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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眼怎么也没有想到感觉和现实竟然有这么大的落差，自己这么大的功劳李歪脖没有什么奖赏也就算了，原因是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人，这个猫眼也就认了，千不该，万不该，李歪脖还这样揍他，简直就是往死里揍他。李歪脖这样对待猫眼，猫眼老冤屈了却没人能说。

　　因为猫眼的告密，张静源霄龙寺的会议没有开成，雨夜中又亲自指挥干部们冒雨转移，特委委员刘松山建议：“张书记，会议的消息已经走漏，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会议是不是就此散了？”

　　刘经三首先就不同意，刘经三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苦，不怕死，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么点挫折就放弃了？再说了我们的会议不进行下去，我们党今后的工作重点不清楚，大伙扭不上一股绳，这怎么能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解散会议我保留意见！”

　　作为主要领导人，张静源不能马上发表意见，民主这东西必须充分发扬，这样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张静源又征求其他委员的意见，委员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的干部不同意就此解散会议，最后还得张静源拿主意，张静源说：“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现阶段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危险重重，霄龙寺的会议我们有惊无险，我的意见就是会议换个地方继续进行！”

　　特委书记拍板，只是会议地点选在什么地方一时难以定夺，刘经三说：“这事交给我，我再找一个地方保证会议照常进行，而且进行到底！”

　　刘经三凭着自己对周围环境的熟悉，胸有成竹地说：“大家跟我来吧！”

　　刘经三果然不负众望。刘经三把第二次会议地点选在张家庄，张家庄紧靠大路，半山半泊，在张家庄的东面不足一华里的地方有个小上疃，只有两户人家，是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地方，而这两家人家同姓张，一个叫张良，一个叫张宝，听名字好像是亲兄弟，其实两个人是堂叔弟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户人家紧靠东山，如有情况开会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向东山撤离，再加上刘经三亲自领导的牟平县的武装打狗队保护，在这个地方开会绝对是万无一失！

　　张家庄紧靠大路，就是李歪脖和他的民团也绝想不到共产党敢在这里开会，这叫灯下黑，大胆而实际的一个开会的好地方！

　　小上疃的这两户姓张的兄弟，张良和张宝，两个人都四十多岁，身体魁梧，是一对壮实的汉子，刘经三对他们一说明来意，张良还没有等刘经三说完就非常畅快地说：“没问题，刘经理，不刘书记，这大雨天的别叫同志们在雨地里淋着，快到屋里来！”

　　张良和张宝他们两家家人马上合住一家房子，腾出一家房子会议就在这家房子里继续进行，张良和张宝怕风雨中同志们被雨淋感冒，除了拿出所有的衣服给同志们换湿，还在屋子里生起了火，屋子里的温度很快升起来了，开会的干部不但不冷了，衣服也肯快被烤干。

　　特委书记张静源这一次召开的会议在胶东革命史上，不但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是第一次把胶东各级党组织统一到特委的集中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束了胶东党组织各自为战，没有一个统一领导的局面。

　　胶东的共产党的活动，最早可追逆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局就根据被烟台海校开除而暂住上海的李之龙的介绍，派邓中夏、王荷波先后到烟台开展党团工作。邓中夏、王荷波他们到烟台后，找到了仍在烟台海校读书的郭寿生，向他了解了海军学校及海军训练营的情况，介绍郭寿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定郭寿生负责在烟台进行青年团的组织发展工作。

　　1922年春季，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罗章龙，根据郭寿生的书面汇报和王荷波的当面介绍，来到山东视察党组织的发展状况。他在王尽美的陪同下视察了济南、青岛，并从青岛乘汽车到烟台。罗章龙在烟台找到郭寿生后，了解了烟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情况，指示郭寿生要根据烟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工作，特别指示郭寿生要坚持定期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1922年夏季，郭寿生在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后，按规定到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在南京期间，他继续从事青年团的活动，其间频繁往返于沪、宁两地，与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经常接触交谈。并在王荷波等津浦铁路工运领导人的指导下，积极参加津浦铁路工人运动，他时常夜间过江，到浦口镇的工棚里和工人们谈心、开会，发动工人起来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并担任了南京市团委书记。1923年上半年，郭寿生由王荷波、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烟台市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郭寿生(1901-1967)，福建省闽候县(今福州)人，烟台最早的共产党员和中共地方组织创始人。大革命后与党失去联系，1948年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烟台市的地方党团组织在创建和发展中，与其他革命老区情况不太一样，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渠道的传播革命火种，直接得到了中共中央、山东省委、顺直省委和北方局等多方面的领导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就得到了陈独秀、恽代英、罗章龙、邓中夏和周恩来等的关怀和指示。由于得到多方面的领导，因而共产党在胶东形成了三条传播革命火种、建立党组织的渠道。第一条渠道是烟台，以郭寿生、叶守桢为代表；第二条渠道是莱阳和海阳，以宋海艇、李伯颜为代表；第三条渠道是掖县，以郑耀南、王鼎臣为代表。又通过这三条渠道逐步延伸到蓬莱、福山、龙口、招远、栖霞以及荣成、威海等地。

