也就可以进逼；也许，在雨香赚到了足够的钱以后，或者是太平墟的人统统富足起来以后，不论是通过社会改进还是个人奋斗的手段，一旦令人窒息的贫困消失，很多旧事就得放到新的生活处境和背景里解读。在那个时候，仓廩实而知礼仪，人们会不会对吃花花饭重新感到匪夷所思？特别是当一个女人衰老得再也赚不回什么青春钱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包括曾经受益于她的人，会不会突然有道德感的回归？会不会突然露出一脸惊讶地质问：“那么多人劳动致富，你怎么就不会？那么多人都受得了穷，你怎么就不能？你怎么可以要钱不要脸呢？”

　　他们说的当然是事实，是很多人那里的事实，只能令这个女人哑口无言——她也许没法说清楚她的事实是怎样的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淡忘了过去的一切。如果年老色衰的她也跟着痛恨自己的下贱，恐怕不会是特别奇怪的结局。

　　我在熟悉的义涵面前同样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雨香她是否想到了这一天的悄悄临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浑身飘散出香水味，摇摇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正准备往城里去。她丈夫打着一把花布伞，扛着旅行包，兴冲冲走在她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

　　我打了个招呼，接受她目光中透出的冷淡——她一直怨我没给她拉过什么业务，对我劝她不要去那种歌舞厅也耿耿于怀。

　　“过两天我也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大哥那样忙，我哪敢来打搅呵？”她冷笑了一下，斜斜地看了我一眼，笃笃笃的鞋跟声踏得更响。

　　我看着她的背影无话可说。

　　暗语四：饥饿

　　邻队有个知青姓陶，外号河马，常来我们这里玩。他身高体胖，重约一百多公斤。一条大腿有水桶般粗，两个村里的后生还抱不起来；一个脑袋足有饭锅般大小，若是颗猪头，割下来佐以姜葱椒蒜，足可热气腾腾喂饱几家人口。他跑动起来的时候，脸上以及全身肉波荡漾和滚动，曾被一位老农端详以后惊叹：“好泰实呵，这后生真是好配种——”

　　于是又有了“良种河马”的外号。

　　他太能吃，一张嘴是口潲缸，两斤饭倒进去，五个红薯塞进去，两眼一鼓，就没有了，屁都不放一个，像没吃一样。为此他常常跑到各处揩油，总能嗅出你们这里的猪油或者面条藏在什么地方，总能嗅出你们的嘴上残留着鼠肉还是酸枣的气味。为了得到这些吃的，他人大志小，低三下四，帮着主人担粪，帮着主人劈柴，喊哥哥喊姐姐，喊叔叔喊婶婶，厚颜无耻到极点的时候，你煽他的耳光也行。他甚至宣布过他的毕生宏愿，就是继承周恩来总理的位置：“我当上总理以后，下令全国所有饭店让知青免费大吃大喝三天，然后就下台！”

　　有一天，他老远就嗅到了什么，一担柴丢在对门山上，飞奔直袭我们的木楼，把大门捶得惊天动地，“开门！开门！……”

　　我们用三把锄头顶住大门，坚决不让他进来，同时加快了填塞口腔的动作。这是一只落入夹套的麂子，加入姜片，熬出了可亲可爱的两大碗，是我们隆重的节日，决不能让良种河马染指。我们的面条、猪油、鼠肉、酸枣一类宝贝从未逃脱过他的魔掌，也总得有一次例外吧？何况这两碗麂肉份量有限，完全不堪他筷子抄底那一类凶猛动作。我们听到门外绝望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哀嚎的声音，还听到他的双脚在门上蹭，大概是想攀到门上的横梁，从那里一条空缝探头看看屋里的究竟。还听到他的一线脚步声绕到了屋后的坡上，大概想找出这个城堡的破绽一举攻破。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大声说我们要睡觉了，恕不会客，对不起啦。

　　外面寂静了，然后听到他的脚步声终于远去。

　　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缕肉香把他伤害得太深了，竟引起了他疯狂的报复。我们的碗筷还没有洗干净，几个武装民兵突然冲进来，吆三喝四，翻箱倒柜，把屋里屋外抄了个遍，见笔写的纸片就抄走，其中包括小雁拼命想夺回来的一个本子。本子上记录着我们每次内部讨论的发言，在当时是反动透顶的东西。