　　1923年，郭寿生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胶东地区最早的一名共产党员。不久，他重返烟台海校学习，并在校内建立了团支部。翌年，他又在校内创办和主编了《新海军》月刊，建立了党、团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并先后介绍海校同学曾万里和叶守桢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中共烟台小组在海校诞生，郭寿生为组长。此时，烟台海校共有党员3人，烟台全埠有团员10余人。

　　宋海艇莱阳万第镇水口村人，1922年考入济南山东农业专科学校。1924年2月，加入国民党。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莱阳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后，山东奉系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员。11月，中共山东地执委机关遭破坏，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地执委决定将大部分共产党员派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党组织派共青团济南地委书记王辩(又名宫琦)找到共产党员宋海艇，指示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回原籍开展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

　　按照党的指示，宋海艇回到家乡莱阳万第镇水口村后，在后瓦马村小学以教学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这期间，他一面宣传教育群众，一面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并经常组织进步教员学习《共产党宣言》、《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向导》等革命书刊，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同年冬至翌年春，他以“信仰共产主义”为条件，先后发展了万第村小学教员宋海秋、宋云程、梁逵卿(又名梁洪占)，水口村小学教员宋继先(又名宋续唐)，石龙沟村小学教员孙亭午，南石础村小学教员于冠三(又名于殿君)，小院村小学教员赵百原，陡山村小学教员官寅卿8人为共产党员。这是宋海艇在莱阳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随后，宋海艇以这些共产党员为骨干，在水口、石龙沟、护驾崖、鲍村、南石础、小院、陡山、田家灌等村庄和海阳西部夏泽一带村庄，以农协的名义办起了农民夜校。在水口、石龙沟、淳于3个村以组织农民“同乐处”名义，成立了农民协会。到1926年春，先后在万第周围30余个村庄发展农民协会会员200余人，党员20余名。9月，宋海艇介绍海阳县夏泽村小学教员孙杰三入党。各村农民协会的纷纷建立使莱阳东南部和海阳西部出现了一派喜人的革命景象。但是，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1927秋，军阀张宗昌下令通缉宋海艇，宋海艇被迫将党的工作交给宋海秋负责，离开莱阳去烟台等地躲避。莱阳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1927年11月30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李伯颜经上海党组织批准，回故乡莱阳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12月13日,李伯颜到达济南，找到在山东军阀张宗昌举办的军官学校炮兵系学习的同乡知己、共产党员孙耀臣，并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关系。省委负责人向李伯颜和孙耀臣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他俩回乡后，迅速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本地区苏维埃政权。12月18日，两人回到莱阳县前保驾山村。

　　回村后，李伯颜和孙耀臣首先对农民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成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然后在农民协会会员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进行教育培养，很快以“钢胆热心，沉着慧敏”为条件，发展了孙文合、孙凯山、林世卿、孙洪成、孙功思、林世茂6人为共产党员。

　　12月26日，在孙耀臣家，由李伯颜和孙耀臣主持建立了中共莱阳县前保驾山村支部委员会，孙文合任书记，孙凯山任组织委员，林世卿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农村最早的党支部。