　　这就是前面好几次提到过的太平墟“反动组织”风波，是一次差点造成人头落地的报复。

　　他怎么能够下手这么狠？不就是几块麂肉没吃上么，居然就可以告密？就可以把朋友们往死里送？事情渐渐平息以后，我愤怒地质问过他，发现他眨巴着眼睛，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情，根本不以为这件事有什么严重，完全是一个无赖。

　　他后来找过我们，提着一条大草鱼想来恢复关系，被我们轰了回去。他到别的村寨去找知青，也普遍蒙受指责和声讨，都说他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惹不起至少躲得起。他在知青中完全孤立了，在农民那里也遭指指点点，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哪怕他讨好地去给人家挑水砍柴，叫人家叔叔婶婶，也总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似乎他是个麻疯病人，满身是毒，到哪里就会毒到哪里。他说他根本没有害人的意思，说他只是气不过，说他只是开个玩笑，说他根本没有去告密，说他爸爸是工程师而他八岁还吃奶……他越说就越说不清楚，最后赤身裸体跑到一条无人的峡谷里去了。人们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的衣裤鞋袜都不知脱到哪里去，只剩下一座赤裸裸和黑黝黝的肉山。这座肉山挥舞着一个扫把，对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吼叫着挑战，说他手里操着丈八蛇矛，得儿咚咚得儿锵。又说他是大元帅，家住水晶宫，以嫦娥为妻，玉皇大帝正召他去扫荡邪魔，派给他十万天兵天将……

　　如此等等疯话荒唐无稽。

　　他被家人领回了城市，送进精神病院。据说后来病好了，还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司机。在我们都离开了乡下之后，据说他还开着一辆大货车来过这里，见人就掏出香烟，最昂贵的中华牌香烟一连撕开了好几包，请各位赏脸。还拍着胸脯要熟人们到他厂里去做客，吃饭睡觉全包在他良种河马的身上，顺便把一把把钞票扯出来以作证明。他还像表演杂技似地把汽车开得满山跑，逢沟过沟，逢岭上岭，在没有公路的地方，也像台坦克碾得一路尘土飞扬，居然驶过一片包谷地，闯过一片油茶地，钻出竹林以后又旋风似地沿着田埂狂奔而来，最后尖锐地大叫一声，稳稳地停在晒谷坪——大货车气定神闲，全身居然一道刮痕都没有。司机举目四顾，接受大家对他这一手绝活的啧啧称赞。

　　要不是有人拦住，他夸口还要开着汽车一步飞到河那边去，你可以想象飞机是怎么飞的，对，就是那个样子。

　　他还是很能吃，据说一天要吃五顿饭，眼下当然有条件吃得起了，每天吃十顿饭也没有问题。这使我想到当年，大家可能大大低估了麂肉对他的伤害。一个百多公斤的人，一个顶两个，却只有我们同样的一份口粮，饥饿感岂能与常人同日而语？岂能忍得住被我们拒之门外时的刻骨仇恨和冲天大怒？是的，我们都说过“饥饿”，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小个子不知大个子饥。我想到现在的很多人，吃得满桌珍馐都味同嚼蜡了，一天到晚只思虑着怎么减肥，就更不可能理解陶哥当时的饥饿，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撕肝裂肺和走投无路，不可能理解他气昏头以后的那件事——是告密么？也许是。告密又怎么的？告密算什么？他被饿得这么惨还不能告一下什么密？

　　很可能，他一旦酒足饭饱，也无法再理解自己的当年，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就昏头昏脑地走到大队书记那里去了。

　　暗语五：革命

　　很久没有游行示威了，倒是在美国差点游上了一盘，差一点过上了革命瘾。因特网上的游行发起者是美国人的几十个环保团体、妇女团体、左翼团体，照例没有什么华人组织，似乎这里的华人只会埋着头开餐馆拜财神爷然后搓麻将，还没有工夫管大事，是一些只会偷偷发财的地老鼠。小雁很着急，说这次是抗议美国拒签废气控制的“京都议定书”，抗议美国扩张军备全球称霸的反导弹系统，事情太大啦，中国人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一旦决定参与，我们摩拳擦掌，悉心筹划，决心与美国人民在星期天上午并肩战斗。小雁准备标语牌，设想着一个比一个更好的口号，比如要welfare（福利）不要warfare（战争），读起来押韵，有文字的趣味，可以使口号更亮眼。我说可惜英国首相换人了，要不来一条Major（梅杰）决不代表major（多数），也是蛮好玩的。

　　作为小雁的丈夫，大头睡得快到中午才起床，揉着眼皮，说星期天要去训狗，恕不能奉陪。见我们说得兴起，也凑了个馊主意，建议我们多做一些纸面具，让游行者化妆成疯牛，到时候一排排躺在汽车前面装死，或者一群群在大街上狂跑，不更引人注目？再让手提广播器里发出牛叫，岂不是更有声有色？他说用不着录音，他完全可以把牛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

　　疯牛症也是资本主义商业化闹出来的烂事，也应提上革命议程，大头这个主意倒也不算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们就这样等到了星期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撇下呼呼大睡的大头，带着标语牌出了门。小雁说她电话预约了一个理发店，要做做头发，反正时间还早。可恶的是，她记不太清楚这个新理发店的位置，开着车在街上转了几圈，居然没有找到。星期天上午人迹罕见，一家家铺面紧闭，问也没处问。最后，我们把搜索范围一圈圈扩大，才在靠近意大利区的一个街角发现了目标——比预约的时间已经晚了半个小时。

　　我在附近的一个mall来回转了好几圈，把最乏味的水果摊也统统看遍，大出了几口粗气，才迎来了走出理发店的她。一头女式男发，有焗油后的淡淡发香，新鲜光亮，有些湿润，像刚揭锅的一个透鲜包子。

　　她与理发师难舍难分地笑谈不已。我说时间可能不够了。这个透鲜包子说还来得及，正好踩在点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对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因为有游行，有些街区已被警察封锁，我们一次次绕道，还是陷入堵塞的车海里不能自拔。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预选的一个停车场已经客满，另外一个停车场则无法接近，虽然街边一些地方还有停车位，但那里按时计费的价格高得吓人。透鲜包子说她想起了附近还有个地方，踩响了轰轰轰的发动机，汽车调头又开始了更为艰难的长途包抄。她大骂自己stupid（笨），stupid得没治了！原来她还是脱不了粗心大意的老毛病，一忙就更乱，刚才一不小心冲过了一个应该拐弯的路口，前面没有可供倒转的路口，一路都是禁止停车的标志，都是单行道向前的标志，眼看着我们的车与目的地背道而驰，哗地一下驶过了一条大街，哗地一下又驶过了一条大街，闯入一片越来越眼生的城区，简直要朝着地球的那一边永远地开下去，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整整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经过几次违规的拐弯，犯禁的喇叭按得天响，好容易天地一暗，才钻进了一个地下车场。

　　我们走到阳光里，紧赶慢赶已经赶不上革命了，真有阿Q没赶上革命的沮丧感。远远看见有围观的人群，看见密集的人头那边，最后一批游行的标语牌也此起彼伏地过去了，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然后就是围观者解散了。地上只剩下几张纸片，还有空饮料罐。

　　口号声在街道的那一头越来越远，最终融入洛杉矶的寂静。

　　我气不打一处来，把标语牌狠狠甩进垃圾箱。他娘的这算怎么回事呢？今天是吃饱了没事干，开到城里来练车轧马路？我不明白小雁为何没有任何懊丧，居然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定要我评价她的发型：“你说我这个头发好看吗？”我说不怎么样。她很不高兴地撇撇嘴，“同你说话，真没劲！”她要到附近一个法国商店里去买灯具，据说那里的灯的确不凡。她一定看见了我铁青的脸，看见我在路边石阶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你要看就去看吧。”

　　“那我们看个电影？”

　　“我不去。”

　　“生什么气呢？不就是没赶上吗？”

　　“我说了，没有什么。”

　　“多大一点事呵，游行也不缺我们这两个。”

　　“哎，我说你怎么偏偏挑了今天做头发？”

　　“我怎么能够失约？你知道在美国失约是多大的事！”

　　“你的头发一定要做？”

　　“我明天要参加珍妮的婚礼。”

　　珍妮是她的一个黑人学生。

　　“你要做头发就赶早做么。”

　　“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塞车，会没有停车位？”

　　“你说得都有理，都有理，好，去看你的灯具吧，去做你的头发吧，你的好事哪一点不重要？哪一点不比游行更重要？其实你在美国吃香喝辣还需要游什么鸟行呵？你不是已经成了苏珊·雁么？不就是玩玩票么？你要玩票就玩票，拉上我傻乎乎地跟着做什么？大头说得对，读书人就是太喜欢道德发情，精神减肥。我早就该同他一起去训狗！”