　　继烟台、莱阳、蓬莱、龙口、海阳、掖县建立党的组织之后，烟台市各县的革命者继续播撒革命火种，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1年9月，栖霞县的李子民经莱阳籍共产党员孙洪章(1928年入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2月在栖霞县寨里乡北洛汤村建立了党支部，李子民任书记，李桂洛任组织委员，李干洛任宣传委员，并在北洛汤村建立秘密联络站，李子民兼任站长。该支部后来又发展了10名党员。北洛汤党支部建立后，一面开展宣传，传送秘密文件，一面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主土豪进行斗争。同年12月，中共烟台市委为加快农村党组织建设，派掖县籍党员郭欣农回掖县开展工作。郭欣农回掖县后，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党组织，先后发展了孙鼎、李佐长等人入党，并与秘密成立的掖县县委接上了关系，在北障小学建立了与烟台市委联系的秘密联络点。1932年2月，海阳县北江村(现乳山市)人宋竹庭由海阳县驾马沟村(现乳山市)人、共产党员于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牟平、海阳两县交界地区发展于俭斋、宋桂平等人入党。中旬，在北江村成立了牟海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牟海特别支部，宋竹庭任书记。中共牟海特支在牟海边区20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三四十名。春季，共产党员梁岐山到栖霞县唐家泊、东三叫、下牛蹄夼、李家庄、泽头等村，以打短工为掩护发展了冯春华、栾德明、王瑞、李成玉、李竹三等10余名党员。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王心一、鲁自嘉到牟海边区，以中共牟海特支为基础，在海阳县夏村镇(现乳山市)成立了中共牟海县委，王心一任书记，宋竹庭任组织委员，鲁自嘉任宣传委员。11月，中共牟海县委因组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活动被敌人发现，国民党海阳县当局逮捕了王心一，宋竹庭、鲁自嘉被迫转移，牟海县委遭破坏。随后，于俭斋、刘经三等又在牟平县第十区老鸦庄(现乳山市)成立了中共牟平特别支部，继续开展斗争。1932年1月，中共烟台市委改称中共烟台特支。4月，中共烟台特支借刘珍年部队修械所由烟台迁往掖县的机会，派修械工人、共产党员张凤鸣随修械所前往掖县，同中共掖县县委取得联系。张凤鸣传达了烟台特支关于成立特务队，发展党的基干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和安排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意见。为了工作需要，经中共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提议和中共烟台特支批准，成立了中共掖县特别支部，张凤鸣任书记，陈子尚任组织委员，鲍健任宣传委员，郭欣农任秘书。掖县县委与掖县特支并存，分别接受中共山东省委和中共烟台特支领导。中共掖县特支成立以后，根据中共烟台特支指示，组织了一支秘密的特务队，郑耀南任队长。特务队的任务是，保卫党组织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筹集活动经费，发展秘密武装，广泛开展打土豪活动。后来，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特务队停止活动。

　　郑耀南，名盛宸，号耀南，1908年10月29日出生在掖县西障区郑家村的一个贫农家里，三四岁过继给寡居的三婶母。婶母视子如命，节衣缩食供耀南读书。郑耀南从小领略了人间的冷暖苦乐，学习非常刻苦，1925年秋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他勤奋好学，能写善画，多才多艺，被师生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多次组织学生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抵制日货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县长张蔚南阻止学生运动，郑耀南带领学生冲进县政府进行抗议。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把郑耀南视为“危险分子”，多次要开除他的学籍，但由于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得逞。1927年底，校长李浩光又利用职权，给他降两级处分，让他重当新生。郑耀南拒不接受，愤然离校回家。

　　第二年春天，郑耀南以自己家的南屋当教室，办起了郑家村第一所小学。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通过与农民接触，他进一步看到了阶级剥削之残酷和劳动群众之痛苦，逐步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外，中国将无路可走。1928年6月，他终于找到党组织，经王德武（王鼎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冬，国民党掖县县党部成立了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在掖县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当时农民协会的章程规定：农民协会对各级政府起监督作用，农村的雇贫农、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学教员均可参加。其宗旨是：反封建，反迷信，反帝国主义和军阀贪官污吏，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提倡妇女解放。郑耀南想，这些规定既符合农民利益，又和我党的任务相当一致，应该充分利用农民协会组织，深入开展党的工作。他在郑家村率先成立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乡、区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掩护了党的活动，党的领导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县普遍建立起来。