　　“你下流不下流？”

　　“你才知道我是个糙人？说完了，你走吧。”

　　她泪光闪烁，牙一咬就冲走了。

　　她不是盏省油的灯，不会那样容易忍气吞声，没跑几步又折回来，眼泪哗哗地冲着我大放高声：“好，我是精神减肥，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别以为你就是英雄，别以为你就是民意，你们这些小公鸡，几根肠子谁看不清？不就是一次游行么？不就是一次寻找英雄感觉的机会？是呵，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少得了你们？历史的舞台上怎么少得了你们？……”

　　“今天不是去排座次吧？好像也没有勋章可领吧？”

　　“那前天是怎么回事？前天你对老K的文章生什么气？不就是埋没了你的观点么？不就是你的观点提得更早但桃子让人家摘走了么？上次你明明知道老K的电话号码就是不告诉帕蒂，什么意思？不就是你与老K暗暗较着劲？不就是真理由你或老K说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尾巴一下就露出来了。你们是更爱真理还是更爱你们自己？以为人家不知道吗？是的，你们不要灯具，也不要做头发，要多清高就有多清高，但你们动手就要有成就感，要一世英名，要民众看到你们的名字就脱帽致敬。你们要革命的股权，谁是大股东谁是小股东一定得分清楚是不是？……”

　　她一急就有英语脱口而出，就觉得中文救不了急，后面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能听得七零八落。有一些路人停下来吃惊地看着我们，一个警察也抱着双臂严阵以待，使她终于意识到这是在大街上，于是突然打住，一边擦泪一边钻出了人群。

　　我呼呼喘了一阵粗气，也走了。我不会吃她的三明治，那个午餐盒就在她的汽车里。我也不会坐她的汽车，跑到路口去碰运气，总算拦下了一辆货柜车。开车的黑哥们热情地捎了我一程，还操练着他唯一知道的中文：“毛泽东！毛泽东！”然后一个劲问我要不要毒品：“smoke？”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接她的电话，听到电话录音机里她的声音，听到她们夫妇邀我去烧烤，去看画展，也不回答。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那天，才在机场见到她拉长着的一张脸——据说大头又到外地画剧场布景去了。她拿出一个手表式血压计和两瓶lecithin，往我的旅行箱里塞，是我一直要给母亲买的，总是没找到我要的牌子，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的，是从哪里知道我还没有买到。看见我的箱里乱七八糟，她不由分说把箱子拎到一边去，把所有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一遍，使箱内立刻浅了一截，两个纸袋里的东西也全都合并进去了。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默不吭声。

　　她告诉我到了汉城以后如何找汽车，如何找旅馆，如何联系她的一些朋友，像一位母亲要送孩子出行。

　　“给我来电话吧。”我终于向她伸出了和解的手。

　　她啪地一下打掉这只手：“不给你这个毒人打。”

　　她转身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这就是我在美国一次夭折了的革命。因为这段经历，我和苏珊·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用“革命”这个词，好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得小心避开。

　　暗语六：错误

　　我前面说过，鲁少爷曾把儿子过继给一户周姓人家，几年后又去要了回来，赖掉了过继时的承诺。这个周家白养了孩子几年，也不要补偿，是一户好心人。

　　周家的男人叫家瑞，也是我的一位同学，这些年混得不太好，在单位上被解聘待岗。但他是一个老党员，碰到党员开会还得去。他喜欢开会，珍惜自己开会的权利，总是乐滋滋地来到会场，捧着一个自带的大保温杯，满满泡上色深如酱的浓茶，又颇繁地给熟人们敬烟，连新来的勤杂工也受到他的款待。他听领导传达什么精神时无精打采，一见讨论时间到了，就睁开了眼，抢着第一个发言，而且一发言就咳嗽三声，提上丹田之气，照例从猴子变人说起，展开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谈改革开放中的否定之否定，谈列宁、斯大林一类领袖人物的功与过，顺便对某些时下的荒谬观点给予批驳，说那些观点一派胡言正在搞乱全国人民的思想。只是他提到的文章总是很陌生，不知道他是从哪些媒体上读来的。

　　有一次他说明了来处，是《农村百业信息》。

　　他发言时间总是太长，话题又总是太大和太远，让领导和同事们有点着急。有次他上厕所去了，领导大喜，说趁家瑞不在，你们有话就快说，不然就没机会了。

　　人们都得从他嘴里抢时间。

　　他的理论体系当然来自在区委宣传部的三年经历。当时他革命家庭出身，下乡不到半年就调回城，在机关里当上理论干部，成天给别人讲马列主义，也是领导信任的笔杆子，可以抽两毛线一包的烟，是同学们中最有出息的了。很多人都请他帮过忙，比如办病退回城手续，比如借点钱粮。他对这些事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笑眯眯地成人之美，说朋友么，这些都是小事，小事，不足挂齿。鲁少爷后来能够把过继了的儿子又要回去，也完全是靠了他这一片热心肠。

　　他老婆倒是气得摔东打西，说白做了几年保姆，白给人家开了几年饭店旅馆，哪见过这样的不平事？我看你一脑子猪粪，老娘跟上你算是瞎了眼。

　　老婆梦月敢骂他，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那以前，她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三个弟弟读书，其中一位还因犯罪而劳教，全家就靠家瑞一个人接济，他党政干部的身份，也足以让街坊邻居不敢对梦月一家加辱。要不是这个原因，一朵鲜花怎么会插在他周家那堆牛粪上？——梦月说这话的时候，娘家境况已有好转，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弟弟也从劳教所回来了，她自己还在某招待所找到了工作。相比之下，家瑞倒一步步走了下坡路，成了个待岗人员不说，才四十出头的人，常常一顶黑色呢子便帽耷拉在头上，人家穿短袖衬衫的天气，他就毛衣棉袄上了身，成天笼着袖子，时不时还要咳一轮，咳到空张着一张大嘴有涎无声的时候，就像要一口气憋过去，有生命危险似的。总之，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梦月的丈夫而像是梦月她爹。两口子结婚二十年了也没生个娃，其中原因是什么，人们一看他夏天的大棉袄就大体明白。

　　他倒是很硬气，穿着夏天的棉袄还是很勤快，待岗以后也不找单位上的麻烦，声称党员就要带头自力更生。有一阵子，他居然有一部砖块似的移动电话，经常站在院子里，向广东或上海联络，找他的“徐总”或者“王总”，要那些徐总或王总赶快发货来，要那些徐总或王总在金海岸一类酒店等着他，不见不散，醉倒放人，气势很是威猛。他家门口堆放过一箱箱山楂汁，一件件根雕，一台台电动减肥器，还堆过一些写废了的信封，但堆来堆去，没见他发什么财，甚至没见他把旧呢帽换一顶新的，面对他人的询问总是含含糊糊，说生意还过得去，还过得去的。

　　或者说：正在操作，下个月就差不多了。

　　有一次，同事看见他在一个小杂货店里喝着茶，与店主谈生意，凑上前去一听，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一开口就是四亿美元，说要把省政府连同邻近的公园和郊区全都承包下来，与日本一家集团公司共同开发，在那里再造一个香港。这事你参不参加？参加就好，等你的资信证明一到，我们就签合同，下个礼拜就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他让旁听者们惊喜不已，对这个城市的远景充满憧憬。只是在谈完以后，他低声找店主借钱，十块，就借十块钱，要打个的士回家。

　　没有十块，八块也行。

　　他说梦月那臭婆娘，早上掏了他的腰包。

　　他在外面大骂梦月，骂她一个文盲更不懂国家大事，好多大事就坏在这个臭婆娘手里。真要回到家里，他无论文武都不是梦月的对手，总是被打得长发落下来罩住了眼睛，呢子帽落了地，最后捡起帽子落荒而逃，到亲友那里借宿。这样的情况见多了，梦月的墙外开花也不使人们感到太意外。事情是邻居们发现的。当时招待所的领导还干涉这种私事，找梦月严肃地谈过话，希望她检点一些，这个么，人多嘴杂，人言可畏，这个么，最好不要让人家有什么闲话可说。领导大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梦月坦白，更没有要她坦白错误的细节，倒是她自己兴致勃勃地一说不可收拾，说她确实犯下大错误了，说她真是没脸见人了，说那个家伙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大色狼，又摸她又咬她，如何解她的裤子，如何架她的大腿，害得她几天来还全身酸痛……点点滴滴全不遗漏，绘声绘色地全盘托出。她说得领导面红耳赤，说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她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们不是要我检查错误么？我这就是深刻检讨，希望领导帮助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呵，今后做一个好同志呵。刚才我说到哪里来了？”