　　为了同国民党争夺农民协会的领导权，郑耀南先把精明强干的鲍建业安排到整理委员会担任录事，接着大抓了党的建设。1930年秋，中共掖县第一届县委会在郑耀南家的南屋成立，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在县委领导下，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多数区建立起党组织。为了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县委在郑耀南的倡导下，创办了《红星》党报，他亲自任主编。《红星》报把党的指示传达到党员，指导党员牢牢地控制了农民协会的领导权。1931年3月，农民协会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负责人，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在郑耀南的努力下，共产党员鲍建业、鲍仙洲、郑祥斋分别当选为干事长和干事，五名负责人中共产党员占三名。县农民协会成立后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把农民协会改成农会，并规定：农会以研究改良土壤种子为宗旨，在政府监督和国民党指导下工作；农会会员必须是耕种园田三亩、农田十五亩以上者。郑耀南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指示共产党员要随机应变，继续掌握好农会的领导权。第二年农会第二次选举，原五名领导连选连任。

　　掌握农会的领导权后，郑耀南领导农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地主阶级依仗手中的政权，把政府规定的耕种土地20亩以上者出夫打差，私自改为耕种土地十亩就出夫打差（之后又改为五亩），牲畜不分马骡牛驴一样打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地主阶级的气焰，1931年郑耀南领导农会会员与地主阶级开展了竞选区、乡（镇）、村长和反打差斗争。他安排滕绍武、郑祥斋、赵刚锋、孙鼎吉四名共产党员参加竞选乡长，还通过合法手段安排共产党员于仁乐、滕绍武到济南参加区长训练班。竞选前，郑耀南亲笔撰写《X村的怪现象》发表在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党声》报上，揭露西障乡乡长和郑家村村长相互勾结、盘剥农民利益的丑恶勾当，为这次斗争大造舆论。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滕绍武当选为朱旺乡乡长，郑祥斋当选为西障乡乡长，赵刚锋当选为北障乡乡长，孙鼎吉当选为麻渠乡乡长，于仁乐被县政府任命为八区区长，进步青年盛咸庆（1934年入党）被任命为三区区长。农会会员担任了全县近半数的乡、村长。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掌握乡村政权后，根据县委指示，对出夫打差标准都重新做出规定。

　　1932年，爆发了韩复榘和刘珍年争霸胶东的战争。刘珍年在掖县大量抓丁拉夫，疯狂地预征十年田赋，出夫打差按户均摊，并限期每人缴纳一元军饷。县政府检查官刁天培、文书李介仁、商会会长董玉山等，对交不上田赋、军饷的群众扣押审讯，吊打施刑。为了解除群众的苦难，打击军阀和贪官污吏，郑耀南和县委又领导农民掀起反霸抗饷斗争。他以“韵笙”为笔名在《党声》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战争的罪恶和刁天培、李介仁、董玉山等人巧立名目、贪污军饷、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接着，他组织农民、教师、学生、商人五六百人进城示威游行。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县政府被迫撤了刁、李、董三人的职，取消每人一元的军饷，还规定五亩地以下的农户免除出夫打差，缓缴十年田赋。通过一次次的农民运动，发展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使农会的社会地位大增。

　　为了使我党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立于不败之地，郑耀南和县委的同志从多方面进行组织准备。1932年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成立武装特务队，郑耀南担任队长。他给特务队规定三条任务：一、保卫县委，营救被捕党员；二、打击镇压不法地主，积极为县委筹集经费；三、收集枪支，伺机举行武装暴动。他号召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光荣的特务队队员。他带头动员婶母卖掉二亩好地，买来一支手枪。在他的领导下，广大党员有的买枪，有的借枪，有的到富户提枪，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在积极抓武装的同时，他又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国民党左派孙会生。他根据多年的考验，介绍几名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让他们在国民党内做好内线工作。他安排于仁乐、郝香斋在城里成立情报处，负责搜集情报。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韩复榘赶跑刘珍年后，便和国民党相互勾结，向共产党挥起血淋淋的屠刀。1933年夏天，国民党省党部密令掖县调查郑耀南、王鼎臣的情况。郑耀南接到孙会生派人送来的报告，立即交待安排好工作，转移到北京。在北京，他通过郭欣农介绍，与北京地下党接上关系，担任北京弘达中学党小组长、掖县同乡会党支部书记。后经北京地下党组织帮助，他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过秘书、参谋等职。同盟军失败后他辗转到龙口为商，担任掖（县）、招（远）、黄（县）三县硝磺局局长。 烽火红军旗（上部）