　　她一脸沉痛准备接着说她的短裤。

　　领导和秘书都吓得手忙脚乱夺路而逃。

　　显然，梦月对自己的错误是严肃的，而且有点莫名的亢奋，你看看，她一犯错误就有这么多人来关切，就有这么多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就有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物在她面前躲躲闪闪结结巴巴以至慌不择路地逃窜，哪个女人能有她这样出人头地？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是值得人们关切的，衣服挑选得更讲究了，脂粉涂抹得更浓厚了，面色红润眼光发亮均前所未有。只要碰上愿意停下来谈谈话的，她不论男女见面就沉痛，就要检查和反省，一直说到她的短裤。有一次，她逮住招待所新来住店的一个采购员也说，说得对方迷惑不解，继而走火入魔，把她往床上拖，结果挨了她一巴掌，听到她哭着跑出门去大声喊“抓流氓呵——”

　　采购员这才知道她并不是挑逗，的确是在检讨和痛悔。

　　奇怪的是，错误不仅成了她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成了她丈夫家瑞的话题。家瑞后来没什么事干，成天在宿舍院子里转游，见到男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就很负责任地凑上去忠告：“要注意呵，要注意，你们要注意那个狐狸精呵。你们与她说话，千万不要关门；你们骑自行车，千万不能让她搭上来。你知道么，她的手是要乱摸的……”你要是觉得这种忠告太好笑，他就会惊讶地瞪大眼睛：“你笑什么？你不知道她是犯了错误的？这全院子的人都知道呵。”

　　如果你愿意听，他就把梦月错误的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你。他当然会说得咬牙切齿，显示出一个丈夫的愤怒权。他还会把老婆的错误一再夸张，比方把她的失身说成她的勾引，把她的半依半就说成她的纠缠不休，把她的一念之差说成她的来者不拒，把她的一件事说成三件事甚至五件事。总而言之，他似乎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家婆娘不是一个家伙，是十足的荡妇，天下第一破鞋，似乎恨不能让全社会都来痛恨和关注他家婆娘的下半身，都来警惕和提防他家婆娘的短裤——这正是他大义灭亲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所在，是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对院子里的小孩也一再加强教育，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要他们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学一学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要理睬那个梦月阿姨，不要跟着她看电影，不要让她来帮着洗澡……总之要千万小心，提防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他与老婆的吵架与打架当然不可免，甚至成了院子里的定期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的电视台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没有下雨更没有打雷，那么九点钟以后，电视黄金时段过去，院子里比较安静，适于声响的远距离传播，事情就可能开始了。最先是咣的一声，惊天动地，想必是一个花盆摔下楼了，或者是一个饭锅砸下楼了，算是大幕开启前第一道铃声。再过一阵，过了剧院里第一道预铃和第二道预铃之间的时间距离，院子里又一是一声巨响，同样惊天动地，大概是一个水瓶或一张椅子从天而降粉身碎骨。到这个时候，气氛已经笼罩，情绪已经充盈，前奏已经铺垫，阵仗已经铺开，男声与女声就按部就班地开始出台。他们的对骂声震全球，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无非还是以错误为主题，延及各种不堪入耳的细节，也延及祖宗或者国际时势，使他们这一出保留剧目总是演得声情并茂多姿多彩。骂你的棉花条二黄导板，咒你的敞篷车西皮摇板，揭发你一贯淫猪通狗二黄快板，举报你从来是牛睡马眠西皮回龙，声调忽儿高亢入云，忽儿低回落地，所有的淫秽词语都从字典里跳了出来，倾泻到地坪里四处飞溅，溅到了墙上和瓦上，溅得门窗和玻璃颤动不已。

　　邻居们对这种色情的二人转开始还有些好奇，过不了多久，就逐渐麻木不仁，没有劝解的信心，基本上是听而不闻，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有人还生出一份同情，说他们夫妻俩床上不行了，只能在嘴皮子上过过瘾，也是人之常情么。

　　内情到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有点让人疑惑的是，家瑞每次吵架都口口声声要离婚，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看来还是舍不得定期与之打驾的对手，舍不得定期进行的口头色情大厮杀。而梦月每次吵过以后倒显得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目光灵动飞扬，第二天出门时可能还哼出小调，步子很有弹性地踏得一颠一颠，浑身洋溢着一种满足后的快感，让旁人暗暗吃惊。 暗示（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